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住“乌鸦嘴”

      奥运会已经摆脱了神秘数字魔咒般的纠缠。
      有人说那０８年０８月０８日０８时开幕的奥运会在“八”字的咒魔之下，２００８年让中国人吃尽了苦头。那所有关于“八”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而且都
应验了自然灾害。而最坏的事情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潜心开好奥运会了。
     在1·25=０８(年)雪灾, 3·14=０８(月)藏独灾,
      5·12=０８(日)震灾都已经过去成为实事，
    最近的6·11日=08(时)出现了中国罕见的造成169人死亡3800万人受灾的洪水灾害
已经成为了现实。中国报导的不多,但确实在６月１１日开始发生的强降雨,使中国西南部、华南、江南、浙闽沿海的暴雨洪水造成了死亡失踪超过２００多人，倒塌房屋超过１２万间，直接经济损失２６０亿元”。
      如贵州安顺遭受的烘滂就一次性地让17．9万人被卷入到灾难之中。 不仅如此,如果按照一些人的传说,５福娃带来５方百姓灾难的迷信都已经统统都成为了现实。
      但愿是这最后的灾害吧。
      如:西藏的羚羊导致的西藏事件灾难；
      圣火导致的传递被袭击事件灾难；
      燕子形象的风筝出现了山东火车出轨事件灾难；
      熊猫意味着的四川汶川地震灾难；
      水和鱼象征的长江、珠江、西江、闽江等流域部分干流和支流超警戒水位造成的
洪水灾害。 一个接连一个真是“好事多磨”、灾难接踵而至，都已经成为了现实。所有
的“乌鸦嘴”所说的东西该得祸都已经成了祸了。
      没有任何新的说法了吧!但愿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福来。
愿中华大地从此泰平化险为夷，愿北京奥运顺利召开，愿国民从此有一休养生息的时刻。

　　公元234年8月28日，诸葛亮病逝于北伐途中的五丈原。
　　诸葛亮死后，蜀汉的相权经过三代传承，分别为蒋琬、费祎、董允，他们与诸葛亮合称“蜀中四相”。
　　费祎，是蜀汉名臣，允文允武，是继诸葛亮以后，蜀汉最强大的一根支柱。
没有人能够想到，这位蜀汉的柱国大臣，在三十多岁时，死于一场宫廷宴会的刺杀行动。
　　刺客是魏国降蜀的大将，郭脩。
　　郭脩曾是曹魏的中郎将，在魏蜀战争中被姜维俘虏。后主刘禅念他略有才华，留他一条姓名，封他左将军。
　　郭脩并没有感念蜀汉的不杀之恩，而是时刻寻找机会准备行刺刘禅。
他经常利用道贺的机会，慢慢靠近刘禅，但总被刘禅的近侍阻挡在外面。
多次行动不成，郭脩只好转移目标，把目标锁定在蜀汉二号人物，大将军费祎身上。
　　结果，让他一次得逞。
　　魏蜀两国本来是血海深仇的冤家，经过费祎遇刺一事后，双方的矛盾到了更加不可调和的地步。
　　此事传到魏国，魏厉帝曹芳得知此事，大喜。在魏国给郭脩开了一个盛大的追悼会，并追封郭脩为长乐乡侯。
　　史书是这样记载的：
　　故中郎西平郭修，砥节厉行，秉心不回。乃者蜀将姜维寇钞修郡，为所执略。往岁伪大将军费祎驱率群众，阴图窥窬，道经汉寿，请会众宾，修于广坐之中手刃击祎，勇过聂政，功逾介子，可谓杀身成仁，释生取义者矣。夫追加褒宠，所以表扬忠义；祚及后胤。
　　这段古文挺晦涩难懂，大白话说，曹芳褒奖郭脩有聂政的勇气，他行刺费祎的行为是“舍生取义”。
　　陈寿在写三国志时，关于这段故事一笔带过，没有深入加以描述，但是南北朝的裴松之忍不住对此事吐槽了。裴松之说：松之以为古之舍生取义者，必有理存焉，或感恩怀德，投命无悔，或利害有机，奋发以应会，诏所称聂政、介子是也。事非斯类，则陷乎妄作矣。魏之与蜀，虽为敌国，非有赵襄灭智之仇，燕丹危亡之急；且刘禅凡下之主，费祎中才之相，二人存亡，固无关于兴丧。郭修在魏，西州之男子耳，始获于蜀，既不能抗节不辱，于魏又无食禄之责，不为时主所使，而无故规规然糜身于非所，义无所加，功无所立，可谓“折柳樊圃”，其狂也且，此之谓也。
　　在裴松之眼里，魏国举国欢庆“郭脩行刺费祎”，实在是反应过度，而且是一场错误的狂欢。
　　裴松之站在客观的立场分析，郭脩要是死心塌地忠于魏国的义士，他应该在战败被俘时，杀身成仁以死明志，成就自己忠臣不事二主的气节。
　　然而郭脩选择了投降，还做了蜀国的左将军，拿了刘禅给他开的俸禄。
在“食君之俸禄，忠君之事”的封建社会，吃人家的、喝人家的，就得替人干活办事。
　　郭脩非但没有感恩刘禅，反而整天谋划刺杀行动，这绝对不符合道义。静下心来思考，裴松之说的话不无道理。
　　行刺是一件灰暗且上不了台面的行为，对朋友、对敌人都不应该如此。
因为一旦采取这样的手段，往往会打破固有的游戏规则。规则一旦被践踏，所有人就会为了目的，变得不择手段。进一步分析，裴松之隐藏着一个没有明说的观点。投降比行刺更加令人不齿。
　　魏蜀两国相斗多年，文官武将相互投降的不在少数。
　　有人投降后，选择缄默，比如徐庶投降曹操后，发誓不为曹操献一策；有人归降后，感念恩情，为新主赴汤蹈火再造社稷，比如姜维。
　　这些人都是“投降派”，但历史对他们的评价基本都是正面的。反之，郭脩这种拿着新老大的首级当投名状的人，被史学家所瞧不上。
　　说到底，是因为“底线意识”的缘故。
　　我们再进一步分析，如果郭脩行刺费祎被提倡的话，以后谁还敢招降对手。
招降相当于在自己身边埋下一颗地雷，与其如此，不如俘虏一个，诛杀一个，反倒图个清静。
　　这样的结果是，更多的人将会死于对手的屠刀。
　　曹芳褒奖郭脩，无异于向天下人肯定“背信弃义”的正当性，甚至鼓励所有人效仿他“破坏规矩”的行为。这场非正当性的褒奖，很快被人有样学样。
时间过去不到两年，公元254年9月。司马师带领自己的亲信，向郭太后施加压力，以曹芳胡作非为为由，上书请求罢免曹芳。
　　最终，曹芳从洛阳卷铺盖走人，由皇帝变成齐王。
　　曹芳鼓励郭脩刺杀刘禅和费祎，是不是与司马氏家族不讲道义，篡夺曹魏天下如出一辙，反正不需要考虑手段的正当性，只要符合预期的结果即可。
实际上，早在三国以前的两汉交替时期，已经出现过一位不讲道义的枭雄，此人是汉光武帝刘秀的死敌，公孙述。
　　公孙述与刘秀激战时，曾经两次派出刺客，成功刺杀刘秀的两员大将，来歙和岑彭。公孙述也因此成为一位遭人鄙视的枭雄。
　　礼记中说，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
　　古人教导我们，邻居家中办丧事，舂米的时候不唱送杵的号子；附近有人家里出殡，不要在街上唱歌。
　　这句话，不仅仅适用于街坊邻居，同样适用于敌人。
　　虽然我很讨厌安倍，但我并不认为安倍被刺一事，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更不应该成为一场过度的狂欢。这也是一种非正常的心态。
　　安倍在位时期，那些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对台大放厥词的行为，我们看到听到后，确实十分生气，这绝对是践踏了中国人的底线。
　　但对行刺者不光彩的行为，同样应该嗤之以鼻。一个真正的强者，应该正大光明地用实力战胜对手，而不是从背后偷袭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