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南京路上有故事也有梦想；有梦想成真的故事；也有梦想永远是梦想未能成真的故事。
南京路上有我许多故事也有我许多梦想。
人民公园有许多门，其中一个是靠近原上海图书馆的小门。别看这门是人民公园最小的一个门，可是在进了这个 小门之后，沿着一条绿荫环绕的小径向左一拐，就是一个小草坪。这里就是曾名噪一时的“英语角”（ENGLISH CORNER）这里曾经孕育着许多出国人士（可能文学城里的不少网友、他们的朋友、亲友就可能曾经是这里的常客吧）。
“英语角”是如何起源的，报纸上有过报道，我没有刻意去记。反正我偶然发现“英语角”时，它还是“小荷才露尖尖头”，打那以后我就成了那里的常客。每逢周末，只要有可能我都会上那里泡上一、二个小时。在那里，我可以无拘无束地、不怕难为情地用憋脚的洋泾浜英语与那些无拘无束地、不怕难为情地用憋脚的洋泾浜英语的素不相识的人交谈；随时随刻都会得到那些水平较高的人毫无保留地纠正和指点。后来，圈子越来越大，人也越来越多，一句“May I join you ?”就可以使我们相识。真是“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
去“英语角”的人，各有各的目的。但大多数人（我所遇到的）还是以出国为目的，也就是圆那个出国梦，奶瓶也是其中之一。
我对外语是情有独钟。记得小时候，大概是小学五年级吧，我在杭州读书。一次，父亲公干路过杭州，住在杭州饭店。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吃过午饭，在花园里散步。只见一队黑人朋友迎面而来，其中一个高个子，看见我们就伸出手来要与我那不到10岁妹妹握手。我妹妹看到这“呲牙咧嘴”黑皮肤的客人，吓得躲在父亲背后。我倒不怕，瞪大眼睛仔细端详着这位“外星人”：黝黑的皮肤，高高的个子，雪白的牙齿，厚厚的嘴唇，大大的眼睛，卷曲的头发。最令我好奇的是从他嘴里吐出来一连串连珠炮，比说话要好听，跟唱歌差不多，但，我一个字都未听懂。那时站在他身后的一位叔叔，长得跟我们一样的叔叔亲切地对我们说，他向你们问好；我父亲也通过这位叔叔转达了我们对他们的问候。黑人朋友们笑了笑，点点头离开了。你猜，那时我最佩服谁？我最佩服的就那位把黑人朋友的话传给我们，又把我们的话传给黑人朋友的那位叔叔。后来，我知道他们讲的是外国话。 那时小学还没有开设外语课，中学才有外语课的。
65年，上中学了，有外语课了。我们学校有两门外语，一门是英语，一门是俄语。我不喜欢俄语，可偏偏把我分到了俄语班。大概是五十年代，我们以苏联为我们的老大哥，俄语是最火红的外语，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俄语教师。64年反修了，俄语不吃香了。但这一大批俄语教师不能一下子转业，于是就保留了部分学俄语的班级。我们一年级共有八个班级，五个学英语，三个学俄语。虽然不喜欢，还得学，没得选择。记得第一堂课，瘦小的俄语杨老师告诉我们：马克思说过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门武器。好傢伙，马老说得多好：人生──斗争──武器，多么激动人心，那外国语肯定也包括了俄语。再说了那个时代，天天说反帝、反修。就让学英语的去反帝，我们学俄语的来完成反修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吧。都是斗争需要，只是分工不同罢了。
于是，我就积极地投身到学习俄语的斗争中去了。俄语与英语、汉语的发音有一个极大的不同就是那个Русский язык中的P音。要卷舌，还要颤抖着。为了发好这个音，每天早上刷牙时，含一口水舌头在水里嘟噜嘟噜地打转。一开始，怎么也转不起来，气得我在牙刷上涂滿了牙膏，和着水一起练，喷得滿墙、滿地、滿池、滿脸、滿嘴都是牙膏沫。我两个妹妹在外面不知发生什么，一状告到老娘那里。老娘进来一看，非但没指责，反而大加赞许。“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出一周，就掌握了这一发音。近几年，出于好玩，自学西班牙语。发现西班牙语也有这个发音。周围的老墨也纳闷，这个老Mr.刘倒也聪明，别的中国人学了半天也不会，他一学就会了。可他们那里知道这中国小老头四十年前的故事呀。
到了文革，外语又不灵了。那些外语老师，不是特务，就是内奸。学外语不是有投敌叛国之疑，就是有崇洋迷外之嫌。什么课都不上了，何况外语？
七四年吧，邓小平一次复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英语广播讲座。这个节目从七四年开办到我九三年出国，我一直是它的忠实听众。从初级班到中级、高级班；从Follow Me 到Join Us；从英语口语到实用英语语法……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我记得我学得第一句英语就是那句被亿万人喊了亿万次的“Long Live Chairman Mao”。第一期英语初级班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与上港五区（上海的涉外码头之一）的老工人一起合办的。电台里的老师喊一句，我和电台里的老工人跟着一起喊一句。喊了几次之后，我们就记住了，永远地记住了，挥之不去。
打那以后，我就与英语交了朋友。有一次回家探亲，老爸给了我一个袖珍半导体收音机。我带到部队──北方一个小海岛上，一天半夜我无意收到了一个电台，时而讲中文，时而讲英文；半夜十二点后，还有“英语900句”教学，接下来就是马克∙ 吐温的《汤姆历险记》，第一遍是英文原著，第二遍是中文解释。这个电台立即吸引了我，我记住了英语900句，记住了马克∙ 吐温（我后来知道在文革前高中的语文课本里收有他的文章如《竞选州长》等，但我只上过初中一年级，对他我还是陌生的）。一段时间后，我才知道那是美国之音（The Voice of America）。好傢伙，那还了得！美国之音那时候可是敌台呀，（只因为我们海岛处在前沿，电台干扰小，才得以听得清楚。）那可是要犯大错误的，特别是在部队，还是现役军人。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哪来的胆量，每当深更半夜，我一头钻进被窝，戴上耳机，把音量扭到最小，开始收听“敌台”。这一听就是几年，从不间断。到现在，我还记得播音员那甜美带有台湾口味的普通话，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台湾普通话的“和”是发“汉”（Han）的音……呵，扯远了。
不知道现在“英语角”的命运如何？当时在人民公园“英语角”的带动下，各处“英语角”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还出现了“德语角”、“日语角”又衍生出了“京剧角”、“话剧角”甚至还有所谓的“同性恋角”（据说就在离南京路一街之遥的人民广场三角花园）。又扯远了。“英语角”虽是昙花一现（但也年把了），对我来说是功不可没：我考托福的词汇、语法结构不是大问题；但那恼人的听力，在“英语角”的实践下和帮助下，至少提高10分吧。这次回沪，到人民公园和我们老房子的虹口公园（鲁迅公园）重访了一下当年“英语角”，那里已人走地空，只是绿荫依久，持梦人面对这一片故园，不免一番惆怅。
上海图书馆原址就在南京路上，人民公园西边小门旁。这座古色古香欧式钟楼建筑，过去在那里一直是鹤立鸡群，独树一帜。现在它的后面、旁边现代化建筑群起，高楼林立。但我怎么看都觉得这古老的建筑在那里还是无与伦比。
我对上海图书馆的情结是从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开始。那年年初，我离开了我亲爱的部队到了上海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工作。那时所谓的“四人帮”刚刚下台，文革也名义上的结束了；百废待兴，大家都在等，上海在等，中国在等，世界也在等。因为，我们已经太习惯了一个思想、一个主义、一个权威来统一这么一个泱泱大国。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文化的复兴和对知识重视的时代即将来临。对知识分子“老九不能走”已不是停留在嘴巴上那软弱无力的口号。尊重知识和尊重知识分子的春天随着1976年那寒冷的冬天的结束而来到了。
于是这座蕴藏着人类知识宝库的古老建筑也焕发出了青春，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络绎不绝地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随着恢复高考的决定，这里更加繁忙了。每天早晨，人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进当上海图书馆，没有我们国人习惯的插队、喧哗、吵闹，就连吃东西喝饮料也是抿着嘴，没有声响。进门后，各自找到自己的座位，一头扎进了知识的海洋。我经常独自一人坐在那宽敞的梯形阅览大厅的最后一排，向下俯瞰，只见黑压压的一片。人们坐在那里，静静地读着书，汲取着知识。就像待哺的婴儿吮吸着乳汁，久旱的禾苗沐浴着甘霖。只听见沙沙地翻书声和邻座读者均匀的呼吸声；人们的神情是那么的严肃和凝重，仿佛在执行一项伟大的大力历史使命。
在这里，我在圆我自己的一个梦──上大学。我是六八届初中生，原则上讲只读了一年实际的初中。因为我被分到文科班，学的又是俄语。所以报考自愿时，我填的是文科；当时一个考生只能填两个自愿，我填了复旦的国际新闻系和华师大的历史系。单位领导和有关部门勉强同意了我的报考。接下来就是几个月的拼搏。我底子薄，只有初中一年的水平，而且又事隔10年；要在短短的数月，捡起那一年的知识，再把初中另外两年和高中三年的知识统统补上，真是谈何容易。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是凌晨三点才上床，没有星期天。每天下班和休息日就往上海图书馆跑──并不是只要那里才可以借到所需要的书，而是那里我所需要的环境──环境是可以感染人的，也可能改变一个人。我就在那时初恋的──那是我一生中唯一的初恋，我们无数次的约会就在上海图书馆的二楼阅览室门口，右转第N排（我忘记了）。
还是那句话“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的努力和心血没白费。一天，我与单位其他五个人被传唤到政治部，政治部曹主任通知我们五个被大学录取了，还说这是我们全单位的光荣，你们要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云云。接下来就是体检，我这个体格根本就不成问题。随后就等着发榜，一个部门的小兄弟们天天来讨糖，我那时四十二块的月薪已经一半被敲了竹杆。发榜时，我傻了眼，我们单位五个体检的，只有两个74、75届的女孩子拿到录取书，我们另外三个老三届大男人，以单位需要、留以重用为理由而拒绝了！！！当时中国实行的是单位所有制，一旦分到一个单位，就基本上定了终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了猴子滿山走”。我又是个随缘、认命的人，也就不去抗争，但心里总有点忿忿不平。于是重新再找出路，全脱产（就是上全日制大学）不行，就去找半脱产（一半工作，一半上学）的。那时五大生（电大──电视大学、业大──业余大学、夜大──夜大学、职大──职工大学、函大──函授大学）也是一条出路。于是，事隔六年之后，报考了电视大学，三天读书，三天上班。入学考试轻而易举，单位领导、有关部门一路绿灯，我的大学梦总祘实现了。在这期间上海图书馆依然是我经常去的地方，我在那里温习功课，应付考试，查阅资料，撰写论文。图书馆是我的好朋友，每到一地，我总是要到那里的图书馆去：温哥华的、纽约市的、芝加哥的、堪萨斯的……从一个城市的图书馆真的可以看出一个城市的水准。上海图书馆新址，迁到徐汇区了，据说那是世界10家最大的图书馆之一（从规模上讲）。祝愿从那里走出更多的人才和精英，就像人民公园旁的上海图书馆走出了你、走出了我、走出了他（她）、走出了你我他。
（未完待续）
《闲话南京路系列》>>>
... 《闲话南京路（一）》
...《闲话南京路（二）》
...
《闲话南京路（三）》
...
《闲话南京路（四）》
...
《闲话南京路（五）》
...
《闲话南京路（六）》
...
《闲话南京路（七）》
...
《闲话南京路（八）》
...
《闲话南京路（九）》
南京路上有我许多故事也有我许多梦想。
英语角与出国梦
图一：人民公园边门，从这里通往英语角
人民公园有许多门，其中一个是靠近原上海图书馆的小门。别看这门是人民公园最小的一个门，可是在进了这个 小门之后，沿着一条绿荫环绕的小径向左一拐，就是一个小草坪。这里就是曾名噪一时的“英语角”（ENGLISH CORNER）这里曾经孕育着许多出国人士（可能文学城里的不少网友、他们的朋友、亲友就可能曾经是这里的常客吧）。
“英语角”是如何起源的，报纸上有过报道，我没有刻意去记。反正我偶然发现“英语角”时，它还是“小荷才露尖尖头”，打那以后我就成了那里的常客。每逢周末，只要有可能我都会上那里泡上一、二个小时。在那里，我可以无拘无束地、不怕难为情地用憋脚的洋泾浜英语与那些无拘无束地、不怕难为情地用憋脚的洋泾浜英语的素不相识的人交谈；随时随刻都会得到那些水平较高的人毫无保留地纠正和指点。后来，圈子越来越大，人也越来越多，一句“May I join you ?”就可以使我们相识。真是“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
去“英语角”的人，各有各的目的。但大多数人（我所遇到的）还是以出国为目的，也就是圆那个出国梦，奶瓶也是其中之一。
我对外语是情有独钟。记得小时候，大概是小学五年级吧，我在杭州读书。一次，父亲公干路过杭州，住在杭州饭店。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吃过午饭，在花园里散步。只见一队黑人朋友迎面而来，其中一个高个子，看见我们就伸出手来要与我那不到10岁妹妹握手。我妹妹看到这“呲牙咧嘴”黑皮肤的客人，吓得躲在父亲背后。我倒不怕，瞪大眼睛仔细端详着这位“外星人”：黝黑的皮肤，高高的个子，雪白的牙齿，厚厚的嘴唇，大大的眼睛，卷曲的头发。最令我好奇的是从他嘴里吐出来一连串连珠炮，比说话要好听，跟唱歌差不多，但，我一个字都未听懂。那时站在他身后的一位叔叔，长得跟我们一样的叔叔亲切地对我们说，他向你们问好；我父亲也通过这位叔叔转达了我们对他们的问候。黑人朋友们笑了笑，点点头离开了。你猜，那时我最佩服谁？我最佩服的就那位把黑人朋友的话传给我们，又把我们的话传给黑人朋友的那位叔叔。后来，我知道他们讲的是外国话。 那时小学还没有开设外语课，中学才有外语课的。
65年，上中学了，有外语课了。我们学校有两门外语，一门是英语，一门是俄语。我不喜欢俄语，可偏偏把我分到了俄语班。大概是五十年代，我们以苏联为我们的老大哥，俄语是最火红的外语，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俄语教师。64年反修了，俄语不吃香了。但这一大批俄语教师不能一下子转业，于是就保留了部分学俄语的班级。我们一年级共有八个班级，五个学英语，三个学俄语。虽然不喜欢，还得学，没得选择。记得第一堂课，瘦小的俄语杨老师告诉我们：马克思说过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门武器。好傢伙，马老说得多好：人生──斗争──武器，多么激动人心，那外国语肯定也包括了俄语。再说了那个时代，天天说反帝、反修。就让学英语的去反帝，我们学俄语的来完成反修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吧。都是斗争需要，只是分工不同罢了。
于是，我就积极地投身到学习俄语的斗争中去了。俄语与英语、汉语的发音有一个极大的不同就是那个Русский язык中的P音。要卷舌，还要颤抖着。为了发好这个音，每天早上刷牙时，含一口水舌头在水里嘟噜嘟噜地打转。一开始，怎么也转不起来，气得我在牙刷上涂滿了牙膏，和着水一起练，喷得滿墙、滿地、滿池、滿脸、滿嘴都是牙膏沫。我两个妹妹在外面不知发生什么，一状告到老娘那里。老娘进来一看，非但没指责，反而大加赞许。“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出一周，就掌握了这一发音。近几年，出于好玩，自学西班牙语。发现西班牙语也有这个发音。周围的老墨也纳闷，这个老Mr.刘倒也聪明，别的中国人学了半天也不会，他一学就会了。可他们那里知道这中国小老头四十年前的故事呀。
到了文革，外语又不灵了。那些外语老师，不是特务，就是内奸。学外语不是有投敌叛国之疑，就是有崇洋迷外之嫌。什么课都不上了，何况外语？
七四年吧，邓小平一次复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英语广播讲座。这个节目从七四年开办到我九三年出国，我一直是它的忠实听众。从初级班到中级、高级班；从Follow Me 到Join Us；从英语口语到实用英语语法……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我记得我学得第一句英语就是那句被亿万人喊了亿万次的“Long Live Chairman Mao”。第一期英语初级班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与上港五区（上海的涉外码头之一）的老工人一起合办的。电台里的老师喊一句，我和电台里的老工人跟着一起喊一句。喊了几次之后，我们就记住了，永远地记住了，挥之不去。
打那以后，我就与英语交了朋友。有一次回家探亲，老爸给了我一个袖珍半导体收音机。我带到部队──北方一个小海岛上，一天半夜我无意收到了一个电台，时而讲中文，时而讲英文；半夜十二点后，还有“英语900句”教学，接下来就是马克∙ 吐温的《汤姆历险记》，第一遍是英文原著，第二遍是中文解释。这个电台立即吸引了我，我记住了英语900句，记住了马克∙ 吐温（我后来知道在文革前高中的语文课本里收有他的文章如《竞选州长》等，但我只上过初中一年级，对他我还是陌生的）。一段时间后，我才知道那是美国之音（The Voice of America）。好傢伙，那还了得！美国之音那时候可是敌台呀，（只因为我们海岛处在前沿，电台干扰小，才得以听得清楚。）那可是要犯大错误的，特别是在部队，还是现役军人。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哪来的胆量，每当深更半夜，我一头钻进被窝，戴上耳机，把音量扭到最小，开始收听“敌台”。这一听就是几年，从不间断。到现在，我还记得播音员那甜美带有台湾口味的普通话，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台湾普通话的“和”是发“汉”（Han）的音……呵，扯远了。
不知道现在“英语角”的命运如何？当时在人民公园“英语角”的带动下，各处“英语角”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还出现了“德语角”、“日语角”又衍生出了“京剧角”、“话剧角”甚至还有所谓的“同性恋角”（据说就在离南京路一街之遥的人民广场三角花园）。又扯远了。“英语角”虽是昙花一现（但也年把了），对我来说是功不可没：我考托福的词汇、语法结构不是大问题；但那恼人的听力，在“英语角”的实践下和帮助下，至少提高10分吧。这次回沪，到人民公园和我们老房子的虹口公园（鲁迅公园）重访了一下当年“英语角”，那里已人走地空，只是绿荫依久，持梦人面对这一片故园，不免一番惆怅。
上海图书馆──我的大学梦
图二：上海图书馆原址
上海图书馆原址就在南京路上，人民公园西边小门旁。这座古色古香欧式钟楼建筑，过去在那里一直是鹤立鸡群，独树一帜。现在它的后面、旁边现代化建筑群起，高楼林立。但我怎么看都觉得这古老的建筑在那里还是无与伦比。
我对上海图书馆的情结是从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开始。那年年初，我离开了我亲爱的部队到了上海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工作。那时所谓的“四人帮”刚刚下台，文革也名义上的结束了；百废待兴，大家都在等，上海在等，中国在等，世界也在等。因为，我们已经太习惯了一个思想、一个主义、一个权威来统一这么一个泱泱大国。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文化的复兴和对知识重视的时代即将来临。对知识分子“老九不能走”已不是停留在嘴巴上那软弱无力的口号。尊重知识和尊重知识分子的春天随着1976年那寒冷的冬天的结束而来到了。
于是这座蕴藏着人类知识宝库的古老建筑也焕发出了青春，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络绎不绝地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随着恢复高考的决定，这里更加繁忙了。每天早晨，人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进当上海图书馆，没有我们国人习惯的插队、喧哗、吵闹，就连吃东西喝饮料也是抿着嘴，没有声响。进门后，各自找到自己的座位，一头扎进了知识的海洋。我经常独自一人坐在那宽敞的梯形阅览大厅的最后一排，向下俯瞰，只见黑压压的一片。人们坐在那里，静静地读着书，汲取着知识。就像待哺的婴儿吮吸着乳汁，久旱的禾苗沐浴着甘霖。只听见沙沙地翻书声和邻座读者均匀的呼吸声；人们的神情是那么的严肃和凝重，仿佛在执行一项伟大的大力历史使命。
在这里，我在圆我自己的一个梦──上大学。我是六八届初中生，原则上讲只读了一年实际的初中。因为我被分到文科班，学的又是俄语。所以报考自愿时，我填的是文科；当时一个考生只能填两个自愿，我填了复旦的国际新闻系和华师大的历史系。单位领导和有关部门勉强同意了我的报考。接下来就是几个月的拼搏。我底子薄，只有初中一年的水平，而且又事隔10年；要在短短的数月，捡起那一年的知识，再把初中另外两年和高中三年的知识统统补上，真是谈何容易。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是凌晨三点才上床，没有星期天。每天下班和休息日就往上海图书馆跑──并不是只要那里才可以借到所需要的书，而是那里我所需要的环境──环境是可以感染人的，也可能改变一个人。我就在那时初恋的──那是我一生中唯一的初恋，我们无数次的约会就在上海图书馆的二楼阅览室门口，右转第N排（我忘记了）。
还是那句话“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的努力和心血没白费。一天，我与单位其他五个人被传唤到政治部，政治部曹主任通知我们五个被大学录取了，还说这是我们全单位的光荣，你们要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云云。接下来就是体检，我这个体格根本就不成问题。随后就等着发榜，一个部门的小兄弟们天天来讨糖，我那时四十二块的月薪已经一半被敲了竹杆。发榜时，我傻了眼，我们单位五个体检的，只有两个74、75届的女孩子拿到录取书，我们另外三个老三届大男人，以单位需要、留以重用为理由而拒绝了！！！当时中国实行的是单位所有制，一旦分到一个单位，就基本上定了终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了猴子滿山走”。我又是个随缘、认命的人，也就不去抗争，但心里总有点忿忿不平。于是重新再找出路，全脱产（就是上全日制大学）不行，就去找半脱产（一半工作，一半上学）的。那时五大生（电大──电视大学、业大──业余大学、夜大──夜大学、职大──职工大学、函大──函授大学）也是一条出路。于是，事隔六年之后，报考了电视大学，三天读书，三天上班。入学考试轻而易举，单位领导、有关部门一路绿灯，我的大学梦总祘实现了。在这期间上海图书馆依然是我经常去的地方，我在那里温习功课，应付考试，查阅资料，撰写论文。图书馆是我的好朋友，每到一地，我总是要到那里的图书馆去：温哥华的、纽约市的、芝加哥的、堪萨斯的……从一个城市的图书馆真的可以看出一个城市的水准。上海图书馆新址，迁到徐汇区了，据说那是世界10家最大的图书馆之一（从规模上讲）。祝愿从那里走出更多的人才和精英，就像人民公园旁的上海图书馆走出了你、走出了我、走出了他（她）、走出了你我他。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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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南京路（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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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南京路（九）》
卡琳：你好！多日未见，可好？
丑女，还没走啊。这奶瓶图是网友子初帮我找的，谢谢她了。你是画家，给我画一只半瓶子滿的牛奶瓶，可好？
Good day, and good luck. (can not find the pin ying for zhuo hao..)... 洋为中用了。。：）））
漂亮11战友：我其实是南京生的，但对南京是一无所知。老娘经常讲起什么：中山陵、孝陵卫、四宰巷、半山园等等，我估摸是小时候我们的家在这些地方住过的。今年回国，尚没计划。要回也只有下半年了。哎，真想回去呀。
昨天来过
打不开网页
我发的那个入籍一直忙了有２个小时
原本就是在书记大婶家的留言
整一下贴在论坛了
可就是不能顺利的修改贴图什么
整了很久：）
这个网速阿
。。。
我老家江苏的
说的那些是看小品学的王木墩，赵本山他们的：））
哈哈
去村里那边才说呢：）
南京是哥哥公司在那边
每次回家孩子们会跟舅舅去南京的公司和深圳的公司玩。。。
大哥什么时候回国
我们约一下哦：）
沪宁一带的在这边的很多呢。。。
??? question: 是74 年 还是 72 年？
-- 我也是第一代 学生。。 学完了。。。 到高级班。。。
一位送给我许多牛奶瓶的画和照片，考虑改一下我的形象。哈哈。过两天我牛奶瓶要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文学城。
哟，牛哥生气了，不睬阿拉喽！ H--E--L--L--O----- 嘻嘻
又：你在比利时，对德国的中国人（特别是上海去的）熟吗？我的一位在日本的同学要找一位在德国的同学。
我就猫着听听
因为我老实阿：））））
问好大哥
嘿！我来猜一下，近来猜谜猜出瘾了，牛哥性刘，什么什么平，刘大平？刘小平？刘建平？刘国平？刘志平？刘卫平？刘华平？刘XXXXXXX平，所以得了这个雅号牛奶瓶，对吗？
故地重游,面对巨变,总会感受些昔日的影子.与旧友相聚,言语中总感觉慢了半拍,不领悟市面,不领悟潮流,落伍了...
"持梦人面对这一片故园，不免一番惆怅。" 我也有此感悟...
上海图书馆是去了那地方，气派非凡。原址，我真的没去看。丑女回去看看，告诉我们了。
牛大哥勤奋刻苦的精神令人敬佩, 请问牛大哥原上海图书馆派啥用场了呢?
我们这个年纪就不谈那个了。
你女儿多大啊。一定很得你宠的了。
上海图书管的初恋怎么就不在那儿扯远了呢？难怪天天往那儿跑，原来是双丰收啊！下次补点好吗？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