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的孤立”的既视感与新感

    “光荣孤立”的既视感与新感
      法语的“déjà vu”有既视感、或似曾相识、幻觉记忆的意味，也译为“幻觉记忆”，是人类在现实环境中（相对于梦境），突然感到自己“曾于某处亲历某过画面或者经历一些事情”的感觉。相反的“新感”（Jamais vu），在法语中意为“从未见过”。
美国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光荣孤立”过，日语有谚语：“鱓（Komame）的歯軋”、“鯔跳跃鯊也飞”。联合国大会的舞台有许多“正能量”的展示：是中外杰出政治家和领导人的智慧与风采的展台。
    肯尼迪：人类必须终结战争，否则战争就将终结人类
    邓小平：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曼德拉：实现人类福祉必须成为每一个社会的目标
     当然也有“负能量”的宣泄：
     2020年9月联大75周年，在近8分钟的发言中特朗普点名中国12次，他还指责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是以牺牲人类环境为代价的。
    联大从来不缺少大国之间的争吵，甚至也不乏领导人互相影射。尤其是来到联大的各国领导人性格迥异，其中也不乏一些“火爆脾气”。
1960年10月12日，联大期间，菲律宾代表一句东欧百姓“政治和公民权利遭到剥夺”的发言激怒了坐在台下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据当时的媒体报道，被激怒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当众脱下右脚的鞋向菲律宾代表挥舞，还不停敲打桌面，引来全场侧目。
   2009年，时任利比亚总统的卡扎菲在执政40年后首次来到联大，要求大会在介绍时将他称为“众王之王”，随后情绪激昂地讲了足足一个半小时，大大超过了15分钟的建议时长，其间他一边说着“我受够了”，一边把手中的《联合国宪章》撕下了一页，向主席台扔去。
    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宣称“9•11”是美国自行制造的言论一度引发西方国家代表集体离席，而2006年，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发言也曾招来古巴代表团的退场抗议，在布什发言后第二天登台的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更是口出不逊，表示“这里一定是有魔鬼来过了，现在还有一股硫磺味。”
     第75届联合国大会继续进行，中美代表在联合国会议上持续互批，成为媒体主要关注焦点，也让重要议题无法得到完整讨论。
  “你们每个人都很无耻”
    联合国安理会视频首脑会议9月24日举行，中美继续互控对方将新冠病毒（SARS-CoV-2）政治化，戏剧性发言让重要议题失焦。9月25日指出，会议中首先发言的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他重申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并暗指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和叙利亚等国进行制裁，反对“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以维护国际法的权威和神圣性。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Sergey Lavrov）呼应王毅的说法，继续暗指美国自私自利。这一连串的发言点燃了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Kelly Craft）的怒火，说“你知道，你们每个人都很无耻，我对今天的讨论内容感到既惊讶又恶心。其实我真的对安理会感到相当羞耻，安理会的成员们借此机会把焦点放在政治恩怨上，而不是放在眼前的关键问题。我的天啊”。
    德国之声提到，在场的其他国家大使对克拉夫特的语气感到不解，一名在场的外交官匿名表示，克拉夫特“非常咄咄逼人”，会议其实“或多或少有共识”，接着不久克拉夫特就离开视频会议。
     让人想起上世纪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外交一幕：
      松冈洋右“洒脱”走出国联大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趾高气扬地宣称这是“光荣孤立”。
1933年2月20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一旦国联大会通过李顿调查报告，日本就退出国联。结果2月24日大会投票时，45名国联成员中，有42张赞成票，日本彻底败北。  
于是松冈洋右在会场上大喊“日本政府与国际联盟的合作已到极限”，带领手下“愤然退场”。
      从事后的历史走向来看，松冈洋右“洒脱”地走出国联大门那一刻，日渐膨胀的日本帝国选择了自认为“光荣孤立”而其实是一意孤行的不归路。
     从“光荣的孤独”直达“军国歧途”，至此终于再无任何机会回头。

     

      日本赴国际联盟全权代表松冈洋右“洒脱”地走出国联。1933年4月，松冈洋右从瑞士日内瓦回到东京。因为他刚刚态度强硬地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深得国内民心，大批老百姓聚集火车站迎候，而松冈洋右就像凯旋的将军一样从人群中走过。
     日本之所以退出国联，是针对“九一八事变”后李顿调查团看上去不利于日方的报告结论。受国联委派赴中国东北实地调查的原英属印度总督李顿，在1932年10月提交的报告中称：“九一八事变”不算日方一再声称的“自卫行为”“满洲国”脱离中国独立，不是当地人民的想法，而是外来的日军以武力强加。日本之所以退出国联，是针对“九一八事变”后李顿调查团看上去不利于日方的报告结论。受国联委派赴中国东北实地调查的原英属印度总督李顿，在1932年10月提交的报告中称：“九一八事变”不算日方一再声称的“自卫行为”“满洲国”脱离中国独立，不是当地人民的想法，而是外来的日军以武力强加。
    尽管李顿报告中话锋一转，作出如下表述：国联尊重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居住权、经商权，并建议在保持中国主权前提下，建立“满洲自治政府”，由国联派专人指导；中国东北成为非军事地区，国联设立特别警察署维持治安；中日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显而易见，在西方列强主导下的国联对日本做出了巨大让步，毕竟远东只有这么一个强国，需要让它打头阵，拖住新生的共产主义苏联，况且1929年大萧条之后，欧美各国元气尚未恢复，也没有足够能力压制日本。正如当时日本陆军省干部铃木贞一所言：“国际联盟无非是在言论上吵吵闹闹，不会拿出力量来攻击我们。”
      日本强硬派一方面加紧将“满洲国”这锅生米煮成熟饭，一方面高调退出国联，在一般易受鼓动的日本民众眼中，无疑大快人心。但当年的日本内阁，除外相内田康哉外，几乎全员反对退出国联。松冈洋右远赴日内瓦的最初使命，并非退出国联，而恰恰是要极力保住在国联的位置，设法寻求“九一八事变”后有利于日方的和解方案。
      1932年12月召开的国联大会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所作所为饱受各方指责，唯有英、法两大国代表对此轻描淡写。似乎是受此微妙暗示鼓舞，松冈洋右在以英语发表的演讲中，居然将日本比作耶稣，高喊“虽然欧美国家要将20世纪的日本在十字架上凌迟处死，但正如耶稣在后世会为人所理解一样，日本的正当性也一定会在日后得以彰显！”
      这篇奇谈怪论，意外地收到效果，不少国家代表惊叹松冈洋右过人的英语能力之余，更对日本产生了同情。紧接着，日方在国联会场上播放了南满洲铁道公司拍摄的纪录片，大力宣传日本“合并”了台湾与朝鲜之后，当地生活条件如何获得飞跃。影片终了，连一向反对日本行径的捷克代表都拍手称赞（联想当今的捷克一些人的行经）。
      眼见国际舆论风向转变，英国外相约翰·西蒙私下找到松冈洋右，以李顿调查报告为底本，提出一份对日方作更多让步的妥协案：将“九一八事变”与“满洲国”争议从国际问题转化为地区问题；联合几个与中国利益相关的国家，共同建立委员会；“满洲自治政府”成立后，聘用日本人作为军事顾问。
      西蒙外相明确表态：无论日方接受与否，英国都会积极推动这份提案在国联大会上通过。
      在此紧要关头，日本关东军突然在1933年1月占领山海关，进军热河省（今内蒙古、辽宁、河北各一部，以承德为省会）。一旦日方接受英国提出的妥协案，此次出兵等同违约，日方将会受到国联制裁。
      此类事件若发生在国内政局较为正常的国家，政府下令撤军就完事了，但在当时的日本，军部日益独断独行，外务省对此束手无策。军方强硬派连首相都敢暗杀，更别提外务省官员了。
     这时候，外相内田康哉致电松冈洋右，要求他继续观察国联动向，力争促使国联停止干涉“满洲国”问题。松冈洋右接电后大为光火，发牢骚说：“不顾已有成果，一味要求国联不插手，这种事情政府一开始就知道不可能吧！”
      事已至此，夹在军部与国联之间的日本外务省想出一条“妙”计：干脆退出国际联盟！国联再厉害，总不能制裁一个不再陪你玩的国家吧？
      1933年2月20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一旦国联大会通过李顿调查报告，日本就退出国联。结果2月24日大会投票时，45名国联成员中，有42张赞成票，日本彻底败北。于是松冈洋右在会场上大喊“日本政府与国际联盟的合作已到极限”，带领手下“愤然退场”。
      从事后的历史走向来看，松冈洋右“洒脱”地走出国联大门那一刻，日渐膨胀的日本帝国选择了自认为“光荣孤立”而其实是一意孤行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