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东路福建路往西，就进入了中心地段，也是南京东路、也可以说是整条南京路的最繁华、最热闹的地段。这里的故事也最多、最精彩、最耐人寻味。








真老大房以它的鲜肉月饼而闻名沪上。过去老大房不在南京东路上。后来，在南京东路上来一个老大房，官司就打开了。那边的老大房（我忘记在那边了）说他们是老大房，于是南京东路这边就改为真老大房；于是，那边就改为真真老大房。结果如何，我真不知道。不管官司如何，这真老大房的鲜肉月饼却真是名不虚传，门庭若市有了几十年的时间了。






真老大房的鲜肉月饼，是全年供应的，不光是在中秋节前后。那鲜肉月饼，一层一层薄如纸的酥皮，黄黄的、脆脆的、香香的；里面的肉馅，大大的、鲜鲜的、松松的，略带一点甜味。一口咬下去，嘴都不想张开。吃了一口，就是第二口，接着第三口，一气就能吃完，连手心里的渣渣都舔得干干净净。奶瓶嘴大，向来是一口一个。现在的价格也不祘太贵，我一顿能吃五个，也就是￥9.00人民币。






我这次回沪，路过真老大房数十次，每次都是长龙一条。可喜的是，许多老外都加入了这一行列。



我太太公司在福建南路（金陵路口），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那是必经之路。每每经过那里，总免不了，要瞟上几眼。时常不由自主地挎下车，加入一那排队的行列。每次买几只，带回来家来，人口一个。说实话，奶瓶不是非常喜欢肉馅月饼，我更喜欢天津的狗不理包子。不过太太的心意，我是领了。上海人是很中意真老大房的鲜肉月饼的。




真老大房对面的一大片空旷的地段，从福建路到浙江路（相对南京路而言，是一大片了），是当今称之为上海的时代广场。我记得，当时规划南京路时，有人对在南京东路这样一个寸土如金的地段搞绿化是浪费资源；有人提出搞一个街心花园就可以了；也有人说搞几条板凳，供行人休息一下即可；最后拍板者的决策，是搞了一个大手笔：索性一个大广场。我不知道是不是仿造美国纽约市的时代广场，当然在建筑风格和格调上两者是大相庭径的。但在一个世界级的大城市的中心地段，有这么一个广场，从创意来说应该相差无几吧。我坐在广场的椅子上休憩，望着在台上、台下奔跑追逐、嬉笑无悠的孩子们，思绪万千。过去上海有个大事小情就要上人民广场，室内就上文化广场。每年一度的国庆游行，就是在人民广场举行。有个音乐会什么的就到文化广场。

记得文革初期，一天晚上，上海工人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叫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曹获秋表一个什么态；曹获秋虽身为市委书记，可也是自身难保，说话支支吾吾，表态模棱两可。我就坐在主席台下，广场栏杆的第一排。天色已晚，大约是十点多了吧，群众对于曹的发言不满意，或其它什么原因，人群开始涌动起来。不一会儿，只见人们纷纷冲上主席台，要揪斗曹获秋。这时，我被那一股涌动的人潮推动着，那巨大的力量是无法逆转的，就身不由己地上了主席台……曹获秋的女儿后来去父亲的祖籍，安徽的一个什么县插队，还做了当地的父母官，口碑不错，近况不知。现在，人民广场已经被拓宽了的人民大道、上海大戏院、上海博物馆、市政规化馆、、中心音乐喷泉、广场公园、大商场等瓜分了。大概上海的决策者、规化者、建设者都不希望再什么群众运动了吧。

还有文化广场，也是1966年吧，夏天的一个下午（？），在那个广场召开了一个大会，批斗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贺绿汀脖子上挂了一个大牌子，写了什么我忘记了，只记得是在他的名字上划了一个大大的叉叉。我知道贺绿汀是文革前，我在同学家听唱片大型史诗《东方红》，里面有一个歌曲叫《游击队之歌》，就是他创作的。我们那时调皮，把它叫做《小偷之歌》“我们都是神偷手……..”那乐曲就是在夜幕下，快捷、轻便，由远及近，由暗及明，由低及高；静静地、悄悄地、快快地、不声不响地、拿了就走地。没想二年之后，贺老竟遭此一劫，据说他的女儿贺小秋因为对父亲遭到迫害不服，自己也遭到攻击，1968年4月自杀身亡，斯时芳龄25。想到此，心里总是堵得慌。这次回沪，路过文化广场旧址，那里正在建设，说是搞一个大卖场。无所谓了，上海现在就是一个大商场，多个把大卖场也无关紧要了……哇，离题了，太离题了。让我们回到南京路。



突然，一声呵斥把我从回忆中拉回。“啥人让跑你们到台上去的？下来，下来！”广场的保安人员对着台上的孩子们叫到。孩子们惊呆了，在台上不知所措。家长们飞快地跑上去，滿脸歉意地领着各自的孩子离去。我也没有胃口再呆下去，起身准备离去。这时，觉得有点急了，大概是刚刚那一杯珍珠奶茶惹得祸。厕所！我四处张望着。在舞台后面就有一个，太好了！径直奔过去，拾级而下，向右转是为文学城ID后尖尖头朝上的，正是奶瓶要去的，抬腿就进，“一块钱！”坐在门口抽烟的汉子拦住我。我看了看工作台上歪歪扭扭地写着：草纸一元两张。我满脸疑惑地问：我也没要草纸呀，我只是小解。“都要。”一个字都不带多。拿了我的钱，塞给我两张白皱纸，就抽他的烟去了。也许，他每天碰到这种情形太多了，可谁让他在南京路这样的闹市区当班哩。厕所里面倒也干净、清爽、无异味，生意也还可以，高峰期间也可说是络绎不绝。我保守的估算了一下，一小时两边（尖尖头向上的和圆圆头向上）加起来怎么样也有个50位；一天八小时就是400 位，￥400人民币。每月按25天计，就是￥10，000元。如果承包的话，也就是一个万元户了。上海的公厕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有的收费，有的免费。在大城市上方便，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也是一个难题。许多从外地去大城市的人，往往会窘态百出。友情提示：到上海南京东路的网友，在时代广场舞台右边的地下室，有一个公厕。但要准备好￥1.00人民币，还不知道是不是24小时通宵服务。又离题了，回到南京路。






真老大房的隔壁过去是新新美发厅。现在大发了，级别也高了，不是厅一级的，是市（城）一级的了；也不是美发（头上那一撮），而是美容（整个一个脑袋），叫新新美容城了。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个人观察，整个南京东路上，大概就此一家，别无他店了吧。我结婚时，一位老战友是我的男傧相。天上下着小雨，陪我去那里，好好地修整了一下我的脑袋。那一天，可是我一生当中第一次也是有限的几次去那么高档次的理发店。奶瓶那时三十挂零，风华正茂；再被上海的一级理发师如此这般地整理一番，真是锦上添花。实话实说，真是第一次哩。读中学时，剃头就在我们学校旁边四川北路底的甜爱路口那家，进门要低头，破窗不遮风的个体小理发店；后来成了山阴路口四明理发店的分店，几个学徒工在那里练艺；再后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是山阴路口四明理发店的主顾；偶尔去一下四川北路的斯为美理发厅；最高级的就是四川路桥下，天潼路口的香港美发厅。到了美国后，奶瓶的头就交由太太摆弄了，这一弄就是十多年，每月一次，从不间断，乐此不疲。太太手艺见长，我们的家庭财政预算也减少许多。这每月一次，十多年下来就150多次，每次加小费总得$10.00美元吧，总额就有上千美元了，一笔不小的数目了。

此番回国，到处寻找过去的理发店，很难。随处都可见到发廊，带按摩的那种。从外面看进去，黑乎乎的，只有几位年轻的小姐穿着背心、短裤，一溜排地坐在那，懒洋洋的；什么也看不清楚，只见白花花的胳膊和大腿。你说那种发廊，奶瓶敢进去吗？再不是一个叫“文峰”的，每天一大早，几十个穿着军队制服的小姐、先生们站在店门外的上街沿，“一、二、三、四”的作早操，那阵势真是吓死人。结果还是在家人的指点下，在中山公园附近，长宁区政府对面找到一家依然是国营性质的理发店，才了却心愿。店里一位给我理发的老三届上山下乡回城的大姐，告诉我，他们这个店明年就要改组了，也要撤了。呜呼哀哉，今年回沪，上哪理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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