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杂忆之1：抽屉被人撬开了

　　1965年秋天开始，学校里面就不断有停下课程，大家集中讨论《人民日报》上正在热烈讨论的问题，比如说，“清官和贪官哪一个好”。气氛看起来是宽松的，一开始我就忘了自己有海外关系的家庭，争着站起来发言，清官当然比贪官好啦，莫非贪赃枉法的官员还能比清廉守正的官员好？这样的讨论真是不可思议。
　　这一类讨论后来变成激烈的辩论，就是在文革中也时有发生，好像“校党委正确吗”；“省市委正确吗”……；一直到“上课打瞌睡好不好”。一直要经过无数次反复以后，才摸到规律：一切反着常规来说，就是正确答案。这个答案其实通常就是一句最高指示。现在想起来，这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在教育群众啊。
　　到后来社会上瞬息百变、街上常常会出现像“XXX是不是一贯正确的老革命？”、“XXX一贯正确吗？”之类背后显然有什么来头的大标语的时候，掌握并运用这个规律可太重要了。作为一个不在逍遥派的红卫兵一派，你得窥探方向，做出决定表态。这是后话。
　　反正65年下半年开始学校就有了动荡的模样，班级里面的团干部空前活跃。他们内部有无数会议，然后就分别找不同的同学谈话，或者叫谈心。有很多忆苦思甜的活动，有大规模支援世界革命的游行示威活动。我刚刚在全市数学竞赛上得奖，学校里面根本不当回事儿似的。就在我觉得自己受了冷落的时候，第一次惨重打击来临了。某一个第三世界的领袖来访。全班同学都要去机场欢迎。男生白衬衣蓝长裤，女生白衬衣花裙子。我得到通知：因为“人数有限”，我在那一天得留在教室里自习。同学们在操场上举着花束，练习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时候，我只得躲在教室里看一本《八十天环绕地球》。那天早上同学们每人领到两个豆沙面包，在大操场欢天喜地挤上几辆漂亮的大客车出发去机场，我还是看那本《八十天环绕地球》。真是一本令人忘忧的好书呀。
　　不过，我没有难受几天，就发生了更大的事件，比我一个人没资格去机场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可大了去了。家庭出身“职员”的刘碌碌的抽屉被人撬开了，他的一本日记到了班级团支部手里。大家风传“刘碌碌写反动日记”几个小时以后，刘碌碌就跳楼自杀了。
　　我一向不喜欢刘碌碌。他矮个子，红脸，两条有点倒挂的浓眉。各科成绩中等，没什么运动天分，不会玩什么乐器，不会唱歌，不会装半导体，不参加我们下棋……不过，怎么就这么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