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林彪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系列之二

【原创】林彪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系列之二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内中特别有这么一句：“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一看起来，好像林彪也是中央文革小组中的一员。实际上这是很不科学的讲法。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它正式成立时，中共中央的通知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此四人被提名为郭影秋、邓季翘、杨植霖、刘文珍，但中央并没有没有正式文件公布他们加入中央文革。 八月二日，中共中央又发通知，“决定陶铸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但到了一九六六年底，尹、郭、邓、杨、刘就受到冲击，不再参与中央文革工作，一九六七年元旦刚过，一月四日，陶铸被打倒。随之，王任重也被打倒。一月四日，刘志坚又被打倒，谢镗忠是总政的，自然也不免被打倒。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小爬虫”王力、关锋又被揪出来，九月，穆欣也成了“特务”，一九六八年一月，“小爬虫”戚本禹又被揪出。于是，“中央文革”的成员仅剩下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了。陈伯达渐渐地在向林彪靠近，康生公开露面不多，所以，一九六七年八月以后的“中央文革”，实际上成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代名词。

而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呢？周恩来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中央文革(小组，笔者注) 是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新生力量，在文化大革中起了重要作用，直接执行了毛主席交给的任务” 。可见，中央文革小组和林彪没有隶属关系，实际上，中央文革小组是直接听命于毛主席的。在“反击二月逆流” 后，作为政治局常委或委员的李富春、陈毅、谭震林等七人被迫“靠边站”，中央文革小组夺取了政治局的大权。中共八届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公报》（1968年10月31日）对中央文革的统治地位予以法定确认：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公报》紧接著宣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份权力。” 中共九大开会时，“中央文革”成员坐在主席台左边，政治局委员坐在右边，主席团名单亦是“中央文革”成员排列在前，政治局委员排列在后。而林彪则是另外一个相当独立的力量。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林彪又必须处理好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可以说是水火并济又不相容。

首先由于江、张、姚的政治数量级无法企及林彪于万一，林彪曾鄙夷地说，张春桥、姚文元这种名字他过去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对江青呢？ 林彪不只一次骂过江青而且还时时刻刻提防江青染指军队。林彪嘱咐叶群：“不能让这个女人插手军队，军队不能乱。” 毛泽东从组织上规范了军队在运动中的位置，指示成立“军委文革小组”，江青出任顾问，穿上军装以后，又担任副组长之职，就像“中央文革”小组一样。 林彪随后指示秘书起草《军委命令》，实际上是针对江青的预防措施，保护军队。 毛泽东退回了原件，批示：“此令作废。军队要介入。军队不能成为防空洞、避风港。” 虽然林彪瞧不起中央文革小组，但也有合作的经历。1966年8月，负责编选总政版语录的解放军报社将“前言”中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进行了改写，上报送审时对署名问题提出两种意见，一是仍署“总政治部”，一是为便于公开出版和对外发行，改署“人民出版社”，这一请示报告最后转到中央文革小组。 12月15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开会讨论语录问题，会议决定将语录“前言”的署名由原“总政治部”改为“林彪”。12月17日，全国报纸在显著位置发表了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但是合作远没有矛盾的多。因为林彪不希望把战火烧向军队，而江中央文革小组却是要烧焦军队。其中在在对待总主任萧华的问题上，林彪曾一再叮咛叶群：“萧华不能轻易点名打倒，这样大的事必须请示主席。” 但是江青紧盯萧华不放，拉住叶群迫林彪表态，林彪对叶群发脾气：“这个女人很讨厌！得寸进尺，要小心。不要再让她见我。萧华历史上没有错误，红小鬼出身，对待他一定要慎重。” 萧华最终还是被江青打倒。 但是林彪向毛泽东推荐十二军军长李德生出任总政治部主任， 张春桥事后向江青讲，林彪就是不想让我们插手军队。

九大之后，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取消，在客观上削弱了以江青为首的原小组成员的权力。虽然在1970年11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它指出：“为了党在目前进行的组织宣传工作，实施统一管理，中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中央组织宣传组设组长一人，由康生担任，组员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同志担任。但是这离中央文革小组想掌握真正国家权力的目的太远，不免失落感大有。江青发牢骚说：“自九大以来，我基本上是个闲人。”因为随着刘邓集团的彻底打倒，中央文革小组已经象英雄无用武之地。中央组织宣传组权力是不小，但是却没有批斗杀和远没有代替中央政治局的风光。 相反的是林彪的权势在九大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林彪不仅成了法定的“接班人”，而且通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能更多和更直接地掌握军权。在文革早期由于执行路线的相同性， 尽管在有些问题上也曾发生矛盾，但总的说是密切合作的。但在九大以后，这种密切合作得关系被打破了。张春桥曾嘲笑黄永胜：“是个大老粗，什么也不懂。” 林彪在同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会面时说：“张、姚是无名小卒，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也没有做过什么大的工作，不过是个小记者。” 实力大增的林彪集团和不甘寂寞的江青一伙，互相倾轧，愈演愈烈，最后在庐山会议上有了高潮的演出， 终于从水火并济走向了不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