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隔的问号

不隔的问号
                                 
                                                 许纪霖
 
敏特兄：

大作《沈敏特学术论文集》的二校样，已通读一遍。今年开年第三天就读，一月二十七日读完，除了中间别的事打岔，实际上大约用了二十天。另一部《沈敏特散文随笔集》的二校样，又用了几天，略读一遍。您要出版社将校样寄我，是要我写一篇序言。这两天仔细想过，觉得序言很不好写。您谈了那么多文学理论问题，而我对此，久已隔膜；您所评论的当代作家的作品，很有一些我未读过。总括全书、接引读者的序言，实在不知从何写起。知堂自称给别人写的序言多是“不切题的序言”，那是大家大手笔，我没有那个本领。只好写这封信给您，随意谈谈我的一两点读后感，总算没有白寄来一番。如果您觉得书前一定要有一篇什么，那就把这叫作“代序”印上去，不知行不行。

您主张文学研究应着重研究当代文学，您自己就这样做。(您也深入研究了鲁迅和夏衍、曹禺的解放前之作，那么照惯例该说“现当代”，我一向觉得这个说法别扭，说不清鲁迅何以就不能入“当代”。)您在《论文学研究的当代性》中，历举曹丕《典论·论文》、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亚里斯多德《诗学》、莱辛《汉堡剧评》以及别、车、杜的代表性名论，等等，指出他们所研究(或着重研究)的，都是他们同时代的作家作品。这本来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因为论者与被论者，对我们来说都是古人了，平时模糊印象中不怎么注意其“当代性”，您这么一提，就觉得特别有启发。前些时读赵园女士的随笔集《独语》，其中《十年回首》一篇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我后来发现了我的导师，对其亲自参预开创的学科，也有着隐蔽的轻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私下闲谈时，不止一次地提示我，可以搞点专业以外的东西，比如‘向上搞’。话说得有点含糊，不像对我的师弟，但意思仍不容误解。在我的治中古文学史出身的导师，‘现代文学史研究’作为专业，不能使其学术自信获得充分的满足，是显然的。”赵园女士是王瑶先生的高足，她说的导师就是王瑶先生。《书屋》杂志一九九七年第一期载有谢泳先生的《王瑶曲折的学术道路》一文，引王瑶先生自己的话，也说他之所以从中古文学研究转到现代文学研究，是因为解放初期大学中文系课程大调整，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成了课少教师多的局面，新文学则是课多教师少，促使他改了行，“但我在思想上并没有放弃我研究古典文学的计划，因为我以为研究新文学是很难成为一个不朽的第一流学者的。”谢泳先生说：“我常常这样想：如果王瑶未因时代的转换而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他的学术成就要远胜于今日。我们多了一位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创者，但却少了一位治中古文学史的专家，这其中有什么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呢？”王瑶先生先前的中古文学史研究的成绩的卓特，很多学者都是心悦诚服的，倘使他一直研究下去，会比“半路改行”的新文学研究更其顺手，是肯定的。他自己的“不忘旧情”，有“将缣比素”之感，其心态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以为“研究新文学是很难成为一个第一流的学者的”，固然未尝不有一定的根据，若是作为一个客观的普遍的判断，我看就未必对了。研究新文学，为什么就很难成为第一流的学者呢？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固然是为第一流的；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不也同样是第一流的么？

恐怕，关键在于有没有“通识”。若仅就新文学谈新文学，而缺乏关于整个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的“通识”，自然谈不出多大名堂。正是一手开创中国小说史研究的鲁迅，学贯中西古今的鲁迅，才写得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此外的新文学研究者，自然一时还难以具备这样的条件。我说王瑶的话未尝不有一定根据，就是指此。但是他自己是有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深厚素养的，他的《中国新文学史》有深度，也正因为他有学问的缘故。他谆谆教导学生要“向上搞”，我以为，若是理解作研究新文学者，应该把“炮火”向新文学的“后方纵深”处延伸，那么他的教导是很有益的。

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好久没有读了。五十年代，曾与亡友陈迩冬偶然谈论此书。迩冬说，此书有一个缺点，就是作者先前主要是学林中人，而非新文学大潮中人；其所根据的只是纸上的材料，而没有亲身的体验。往往有书中写得很热闹，当时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事的；也有当时实际上大大有事，书中却写得很简略的。这是因为前者留在纸上的材料偶然多一些，后者偶然少一些的缘故。迩冬这个评价，我以为很精辟。本来，历史研究者，很难同时是历史参预者，所以得道成仙的人会有“青史古人多故友，传中事半非真”之叹，借用王国维的术语来说，青史之病常在于“隔”。近代现代史的研究，却有可能比较“不隔”，假如研究者同时是参预者的话，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其所以不可及，就因为研究者同时是参预者，并且不止是一般的参预者，还是主帅或大将的缘故。

野马似乎跑得太远，然而也不太远。我接着就要说，我完全赞成您主张的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并且赞赏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思想时，是以参预者的身份，“不隔”的态度，来实践自己的主张。

您的论文集，一上来就有大约二十篇批“左”的。批得坚韧，批得透彻，我读了很得教益。例如，我已经几乎忘记了解放初期一时很流行的“工人作家”“农民作家”“战士作家”之称。您却不止一次提起此事，并且指出，那时只要凭作家个人有某种战斗或“翻身”的经历，写了出来就行，那是单一的政治性文化的表现。后来，单一的政治性文化不够了，要有整体性的文化了，作家不能只凭自己的战斗或“翻身’经历来写，要从整体文化的视野来写了，“工人作家”等等的称呼也就渐渐被淡忘了。我以为这就很深刻，我还未见别人这么谈过。但是，您所批的“左”，也有些是今天早已不大成为问题的。例如，文学是不是要有“鼓舞作用”？文学要有“鼓舞作用”，是不是必须以写光明为主？现实主义是不是至上，是不是“只此一家”？这些问题上面，您花了很大力气。有时，您的力气花得甚至可以说有些“冤”。例如，您论证道：不能“以写光明为主”，关键在一个“写”字，我们的现实生活诚然是光明为主的，但是现实生活是无限的，“写”的对象则只可能是具体有限的，所以“写光明为主”是不对的，等等。您这样煞费苦心地绕来绕去，我看终于绕在里面了，不禁有些同情的好笑之感。尤其是，您在早一点时间写的几篇中，一面批“左”，一面却仍在正面肯定的意义上沿用一些“左”的错误的提法说法，例如“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直接配合当前斗争”，“触及时事”，等等，甚至提到瞿秋白时一再称之为“机会主义路线代表人物”。我并没有因为这些而减少了阅读的兴趣，反而更佩服您编集时收入这些文章，对这些地方并不改削。我认为，这些正是您的参预性的、“不隔”的态度的表现。

“十七年”中的愈演愈烈的“左”的文艺教条主义，你我都在其统治下生活过思考过，我们对之常有不满、有背离、有对立，然而也接受了它的许多大前提、大框架，这是无可如何的事实。某种居绝对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的绝对权威，不仅在于使人不敢持异议，而且在于往往“统”到人心深处，“统”到暗持异议者的心的深处，使他也不免接受了那种意识形态的一些大框架、大前提。正如您指出的，夏衍自称他这个人很容易右，但是有时也“左”，您指出解放后他否定了他自己解放前写的比较正确理解知识分子的剧本，就是他接受了“左”的大框架、大前提的结果。十年浩劫把“左”的文艺教条主义统治推向极致，使其毒性与荒谬性大暴露，浩劫过后，批“左”就容易得多了。但是，廖冰兄有一幅著名的漫画：一个人长期被塞在一个坛子里，坛子打碎了，那个人的全身却仍是坛子形状。我看，你我都不免有些像这个坛状人。我们都不免以坛状的身子，来参加捣毁坛子的工作，同时伸手踢脚，舒展身子，逐步恢复正常人的体形。我们只能这样背着许多旧负担前进，一路轻装，一路换上新的装备。比我们年轻的人，一上来就装备着各种全新的思想武装，他们来批“左”，往往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不像我们这样艰难；甚至“批”也不必“批”，干脆扔到一边去。我羡慕他们，佩服他们，但是有时也不大满足，觉得他们的理论也有些“隔”。“消灭历史的空白点”，这是一句好话。我们的十七年又加十年，不是短时间，不能让它成为一个空白点，一扔了之。您在某些“左”的大框架、大前提之下来批“左”，一时不免绕来绕去，但这绕来绕去本身，就更充分地暴露出那些大框架、大前提的内在的矛盾，非另求根本突破之道不可。例如您在“现实是光明为主”和“写的时候不能写光明为主”之中绕了许久，这已经使我们这些同样的过来人回忆起当年的困境窘境，亲切不隔。后来您完全突破了所谓“光明为主”“歌颂为主”“塑造英雄形象为主”的旧框架，再三指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是由单一政治文化，进为全体多面性文化，进为生存、温饱、发展的生命文化，这就有很大的说服力，能说明过去究竟错在哪里，现在对在哪里，前后如何相反而又相成，非是截然两橛，并且是“微观”的细致的说明，而非“宏观”的粗略的说明。

您的《风马牛也相及——论二李》一篇，我认为是全书中最见功力的扛鼎之作。鲁彦周的《古塔上的风铃》中的李永珍，谌容的《献上一束夜来香》中的李寿川，两个人物，一女一男，一显赫一卑微，一个政治野心勃勃，一个在政治的高压下战战兢兢，本来似乎风马牛不相及，毫无可比性。您把他们放在一起，左比右比，居然比出深刻的共同性来，原来这两人都是被政治异化了的人。这个政治，尽管号称无产阶级的政治，其实却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产物。

您说："在中国的传统中，政治道德化，道德政治化，文化中的政治因素与道德因素难解难分；“齐家”与“治国”都是“平天下”的前提，压缩个性与政治驯服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因此，取消私人空间，干预私人生活，具有维护政治纯洁性的意义。……而人们却以为这就是最新的政治。由于它把道德与政治扭在一起，又具有如此强大的同化力，它的威力决不止于变成一种客观的舆论和压力，更重要的是它能化为一种深入人心的自我约束力；当约束人性发展的戒条神圣化，变成毋庸置疑的理性的时候，人们对自身的人性发展的要求反而产生了恐惧感、罪孽感。"
　
说得太好了。您这段话，我已经抄成卡片保存起来。我们有过一整套的生活检讨小组会制度，会上有永无休止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平时有定期和不定期的口头和书面的思想汇报，最初是在最艰苦的革命斗争特别是武装斗争中行之有效，起过团结自己纯洁队伍严肃纪律的大作用，后来在和平环境和平时期也广泛推行于一切机关团体学校街道之中，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都被置于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之下。“文化大革命”中，先是“牛鬼蛇神”被集中到各个“牛棚”，早请罪，晚请罪，相互揭发，互打耳光。后来军宣队进驻，整个机关学校的全体成员都被集中到办公室，按连排班的编制，挤在一起睡地铺。陈翔鹤先生怕夜起时踩了别人，发明了将漱口喝水杯兼作夜壶用之法。然后下干校，家庭实际上都被拆散，每个人除了连排班的生活而外，没有了家庭生活、个人生活。这就彻底地取消了私人空间，最便于干预私人生活，最容易实行“狠斗私字一闪念”。这“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最典型的政治道德化，道德政治化。其道德标准，实际上是封建的、小农的、小市侩的道德。其政治标准，实际上是封建的、法西斯的、愚民的政治。这两股力量扭在一起，又披着最新的政治的外衣，实在势不可当，其全部效果就是压缩个性与政治驯服几乎同时进行。是的，“压缩个性与政治驯服几乎同时进行”，您这个话说得太好了。甚至粉碎“四人帮”之后，两个“凡是”支配之下，还曾有一度要在城市居民中大搞所谓“向阳院”，要把每一个楼区，每一个大杂院的私人空间私人生活都捆在一起。当时我从干校回来不久，我住的宿舍也照例成立了“向阳院”，我想，这可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幸喜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向阳院”也不了了之。现在我读了您的文章，不仅唤回了上述的全部记忆，而且，“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这真要感谢您的深刻分析和准确把握，同时也要怨您这样一来使我更深刻地再一次经历那种被压缩被驯服的战栗与回味绝望的滋味。

我曾认真地读了一些新理论新方法的文章，有好些读不懂，能够懂得一点的，多少总有“隔”的感觉，给我的教益加起来没有您这本论文集的多。即如十七年加十年中，知识分子的个性压缩与政治驯服同步进行这个问题，用新理论新方法来看，往往好像只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太软弱，甚至是“太聪明”的缘故。我很佩服那种文章的大刀阔斧的气派，使我有豁然开朗之悟。可是，有时私心也觉得好像是“站着说话不腰痛”的样子。当然，就时代而言，这是好事。鲁迅希望他的攻击时弊的文字，与时弊同时消亡。他指出，自从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儒林外史》好像也不伟大了。今之新理论新方法的使用者，自己没有十七年加十年中个性被压缩与政治上被驯服的体验，说起话来不免于“隔”，正表明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可是，时代又是参差的。你我都是有过那段经历的人，“人还在，心不死”，也想读些“不隔”的文章，这是一种参差。过去了的时代本身，也不是一刀切开的，事实上还有乱绪纷披，阴影闪动，这又是一种参差。所以，您的参预性的“不隔”的论文，仍然有不可废、不可代替的价值，至少对一部份读者来说，是这样的。

何况，您虽然也不再年轻，却已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不到十年，从一个教授，白手起家，成了一位卓有成就的出版家，如您在散文随笔集中所叙，现在是席不暇暖，飞去飞来，从海南一隅开拓了面向全国的书籍市场，最近一些重点图书的推出，更是读书界瞩目的盛举。您的心态一点也不老。这对于我这样长年伏处京郊牖下，足不履城市的人来说，倒又有些“隔”，使我有必要从您的笔下呼吸时代新空气了。

我想说的，大致是这些，当然也没有说完，但再说下去，恐怕太乱，姑且打住，引您在《改革与道德继承》一文中的话作结：希望我这篇文章仍然是一个“问号”。新道德在建设发展的过程中，传统道德也在被消化的过程中，……我们不应以仓促的结论去使之凝固。因此，重要的是进一步的观察和探讨。
　
我由此想到一个名字：“不隔的问号”，即以此奉题号作这两本书。

此，顺颂。
文棋。
　
纪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沈敏特学术论文集》，《沈敏特散文随笔集》，由广州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