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儿子：提前15年的信 (第二十三封)

第二十三封  

  小语：

        我，你的爸爸，是个不安份，有点浪漫的人。你记得，在前面的信中，我记述过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动撤出的事儿。到了90年代初，我又有一次大转移；那时，我在高校已从助教、讲师而教授，干了三十多年；却离开了。于是，我有了一次“下海”的经历。

       “下海”是一个专有名词，指那些未曾经商而进入商界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我先进入文化艺术联合会，从教授转为专业作家；然后以作家的身份，带着一个课题——经济变动与文化变动——去中国南方最大的经济特区进行考察；逐步深入了商界。

        这需要转换角色，而转换角色是一种煎熬和考验。

我一下飞机，不知道该住在什么地方；身上只有人民币4000元，住宾馆只能住几天。幸好我有一个学生，是一个市驻特区办事处主任；他留我在他那儿住了一段时间。我立刻想到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4000元是支撑不了几天的，钱花完了怎么办。有四个字——“英雄落难”——在我脑中浮现。“英雄”我沾不上，“落难”却成了我的现实。我在高等学校是教授，在学界也稍有名气。授课、讲学、参加学术会议，有人接送，有人安排，光光彩彩，舒舒服服。如今，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特区，谁认识你，你算老几。再加上你得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这更得求人，而求人是“自矮三分”的事情。我能承受吗？

我承受了。那时为了节省车钱，我花了50元，买了一辆破自行车，在南方的骄阳下奔波。这辆破车陪伴着我，一直到我当上了出版社的老总，有了汽车，才和我分手。真的，我很想念它。因为它使我平衡了心态，具备了一种健康的平民心理。而这是极其重要的，它可使你无往不胜；永远不会因为失落了什么，而一蹶不振。

我有几个朋友，也到特区来闯过。他们听说特区有较好的发展前景，便来尝试一下。在原地区、原单位，他们是记者，是教师，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而在特区，除非你是特权人物，或者本来就是大款，带着权势或巨资，否则，一切要从头开始。他们首先无法忍受那种疑惑、轻蔑、俯视的目光；不久就打道回府了。他们缺少的正是承受一切的自信心。我记得，在一个饭局上，朋友为我介绍一个人物，是一个垄断机构的头儿，据说还是当地某权势人物的女婿。我递给他一张名片，恰好此时有人过来向他讯问一个电话号码，他就用我的名片写上号码，交给那人，他压根儿不看我的名片。这是侮辱，但我毫不自馁，只是在心中升起了对于一个毫无教养的小人的轻蔑。以后的事实证明，我当场的判断无错，此人除了有“靠山”，别无所长，在权势者面前，他的表演狗性十足。

我对于从头再开始，颇有好感。我有一篇散文，题目就是《从头再开始》。一个人一生有几次从头再开始，是大幸。从头再开始，可以让你获得新的本领，增长新的才干；可以发掘出你自己都未曾认识的潜力。要知道，欢迎也好，赞美也好，总是事情的结尾，而开始常常是默默无闻的、灰暗的，有时甚至是屈辱的。你要勇于面对这默默无闻、灰暗、屈辱的开始，敢于以此为起点发起冲锋，奔向新的目标。这才是男子汉。

在这开始的时刻，自信是多么的重要，并且应当有一点儿我行我素的气度。不要太在乎他人一时的评价，关键是准确的自我评价；更不要拿别人的错误和卑鄙来折磨自己、压倒自己。英国的大诗人拜伦有几句诗，我是铭刻在心的。

 

爱我的，

我报以叹息，

恨我的，

我报以微笑；

无论头上是怎样的天空，

我准备承受任何风暴！

 

在特区，我先后做了三件事情。先在一家外资企业当文化顾问，然后去一个杂志社，当了执行主编，最后接受政府委托，创办了一家出版社；前后八年。

文化顾问只当了几个月。因为，董事长，一个外籍华人，把总经理甩进监狱，把资金卷走，企业也就垮掉了。但我并没有一走了之，我和一部分职工，为总经理打抱不平，大家凑钱，参与法律诉讼；书写材料，向有关部门反映实情。材料基本上都出自我手。一年后，总经理无罪释放。他向我表示感谢；一旦资金追回，定要酬谢。后来，官司赢了，资金却没有追回，酬谢自然也无从谈起。但是，我很满足，我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经历，对社会生活有了更深的认识，而更重要的是，再一次证明，我是正直的人，正直的公民。一般来说，“顾问”是一个虚职，不料，我竟干得如此的实实在在。

在杂志社有一年多时间。起先，我几乎是一个“临时工”，默默地做着普通编辑的工作。因为有着平民心态，自我感觉良好。不久，因有人事变动，我成了执行主编的首选。在那儿，我多了几个至今仍有联系的好朋友。

不久，当地主管出版的政府领导找到了我，邀请我出任法人代表、总编辑，筹建一个出版社。因为，这个出版社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国家不投一分钱的事业经费，也不以政府名义替你向银行贷款，需要通过民间渠道筹集资金，并且自负盈亏，我这就真正下海了。

我接受这个任务之后，被带到北京，向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有关领导汇报筹建情况、办社规划。我明白，这实际上，是一次面试。完成了这个程序之后，我领到了国家新闻出版署准予办社的批复；一个新的征程开始了。

对我来说，这是全新的事业。

出版社虽是企业，但它的产品——图书又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禁区不少，禁忌很多，稍有不慎，后果难料。

尤其是经济上，困难重重。政府不出一分钱；没有抵押，也无法向银行贷款。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白手起家。

就这样，我带着几个职工，从租用办公室，购买家具、办公用品、电脑空调。。。。。。开始了一个出版社的运营。其间，最头痛的是筹措资金；要制定一个吸引资金的政策，要东奔西走，求爷爷告奶奶；要慷慨激昂地宣传，要娓娓动听地劝说；要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语言系统，和三教九流大交道。

这是一个体力、智力、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全方位的磨练。有顺境、逆境、成功、失败。。。。。。更要有经历升沉起伏心理承受能力。

三年半以后，出版社有了自己的办公房，有了汽车，有了70多人的职工队伍，有了一年近二百种图书的出版能力。

我认为，出版社已走过了草创阶段；我便带着两位同事去美国考察，准备回国之后，制定一个新的规划，把出版社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有一天傍晚，我在办公室起草新规划，工作人员劝我休息一下，说是新买了乒乓桌，来打一局吧。我高高兴兴地拿起了球拍，挥拍上阵。而我疏忽大意，没有换鞋，穿的是皮底鞋；急救一个险球，滑倒了；结果是髌骨骨折，住院治疗70多天。

就在我高卧病榻的一日，来了两位政府官员，在我床前宣读了一纸文件，内容是免去法人代表、总编辑的职务。理由是年龄已届退休。至于退休之后有何安排，则不置一词。

我感到奇怪。因为原来请我出山的时候，那位政府领导说得很清楚，你是教授级的专家，退休年龄是65岁；又因为是企业，不是公务员，身体好还可以干几年。这怎么说变就变呢！

据说，当时没有签定协议书，口头承诺是可以不算数的；再加上领导也已换人，后任可以不管前任的事。

至于经济，尽管政府未投一分钱，但出版社在中国只有一种所有制——国营。因此我必须两手空空，离开出版社。

我一方面深感自己的天真和幼稚，一方面深深感谢这些处理问题的官员，他们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社会科学的课程；他们让我知道，在中国的大地上，有这样的一批“官员”竟用这样的“笔法”，在描绘着党和政府的形象。这“笔法”究竟是“真传”，还是用掉了毛的笔在“乱画”呢？党和政府难道会认可这种“笔法”吗？我不相信！因为，即便法治未竟完备，人治还需动用，也永远有一个如何做人的问题。

我的长处是不把个人命运仅仅看作是个人问题。我永远以平静的心态，冷峻的目光，通过各种各样的个人命运（包括我自己的命运），剖析社会，观察历史。在那里，我在物质上一无所获；但却获得了大大超越物质，而终于会转化为物质的巨大财富；这就是对社会，对人的认识。讲到各种个样的“官混子”，对我来说，已不是一种概念，而有一系列音容笑貌活灵活现的人物在我脑中浮现。譬如有一个高官说：“后官不管前官事。”他得意洋洋、自以为聪明，却混然不知他如何清楚地暴露了自己的卑下；这愚蠢的形象，至今历历在目；是研究社会、艺术创作的好材料。

至于我如何安排自己，我依然坚定不移地从头再开始。

也还是那句话，不敢说再创辉煌，但我确信，要不断地超越自己的昨天。

小语，社会是复杂的，历史是曲折的；一个男子汉要有承受这复杂和曲折的意志和能耐。

 

                                             敏特

                                                 2003/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