蓑笠翁历史随笔
历史随笔心情驿站
正文
关锋去世
余汝信
据悉，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于２００５年６月７日晚２１时４０分在北京病逝，年八十六岁。
关锋自１９６７年８月被隔离审查，系狱十五载，早已远离中国政治风云的中心。笔者自１９９９年认识关锋，此后有多次晤谈。印象中，关是一位埋头钻进“国学”中却常带着微笑的老者，与文革时代叱咤风云、批判一切的“关锋同志”已相去甚远。窃以为，中央文革中的“小三”（王、关、戚）毕竟不同于“大三”（江、陈、康），也不同于张春桥，关当年以学术界中的“左派”参与文革，当是执行者，不是决策圈里的人，也算是被利用吧（而且还是用完即弃的那一类）。
首次与关锋见面后，笔者曾记有《关锋访谈录》一文，刊于香港的《广角镜》杂志。此文经关锋过目，得以认可。当时，关锋身体还很好，并称有信心活到百岁，未想近一年一病即沉疴不起！今征得《华夏文摘》增刊编者同意，特重发此旧文，以为纪念。文中提及的“戚文”，即戚本禹。（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０日）
附： 关锋访谈录
余汝信
数周前，得一位热心老前辈引荐，会晤了关锋先生。老前辈两口子与关锋、周英夫妇友谊非浅，多年未见，相谈甚欢。受一小屋子欢愉的氛围所感染，笔者与经年闭门谢客的关老先生虽初次谋面，然却了无局促拘谨之感觉，宾主之间的一问一答，仿佛也成为老朋友般一番闲聊了。
■笔者 □关锋
原名周玉峰今年八十岁
■关于三十多年前中国所发生的事，人们已经写了很多。今天我首先感兴趣的，倒是你早年的经历。
□近年，海内外有数本哲学史方面的人物辞典，收录有详略不一的有关本人的辞条，大致上都没有什么大错，有兴趣你可以去翻翻。现在，不少人都知道了，我原来姓的是周，名玉峰，山峰的”峰”，不是后来关锋的”锋”。一九一九年出生于山东西北部与河北交界的庆云县。但辞条中没有提及的是，童年时代，我在家乡读过两年私塾，所谓念过四书吧。北伐军兴，庆云才有了洋学堂，我才有机会考取了当时县里的”最高学府”——庆云中学。那阵子，庆云中学尚未设立高中部，所以，我的最高学历，不过是普通初中毕业。
■当代中国知名的哲学史家，先生应可算一个吧。初中毕业后，就没有再从师？
□没有。青年时代，戎马倥惚（关锋一九三三年十四岁即参加中共所领导的革命活动——笔者注），哪有再上学的机会！四九年后，稍得安顿，担任过报社的社长——《黎明报》，一个地区性的报纸。又当过学校的领导——师范、党校的校长。那时候，当社长的要自己动手写稿、改稿，当校长的要亲自备课、上课，形势迫着自己读书，那时，我就是自学，幸亏，还有些四书的底子。尔后，读书、写书、写书、读书……，我的历史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五六十年代写先秦哲学史
■说到写文章、写书，据说，”关锋”之外，你还用过几个笔名？
□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笔者理解，关锋其实指的是文革以前。但今日的关锋，很注意尽量避免使用”文革”这个字眼），用过庆云、古棣、何明、东方明、撒仁兴等等。庆云，出自故乡县名。古棣，古之无棣之意。庆云这个地方，春秋时为齐无棣邑，《左传？僖公四年》载管仲语称齐“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我的家乡，即是齐国的北部边界。隋唐时置东西无棣县，至于庆云县，是迟至明朝初年才改西无棣县而设。何明、东方明，写杂文时偶尔一用。撒仁兴，取自”三人行”的谐音，那是与吴传启、林聿时一起写哲学史方面的论文时共用的。
■用得最多的，恐怕还是”关锋”吧？那么，在”六十年代中期”及之前，用关锋之名发表过什么著作呢？
□五、六十年代，以先秦哲学史为主线，我发表过三百多万字的著述。时过境迁，如今还值得一提的，大概有这么几本：《王充哲学思想研究》，一九五七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孙子军事哲学思想研究》，一九五七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孙子军事哲学思想研究》，一九五七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一九六一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一九六四年在日本发行过日文版；《求学集》，一九六二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春秋哲学史论集》，与林聿时合著，一九六三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八二年重获自由再写作
■近十多年来的著述情况，可否谈一谈？
□我是一九八二年重获自由的。一九八三年休息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之后，重新开始了笔墨生涯。八十年代中期那几年，创作欲最为旺盛，我自己规定的作息时间是早晨六时起床，外出公园活动活动筋骨，吃过早饭后，上午写四个小时，下午写四个小时，晚上再写两个小时，高峰期每天一万八千字。前几年已发表的著述总计三百六十多万字，基本上都是脱稿于那一时期。
■这一时期的著作，笔名全改用“古棣”？
□是。一九九○年，以古棣之名与夫人周英合作出了两部书，一部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和法学发生学》，三十万字；一部是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惠施思想及先秦名学》，四十万字。与周英合作的一百四十万字的《老子通》上、下册，一九九一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三年之后，以古棣为主编，戚文为副主编的一百三十五万字的《孙子兵法大辞典》，由上海科普出版社出版。
■戚文？是某位人士的笔名吗？
□是。《孙子兵法大辞典》也是他去联系出版的。
■你是否认为，后两部书是你近年最重要的著作？
□可以这么说。《老子通》印了两千八百册，供不应求，如今本人亦仅存一册。《孙子兵法大辞典》印了五千册，书店或许还有小量存书。
■近两三年还有动笔吗？
□仍习惯一天五至六小时的写作、读书。现在我仍习惯早眠早起，精力自然大不如前了，全是白天进行，晚上就不干了。这样一天大约还可以写五、六千字左右。
■是否尚有未及发表的文稿？
□有相当数量。与周英合作有九十万字的《孙子会通》；与戚文合作有《论语十日谈》、《论语今译和解说》姐妹篇，共约七十五万字；与周英还合作有一百四十万字的《通假字典》，以上已定稿的，合计已是三百万字。至于未完稿方面，有《庆云斋丛稿》——关于校勘、训诂和文字学、音韵学、语法学等方面的稿子，日集月累，现约有八十万字。拟数年之后告一段落，并在此基础上再写几本专著，书名拟为《校勘学新论》、《训诂学新论》、《汉语语法学新论》、《音韵学新论》，等等。
■看来，这几年你对于校勘训诂之学颇有心得。这与我以往所想像中的关锋真可谓判若两人！
□可能不少人都有类似误会。其实，早于六十年代中期以前，我就写过几篇有关校勘、训诂方面的文章，有几篇收入了《求学集》。如《从讨论孔子哲学想出的一点意见》、《评〈韩子浅解〉》、《训诂札记》、《“郢书燕说”及其他》。从以上文章的观点来看，人们应该得到我当时已经比较重视校勘、训诂学的结论。在八十年代著的《老子通》里，我也曾经批评过某些出版物忽视校勘、训诂的不良学风。我说：不懂外文，不能望文生义，而古文是可以望文生义的。把“神器”解释为神妙之器，把“入军不能甲兵”解释为进入战阵刀枪不入，见到“均”字就是均分财产，就是平均主义，如此等等，那谈得上科学研究！今天，我仍坚持认为古籍的校勘、训诂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必须加强。我赞同胡适先生所说的，发现一个古字古意，如同发现一颗行星。对于古籍的校勘、训诂，前人没有涉及或没有解决的问题还相当多。乾嘉学派的成就和有效的方法，我们应该继承，但今人更应该有所发展，不能永远停留在乾嘉学派的水平上。
■音韵学方面，先生有何见解？
□王力先生（不是前中央文革的王力，是北大中文系的王力教授）在这方面是很有成绩的，但有些重要的问题看来离最终解决还有一段距离，我个人认为可以有新的方法去解决。我的一些新观点，将会反映在正在构思的《音韵学新论》一书中。王力先生研究音韵，从押韵上研究较为深入，而缺乏从古地名、古姓氏方面与现代读音不同的例子收集起来加以分析。如姜子牙的“牙”古念“吴”，现代牙含章先生的“牙”仍念“牙”。为什么？因为姜子牙是东夷族之后，牙含章是西夷族之后，两夷族的念法就不一样。山西“洪洞县里无好人”的洪洞，古时念“同”而不念“洞”，今也还是念“同”。为什么？值得探究。
六十万字《论哲学》正动笔
■还有其他计划吗？
□还有一些。正在动笔的有计划六十万字的《论哲学》，十余万字的《中国上古史大纲》，后者首章已在山东《哲学战线》上发表。约十五万字的《赫拉克利特新探》，我唯一一部关于外国哲学家的专著已完成过半，另《上古天文历法新探》正待杀青。六十年代出的《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将会有八十岁的新订稿。一九九一年版的《老子通》亦将会作出新的修订，版权问题一俟解决，将会再版。
■文化大革命方面，有没有准备写点什么？
□没有！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任何构想。今天没有，将来也绝不会有。我反倒是听到一些传闻，据称有不逞之徒要伪造我的回忆录，听说书名居然也有了，什么《文革回忆与反思》，准备寄到日本某出版社出版，实在荒唐！如果这个胡编乱造的所谓本人的回忆录能够出版，那将对我个人名誉造成极大的损害！如有机会，请代我向海内外各界作出澄清：我没有写过任何回忆录，如果一旦市面上出现类似出版物，那一定是托伪之作。
■这些扫兴的事，不提也罢！今年，你已八十高寿了，今日所见，你身体硬朗，思维敏捷，有如六十开外。不是恭维，可否请教你的养身之道？
□三句话，十二个字：用进废退，清心寡欲，经常运动。我相信，脑子越用越灵。平日，我轻易不食肉，粗茶淡饭，多食些鱼，对身体有好处。年青时爱打篮球，在学校当校长时是管球队的。八二年后，坚持早起散步，近年做气功，我做的是香功。
■祝你长寿！
□谢谢。不瞒你说，我个人有信心活到一百岁。
余汝信
据悉，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于２００５年６月７日晚２１时４０分在北京病逝，年八十六岁。
关锋自１９６７年８月被隔离审查，系狱十五载，早已远离中国政治风云的中心。笔者自１９９９年认识关锋，此后有多次晤谈。印象中，关是一位埋头钻进“国学”中却常带着微笑的老者，与文革时代叱咤风云、批判一切的“关锋同志”已相去甚远。窃以为，中央文革中的“小三”（王、关、戚）毕竟不同于“大三”（江、陈、康），也不同于张春桥，关当年以学术界中的“左派”参与文革，当是执行者，不是决策圈里的人，也算是被利用吧（而且还是用完即弃的那一类）。
首次与关锋见面后，笔者曾记有《关锋访谈录》一文，刊于香港的《广角镜》杂志。此文经关锋过目，得以认可。当时，关锋身体还很好，并称有信心活到百岁，未想近一年一病即沉疴不起！今征得《华夏文摘》增刊编者同意，特重发此旧文，以为纪念。文中提及的“戚文”，即戚本禹。（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０日）
附： 关锋访谈录
余汝信
数周前，得一位热心老前辈引荐，会晤了关锋先生。老前辈两口子与关锋、周英夫妇友谊非浅，多年未见，相谈甚欢。受一小屋子欢愉的氛围所感染，笔者与经年闭门谢客的关老先生虽初次谋面，然却了无局促拘谨之感觉，宾主之间的一问一答，仿佛也成为老朋友般一番闲聊了。
■笔者 □关锋
原名周玉峰今年八十岁
■关于三十多年前中国所发生的事，人们已经写了很多。今天我首先感兴趣的，倒是你早年的经历。
□近年，海内外有数本哲学史方面的人物辞典，收录有详略不一的有关本人的辞条，大致上都没有什么大错，有兴趣你可以去翻翻。现在，不少人都知道了，我原来姓的是周，名玉峰，山峰的”峰”，不是后来关锋的”锋”。一九一九年出生于山东西北部与河北交界的庆云县。但辞条中没有提及的是，童年时代，我在家乡读过两年私塾，所谓念过四书吧。北伐军兴，庆云才有了洋学堂，我才有机会考取了当时县里的”最高学府”——庆云中学。那阵子，庆云中学尚未设立高中部，所以，我的最高学历，不过是普通初中毕业。
■当代中国知名的哲学史家，先生应可算一个吧。初中毕业后，就没有再从师？
□没有。青年时代，戎马倥惚（关锋一九三三年十四岁即参加中共所领导的革命活动——笔者注），哪有再上学的机会！四九年后，稍得安顿，担任过报社的社长——《黎明报》，一个地区性的报纸。又当过学校的领导——师范、党校的校长。那时候，当社长的要自己动手写稿、改稿，当校长的要亲自备课、上课，形势迫着自己读书，那时，我就是自学，幸亏，还有些四书的底子。尔后，读书、写书、写书、读书……，我的历史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五六十年代写先秦哲学史
■说到写文章、写书，据说，”关锋”之外，你还用过几个笔名？
□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笔者理解，关锋其实指的是文革以前。但今日的关锋，很注意尽量避免使用”文革”这个字眼），用过庆云、古棣、何明、东方明、撒仁兴等等。庆云，出自故乡县名。古棣，古之无棣之意。庆云这个地方，春秋时为齐无棣邑，《左传？僖公四年》载管仲语称齐“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我的家乡，即是齐国的北部边界。隋唐时置东西无棣县，至于庆云县，是迟至明朝初年才改西无棣县而设。何明、东方明，写杂文时偶尔一用。撒仁兴，取自”三人行”的谐音，那是与吴传启、林聿时一起写哲学史方面的论文时共用的。
■用得最多的，恐怕还是”关锋”吧？那么，在”六十年代中期”及之前，用关锋之名发表过什么著作呢？
□五、六十年代，以先秦哲学史为主线，我发表过三百多万字的著述。时过境迁，如今还值得一提的，大概有这么几本：《王充哲学思想研究》，一九五七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孙子军事哲学思想研究》，一九五七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孙子军事哲学思想研究》，一九五七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一九六一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一九六四年在日本发行过日文版；《求学集》，一九六二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春秋哲学史论集》，与林聿时合著，一九六三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八二年重获自由再写作
■近十多年来的著述情况，可否谈一谈？
□我是一九八二年重获自由的。一九八三年休息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之后，重新开始了笔墨生涯。八十年代中期那几年，创作欲最为旺盛，我自己规定的作息时间是早晨六时起床，外出公园活动活动筋骨，吃过早饭后，上午写四个小时，下午写四个小时，晚上再写两个小时，高峰期每天一万八千字。前几年已发表的著述总计三百六十多万字，基本上都是脱稿于那一时期。
■这一时期的著作，笔名全改用“古棣”？
□是。一九九○年，以古棣之名与夫人周英合作出了两部书，一部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和法学发生学》，三十万字；一部是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惠施思想及先秦名学》，四十万字。与周英合作的一百四十万字的《老子通》上、下册，一九九一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三年之后，以古棣为主编，戚文为副主编的一百三十五万字的《孙子兵法大辞典》，由上海科普出版社出版。
■戚文？是某位人士的笔名吗？
□是。《孙子兵法大辞典》也是他去联系出版的。
■你是否认为，后两部书是你近年最重要的著作？
□可以这么说。《老子通》印了两千八百册，供不应求，如今本人亦仅存一册。《孙子兵法大辞典》印了五千册，书店或许还有小量存书。
■近两三年还有动笔吗？
□仍习惯一天五至六小时的写作、读书。现在我仍习惯早眠早起，精力自然大不如前了，全是白天进行，晚上就不干了。这样一天大约还可以写五、六千字左右。
■是否尚有未及发表的文稿？
□有相当数量。与周英合作有九十万字的《孙子会通》；与戚文合作有《论语十日谈》、《论语今译和解说》姐妹篇，共约七十五万字；与周英还合作有一百四十万字的《通假字典》，以上已定稿的，合计已是三百万字。至于未完稿方面，有《庆云斋丛稿》——关于校勘、训诂和文字学、音韵学、语法学等方面的稿子，日集月累，现约有八十万字。拟数年之后告一段落，并在此基础上再写几本专著，书名拟为《校勘学新论》、《训诂学新论》、《汉语语法学新论》、《音韵学新论》，等等。
■看来，这几年你对于校勘训诂之学颇有心得。这与我以往所想像中的关锋真可谓判若两人！
□可能不少人都有类似误会。其实，早于六十年代中期以前，我就写过几篇有关校勘、训诂方面的文章，有几篇收入了《求学集》。如《从讨论孔子哲学想出的一点意见》、《评〈韩子浅解〉》、《训诂札记》、《“郢书燕说”及其他》。从以上文章的观点来看，人们应该得到我当时已经比较重视校勘、训诂学的结论。在八十年代著的《老子通》里，我也曾经批评过某些出版物忽视校勘、训诂的不良学风。我说：不懂外文，不能望文生义，而古文是可以望文生义的。把“神器”解释为神妙之器，把“入军不能甲兵”解释为进入战阵刀枪不入，见到“均”字就是均分财产，就是平均主义，如此等等，那谈得上科学研究！今天，我仍坚持认为古籍的校勘、训诂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必须加强。我赞同胡适先生所说的，发现一个古字古意，如同发现一颗行星。对于古籍的校勘、训诂，前人没有涉及或没有解决的问题还相当多。乾嘉学派的成就和有效的方法，我们应该继承，但今人更应该有所发展，不能永远停留在乾嘉学派的水平上。
■音韵学方面，先生有何见解？
□王力先生（不是前中央文革的王力，是北大中文系的王力教授）在这方面是很有成绩的，但有些重要的问题看来离最终解决还有一段距离，我个人认为可以有新的方法去解决。我的一些新观点，将会反映在正在构思的《音韵学新论》一书中。王力先生研究音韵，从押韵上研究较为深入，而缺乏从古地名、古姓氏方面与现代读音不同的例子收集起来加以分析。如姜子牙的“牙”古念“吴”，现代牙含章先生的“牙”仍念“牙”。为什么？因为姜子牙是东夷族之后，牙含章是西夷族之后，两夷族的念法就不一样。山西“洪洞县里无好人”的洪洞，古时念“同”而不念“洞”，今也还是念“同”。为什么？值得探究。
六十万字《论哲学》正动笔
■还有其他计划吗？
□还有一些。正在动笔的有计划六十万字的《论哲学》，十余万字的《中国上古史大纲》，后者首章已在山东《哲学战线》上发表。约十五万字的《赫拉克利特新探》，我唯一一部关于外国哲学家的专著已完成过半，另《上古天文历法新探》正待杀青。六十年代出的《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将会有八十岁的新订稿。一九九一年版的《老子通》亦将会作出新的修订，版权问题一俟解决，将会再版。
■文化大革命方面，有没有准备写点什么？
□没有！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任何构想。今天没有，将来也绝不会有。我反倒是听到一些传闻，据称有不逞之徒要伪造我的回忆录，听说书名居然也有了，什么《文革回忆与反思》，准备寄到日本某出版社出版，实在荒唐！如果这个胡编乱造的所谓本人的回忆录能够出版，那将对我个人名誉造成极大的损害！如有机会，请代我向海内外各界作出澄清：我没有写过任何回忆录，如果一旦市面上出现类似出版物，那一定是托伪之作。
■这些扫兴的事，不提也罢！今年，你已八十高寿了，今日所见，你身体硬朗，思维敏捷，有如六十开外。不是恭维，可否请教你的养身之道？
□三句话，十二个字：用进废退，清心寡欲，经常运动。我相信，脑子越用越灵。平日，我轻易不食肉，粗茶淡饭，多食些鱼，对身体有好处。年青时爱打篮球，在学校当校长时是管球队的。八二年后，坚持早起散步，近年做气功，我做的是香功。
■祝你长寿！
□谢谢。不瞒你说，我个人有信心活到一百岁。
精神上完全没有自由的人，他的学问再好，有何价值呢？
文革后期，关锋的孩子下放农村，回到现在的山东省庆云县务农，受尽当地干部群众的歧视。山东省庆云县这个地方在他年轻的时候，属于河北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