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9/11劫后余生与人生感悟

第一章：劫后余生与人生感悟

 

全世界几十亿人口在这一天­——2001年9月11日——同时把目光投向纽约的双子楼。这如天外飞来的巨人般的双子楼，突然轰坍，留下大片空白的蓝天，成为全世界人民重新认识和思考21世纪的无比广阔而深遂的空间。

我陈思进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生生死死的命运，竟汇入了这举世瞩目的惨剧。我亲历了这21世纪初人类最大的事件。

应得上中国的一句老话：“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原来在加拿大多伦多Bay Street做金融软件工作，那儿相当于纽约的华尔街；我居住在多伦多皇后公园；应该说，工作和生活条件都不错。我却鬼使神差在两个半月前和妻子小玲一起来了纽约。并且，走进了世贸大厦，在华尔街证券交易公司Brut ECN任职。

要不是发生9·11事件，我还沉浸在一种兴奋、欢欣、幸福的心境之中。

那天早晨我在上班时间15分钟之前走进了80楼8067号办公室。记住这个时间是因为我习惯性地把手表取下来，放在桌子上。我瞟了一眼，正是8时15分。

我喜欢在工作前欣赏一下窗外曼哈顿的景色。远处的联合国大厦、帝国大厦，连同无数密林般的高楼，此刻都尽收眼底。再加上大桥上的车，大河中的轮船，更给人一种鼓舞人心的动感。

我曾向小玲描绘过这座大厦独一无二的奇景：有一天曼哈顿下城和中城在下雨，而远处的布朗士区和皇后区却阳光明媚，云彩似乎就在头顶飘浮，仿佛随手就能摘下一片……

我的兴奋、欢欣和幸福感，当然不只是为了这眼前的景色，而是因为这第一高楼恰好象征着我当时攀登到的人生高度。通过一言难尽的苦斗，我终于跨入标志着美国上流社会的华尔街，登上这华尔街的楼中之楼，进入了华人难以进入的工作核心层，被确认为学贯中西，精通金融、软件的复合型高级人才，拥有着顶级的技术职称——“高级开发分析师”（Senior Developer Analyst）。

欣赏景色之后，我打开电脑，给香港的一位朋友发送一个E-mail。再起身冲上一杯咖啡，回到座位上，此时电脑标示的时间是8点43分。我喝了一口咖啡，定下神来，准备工作。我突然感到背后被人重重地猛推了一下，差点儿撞到屏幕上。我下意识地不满了：“谁开玩笑？可玩笑也不能这样开啊！”我回头一看——      见鬼，根本没人。于是立刻想到，是不是地震。但，不像。地震应当摇晃，可我被“推”了之后，再也没有摇晃。

此时，我看到其他同事都站了起来。

有人怒骂：“妈的！又来了。”有的女同事哭了起来，紧接着嚷成了一片。

原来1993年大厦发生过恐怖分子的爆炸案。大家做过撤离演习。有人便大声宣布：疏散。大家顾不上带东西，纷纷撤出办公室，进入走廊去寻找通向楼梯的出口。我呢，大概新来乍到，没有经历过1993年的那次袭击，不觉得会有什么大事，还不紧不慢地整理一下背包，把手表、文件、书籍、音乐CD等都留在了办公桌上，想著很快就会回来的。

我只想打个电话把情况告诉小玲，不料电话、手机全不通了……我这才感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严重的情况。但我和大家一样根本想不到是一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班机撞到了110层大楼的第86层，离我的办公室仅五六层。

之后我才知道，此时此刻的小玲比我紧张百倍。因为，她正在乘地铁上班的途中。人们大声议论着世贸大楼爆炸着火。她的第一感觉是：思进就在这座楼里啊！她一走出地铁便直奔办公室，要和我通话。在而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窗，她已能看见世贸大厦浓烟滚滚。可电话却是一遍又一遍，怎么也打不通。她几近绝望，哽咽着给我电话留言“小进，你没事的话，赶快打个电话来，这里的号码是……”

此时，我和大家面临的问题是：电梯已经不通，必须从楼梯走下去。世贸大厦的电梯是分段运行的。从一层到78层是一段，从78层再转电梯才能到达顶层。我们必须先到78层，再找别的楼梯才能继续走下去。可78层的出口在哪里，你问我，我问你，谁也不知道。不少人简直像老鼠那样窜来窜去，寻找出口。而这么大的大楼，真像个迷宫。有个出口，听人说只能到44层，就成绝路。

真是糊涂也有糊涂的好处。我听说过，这个大楼的防火材料非常好，外层是铝合金，中间是防火石棉，整个楼是钢筋框架，不会失火。根本想不到，飞机带着十几吨汽油，撞在大楼上，温度高达千度，大厦即将软化而坍塌。我们已在生死关头。

后来，我在电视里看到从世贸大厦100层楼的人忍受不了高温的灼烧，宁可从窗口爬出来往下跳的情景，特别有一对恋人手牵手地从楼上往下跳，这真是生死恋的撼人的场面。成了人间尚有真情在的铁证。

大家都在等待大楼管理员能出场开门引路。恰好78层楼是一家很大的机构，纽约捷运局。有人就招呼大家进大厅喝水休息。可从上面疏散下来的人愈来愈多，气氛也更加紧张，而时间又过了15分钟，谁也无心休息。总算天无绝人之路，找到了直通地面的楼梯。大家又开始往下走了。

楼梯大约一米来宽，按逆时钟方向下旋。人们很有秩序地自动分排两条道：左面离旋转中心近，总长度相对短一些，让老人和妇女走，可以更快地走下去；男士青壮年自动选择右面。楼道里的人愈来愈多，一个紧贴一个，没有人推推搡搡，更没有人企图抢先；看见谁显出走不动的样子，旁边人就会搀扶一把。大家精神集中，楼道显得安静，偶而有人轻声说话，却没有人慌张嚷叫。我甚至还听到有人开个玩笑，显出让别人轻松一些的善意。各种相互安慰和鼓励的话也不绝于耳。“Don＇t  worry!  Calm  down!”（别慌！要镇静！）“We＇ll  be  there!”（我们没事的！）……一切在自发状态中显得井然有序，有条不紊。

  我确实有这样的深刻感触：“美国人素质真好！”记得我在孩子的时候，把美国人称当“美国佬”，是含有敌意的。其实，我们不赞成“崇美”、“恐美”，但美国老百姓的优良素质还是应当肯定，应当学习的。

就这样，我夹在右面慢道的人群里，一层一层地往下走。每层道口都有一个白底黑字的楼层号码标记，非常醒目地告诉你到达了第几层。

到达40多层时，我开始看到了从上面撤下来的受伤者。有的背上的衣服撕开了，有的被烧伤，有的面孔被烟熏得变了色……一个厨师模样的男子恐慌地说：“我看到死人啦！”

逃到30多层时，人们开始纷纷议论飞机撞了大楼。这时身边的一个男子，他的手机可能功能特别好，正在通话：“I  promise  you  I＇ll  be  back!”（我答应你，我一定回来！）接着还絮絮细语：“万一无法再见到你……亲爱的……我爱你！”电话的那一端不是他的太太就是他的情人，那语气让人想起好莱坞电影中生离死别的镜头！

楼道里的人愈来愈多，又闷又热，下楼的速度不是这样慢；每人发到一张用水沾湿的纸巾，可以掩住嘴鼻。我每经过一个楼道门时，就把门拉开，伸出头去深呼吸一下。求生毕竟是人的本能。我就和各种肤色和种裔的人（包括日本人，中国人）一步步往下撤，不慌不乱。

可到了18层以后，气氛突然紧张，救火队员一个个往上冲；警察也夹在其中，大家非常自觉地配合他们，人群中有人主动地叫喊：“请让出左道！让出左道！”妇女、老人赶紧向右靠，尽管右道下楼的速度更缓慢了。

这是很感人的景象，特别是那些救火队员在我们往下逃生的时候，他们却背着很重的消防器材往上冲！他们明知前面有危险，生死难卜。以后我们得到的信息是，首批抬的尸体不少是救火队员的。

整整一个半小时，我终于从80层走到了一楼大厅。

大楼外面人山人海。警察、救火队员、记者……逃出来的人与亲人拥抱，有人激动地高呼：“I＇ve  made  it!  I＇ve  made  it!”（我出来啦！我出来啦！）

走出大楼，外面的气氛更加紧张，不断有东西从上而哗啦哗啦地掉下来。联邦调查局人员和警察大声喊叫：“Don＇t  stay  here!  Move!  Keep  moving!”（不要停留，离开，赶快离开！）也有人喊：“Get  the  hell  out  of  here!”(赶快离开这鬼地方！) hell 就是地狱的英语单词，此刻，我对这词儿仿佛有了极深的感受。

而我在这时候的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赶紧给小玲打电话，不愿停留片刻。当我迈步快速离开的时候，我感到腿脚已经发软发酸。幸好我平时注意健身，再加上那天我的鞋特别轻便，是花了四百多块钱在多伦多买的法国休闲名鞋，Mephisto。今天我看到这双鞋，仿佛特别有感情，因为救我命的，它也是一分子。记得当时有人走出大楼就是不动了，特别是那些平时缺乏锻炼的胖人。我与他们竟发生了生与死的差别。

记不清周围有些什么街道名，反正是朝北的方向奔跑。那儿有一座桥，桥下是高速公路。我当时不顾疲累没命地跑，还有一个原因，是想赶快给小玲打电话，我生怕她为了我过来寻找，这太危险了。这不是无端的担心，以后的事实证明，受伤住进医院的好几千人大多属于跑过来找亲人或是看热闹的。而我有一种预感：楼会倒坍，或是发生大爆炸。

我一跑进桥底，忙着从包里掏手机，刚要打开，只见那座大楼开始倒坍下来。

真是亲眼目睹于第一时间，那座楼倒塌得就像一块融化的巧克力一样，不同的是伴有巨大的轰鸣。这轰鸣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只觉得周围上下都是声音。其中还夹杂着人的惨叫声，随之而来的却是一个更可怖的景象，黑色的浓烟高达四五十层楼那样，如漫天浩水急涌而来。……我赶紧再跑。

我的手一软，手中的电话掉在了地上。先是觉得顾不上了，跑了几步又转念一想，要打电话呀。跑回弯腰去拣，眼镜又掉了下来。这眼镜我不打算要了，接着再跑。后面却有人用英语喊我：“Your  eyes  glasses!”（你的眼镜！）回头一看，是一个东方人，也是从大楼里逃出来的，他竟把眼镜拣了起来，交到了我手上。谢过他之后，我与他又继续奔跑，各自逃生，不过这个在逃生中还弯腰替别人拣起眼镜的好心人，我是忘不了的。

就这样大概又跑了15分钟，才渐渐转过神来，停下来向别人打听到中国城怎么走。

我以后才知道，就在我逃命的同时，牵肠挂肚、焦心如焚的我的亲人们的具体情况。两年后，小玲写了《2001年9月11日：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记述了当时的情况和心境。

 

 

2001年9月11日 -- 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

                                                     小玲

 

对我来说，2001年9月11日是我人生旅途中最难忘的一幕！每当回忆起那一天，我都好似又要经历一次生离死别般地煎熬。几次想写，都在写下两行之后就写不下去了。现在，两年快到了，我决心写下这一段。我要用我这一天的经历，时常提醒自己，人生的路既长又短，要时刻珍惜所拥有的一切：爱情、亲情和友情。而这一切又和两个字相关连：牵挂。

清晰的记得，我那天从布鲁克林坐地铁到曼哈顿。过桥的时候，突然有人大声叫了起来：“世贸大楼着火啦！”。我当时正背靠窗坐着，与世贸反方向。无法看到着火的情形。想着也可能就是冒烟而已。我随口说了一句：“我先生在世贸上班。火大吗？”没有人回答我。只见好几个人同时递上他们的手机：“你要不要打个电话问问？”我心想，我也就要下车了。下车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我一一谢谢那几个人。

下了车，走到中国城的中央街上，抬头往世贸大楼望去，不禁心头一沉。巨大的火焰从楼上冒出，浓烟滚滚冲天，世贸就像两个巨大的烟囱一般！难怪在车上没人回答我的问话，而是让我打电话，纽约人在非常时刻是非常善良的。思进就在北楼80层，他……我不敢再往下想。

我赶到了从小一起长大的挚友小莺的办公室，操起了电话。当时是9点左右。他办公室的电话已无人接听。打到他的手机，也已不通了。只能留下几句话。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是去世贸呢，还是留在原地？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下意识地朝着世贸的方向走去，想设法得到新的消息。从远处我眼睁睁地看着世贸大楼在大火的吞噬中呻吟着，巨大的火球，冲天的浓烟，就像在对世人诉说着她们的不幸。我的心也揪得紧紧的，想象着他被大火包围着的恐惧，痛苦和绝望。想着，想着，我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般滚落下来。那天街上混乱不堪，警车，消防车和救护车不停地穿梭，人们三五成群地议论着，为何飞机会一架接着撞击世贸，究竟是怎么回事？！

由于通往下城的路已被封锁，10点左右，我又回到了小莺处，看见墙上电视屏幕里飞机一遍又一遍地撞着大楼，我又忍不住失声痛哭。奇怪的是在播实况时，世贸只剩下一栋了。小莺把我引到了外面，我问她：“我怎么只看见一栋楼呢？哪一栋是One World Trade (思进所在的那栋)呢？” 虽然在纽约生活多年，却从来没有去搞清哪一栋是One World Trade。我让小莺帮我去问一下火烧到第几层了？怎么只看见一栋楼？因为我已哭得无法说清话了。可小莺就只顾安慰我，也不帮我去打听一下。我觉得奇怪，她是怎么了？我絮絮叨叨地对她说：“你看火这样大，他会逃出来吗？就算逃出来也一定是伤得不轻。我们为什么要回纽约，在多伦多呆着多好。我不该由着他的性子来这儿，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会内疚一辈子的。”我突然又心存侥幸地想到，出国前上海那个有名的王瞎子不是说思进至少能活到83吗？他不会那么早就走的。他早上还高高兴兴地和我道再见，难道那会是我们的决别吗？！我不敢再想下去了。其实小莺已得知一栋大楼已倒塌，她不想告诉我，以免增加我的悲伤。她觉得一栋楼倒了，另一栋也快了。所以她把我引到外面，不要再看电视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看见一个小伙子正和路人述说逃生的经过。他浑身上下蒙上了一层白粉。我们也凑过去听着。随着他的眼泪往下流，我们才发现他是黑人。只听他说：“完了，完了！两栋楼都倒了。”我脑袋顿时嗡的一声变成了一片空白！小莺不停地摇晃着我的身体，仍安慰我说：“他说不定已经逃出来了。”我在心里也千遍万遍的这样假设过。但一旦得知那么坚实的两栋楼都倒了，再有侥幸的念头，恐怕也无法逃避这铁一般的事实。他八成被活埋在里面了。我麻木了。流了2个多小时的泪此时再也流不出来了。

直到小莺的手机铃响，我才恢复了一点知觉。她听到一半突然“哇”地失声哭叫起来：“小进活着，他活着！他已经在我们的办公室了！”我半信半疑地望着她，机械般地重复着：“他活着，他活着？！” 那绷得紧紧的身躯一下松弛了下来。突然感到头剧烈地痛了起来，牙龈也跟着隐隐作痛。但我好像又渴望着疼痛感，它赶走了我的麻木。由於两个多小时不停地奔走，双腿也不听使唤了。小莺拖着我那精疲力尽的身躯回到了她的办公室。

我记不得我当时是怎么想的，也不记得小莺一路上都说了些什么。我只记得当我和思进四目交接时他说的第一句话：“小玲，我只差两分钟就见不到你了！”而他的神情竟然那么地轻松，自如，虽然一身大汗，略显疲惫，但却毛发无损。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让我牵挂了一上午，并和死神擦肩而过的他。我真有点恨他，使我经历了这样一场生离死别的痛苦。

9·11以后一连几个月，我都无法平静。电视里，报纸杂志上有关9·11的报导都会让我情不自禁地为那些死难者和他们的家属流泪。遇难者的追悼会一个又一个。想想有近3千人呢。我常常想，是什么样的巧合让思进遇上9·11，又是什么样的机缘使他逃过那一劫！因为那天在世贸里面的人只要找不到出口就完了。而就算能够逃出来，一块砖，或者一片碎玻璃砸在头上也会致命的。那天受伤的人也有成千上万。他非但没有在那3千人之列，而且还“完好无缺”。这更使我对那些受难者的家属感到深切的不安。直到听说政府将对9·11的所有死难者家属发放一百七十万，才使我渐渐地平静下来。虽然钱的本身并不能弥补失去亲人的痛，但国家政府表现出的关心，至少会使他们感到一点安慰。

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要是我那天走了，你能拿一百七十万(美金)的补偿费。我在九泉之下也就放心了。你可以衣食无忧地过完下半辈子。”我无法想象怎么能够拿他用生命换来的钱，去过那衣食无忧的下半生。这让我想起了一篇有关文章，好像有人对补偿死难者家属170万颇有微词。试想有哪一个人会愿意接受这样的钱，这可不是中“乐透”啊！再多的钱都无法弥补失去亲人所留下的创伤。我时常在想，那些一生下就失去父母的遗腹子；那些永远失去儿女的老人，那些无法幸福地踏上红地毯的情侣；那些再也无法携手并肩走完人生的眷属……和他们相比，只要我俩在一起，再平淡无奇，再艰难坎坷的生活都是最幸福的！

然而9·11毕竟在思进的潜意识里留下了阴影。他原来是非常喜欢“高高在上”的。在多伦多时，我们住在20层。他最喜欢早上起床后站在太阳房的落地窗前向远处的安大略湖眺望。那波光粼粼的湖水和错落有致的楼群，好像在向他道着早安。那种感觉会使他一整天都有一个好心情。晚上临睡前再向窗外望去。万家灯火，繁星点点，透出一种祥和之气。那时他常说要是住在最顶层，那感觉岂不是更好！

我发现他有“恐高症”是很偶然的。世贸倒了，我非常地想上帝国大厦的顶端看看。住在纽约那么多年，还从来没有上去过。那是9·11后几个月的一天。一大早，他就兴致勃勃地带上了摄像机和我一起出了家门。曼哈顿的中城已渐渐地恢复了往日的繁华，我们来到帝国大厦时，楼外已经排起了长龙。我们等了半个多小时。但就在买票上楼的一霎那，他对我说：“你一个人上去吧。说不定以后有朋友来纽约，我还要陪他们上去玩儿的。”我马上敏感地想到他会不会是惧高？也就没有勉强他。再一次证实他惧高，是我们决定要搬到罗斯福岛上的公寓。以前是越高越好，可当他在填申请表时，竟填了10层以下，最好在五、六层。

当然正面的影响还是大於负面的。我们的生活态度更积极了。

我是90年底作为思进的“陪读”来到美国的， 当时只会说几句简单的生活英语。记得当时在底特律转机，我在机场的小卖部买了一包土豆片。售货员说了一句：“Your change.”我是当时一头雾水。我就要买土豆片，不要‘change’(换)什么呀。可只见他将一些零钱朝我手里塞，才恍然大悟---他是在找我钱呢……

头四年，我一直打工为思进支付学费。94年开始考托福，97年在多伦多获得会计副学士学位后进入了一家会计事务所，也成了专业人士，自我感觉很好，非常有成功感。可后来渐渐地感到不足，想更上一层楼。但人的惰性使然，一直没有进一步的行动。9·11的经历使我们领悟了人生的真谛：第一，活著真好！第二，不一定会有明天！只要还活著，想做什么，就应该抓紧时间去做！我在9·11后的第2天就申请了Hunter College的会计系，现在还有两个学期就将拿到我一直渴望的学士学位。我还计划在拿到学位后向更高的目标冲刺！

9·11的两周年快到了，我终于写下这一段。我要用我这一天的经历，时常提醒自己，人生的路既长又短，要时刻珍惜目前所拥有的一切，同时又有不断地向更高目标冲刺，活着才有意义！

 

                                                            　　　　　　2003年8月31日

 

我父亲陈克勤在杭州和朋友们在黄龙饭店一茶楼谈事。那是中国时间2001年9月11日晚上11时。谈完事务走出茶楼，汽车司机不经意地告诉他，美国纽约世贸大厦被炸掉了。他的不经意却带来了我父亲揪心般的紧张：小进不就在这大楼里上班吗！？回到家，我的小弟家华已从电视上证实了这个消息。一家人立即陷入惊慌之中。整个晚上不睡觉，不断地向美国打电话；几乎每隔十分钟拔一次，可就是家中电话和手机都不通。于是焦急与时俱增。

    小玲的父母住在上海乌鲁木齐北路426号，也从香港朋友那儿得到世贸大厦被炸的最新消息，焦急万分。杭州、上海两地的亲人互通消息，互相安慰，只能说是相濡以沫，无法摆脱揪心的担扰。

而我这时第一件事就是要让小玲知道，我还完好无损地活着。正在小玲和小莺、阿阮以为凶多吉少，陷于悲伤中的时候，我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先是我站在阿阮的背后，轻拍一下他的肩膀，他回头一看，真是又惊又喜。惊，大概我有点像个“天外来客”，仿佛从另一个世界走来。喜，是因为在他的眼前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我，毛发无损的我。而小玲当然是喜极而泣，我们共同经历的是绝处逢生啊！

9·11告诉我，生命有非常脆弱的一面，生命可能随时结束。我想到，飞机如果不是撞在八十五楼，而是八十一或是七十九楼，那么在八十楼的我，会怎样呢？如果我从八十楼走下来的途中因为一件偶然的事延误了时间，我会怎样呢？如果我走出了大楼掉以轻心，没有快速向前奔跑，或者穿的是一双有点儿挤脚的硬皮鞋，跑不了那么快，我会怎样呢？……是啊，一个小小的细节上的差异，都可以使人生或是使人死。每一个人都活在今天，活在现时，活着就得好好活着，活得有声有色，活得丰富充实，活得于人于已都有用处。生命太珍贵了，亲情太珍贵了，爱情太珍贵了，友情太珍贵了……人应当用自己的一生在这些问题上，实现人的价值。

我想起了世贸大厦102层那家公司的CEO，他的公司735人罹难。700多人生活激发着他的人性，使他的人生价值获得了升华。他说：“今后我工作已不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死去的那700多名员工的家庭。”

我今后活着也不再只是为我自己……

9·11之后，我真感到要对自己的人生价值有一个明确的定位；由此，一个问题在我的脑海里盘旋：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