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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票的记忆

(2022-08-27 16:33:57) 下一个

 

汉嘉女1 2022-08-25 05:31 发表于四川

 

作者:聿之

 

几天前翻腾抽屉,竟翻出阔别多年的几张粮票。

  我小时候,家长们特别忙,不是大炼钢铁,就是“四清”下乡,所以孩子们就往食堂一送,吃饱就行。我从小学一年级起就吃食堂,可刚开始时并没有粮票一说,就是“钱”(后来叫菜票):二分钱一馒头,三分钱一碗饭。吃完饭把统一制式的搪瓷饭碗往洗碗机里一扔,一会儿它就从机器那头滚出来,坠落在地上一个大笸箩里,慢慢碗都成了崩瓷儿的了。后来有了粮票面票,粮食就变少了。
  大概是我二年级的时候,所有的孩子被安排在一个专门的食堂吃饭,有个师傅从大人们用餐的食堂把饭菜用桶挑到这个小餐厅来卖。师傅岁数不小,头上光光的,也说不上什么慈祥,手还特紧,尤其是菜里有肉的时候,所以不受孩子们欢迎。可孩子们也没办法不接受他,最多是躲在楼角齐声骂他“秃瓢秃瓢没有毛”,然后逃走,当面绝不承认有过此事。
  有一回,秃师傅终于走眼了,把二两一个的窝头当一两卖了,于是当日中午大家都饱餐了一顿,而且谁也不想骂秃瓢了。可好景不长,秃师傅很快发现了错误,于是当晚重新算账,每个窝头要补收一两粮票。在去餐厅的途中听说了这个消息,我们算是彻底懵了:晚饭只有二两的定量,补上一两就只剩下一两了,岂不只能饿肚子。在这个冬日的傍晚,我们又躲在楼角,希望奇迹发生,比如他因故离去,换个不知情的师傅,该有多好呀。
  然而最终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饥饿把我们送到了“秃瓢”的面前。我把惟一的二两粮票亮在手心里,说明我的窘境。他让我回家再拿粮票来,我告诉他,我已被忙于工作的父母送到工会办的寄宿制“少年之家”去了。
  记忆中我那晚并没有挨饿,秃师傅记了账说以后再算,而“以后”好像是工会的老师从其他寄宿的女孩子那里抠出了几两粮票平了账。
  当晚若是我爸在,事情当然会简单一些,可是我要是吃饱了,他肯定挨饿。那年月,他有时也让我去食堂给他买饭,可从食堂到家的这段路,我始终要举着这馒头,这对我该是多大的诱惑啊!我当时大概还没看过《猪八戒吃西瓜》,但我的思路肯定和老猪很类似。我总假设这个馒头在屉里蒸的时候会与其他馒头发生粘连,而在炊事员拿这个馒头给我时恰好把它的皮粘到了旁边那个馒头上,于是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把一面馒头撕下来吃了。然后又有第二面、第三面和第四面……有时这个馒头整个外皮都被我吃光了。
  这种事情反复发生,但我爸从来没有问过我。
  后来我又赶上了“上山下乡”,由于算好了不去农村,到农场倒真的没闹过粮荒。最初去的时候,饭量猛增,当地蔬菜副食奇缺,因此三四十斤的定量也不够,只好请家人寄些全国粮票来。但在我内心里,只是觉得换全国粮票手续繁琐,给家人添乱,也可惜了全国粮票里包含着的那半斤油。后来队里的知青姐妹们支援,加之当地草木丰茂,种下三五寸长一节的木薯杆,几年后便有丰厚的回报。至于那些木薯在当时的所有权性质,以及我们获得木薯是否经过领导批准的问题都算不上个大事,所以也就很少再向家里要粮票了。
  然而粮票的流通大约是与社会的控制相关的,因此在乡下才知道粮票是不能随便领取的,即使在账面上说这些粮票指标是属于你的。
  一般说,那时每年大约只在回家探亲的期间,可以合法地领取到二十来斤粮票,因此这些粮票也显得格外宝贵。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学生,慢慢也像当地人一样,到县城里去之前,先从食堂称些大米用手巾包好,到街上的饭店、米粉铺吃饭时,先将所需饭量的大米倒入柜台的秤盘里,算账时将米钱从总金额中扣除。
  印象中当时只有火车上吃饭是不要粮票的,而途中一些不大的车站上,有一些农民会要求用粮票换鸡蛋、玉米、水果。他们多数是在站台另一侧的路基上,站上工作人员一来驱赶便做鸟兽散。当时他们大概是要三五斤粮票换十来个煮熟的鸡蛋,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觉得他们开价过高。说起来颇不好意思之处在于,当时我们这些成伙的知青已经听说了大幅度降低成本的秘诀,这秘诀就在粮票上。
  到站台上出售食品的农民很少有文化,他们对粮票的认识和对钞票的认识一样,是靠对花纹与颜色的分辨,而不是对面值文字符号的识别。与钞票不同的是,人民币全国统一,粮票则各省不一。当地一斤票的颜色刚好与我们下乡省份的二两票相似,因此完全可能在慌乱中搞错。由于蓄谋已久,我在路过省会城市时专门换了几张二两票,到达贵州、广西之间时,我终于成功地用小票换回了一批鸡蛋。交易过程是短暂的。双方先讨价还价,直到开车铃响起,价格才终于谈妥;然后是一手交粮票,一手交货,票货易手必须同时,否则很可能有一方在列车开动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利益渐渐远去。
  不少曾被称为“知青”的人有过这种经验,记忆里这些鸡蛋均是在一片欢快中被分吃完毕的,然后便在打扑克的欢乐中将它淡忘。然而在今天,这种情形却常常被已不再是知青的我记起,而且我会强迫症般地推想,这些不同省市的粮票在这些农民手上会产生何种结果。我有时也会给自己找到安慰,我会想这些狡黠的农民同样将它在另外的场合“倒”出去;我会想也许他们自认倒霉,将它撕碎,拌几句粗话抛入风里。但我还是觉得这种玩笑开得有些残酷,尤其是以后读了大学,再后来也忝为人父的我,不免感到深深的羞愧。
八十年代以后人的饭量越来越小,粮票越来越多,但我仍然在年底的时候到粮店排长队,将其换成新年度的票证,似乎是要巩固某种权利。再后来北京粮票成了在北京混饭吃的资格,外地民工一度很是需要,因而农贸市场上可以用其置换各类商品。在支付小保姆、小时工工资之外再添些粮票无疑也颇具人情色彩。
但很快,粮票就很不值钱了:也许一斤粮票可当三分钱吧,一斤鸡蛋便要换到上百斤粮票。这时我便与妻子非正式地讨论起粮票的前景问题。出身历史系的妻子常拿出深谙国情的口吻教导我说:“你放心,这东西不会取消的,粮票粮本和户口本一样,是治国之重器。”
  然而这粮票居然就被废了,社会也没有因此动荡不安,粮食倒是一天天多了。愿这样的日子继续下去,不要某一天又回头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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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评论 (4)
评论
加州花坊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car88' 的评论 : 历史的记忆。
car88 回复 悄悄话 辱华!
加州花坊 回复 悄悄话 回复 'Ohjuice' 的评论 : 也没听到过。
Ohjuice 回复 悄悄话 五六十年代就有洗碗机?倒很先进!在上海可没有听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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