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刚：回忆江天骥先生

中国分析哲学的先驱性人物之一的江天骥先生最近辞世。下面转载的是江先生的学生陈刚（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声情并茂的回忆文章，让我们依稀睹闻江先生当年的音容笑貌。

文中提到曾经有不少外国学者不请自到前往武汉大学哲学系进行学术访问与交流，主要是冲着江先生去的。对这一点，我本人可以做一个见证。那是在１９９６年秋季，Rutgers大学Stephen Stich教授夫妇应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邀请前往访问，中途顺访中国。因我当时与Stich教授有过一些通信联系，我负责为他联系在北京的讲学和游览事宜。Stich教授提出要到武汉大学拜访江先生，因当年江先生在马里兰大学访问时有过来往。但江先生回国后一直没有联系，就在这种情况下，Stich教授在行程中就已安排好到武汉的停留。直到Stich教授夫妇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我才辗转联系到了江先生的学生陈晓平，从他那里要到了江先生的电话，从而帮助他们接上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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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江天骥先生

陈刚

著名哲学家，哲学教育家和翻译家江天骥先生于2006年10月16日在武汉与世长辞。江天骥先生是我国哲学界泰斗，是中国的逻辑学、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以致整个哲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为中国哲学界与西方哲学界的交流与沟通，为中国哲学研究走向世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江天骥先生虽然已经仙逝，但是江天骥先生的著述不会离开我们，先生的音容笑貌仍然历历在目，一切仿佛发生在昨天。

中国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是一个欣欣向荣的时代，是一个纯真的时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是一个尼采、萨特、波普、库恩盛行于大学校园的时代。作为武汉大学科技信息专业的一名本科生，当时我也开始对科学哲学产生兴趣，读了一些介绍波普、库恩的著作，聆听了江先生及其弟子的每一次演讲。临近本科毕业的时候，我决定报考江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于是我拜访了江先生位于珞珈山半山腰的住所，开始了与江先生的个人接触。江先生以平和的态度接待了我，表示欢迎理工科的学生报考，但是外语要求比较高。“如果明年还是60分及格的话，我要求80分才行。”我在哲学系的同乡夏光帮我从江先生的研究生手上弄到一本巨大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油印本。我如获至宝，读了八遍，最终以93分的专业成绩和81分的英语成绩于1985年成为江先生的最后一届硕士研究生，与董毓和郑华同学，兰征、罗毅、王小光、曹秋华、陆健体、朱志方、吴云秋、陈真等当时是我们的师兄师姐。陈维航、桂起权是我们的老师。

当时的江先生已经七十高龄，看起来也像是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头上经常戴一顶黑色的尼帽，眼镜像茶杯底一般厚，背有些驼，是一个干瘦的老头。接待外宾的时候会穿上一件带黄铜钮扣的海军蓝西服上装(Blazer)，显得精神一些。江先生走起路来就完全不像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步伐坚定有力，我们年青人需要小跑才能跟上他的速度。江先生精力旺盛，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学者，真可谓“老骥伏枥”：每天上午三、四点钟就起床读书，然后是早锻炼，上午工作，午睡较长，下午和晚上根据需要有时工作、有时上课，晚上就寝较早。江先生好读书，走进他的书房，到处都是杂志和书籍，绝大部分是外文的。书房看起来有点凌乱，但是江先生显然知道每一本书放在什么地方。武汉大学哲学系的资料室在江先生的经营下，收藏之丰富，当时可能为全国高校哲学系之首。哲学系资料室长年保持订阅五十多种西文杂志，江先生阅读或浏览了其中的大部分。有时江先生和来访的外国学者谈起国外杂志上最新发表的某篇论文，经常是外国学者承认还没有看过那篇文章。

江先生讲课，因为浓重的广东地方口音，加上牙齿漏风，说实话比较难懂。慢慢听习惯了以后才开始感觉到其中的力度和韵味。学习进入讨论阶段以后，课堂由教室转到了江先生的书房。当时武汉的冬天没有暖气，但是夫人给他准备了一台带通风管道的大铁炉子，所以大家感到非常温暖。我们发言的时候，江先生基本上保持沉默。如果偶尔谁的表述条理不清，江先生就会问一个摩尔式的招牌问题，“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What do you mean exactly?) 江先生的论文和著作，据某些同行反映，有些晦涩难懂。我倒没有这种感觉，相反，我觉得江先生的文字接近完美，一字不多，一字不少。读习惯了以后，你还能感觉到字里行间的激情和节奏。研究生阶段自然重读了作为教材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2003年我开始哲学教学工作以后，又重读了一遍，每次都有新的收获。《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出版以后变成了一本体积很小的书，应该说是国内科学哲学著作中水平较高的一本研究性著作，充满了江先生对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主要流派的准确而又深入的理解和赋有独创性的整理，二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研究生的科学哲学必读书目。总之，是一本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书。

江先生不是一个擅长交际的人，当时中国的大学还没有“国际化”的提法，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武汉大学哲学系来访的外国学者络绎不绝，而且其中许多是不请自到的。最初是江先生走出去。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江天骥先生出访美国马里兰大学并任其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委员会兼职教授，在耶鲁大学哲学系和政治学系任访问研究员；在范岱年先生的推荐下，江先生于1983年4月赴南斯拉夫的大学校际研究生研讨班以及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研究所参加科学哲学课程的讲授工作。江先生提交的论文，《科学合理性：形式的还是非形式的》，在全面掌握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非形式科学合理性的独创观点。论文大大超出了项目主持人、牛津大学的牛顿-史密斯博士的预期。在牛顿-史密斯博士的推荐下，该文于1985年发表于国际顶尖的《英国科学哲学杂志》。牛顿-史密斯博士还主动帮助申请国际基金，将1986年的“国际波普哲学年会”安排到武汉大学召开。记得当时来的外国学者中有一位是伦敦经济学院的科学哲学系主任John Watkins教授。据说Watkins教授被认为是波普的“正宗传人”，与拉卡托斯和John Worrall不同，他反对任何对波普思想的修改。显然Watkins与其他几位外国学者处得不好，吃饭时和夫人一起选择单独坐了一桌。于是我们几个学生主动上前陪他和夫人一起吃饭。Watkins指着邻桌的几位外国学者，低声跟我说，“他们根本不懂波普，不过你们江教授懂波普，你们江教授最近的那篇文章很好，而且他的英语很好。” Watkins是那种典型保守的英国人, 不会轻易夸奖人，能说一个外国人英语好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可惜当时我辈的英语水平不足以判断江先生的英语好在那里。在国外留学工作十几年后，2003年重读了江先生的"Scientific Rationality: Formal or Informal", 才开始理解Watkins的话。令晚辈汗颜的是，即使在国外呆过十几年，最终发现自己的英语水平离江先生精湛的英语水平仍然相差甚远。江先生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语系，抗战时长期给美军“飞虎队”当翻译，随后又在美国工作留学三年，最重要的是，江先生长年坚持阅读英语哲学文献。最后一点可能是江先生英语精湛的主要原因。

每当有外国学者来访，江先生总是说，“不能让外国学者在外招睡大觉。” 除了听讲座，江先生总是安排我们研究生分批去外招和外国学者谈话交流，有时骑自行车围绕东湖漫游，哲学社会人生无所不谈，有时甚至陪同出访讲学或旅游。这种办法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学术水平和国际视野。记得有一次美国著名的数学史专家，纽约市立大学的Joseph Dauben教授来武汉大学讲皮尔士，特别是被十九世纪主流的欧洲学术界所忽略的皮尔士在数学无穷大方面的研究，并比较皮尔士和康托工作的异同。我们哲学系的研究生不仅能提出有效的问题，而且能指出Dauben教授板书数学公式中的笔误。这让Dauben教授多少感到有些意外。当时来访的还有波士顿的Robert Cohen，加拿大/哥伦比亚的Alison Wylie博士，牛津/夏威夷的Mary Tiles教授。来访学者回国后往往会写中国访问见闻，发表在哲学通讯之类的交流性杂志上，而且往往对武汉大学哲学系教师和研究生的学术能力和外语水平赞美有加，大大扩大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国际影响。许多英美加学者是到了北京上海以后主动提出要到武汉大学来讲学。

当时来访时间最长的是密苏里大学堪沙斯城分校的George Gale教授。该大学是爱德加•斯诺的母校，George Gale是作为“斯诺教授”来访的，为期半年，给我们研究生上了两门课。那是我们第一次见识美国风格的讨论班教学模式。Gale教授是个随和甚至随便的人，所以讨论班的气氛轻松而又活跃。但是轻松之间也交织着智力的紧张。Gale讲得精彩的时候，我们会睁大眼睛紧张地听，Gale本人也显得比较得意；Gale讲得不精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走神，于是Gale自己就紧张起来；有时Gale使用的例子不恰当，逐渐发现讲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在下面窃笑。Gale有许多令人难忘的另类特征：他一来就买了一辆只有中国农民才会买的那种带垂直站架的28载重型自行车；只带了一件西服上装，还是灯芯绒的，据说是见我们校长的时候穿的；一台纯机械尼康照相机旧得露铜；出行的时候不喜欢丰田皇冠倒喜欢中国的上海，其次是苏联的伏尔加。Gale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这在美国人当中是不多见的。Gale有一个重要的爱好，那就是喜欢品酒，在美国会自己酿葡萄酒和啤酒，还是地方的业余品酒师。江先生也喜欢品葡萄酒和啤酒，所以两人经常相饮甚欢，估计在一起品酒的时间超过谈哲学的时间?。在我们学生面前，Gale对江先生的哲学素养评价颇高，说自己在美国是教学型的教授，实际上Gale的哲学素养也很好，在美国科学界有一定的影响力。访问临近结束的时候，江先生让曹秋华带他去参观鄂州啤酒厂，回来时带了两大箱免费的啤酒，于是Gale用那两箱啤酒在外招的顶层平台给我们研究生搞了一次Barbecue，江先生牙不好，没有参加。Gale很胖，蹲在火炉边烤肉，很辛苦的样子。我们站在后面，一边喝啤酒，一边开玩笑：把Gale烤了，可能味道更美。Gale在武汉交了许多中国朋友，的确是传播中美友谊的“斯诺教授”的最合适人选。

三年的研究生学习很快进入毕业论文准备阶段，江先生要求我们以英语原始文献为主要参考资料，尽量不要读别人翻译的东西，因为读别人的综述或翻译就好比是吃别人嚼过的饭，你不可能尝到食物原本的味道。我自己提出的毕业论文方案是讨论分析与综合的区别，即数学知识与经验科学的关系。江先生否定了我的方案，建议我研究劳丹的科学哲学。现在看来江先生是对的，我的确准备不足，题目也太难。但是当时我并不理解这些，心里颇为不快。当时的我年轻气盛，经常毫无顾忌地发表不同意见，自认为对江先生多有得罪。毕业以后去了华南理工大学教书，后来又去英国和加拿大留学，然后是在多伦多和南加州工作。当时通讯不象今天这样方便，与国内的亲友联系很少，自己在国外的生活轨迹就像断了线的风筝，翻滚飘摇不定。在国外走了一圈，发现国外的教授并没有我们当初想象的那么神，我们在国内了解的是最拔尖的那部分，从整体来看，比得过江先生的是少数。江先生如果年青几十岁，到国外来做个教授，水平应该属中上等。后来听说，江先生有时和别人提起我，“我有一个学生叫陈刚，现在在加拿大，......”，我才发现江先生当初并没有生我的气，江先生的胸怀是宽广的，于是自己感觉非常惭愧。1998年回国时我曾经拜访过江先生，此时的江先生比以前衰老了许多，体力和脑力明显不如从前。记得那天天气不好，家里又没有暖气，自己心中产生一阵凄凉的感觉，与八十年代的阳光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江先生对我带去的安大略西洋参没有表示任何的兴趣，似乎他不相信这类东西。2003年我回国到华中科技大学教书。再次看望江先生是在武汉的中南医院。江先生正在午睡，躺在病床上，缩成一团，身体异常干瘦，让人不忍心看。江先生醒来以后，也许是喜欢我带去的鲜花，心情特别好，头脑也异常清醒，拉着我的手和我交谈起来。问我现在研究什么，还问我牛津剑桥的high table是怎么一回事。我意识到，应该趁江先生现在头脑还清醒，赶快把自己对老师的钦佩之情说出来，也许以后就没有机会了。江先生打断了我的话，操着浓重的广东口音对我说，“你过奖了。”

江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表现出极其顽强的生命力。但是时间是无情的，时间是不可抗拒的。江先生最终还是离开了我们，但是江先生严谨勤奋的治学方式，良好的学术品位和学术导航能力，赋予激情的写作和讲课风格，值得我们终身学习。但是我们同时不得不承认，江先生的某些特征是他人难以模仿和复制的。江先生的逝世标志着武汉哲学界乃至中国分析科学哲学界一个时代的终结。


P.S.: 以上内容仅限于三年的个人印象。我们写文章描述江先生, 就好比是盲人摸大象，很难得出一个完整的印象，容易挂一漏万，片面在所难免。如有不周全之处，敬请原谅。




从戎抗战未投笔-----江天骥教授在抗日战争中

陈祖亮




作为知名哲学家、翻译家，江天骥教授在哲学界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界大家并不陌生，但他在抗战期间从军当翻译官的6年岁月却鲜为人知。今天我们把这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作为重大历史问题，给他带来不小灾难的经历呈现出来，一方面从他在民族危难时刻作为热血青年的所作所为，折射出当时作为个人的青年学子的历史命运和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展示一个学者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为了自己的追求和信念，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品质。



江天骥先生早年就读于中山大学外文系，由于阅读进步书刊和思想激进被捕并被开除。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团结抗日，政治松动，1939年下半年，江天骥以中山大学外文系的学籍转入云南的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就读。1942年3月，还有三个月就要毕业的江天骥被应征入伍。

1941年，在宋美龄的要求和罗斯福政府的暗中支持下，美国退伍军人陈纳德以私人机构的名义重金招募美军飞行员和机械师，组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当年7月和10月，200余名勇敢、渴望冒险的队员来华，在美国政府尚未正式宣战的情况下参与中国的抗战。由于战斗勇敢、战绩辉煌，航空队被当时的中国百姓称为“飞虎队”。飞虎队基地建在昆明西郊，机场建在昆明的巫家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7月飞虎队被编入美国第十航空队，成为美驻华空军特遣队的骨干力量，1943年3月被改编为第十四航空队。自1942年起，来华美军日益增多，对军事翻译人员的需求不断增大。最初由航空委员会从社会上招聘，但质量和数量均不能满足需要。早在1941年9月“教育部”就向内迁大学发布征调外文系三、四年级学生为译员的命令，1942年时任西南联大常委的梅贻琦严格执行教育部令，通告凡不服从征调者，即予开除学籍。当时联大外文系毕业班同学尚未毕业会考，除女生外，江天骥与其他男生全部应征入伍。从表面上看，江天骥的从军是因校方强制而被迫的，但据他在“文革”期间所写的材料，其实他和他的同学也有自愿的因素。因为在他们看来，在军中当翻译官就是为“抗战”服务和出力。

尽管当时大学生外语水平都比较高且大多数为外文系学生，但国民政府军委会仍命战地服务团设译员训练班训练译员。译员训练班主任由战地服务团团长黄仁霖兼任，副主任由联大教授吴泽霖担任，是具体负责人。江天骥和他的同学属译员训练班第四期，培训共两个月，地点在昆明市园通寺街一幢高级住宅内。班中负责人及教员有陈福田(联大外文系主任)、莫泮芹、潘光旦等(当时均为联大教授)。班中主要课程是英文翻译及会话、西方礼仪，还有介绍军事上用语译名，陆军、空军常识，航空机械、气象学的有关知识等。另外还有国际法、儒家社会思想等课程，为学员与外国人接触时增加谈话的资料，也可以给外国人介绍一点中国文化的知识。

译员训练班结业后工作有三条出路(1)到战地服务团所属的各招待所；(2)加入缅甸的中国远征军； (3) 到航空委员会所属的“美国志愿队中国人员管理主任办公处”(后改为“盟国空军中国人员管理主任办公处”)。江天骥选择了(3)并如愿以偿。他于1942年5月至 1942年9月在这个机关内工作，为美方军事人员作翻译，地点在昆明巫家坝的航空学校内。主要工作是公函文件的翻译或者在中美人员交涉时充当口译。此时他的军衔是“同上尉”，多数翻译官是“同中尉”，军衔是根据译员训练班结业时英语考试的成绩确定的。1942年9月被调到“国民空军第五路司令部”编译股任翻译。“第五路司令部”设在昆明城东黑土乡一个小山坡上，是当时国民党军队在昆明的作战机构，内分第一科、第二科、情报室、总务股、人事股、会计股和编译股。由于江天骥方言较重，而英文又特别好，他在编译股一般不担任口译工作，主要从事笔译工作。笔译的内容一方面是陆军、空军的情报等，另一方面是公函或信件，据说当时编译股的信件一般都由他起草译成中文或英文，内容有关于美空军要求中方修建机场跑道、增设通讯设备等。

值得一提的是，据当时和江天骥同在编译股任翻译官的同事林非力解放后回忆，江天骥当时有“靠本领吃饭”的想法，认为只要肚子里有货就不怕没饭吃，平时很少谈论政治，但认为国民党反动派不是为老百姓工作的。

江天骥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是一个非常用功的学生，他性格偏内向，为人稳重，不爱讲话，也不爱动，喜欢读书思考，对哲学、文学有较大的兴趣。在编译股的工作期间，工作任务本来就很少，又加之江天骥中英文基础都比较好，工作效率高，所以大部分时间是用来读书，读的书都是外文的(当时他英、法、德文的著作均能流畅地阅读)，有哲学也有文学方面的书。由于在集体宿舍里比较吵闹，经常晚上他到编译股办公室去看书。他的这些书都是从西南联大图书馆借的。他征调到“飞虎队”后偶尔回联大的主要目的就是到图书馆去借书或还书。

1944年上半年在服役两年期限将届满时，江天骥一方面做出国留学的准备，如将自己的材料寄往美国一些大学申请入学并筹措自费留学的经费等，另一方面于6、7月间以征调期限已满为由向航空委员会请求辞职返校。但是，当时有人告诉他，马上便轮到第四期译员出国了，这样自然可以上学，何必自讨麻烦呢？果然，9月初接到出国通知。1944年12月下旬，随同空军军官一百余人到达美国。译员在洛杉矶附近空军驻美单位“中国空军分遣队”听候分配工作。1945年2月被指派到圣·安东尼工作。

圣·安东尼附近的“美国空军军官入伍生训练中心”附设了一个专门为中国空军军官学校学生进行入伍训练的机构，教官大都是大战期间应征入伍的美国大学教员。江天骥在这里主要给一位少尉教官担任过物理学和空气动力学两门课的口译工作，也给另一位中尉教官担任过气象学的课堂编译工作。由于一般都是上午上课，而课堂编译的任务又较轻，江天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相当充分，他便集中精力去学习、在附近的大学里选修功课。而这里的大多数译员都用聊天、吃喝玩乐打发时间。

1945年10月间，江天骥被调离圣·安东尼，到美国东部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城附近机场去从事翻译工作。巴拿马城附近机场设有领航、轰炸学校和射击学校。中国空军军官学校学生在飞行训练中淘汰的，改为领航员或轰炸员，送到这里接受领航或轰炸训练。另外还有从国内整批整批去的空军军士在这里接受射击训练。江天骥在这里主要从事的是理论课的翻译工作。当时中国空军办公室要求译员轮流随同学员上飞机搞领航和投弹实习翻译工作，他不愿接受这种任务，便请医生以他眼睛高度近视为由给空军办打电话免于此项工作。尽管空军办最后同意了他的请求，但增加了理论课翻译工作。尽管翻译课的任务增加了，但由于他业务熟练，仍然有较多自由支配的时间。不幸的是这个小城附近没有大学，他只好以自学和研究为主，并参加了圣·安东尼市的圣·玛利大学的函授学习。1946年3月，射击训练班结束，这个机场的中国空军单位撤消，江天骥又被调回圣·安东尼。

1946年4月江天骥再次到达圣·安东尼市，在附近另一机场作翻译，主要从事笔译工作。把飞行规则、起飞和降落时注意事项及飞行教官所发的讲义等译成中文，由办公室油印后作为学员的教材。由于需要翻译的材料并不多且课堂的口译、笔译人员不象办公室的译员那样受到重视，所以对他们的管理较松散，工作较清闲，个人自由度也较高。此时的江天骥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已非常明确，他的近期目标是辞掉空军职务并留在国外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远期目标则是学成回国从事哲学研究与教育工作。他在这里呆了3个月，在这3个月里他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用在了到圣·玛利大学上课学习上。1946年5月，他的军衔晋升为同上尉一级。

1946年7月江天骥又被派到科罗拉多首府丹佛市附近的劳莱机场工作。中国空军所派出的各种地勤人员(军械士、机械师等)在这里接受技术训练。此时他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在军械士小班上实习课时随班任口译。后来也担任过机械师训练班的部分编译工作。日本投降以后美军机场和军事学校的工作时间大为减少。劳莱机场每周上课时间均安排在上午，每周一到周五的5个上午他搞翻译，其余时间就到附近的柯州大学上课，进行哲学研究。此时，他与柯州大学的柯亨等哲学教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47年5月，办公室通知他和其他一些译员准备回国。当时他正在大学里进行紧张的学习和研究，此时要他回国对他来说无疑是晴天劈雷。尽管他十万个不情愿，但军令即出，也只得被迫回国。

值得一提的是，江天骥在美国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学习，在当时的中国译员中间可谓是“另类”或“他者”，甚至可以说是格格不入的。从他们当时给江天骥的戏称“研究院长”中，我们不难窥见其中的秘密。然而历史太具有反讽意味了。当江天骥成为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时，不知那些人有何感想？

1947年7月江天骥回到南京，先在空军总司令部二署作战情报处联络科作翻译，然后调到司令部图书馆编译组，主要任务是翻译美国空军为训练各种空勤、地勤人员编印的教材，以供空军训练之用。他参加了《空军军械教程》、《空军射击教程》、《空军领航教程》三种教材的编译。此时，他通过译员升等考试，军衔晋升为同少校三级译员。

回国后的江天骥并没有忘记他在美国柯州大学未完成的学业。他在工作之余加倍努力地学习与研究并完成毕业论文。最后，他是将论文寄去而获得的硕士学位。

回国在空军司令部工作后，他一直设法寻找合适的工作，尤其是希望到高校教书。通过贺麟的介绍，国立武汉大学给他发去了聘书。1948年7月他辞去译员职务，8月他接受了武汉大学的聘请，开始了他的心仪已久的哲学人生之路。(陈祖亮)


江天骥先生生平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苏德超执笔

　　2006年10月16日9时30分，江天骥先生与世长辞了。我们失去了一位严谨的学者，一位慈祥的师长，一位为了中国的哲学事业奋斗大半生、为传播西学作出了积极贡献的哲学家、翻译家和哲学教育家。此刻，我们的心情非常沉重和悲痛。

江天骥先生，广东廉江人，1915年5月7日生。1934年考入中山大学，后因接触进步思想被捕而离校。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投身抗战。1945年赴美就读科罗拉多大学研究生院。1947年获哲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1948年至1952年受聘武汉大学副教授。1949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2年因院系调整到北京大学工作，任副教授。1956年李达老校长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礼聘江先生回校教书。江先生欣然追随老校长回到珞珈山，此后一直在武汉大学工作至1998年退休。
江天骥先生的一生，是不断追求进步的一生。在县城的初级中学上学时，江天骥先生就广泛阅读胡适、陈独秀和鲁迅等人的作品。毕业后就读省立第一中学,接触到进步刊物《民铎》，并通过德文原著了解唯物史观。尔后考入中山大学英语系，兼修德语、法语，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德文原著《共产党宣言》等书，并因此失去自由三年零八个月。大学毕业后，江天骥先生毅然投笔从戎，先后任职于美国空军志愿队(飞虎队)和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为抗战服务。抗战结束两年后，江先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在内战的烽火里，江天骥先生放弃了国民党空军司令部的工作，于回国的第二年进入武汉大学任教。
江天骥先生的一生，是不懈研究学术的一生。在中山大学被捕入狱得以释放后，江天骥先生转学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二年级，修习金岳霖、贺麟和洪谦等所授逻辑和哲学课程。在二年级暑期翻译了《费希特的生平及其哲学》一书，由贺麟推荐在重庆出版。同时有译文在当时的学术刊物《学原》上发表。硕士毕业后，江天骥先生就一直没有离开学术，直到病魔将他带离书斋。

江天骥先生的学术兴趣广泛。从黑格尔到罗素，从康德到卡尔纳普，从前现代到后现代主义，从意识哲学到文化哲学，从解释学到后结构主义，从真理哲学到行动哲学……几乎每个重要的哲学领域都留下了江天骥先生求索的足迹。江天骥先生以其独到的学术眼光为学术同仁所称道。他第一个将马尔库塞的理论引入国内。当英语世界尚未对石里克的著作引起普遍重视的时候，他写作长文《逻辑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倾力介绍。

罗蒂的著作《哲学与自然之镜》出版不久，江天骥先生就将其列为现代西方最为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当国内学界广泛以为科学与人文就是英美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分歧之所在时，他首先指出其中的错误。因其独到的学术眼光，江天骥先生在国内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五十年代发表的《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一文，引发了我国逻辑学界在随后几年的大论战。中美复交后，江天骥先生再次赴美做学术访问，并陆续出版了《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归纳逻辑导论》和《西方逻辑史研究》（主编）等书，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这一时期科学哲学与逻辑研究的简陋状况。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里，江天骥先生的思想大大脱离了近代西方古典哲学传统，广泛容纳结构主义、存在哲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尤其钟情于尼采、福轲、利科和戴维森，并从系统的西方文化史的角度来解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专攻文化哲学和历史哲学以及中西文化比较评价问题，与世界学术保持着难得的同步。江天骥先生的译著或论文，大部分都达到了足以代表我国当前学术研究水平的高度。

江天骥先生的学术影响不止限于国内。据一个统计，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中国大陆科学哲学学者能在国外顶级杂志上发表论文的，只有两位学者，其中一位便是江天骥先生。1979―1981年江天骥先生任美国马里兰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委员会兼职教授；1981年春在耶鲁大学哲学系和政治学系任访问研究员；1983年4月起赴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参加科学哲学课程的讲授工作。1983年6月应邀赴美参加“哲学和心理学学会”第九届年会，提出《中国对身心问题的一种看法》的论文；1988—1989年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1989年赴夏威夷大学参加东西方哲学家会议；1989―1995年去美国哈佛大学、波士顿大学等校参加学术会议并讲学。江天骥先生主编的著作《波普在中国》没有中文版，却同时以英文与意大利文在英语世界和意大利语世界发行。

作为一名卓越的学者，江天骥先生同时还是一位极为优秀的教师和学术领导者。江天骥先生所领导的武汉大学现代外国哲学学科为全国第一批博士点，1988年被批准为全国重点学科。有人统计，中国大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在国外主流科学杂志上独立发表论文的，有四位学者，江天骥先生和他的学生就占了两个名额。国内的科学哲学学者，大致有四个师承谱系，江天骥先生是其中之一的开端。
标志着江天骥先生的学术地位的，除了他的学术著作外，还有他的以下任职：江天骥先生曾任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副会长、顾问，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中国西方逻辑史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兼职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管理学研究所兼职教授，广西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兼职教授，美国马里兰大学兼职教授，耶鲁大学访问研究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现代西方哲学学科》主要撰稿人，等等。
江天骥先生和我们永别了。
愿江天骥先生安息！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苏德超执笔）



不倦地追求　丰硕的成果
—记江天骥先生

孙 思

　　江天骥先生是我国老一辈研究现代外国哲学专家，1978年升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1981年被批准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并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哲学组首届成员。1981年以来，江天骥先生创立并领导的现代美国哲学研究室很快发展起来，以对分析哲学的研究为国外所注目。由该室教师组成的现代外国哲学博士点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研究基地之一。后来现代外国哲学与欧洲学史合并为西方哲学学科，现改为外国哲学学科，仍为国家重点学科。江天骥先生曾担任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中国西方逻辑史研究会会长、中国现代外国哲学会理事、湖北现代外国哲学学会长等职。
　　
　　江天骥教授在5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培养了一大批哲学专门人才。上世纪80年代初恢复研究生招生以后直到他退休，已培养了近60名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他们正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岗位和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江先生严谨治学、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为人师表的风范，高雅的生活情趣，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学生们常深情地回忆着江先生与学生平等相待、和睦融洽的趣事。江先生淡泊名利、孜孜不倦地探求学问的精神是学生永远挥之不去的动力。
　　
　　江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教学重心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逻辑学。江先生自年轻的时候就深深地感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虽然有其独特的优点，却存在着不注重逻辑性的严重缺陷，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所决定的。中国文化有两个极端，一边是老庄佛儒的空灵宏玄，另一边是巧夺天工的实践工艺。这也是中国没有产生真正严格的理论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江先生决心为改善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而努力，为此他致力于逻辑学和分析方法的研究。从1954年起，江先生就陆续在《新建设》、《哲学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文汇报》上发表多篇论文，划清了形而上学和形式逻辑的界限，阐明了形式逻辑思维规律与辩证思维规律的关系。一方面，澄清了当时在这些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另一方面，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批判了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对近代科学的思维过程和研究方法的曲解。提出从对科学方法的具体分析中建立辩证逻辑体系的研究方向。这些问题成为50年代末60年代初关于逻辑问题的大讨论的中心问题。这次大讨论是1949年以后逻辑学界关于元逻辑和逻辑哲学的第一次大讨论，江先生是这场大讨论的核心人物之一。80年代初，江先生主持成立了中国西方逻辑史研究会，并担任会长。他主编的《西方逻辑史研究》（1984年）促进了我国逻辑研究的现代化，并且为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打下了基础。他的专著《归纳逻辑导论》（1987年）是中国80年代以来蓬勃兴起的现代归纳逻辑研究的蓝本。
　　
　　第二方面是英美分析哲学。现代逻辑引入数学分析的方法，对日常语言作形式化处理，使其具有了传统逻辑所不具有的严格性、精确性的特征，它为哲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分析哲学是哲学与现代逻辑结合的产物。早在美国留学期间，江先生就对当时在美国悄然兴起的维也纳学派以及逻辑经验主义思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踊跃参加了许多有关的研讨活动。回国后出版了专著《逻辑经验主义的认识论》（1958年），介绍了逻辑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哲学观点，同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这个学派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受到当时中国哲学界的关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江先生以超人的勇气创办了《美国哲学动态》杂志（内部交流），陆续介绍和评述了美国的社会政治状况，以及哲学和政治学方面的情况，这对于还未向美国打开大门的中国而言，无疑提供了一个了解美国的窗口。因此，这份杂志当时受到中联部的重视，要求每一期寄去20份以作参考。1978年以后，江先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可以说，这是他逻辑哲学思想的继续和深化。江先生回顾自己早期对待西方哲学的立场时说，对现代西方哲学进行的批评是必要的，但是还必须作具体的分析。西方哲学研究有两个层次，第一，把哲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和一个社会的精神产物来研究，需要了解它和文化的其他部分的相互联系以及它怎样受社会生活决定并影响社会生活。第二，把哲学作为一种人类认识形式来研究，这时才出现“对”或“错”的问题。对它们的分析要特别慎重，决不能轻率地下判断。否则就会因把它们弄得面目全非，而不能揭示它们在一定社会生活中的真正价值，也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这种科学态度的指导下，江先生撰写了大量论文评述西方现代的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他的专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1984年）对英美科学哲学作了全面准确的评述，成为全国科学哲学和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的必读著作。江先生还翻译、编译出版了蒯因的《从逻辑的观点看》（1987年）、《科学哲学名著选读》（1988年）、《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1993年）等著作，这些都是研究科学哲学的重要参考书。江先生曾担任《英国科学哲学杂志》审稿人，1991年被聘为《国际科学哲学研究》杂志编委。他在国外杂志和论文集上发表了关于科学合理性、皮尔士的科学思想、波普的科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论文。江天骥教授与牛津大学的牛顿－史密斯博士合编的《波普在中国》一书于1992年出版了英文版，该书论及波普的科学哲学在中国的影响，以及当代学者如何看待波普科学哲学，使国外哲学界了解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对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发展状况，引起国外哲学家的重视。

　　第三个方面是文化哲学。从80年代开始，江天骥先生更深刻地认识到，语言的意义问题、科学方法论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文化问题，因此，他的研究重心转向文化哲学。1981年，江先生主编了《批判的社会理论：法兰克福学派述评》一书，评述法兰克福学派和美国的自由主义。其实，江先生在研究分析哲学的同时一直很关注欧洲和美国的社会哲学，这就是他所说的哲学研究的第一个层次的问题。1989年他赴夏威夷出席第六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作了题为“相对主义问题”的报告，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提出“文化间的相对主义”和“理论间的相对主义”问题，批判了极端的相对主义，得到国外专家的好评。江先生认为，文化哲学是20世纪后期哲学的主要课题。1995年以来，80多岁高龄的江先生仍然在思考着哲学的前沿问题，先生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上发表了《从语言分析到文化批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关系问题》、《文化评价问题》等一系列重要的文化哲学论文，论述了现代西方哲学从语言哲学向文化批评转向的特征；论述了实证主义传统与解释学传统在理解和评价非西方文化（即异已文化）方面的分歧；对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划界等问题提出了与当前流行看法不同的独到见解。1997年秋，83岁的江先生不顾眼睛深度近视，结合他的最新研究成果重新备课，亲自给博士研究生开设了现代西方哲学课程，从语言哲学到行动哲学，从科学哲学到文化哲学，无不令人耳目一新。虽然课堂从教室移到了家里，大黑板换成了小黑板，但是那认真严谨、思路清晰的风格丝毫不减当年。其他专业的研究生和教师也怀着极大的求知欲和崇敬的心情到堂旁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