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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团提记：今天大家都说每一个人跟整个历史长河，银河宇宙相比卑微如一粒尘埃，而一滴水又能反映出太阳的光芒。 傅聪二十来岁去波兰参加比赛，得奖以后买了一张机票直奔伦敦，在当时也是唯一的一次机会选择了自己的命运，可以说是审时度势，文革结束以后的八十年代又勇敢地返回大陆把自己的才华展现给当时还很封闭的人群，那个时候的人群是多么的渴望蓝色大海。
这篇文章可以更立体的了解傅聪先生的那段时期的经历。
丁东小群｜傅聪与胡耀邦
12/29/2020
昨天，世界著名钢琴家傅聪因感染新冠病毒，在英国逝世，享年86岁。
傅聪1934年3月10日生于上海，1943年开始学钢琴。1954年到波兰留学，1955年，获得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第三名以及“玛祖卡”最佳演奏奖，成为东方人在这项赛事中的首次获奖者。1956年，他到欧洲巡演，被誉为“钢琴诗人”。专家认为，傅聪以中国传统的哲学、伦理、诗词和美术等方面的修养，理解和解释欧洲音乐家的作品，他的演奏富于东方神韵和意境，形成了他钢琴表演的艺术特色。
傅聪的父亲是著名翻译家傅雷。1957年初，傅雷到北京参加全国宣传会议，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夜不成眠。他响应号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却被打成右派。不久，傅聪也接到回国的通知，当时离毕业还有半年。在一位英籍音乐教师的帮助下，傅聪悄悄买了从华沙飞往伦敦的机票，出走英国。这件事当时十分轰动。1965年，傅聪加入了英国籍。他说：这完全是为了生计。拿着中国护照，许多地方不准我演出。弄得我没有办法生活。傅雷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同他断绝了通信。直到半年后，他的岳父梅纽因写信多方解释、劝说，傅雷才同他恢复了通信。1966年9月3日，傅聪的父母傅雷、朱梅馥在文革高潮中，不堪凌辱，双双自尽。傅雷平反后，傅聪说：我即将毕业回国，我知道，等待我的，将是父子互相揭发、批判。对于两个自尊心很强，绝不肯违心地讲话、行事的人来说，这实在太难堪了！果真如此，前年就不是给我父亲一个人开追悼会了，很可能是开父子追悼会。他沉重地说：实在是逼上梁山。我当时确实预感到国家可能要走上一条吉凶难测的路。想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我是在极度痛苦和失望中走的。
1978年11月，音乐家吴祖强率团访问英国，和老友傅聪见了面。傅聪表示想回国看看，吴祖强建议他给邓小平写信。1978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傅聪的信上批示：“傅回国探亲或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
不久，傅聪如愿回国演奏。1981年，《人民日报》为音乐会发了广告。这时中央党校高级班一学员给胡耀邦写信，认为傅聪是“叛逃者”，对报纸广告称他为“先生”表示愤慨。胡耀邦作了批示，意思是演奏会开了也就开了，这样“大肆宣扬，真是荒唐！”一些报刊记者原定对傅聪的采访随之突然取消。
中央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是一位耿直敢言之士，1975年夏天，他曾就电影《创业》问题贴过一张批判于会泳的大字报，引起毛泽东、邓小平的关注。粉碎四人帮以后，朝野对他刮目相看。他当选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率先提出恢复《国歌》田汉原词。
他和傅聪相识不久，听到傅聪突遭冷遇，连夜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春节前后，我先后两次同傅聪长谈。我觉得有责任把我知道的情况说一说，或有助于澄清一些误解和偏见，对各方面有点益处。
促使傅聪出走的直接原因，是他的父亲，著名作家、翻译家傅雷被打成“右派”。粉碎“四人帮”后，傅聪看到了新的希望。1979年，他主动向我赴英艺术教育考察团要求回国做一点工作，考察团的同志告诉他国内条件还很艰苦。他说：我不怕，我一定要回去，什么苦我都能吃。
傅聪三次回国教学、演奏，无论学识、修养还是工作态度，都得到好评，受到赞扬。为他开车的司机说：这个专家很老实，每天就是上学校练琴、教课。星期天也不休息。商店、公园一次都没去过。离京赴沪的当天上午，他仍像平日一样到学校练琴。
谈到我们学校许多天赋很好的学生时，他说：他们都是非常之好的材料，但是往往只能发展到某一个限度。他告诉我，他父亲曾对他说：你首先要做一个人，然后才谈得到做艺术家。他认为许多学生不懂得这个道理，一味热衷于技术，热衷于国际比赛，说穿了还是热衷于狭隘的个人名利，很少去思考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目的去学习音乐，心地很狭窄。这样的人，在艺术上的发展只能是很有限的。问题在于有些教师和领导人好像也喜欢这样，因为容易出“成绩”。他还认为我们的某些艺术创作、表演中存在盲目崇拜、模仿外国的庸俗倾向，搞得非常浅薄。
一月三十日，《北京晚报》关于傅聪同中央乐团合作演出的报道，从原稿中把傅聪的名字全删掉了，但保留了同台演出的美国指挥家、乐团独唱演员的名字。这件事对他刺激很大。在北京期间，特别是后期，有的同志对他态度有点冷淡，尤其是有的记者，对他先热后冷，使他觉得伤心。我想，这样一个人，又经过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是理应获得谅解的。
我感到应当使更多的人知道傅聪的真实情况，澄清一些误解和偏见。如果在许多人心目中，傅聪始终是一个抛弃祖国、背叛人民的“叛逃者”，那么，我们像现在这样热情地邀他回来讲学、演出，自然会使人感到是很没有原则的。
李春光把信写好，第二天早上就送给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赵渢。赵渢说：你信中材料是准确的，但是不要提耀邦批示，那是内部的东西，你何以知之？更不要去批评耀邦。你把那些话统统删掉吧。李春光说：不必删。据我所知，耀邦是可以批评，而且是欢迎批评的。如果你的批评合事实，有道理，他不会生气，反而会高兴。
当天中午，李春光骑自行车来到中南海东门，把信交给一位秘书，并说：这是一个急件，请求尽快送达。下午两点，胡耀邦就读到了。他说：这件事要想个办法妥善处理，并写了一段批语。大意说：傅聪出走，情有可原。出走之后，没有做损害祖国的事。他在国外刻苦钻研业务，回国演出、讲学受到欢迎。对他，要体谅，要爱护，要关心。他在国外生活似不甚富裕，回来演出、讲学，要给一点报酬。要派一个人去同他谈一谈，以表示社会主义祖国的慈母心肠。
两三天后，文化部代部长周巍峙的秘书打电话把胡耀邦批示内容告诉李春光，并说，决定派吴祖强去上海看望傅聪。后来，周巍峙又请傅聪吃饭，询问有什么事需要帮助。傅聪说，黄宾虹送给父亲的书画，他想带几幅去英国，海关不准。周巍峙于是同外事部门联系，使之放行。
此后，傅聪数度回国演奏，都得到礼遇。
我没有见过傅聪先生。好友张森根教授和傅聪的弟弟傅敏，既是同学，又是邻居。经张先生介绍，我得以认识傅敏先生，因而了解一些傅家的故事。
1990年代，郑仲兵介绍我到李春光先生家中拜访，我和李春光先生谈得十分投机。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与世长辞。
2017年6月30日，李春光与世长辞。
2020年12月28日，傅聪与世长辞。
本文的三个主人公都走了。当年那种冰雪消融，大地回春的景象，成为历史的一页。然而，胡耀邦的虚怀若谷，李春光的仗义执言，傅聪的艺术追求，将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