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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汉语的思维速度比其他语言快
(2008-06-25 20: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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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汉语的思维速度比其他语言快(ZT) 汉语是唯一可用于计算机时代的语言 100年前,全世界都认为汉语是婴儿语,后来才发现原来汉语是进化过的世界最先进的语言。原来在七千年前,汉语也有罗嗦的后啜和字格,后来我们把那些无用东西都抛弃了。比如用一个“了”字就把已经完成的动作表现出来了。根本不用什么现在过去完成时那么罗嗦。 古埃及楔形文字演化成腓尼基语,腓尼基古文字又演化成希腊语,希腊语又演化为拉丁语,拉丁语又变成法语,法语又演化成英语。拉丁语向东成为斯拉夫语系,斯拉夫语系又演化成俄语。同时这也是一个宗教的传播史,是天主教分化为基督教,东正教的过程。汉语是世界上唯一不使用字母高级语言。汉语又是唯一可用于计算机时代的语言,最适合语音控制,而不用象英语那样用手瞎摸 ! 这是一个决定中国人命运的问题,请所有朋友尽量宣传!汉语的一个明显的优势是,思维面广阔,在数学上由于单音节发音,对数字的反应速度也更快,但在逻辑思维方面还是拼音文字较好,但从人类文明发展的 趋势看,作为表意文字的汉语,由于可以自由组合新名词新概念以至新思想, 可以容纳信息和知识爆炸的冲击,无疑将发展为人类的共同语言,用这种语言 来交流思想更加方便,更加丰富多彩,当然在论文和计算机语言是汉语和拼音 文字并用了,汉语的伟大就在于兼容,你们看看在汉语的学术论文有汉语和阿拉伯数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混用现相,但在英语论文中则找不到一个汉字,中国的物理学专家可以凭借他在中学时代的化学基础知识通读化学专家的论文,反之依然,而英美的不同行业的专家要交流他们的学术成果,则是对牛弹琴,凭这个优势,汉语就有资格成为世界语,而我们国内还有些学者还要把汉语拼音化, 这不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吗?我们中国人民也有资格控告那些所谓的文明的西方人,是谁在制造环境污染,破坏森林和草原,就是他们,因为印刷同样内容的一本书,西方语言要比汉语浪费2倍的纸张 。 全世界使用西方语言的人要比使用 汉语的人多5倍,按照简单的因素级连倍乘法,就要浪费10-20倍以上的木材,增加20倍以上的工业废水。就语言的优越性来讲,西方人没有什么资格对汉语说三道四,连文盲都知道从联合国五种工作语言找出汉语文本,因为汉语文本是最薄的那一本。 中国人心里有这样一种成见;认为汉语迟早要被英语所淘汰。记得有一次,大概是胡野碧在辩论时干脆把它清楚地说了出来。前几天‘世纪大讲堂’请了一位学者李锐也认为全球化的结果是让英语统治世界。只有阮次山在一次‘大时代,小故事’中谈到汉语的思维速度比英语快。但是,他又提出一个问题;既然由于汉语使用了‘声’使得汉语的思维速度比英语快,那么,由于广东话中的声比普通话多,是不是广东话的思维速度比普通话更快呢?我的回答是,广东话虽然使用的声调多于普通话,但是,广东话有两个缺点,第一、它的文字规划得不好,文字表达欠佳,且有闭音节的声音存在。第二、它的声音利用率不高,普通话有21个声母、35个韵母和四声,连乘的结果是2900个声音,但是能够被利用的是2500个,而真正被用到普通话中的仅1200个。广东话有九声,即使它的声母和韵母与普通话一样多,那么它实际使用的声音也应该是普通话的两倍多才对,但是,广东话中实际使用的声音仅有1500个,与普通话相差不多,而它的利用率比普通话小了几乎一倍。利用率小,就说明难学。因为同样的一个声母或韵母,每次的使用实际上也是一种练习的过程,利用率高的声母或韵母必然容易记忆、容易掌握。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看到,凡是常用的语言元素,包括声母、韵母、汉字和单词等到,越是经常使用的越容易掌握。语言的好坏其实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是不是能够用很少的记忆来掌握,第二、是不是能够在有生之年掌握到比其他人更多的知识?用一句极限的话来讲应该是:最好的语言是不学而知,但是所掌握的知识又最多的语言,或者说,学少而知多的语言。 英语与普通话相比则不同,国际音标中,英语有20个元音和20个辅音,所以英语的声音种类不会超过20 X 20=400个;反过来说,不在这四百个声音之内的任何声音都不被英语所承认,或者被认为是不正确的发音;这里所说的不是‘音节’。比较一下就会看出,汉语的发音种类是英语的3倍,两者的比值远大于广东话与普通话的比值。下面要说一下,为什么声音种类越多,思维速度就越快。 这个问题,去年我在‘北大中文’论坛讨论了一个月才使大家弄清楚,在这里我希望尽量说得简单。假设有一个仅会发两种声音的人,具体地讲,他就会发a和b两个音。根据电脑的理论,我们知道,他用这两个符号依然可以表达整个世界。再假设,世界上仅有400种事物需要表达,那么,一个英国人可以用每一个发音来表达400种事物中的一件,而仅会发两个声音的人,有时就不得不用九个发音来表达400种事物中的一件,因为二的九次方才大于400。比如,英国人用‘i’代表‘我’而仅会两个声音的人可能要用abbababba代表‘我’这个概念。一般人每发一个声音大约需要消耗四分之一秒的时间。比较两者就会看出,仅会两个声音的人,不但表达得慢,而且还费力气。在表达‘我’这个概念的时候,英国人使用四分之一秒的时间,而仅会两个声音的人使用了二又四分之一秒。如果两个人总以这样的比例生活一辈子,他们一生中所享受到的所有信息将是它的反比9:1。实际的情况中,最明显的是日语与汉语的对照,我们知道,日语使用了100种不同的声音,而汉语使用了1200种声音,因此很多汉字让日本人一念就必须用两个或者三个声音来表达。我们假设日语中所有的字都用两个声音来表达,那么岂不是说,日本人一生所能够享受到的信息仅仅是中国人的一半吗?我曾经思考过,这是不是与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伟大的思想家有关。 我们知道,思维实际上是一种心里说的过程,如果在说话时表达得快,那么,思维的速度也应该跟着快。具体的例子是赵元任曾经比较用英语和汉语背诵乘法口诀的速度,汉语使用了30秒,而英语使用了45秒。 因此,如果两个人同时用英语和汉语来背诵的话,到了30秒的时候,汉语使用者一定想到了九九八十一,而英语使用者则一定到不了这里,说不定,他想到的仅仅是七七四十九。这就证明了使用发音种类多的语言比使用发音种类少的语言思维速度快。这一点曾经被国内、外许多学者所证实。至于思维速度快是否就代表聪明这个问题是被很多学者所承认的。 我的证据是解释一个历史上的‘谜’古希腊人为什么比其他人更聪明?因为希腊的文化来自古菲尼基人,我们知道菲尼基人发明了人类的拼音字母,就声音的分解来说,这是一大进步,就思维速度来说,它是一大倒退。因为,为了筛选容易区分的声音元素,菲尼基人仅仅使用了22个辅音,这样,它的表达速度当然比现在任何语言都慢,而希腊人则采用了元音,我们知道元音与辅音结合以后,声音种类等于增加了好几倍。事实上,菲尼基人的声音中也有元音,否则他们是发不出来的。所谓的22个辅音是说他们仅承认这22个辅音为信息栽体,也就是,ma、me、mu、mai、muo在他们的耳朵里与一个m没有任何区别就像me的四种声调对于英国人来讲没有任何区别一样。由于声音种类的突然增加使得希腊人的思维突飞猛进,造成了后来的现象。论坛上曾经有人问汉语的声音种类依然多于英语,为什么没有英国先进。我的回答是,当声音种类突然增加的时候就有新思想出现,反之,当声音种类减少时,思想就趋于保守,而元朝以后,中国的声音中失掉了一个‘入’声,中国的衰弱正巧从那时开始。最后,在讨论尼安德特人的时候,人们也发现,使用声音种类少的人种会被历史淘汰。 我之所以认为汉语必定战胜英语的根据还不在这里,关键是要解决人类目前所面临的知识爆炸问题。我们知道,目前的英语单词包括各种生物名称及专利发明的新术语已经超过了数百万,如果考虑到英语中有一些可以推导和联想的成份;比如前、后缀和复合词等,它所需要记忆的基本单词也有一百万个。而所有这些单词在汉语中都可以用四千个汉字来表达。根本的原因还是英语的发音种类不够。 比如pork这个词,在英语中代表猪肉,它和猪pig、肉meat没有任何关系而仅仅代表它们的一个联合体而已,如果把猪肉pork、羊肉mutton、牛肉beef、猪油lard、羊油suet和牛油talon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话就发现,英语中所有的联体词都是一个与其中任何一个分解词毫无关联的新符号,而它们却构成了英语词汇的主体,英语中几百万的单词就是这样来的。它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如果将pork改成pig和meat连在一起的形式,那么就要发音四次而pork仅仅发音两次;所以联体的词能够节省发音却要增加记忆,而分体的词,无需记忆可是却增加了发音次数。设想,一位屠夫,每天要用到‘猪肉’这个词上千次,使用两次发音的单词要比使用四次发音的词节省两千次发音,何乐不为?但是遇到不常用的词的时候,英语还是和汉语一样,使用分解的词,比如驴肉就用donkey meat来表达。因为不常用的词,即使设立了符号形式,别人也记不住。 汉语能够将英语中联体词汇分解的功能,非常有用,它使所需要记忆的词汇大大地减少;不仅如此,它还能够将词汇在人们头脑中的位置整理得清清楚楚。达尔文主义的诞生就是建立在林奈的双名法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方法使得各种印象在脑子中由原来的平面,变成立体的。比如,在林奈以前,人们给所有的生物一个名字,结果,由于种类太多,同一种生物可能有两种名字,而另外的生物,可能没有名字。林奈则将所有的生物先分类,并且给出一个类名,然后在类名的下面放一个词,两者组成双名法的名字。这样不但清晰,而且大大的减少了需要记忆的符号;比如原来有一万个名字,现在分成一百个类,又在每类中分成一百种,我们所需要记忆的仅仅是一百个类名和一百个种名,共二百个,而不是原来的一万个。随着知识爆炸的问题逐渐恶化,人类就有必要将其他的术语也仿照这个方法改造,而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按照汉语的结构进行改革。而原因还是在于发音种类的数量。 这个现象最先是德国的莱布尼兹体会到的,他认为汉语是自亚里士多得以来,西方世界梦寐以求的组义语言。但是,他没有看到声音的真正特性,却由于汉字的数量上的性能而定义汉字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字。我想,如果他看到今天知识爆炸的世界,他一定会要求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废除拼音文字而采用汉字。最后,谈一下关于人的一生中到底能够记住多少单词或符号的问题。中国人所使用的汉字通常在三到四千,而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仅有三万个单词,他本人能够全部掌握。但是,到了丘吉尔时代,他的单词量依然是三万个,可是,那个时候的英语已经拥有近百万个单词了。 所以,我认为,莎士比亚使用英语单词的熟练程度是后人根本无法达到的。我曾经在网上向很多英语中高等教育的语言机构请教,到底学习英语应该掌握多少单词才成,但是,他们的回答总是含糊不清,或者扯一些别的东西。后来,在一些无法避免这个问题的文章中我发现,语言学家们对于英语单词的要求是:一个受过教育的英语使用者应该掌握五到二十五万单词,不但差距范围很大,而且,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莎士比亚和丘吉尔都应该是文盲,至少是没受过教育的人。我认为,这是任何推崇英语的人的软肋,只要他们能够躲过别人问这个问题,其他的方面 ...... 我的观点曾经在北大中文网上讨论过。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不知道的人还有很多,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劣等民族和劣等文化。所以,在鼓舞中国人的信心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大家努力。 其实,只要大家能够恢复信心,中国人在很多事情上早就应该领先于世界的。可是我们太爱钻牛角尖,总是当外国人设立一套标准的时候,我们拼命地追呀赶呀。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够设立标准,也让他们换换口味?我记起几年以前,西方国家有一个喜欢指手划脚的毛病,那时,我也有一个毛病--喜欢掣肘拖腿。美国有一份cox报告,内中例举了大量的对比,用以说明中国人不可能通过三、四十次的核实验取得与美国一千多次核试相同的成果。唯一的解释就是中国盗窃了美国技术。有人也称这次事件为李文何事件。我那个时候给美国所有的参议员各发了一封电子信件。内容是说,如果他们希望彻底调查此事,就应该设立另外一个调查小组,好好研究一下汉语和英语在思维上面的差异。只有这样才能够弄清楚,为什么中国三、四十次的核试所取得的进展与美国一千多次核试的进展相差无几。在信的后面又附上了我的对于两种语言对比的计算书。后来,接到了不少回信,要求我告诉他们我的真实地址才肯继续考虑。 ……我也明白,不会有哪个美国参议员会提出任何有关的议案的,因为,任何有关议案的提出,其本身都是对于汉语的一种变相宣传,都是对于英语的贬低。没有任何美国人愿意辩论它。道理非常明显,如果辩论下去,必然牵扯到语音和语言学中的诸多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是他们的一块伤疤。目前,美国一直要求中国降低人民币汇率,但是,态度依然没有超出礼貌的范围,所以,这套理论还不适合。一旦他们超出了理性,那么,非常容易扯到语言学的问题上来。换句话说,是:由于英语的思考范围狭窄,所以不能够从更加长远的利益来考虑问题。但是,这话我还不敢说,至少不敢对美国人说。因为我是学工科的,工程上的事情我有点把握,可是一碰到经济问题,我心里没底。 类似的事情还有就是找世界语bbs进行辩论。谁都知道,世界语实际上是将英语改头换面设计的语言,当然不懂得使用‘声调’。我的问题是,英语的单词已经远远超过了常人的记忆极限,世界语有什么办法弥补这个缺陷吗?当时有人回答我说,世界语中使用派生的结构比英语更加明显。可是,当我将汉语中的声音种类,以及‘声调’的利用方法向他们解释以后,再也没有人发言了。 还有就是美国有一个‘只说英语运动’english only曾经向全世界争求意见。可想而知,我的意见是什么了。我告诉他们,你们一意推行英语实际上是将美国文化推向深渊,是在摧毁美国文化。拯救你们的方法只有重新选择一门带有‘声调’的语言。对于这些没学过汉语的人来说,他们一般不懂得什么是‘声调’,所以,只好用唱歌时候的音阶来向他们解释;任何一个英语‘音节’都可以跟随音阶变化出至少八种不同的声音,这和‘声调’的作用差不多。上述所说的实际上就是美国人的软肋,没有必要的话,我是不会乱碰的,影响团结。而且,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加,我们可以说的也越来越少,因为说多了,就给人借口说中国威胁他们。编者注:好文章~! 不过,仅有一点。我认为广东话其实比国语更加适合。 第一,广东话比国语更接近先进的中原古音(具考证,最为近似唐代语音)。广东话的日常用语里面也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古代的用语。因此广东话对於承传中华古文化精粹乃是最好的载体。古汉语音的丢失主因在于中原在多次被外族入侵占领统治之后,和相对落后的胡音混合发展从而逐渐丢失。而广东人主要为古中原人逃难南迁而形成的族群,因地处偏僻,语音反而能得到比较好的保存。(这一点其实在知识界是早有共识的。我中学的时候每逢读古文, 老师都叫用广东话来读。) 第二,广东话声调多,事实上比国语整整多了三份一的变化。这个数目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所带来在辨识上的便利,是绝对不可小视的。尤其在听读一些浓缩性强的文体,例如诗词古文中,这种优势尤其明显。最明显的是听诗词吟诵 - 对于不熟悉的诗词,听广东话吟诵的辨识程度显然比听国语吟诵优越很多。 第三,不存在因为声调多而掌握困难的问题。具体如下: 于成人来讲,我所见的,在非广东人学广东话所出现的口音问题中,居然没有一个的口音问题是出在声调上的。他们所有的口音问题,全部都是声母,韵母的运用问题而已。也就是说,学广东话的难度并没有因为声调多而显得比国语或其它的方言更大。 而对于正处于学语言阶段的孩子来说,孩子学一种语言跟同时学五种语言,对於他们来讲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这是为现代人类科学所研究出来的结果。因此理论,对於孩子来讲,就更不会觉得学广东话比国语更加难以掌握了。 其它相关文章: 汉语将取代英语霸主地位 21世纪中叶将是什么语言的天下?不久前,人们还断言英语将成为全球的交际语言。但现今语言学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首先,地球上的语言将由现在的6000多种缩减至600多种,仅剩现今的百份一。这种语言灭绝速度在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许多语言只在家庭中,在很少的群落中保留下来。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交流的日益密切逐步剥夺了小语言的生存环境。在美国,187种印第安语言中有149种已经无人问津,它们将遭遇与加利福尼亚语和阿依努语同样的命运。 人们需要认清这样的现实:21世纪的头号语言非英语。语言学家们发现了令人奇怪的现象:随着全球化和计算机化的发展,英语的重要地位正在削弱。预计,21世纪中叶,全球说汉语的人将达15亿,而英语、西班牙语、阿依伯语、乌尔都语和印第安语等各大语种的使用者仅存为5亿。同时,西班牙语对英语咄咄逼人的进攻之势已经在美国出现。有些语种将走向式微 世界各大语言中,凯尔特语正走向于灭绝边缘,它包括布列塔尼语、威尔士语和爱尔兰语。其使用者还不到50万人,10年之后,它们可能不复存在。 俄语的命运又如何?目前使用俄语的共有2.75亿人,将之作为母语的有1.65亿。但苏联解体后,俄语的领地被逐步蚕食,这不仅发生在独联体国家,也是全球性的现象。所幸的是,俄罗斯有像托尔斯泰和契可夫这样的文学泰斗,正是他们支撑着人们学习俄语的兴趣。目前,俄罗斯的中小学教学大纲削减了俄罗斯语言文学方面的课时,更给俄语的未来平添了一份隐忧。汉语将成为互联网第一语言 100年前,全世界都认为汉语是人类的“婴儿语”;而现在,世界语言学家已公认汉语是成熟的先进语言——更有专家断言,汉语甚至可能是人类最后最完美的终极语言!东方不败,汉语不败,正此之谓也!根据联合国的一项预测,再过几年,中文将超越英文成为全球互联网使用最广的一种语言。中文早已被誉为是中国人的第五大发明! 联合国的一项最新互联网报告说,目前全球5亿互联网使用者当中,使用英语的网民占绝大多数,这种情形虽然反映了互联网系统是由美国起源并得到发展的事实,但随着互联网的日渐普及,这种情形正在迅速发生变化。报告说 ,大多数互联网使用者都拥有一种英语以外的母语,而到2005年,将有1/2的网络使用者在线上使用非英文。2007年,汉语可能将超过英文而成为全球互联网使用最广的一种语言。 汉语崛起开启“中国谜盒” 了望东方周刊 汉语的崛起,将改变以英美为主导的思想版图,改变人们看待中国乃至世界的方式 中学英语教师王敏很困惑——她的学生在英语作文时总显得“夹生”、“不切题”。尽管她在课堂上一直强调要“像外国人那样”,在文章一开头就亮出观点,但学生们却习惯于中国式的“画龙点睛”,将主要论点淹没在一大堆材料之中,最后才点题。 “学生们总是先用中文想好要表达的意思,再翻译成英文,”王敏皱着眉头,“什么时候他们才能直接用英语思维呢?”不过有8年教龄的王敏直言,这一点她自己也很难做到。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亚洲语文文化系教授胡志德,学习汉语已有38年。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他,最喜欢的是钱钟书的小说《围城》。那些处处隐含典故、满溢文化背景的表述,对于这位地道的美国人来说并不难于接受。 “迂回曲折,幽默反讽,以小见大,这些语言技巧都反映出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胡教授说,在中国,他时时可以碰到“从《围城》中跑出来的人”。 一部语言学著作这样写道:语言作为一种世界观,构成了人最重要的文化环境,直接塑造了人的文化心理。人是按照他的语言的形式来接受世界的,这种接受形式决定了人的思维、感情、知觉、意识和无意识的格局。 语言的隔阂,曾让人类修建“巴别塔”的梦想成为泡影;而在日渐频繁的跨国、跨民族交往中,当学习母语之外的语言已成常态,语言如水银泻地一般的渗透力,正默默影响着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 语言特性体现不同思维方式 在19世纪西方人有关中国的偏见之中,汉语曾被指为“外形僵硬、刻板,语法模糊,莫名其妙,陈词滥调,引经据典又不注明出处”,从而引申出对中国人的成见:思维保守,口是心非,华而不实,含糊虚伪。 尽管在香港生活十余年的加拿大人彭迈克被称为“中国通”,他仍然觉得中国人、中国文化中有许多难以打开的“谜盒”。他在1993年出版的《难以捉摸的中国人》一书中写道:“中文是一种独特的语言文字……种种特点使中文如同一堵莫测高深的墙,将中国人与其他人隔离。” 来自美国的胡志德教授说,1966年他开始学汉语时,全班只有4名学生,学汉语被认为是奇怪的选择,出路也只有做学术研究;如今在他任教的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每年选修汉语的学生有200多人,与学习西班牙语、法语一样,汉语成为一种或出与兴趣,或出于工作、生活需求的寻常选择。 “人们认识到汉语背后的确有不同于西方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但这没有优劣之分。”胡教授说,“汉语不仅是了解中国的工具,它本身也反映着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和对世界的理解。” 有西方学者认为,汉字的均衡构造体现出中国人注重平衡的观念和高度的空间思维能力;在中文中数字的名称极短,这个音韵学方面的事实,意味着数字信息可以更有效地储存在短暂的记忆中,处理信息效率更高,由此可以对中国人长于数学作出解释。 在“英语热”持续多年的中国,即使是普通人,也多少了解东西方语言表述方式的不同:信封格式,中国人习惯从大到小,国家、地区、城市、街道、门牌、姓名依序排列,而西方人恰好相反,先写收信人的姓名;个人简历,中国人一般从远及近,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事件,而西方人则将最近的情况放在最前面;表达感受,中国人大多铺垫迂回,顾及周全,西方人则直言坦陈……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毕继万认为,语言的特性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体现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他说,汉语表述的特点反映出中国人从一般到具体,从客观到主观,强调整体性的思维习惯;而英语国家则相反,以个人为中心,从我出发,向外扩展。 毕教授介绍说,汉字以象形为基础,其形成过程显示出中国人的形象思维,认识汉字的过程就是以象见意的过程,它直接导向一种直观把握世界的认知方式;而西方语言的字母、构词逻辑,显示出其理性思维。 按照文化语言学的观点,汉语句子结构的流水样态,反映出汉族人语言思维清晰顺畅的逻辑脉络。汉语的声韵乃至各种语法范畴,包括词、词组、词类、句类,都没有一个僵硬的界限,而是随语言表达之势相互转化。汉语是一种模糊型的语言,它不急于对世界下一个精确的定义,而是把世界放在一种虚实相映的辨证状态下加以感受。 有学者认为,汉语的精神,从本质上说,不是西方语言那种执着于知性、理性的精神,而是充满感受性和体验的精神,真实地体现了汉族人的哲学思维。而西方民族的语言思维特征是严密机械的二项式形式逻辑,强调非此即彼,因此对汉语语言思维的辩证逻辑难以理解。 任职于一家对外汉语教学机构的王晶玉对此深有感触。她说,自己的学生常常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从最初对中文的畏难、不理解,到了解中文的规律,直到后来有了对“中国大脑”的感悟。“外国学生告诉我,中文是最有逻辑的,中国人最有经济头脑,因为中文最简单,不需要繁琐的语法、时态,只要几个词排列组合,就可以表达出复杂的意思。” 语言决定世界 语言学家认为,一个人大脑功能的某些差异是受母语的熏陶形成的。爱因斯坦曾说:“一个人智力的发展和他形成概念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语言的。这使我们体会到,语言的相同,多少就意味着精神状态的相同。” 文化语言学者申小龙在他的专著中写道:语言对人的最深刻的影响,莫过于它塑造了人对世界的“观点”。当我们体验世界时,我们是通过语言的范畴来体验。语言“模铸”人类看待世界的样式,不同的语言构成不同的世界形象。各种语言按照自身不断变化的分类系统来组织世界,并因此而产生很不相同的思维方式。 澳大利亚某些土著语言中,用许多词表示不同类型的沙;阿拉伯语中有6000个词表示各种各样的骆驼,区别其性别、年龄、种类、行为方式,但没有一个词泛指骆驼;汉族长期生活在封建宗法社会,对于父母同辈的男性亲属严格区分为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夫,亲疏有别,而英语中对于这些亲属只用uncle统称。人们由此认为,透过不同的语言体系,世界的面貌不尽相同,甚至大异其趣。 语言不仅在概念体系、意义体系上是一种世界观,而且在价值体系上也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民族对于毒药、草药、杂草,益虫、害虫、猛兽、珍禽、野兽、家畜的分类,都体现了该语言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 最初将西方文化植入中国土壤的人们,如传教士,往往需要面对不同语言体系所呈现的世界无法对接的困境。一位法国语言学者说,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用“老天爷”这一说法使中国人接受上帝这一概念,为了设法使中国人接受这一类概念,他曾遇到十分棘手的问题,因为汉语的思维方式不用正和负、存在和不存在,而是蕴涵着相互交替、相互结合又相互补充的精神。 在英美文化强势主导世界的数百年间,更多的人开始接受和融入英语所展现出的世界,80%的出版物以英语书写,来自英语世界的哲学著作牵动着全球思潮,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英语作品引导着世界的文化趣味,最尖端的科技成果以英语论证,连通世界的信息网络以英语为绝对主流。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随着华人散布世界各处,被世界上最多人口使用的汉语,正在慢慢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认知。程瑛/北京报道 相关文章链接:
我认为简化字是否合理的关键,在于其简化得是否合理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0803&postID=36289
作者:东海渔夫. 神奇的汉语,愚笨的英语
最不喜欢听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摇的人讲汉语的坏话。什么“汉语不精确了”,“汉语不能细化了”。记得的本人上中学的时候,语文课本上堂而皇之地写着:“走拼音化道路是汉语的必然趋势。”其中最主要的一条理由便是,英文可以打字,而汉语不能。现在回想起来真可笑。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汉字的键盘输入速度已远远超过英文,而且还在随着技术进步而不断快速提高。可英文呢?滞步不前了吧。
现代所有学科领域,中国都有很好的学者,没听说哪位因汉语“不精确”而搞不好研究的。中国的火箭照样可以精确升空,中国的原子弹照样可以精确爆炸。所有的英文科技文献都可以翻译成汉语。汉语文献影响力正随着国力的增强而在世界范围内增强。
下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显示英文的笨拙:本人曾问系里的几个教授“长方体”如何用英文讲,可这几位母语是英文的工科教授竟说不知道,接下来连问几个本地的研究生,结果他们也不知道。着实令我大吃一惊!现在我要问读者:您知道么?反正不是 Cube,Rectangular……。后来,我倒是真的在字典里找到了该词,可现在又忘了,原因是它太生辟。感叹,英文真是笨人的语言,试图给天下每一事物起一个名字。宇宙无穷,英文词汇无穷!词汇如“光幻觉”、“四环素”、“变阻器”、“碳酸钙”、“高血压”、“肾结石”、“七边形”、“五面体”都只有专业人士才会。根本不可能象汉语那样触类旁通,不信?去亲自问问母语是英文的人好了。英文是发散的。搞的一些基本概念如“长方体”也只有专家才会讲!怪不得英文世界里专家那么多,而且都那么自信;是啊,一般人连他们的基本术语如“酒精绵球”“血压计”都不会讲。生活在英文世界真是对无知无奈!可悲可怜!
英文是一维的,是密码语言。写英文是编码,读英文是解码。细想想:如把英文的a、b、c、d、e换成1、2、3、4、5,并没有什么原则上的区别。按上边的对应,如一开始就把cab写成312,用一样的读音,又有什么不可以?汉语就不同了,是二维的(纸面上的最大维数),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纸面的几何空间。每个汉字就是一幅画。试问从一幅画上得到的信息快,还是从一行密码中得到的信息快?
国家汉字的扫盲标准是1500个字,理工科的大学生一般掌握2000个汉字。就凭这2000个字,大家可以读书、看报、搞科研。可在英文世界里,没有20000个字别想读报,没有30000个字别想把周刊读顺,大学毕业10年后的职业人士一般都懂80000字。新事物的涌现,总伴随者英文新词,例如火箭(ROCKET),计算机(COMPUTER)等,可汉语则无须,不就是用“火”驱动的“ 箭”么,会“计算”的 “机”么!可英文就不能这么干,不能靠组词,原因是“太长”了。如火箭将成为“FIRE- RIVEN-ARROW”,计算机将成为 “COMPUTAIONAL-MACHINE”等。人的视角有限,太长的字会降低文章的可读性与读者的理解能力。
目前,英文词汇已突破40 万,预计下世纪中叶,将突破100万大关。而汉语则相对稳定,现在中学生还可以琅琅上口地读屈原的楚词。英文就难了,太不稳定。现在的人们读沙士比亚的原著已困难重重,更不用说读400年前英国诗人乔叟的诗了。学GRE的时候,注意到很多韦氏字典收录的词汇竟是本世纪初的新词,如“Gargantuan” 取自拉伯雷的小说。这也不奇怪,毕竟英文400年前才统一了拼写。
为汉语辩护!呼吁那些糟蹋汉语的人注意以下事实:
(1)联合国5种文字的官方文件中最薄一本一定是汉语;
(2)汉语的精确性已为蓬勃发展的中国科技事业所证实;
(3)计算机语音输入最具有希望的是汉语;
(4)汉语是稳定的是收敛的,英文是不稳定的是发散的;
(5)汉语是二维信息是生动的高效的,英文是一维信息是密码型的是枯燥低效的。
(6)在英文世界里能读文学名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不是所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都能干的。如阅读用英文描述的非州的一些植物真是艰涩无比,一般英美人也只能囫囵吞枣而已;可在中文世界里,又有谁会对仅有中学学历的人读完四大名著而感到惊奇?
(7)当今虽是英语文明的蓬勃期。但在历史的长河中,So far,英文世界的文明史远比汉语世界的文明史短。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简单的英语日常用语教教孩子无可厚非,但决不能泛滥到全民学英语考英语的程度。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个常量,对某一知识学习占用时间过多,对其他知识学习时间就必然会减少。今天中国实际上究竟有多少人在工作生活中必须使用英语呢?对此不知是否有人作过统计?对此本人大胆的估计认为其绝对不会超过人口总量的万分之一。既然如此,我们的教育就不应该把英语当作必修课程而强加给所有小中大学生,而只能将其作为选修课设置不计入学分才较为合理,每个学生有权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精力环境对其决定取舍。至于国家和企业所需的各种专业翻译人员可通过外语学校对少数人集中培养即可,而人们共需的外文资料可通过个别专业翻译工作人员翻译编辑,再进一步说,今天许多大网站都具备了英汉翻译功能,人们只需花极少时间就能够根据所需进行英汉互译。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今天再无须花大量精力和时间去学习英语,如电视上经常可以看到联合国开会时各国代表交流观点戴上耳麦就能进行同声翻译,各级政府领导人接见外宾时往往都需要翻译人员伴随,这些均是最具说服力的例子。所以,只有按照上述各点去做才不至于造成教育资源文化资源人力资源的大量浪费,人们才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掌握各种更加实用的科学技术和去开拓创新各种事业。毕竟今天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不是因苦干加巧干而是因全民学习某种外语而富強的先例,更遑论某种语言的真正掌握离不开特定的语言环境,现实生活中,出国三年小学生英语表达能力超过博士生的例子比比皆是。再则,要取得某种先进科学技朮在今天世界各国都是需要银子的,那种认为掌握了某种外语就能掌握他人先进科技知识的想法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自欺欺人而已。真正的人才来自工作和科技实践,而决不是来自对外文文献的抄袭,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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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先生曾说过一句言:就句子的结构而论,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可谓一言切中要害。汉语属于汉藏体系,以象形为基础,带有较强的原始色彩、神秘色彩和非理性色彩,使用时受语法规则限制较小,随意性很大,到了诗人手里更是天马行空,所以在抒情方面有极大的优势,这也是唐诗宋词元曲兴盛的原因。英语属于印欧语系,其特点是以字母为基础,语法规则严谨,使用者一般不能随意超越规则,是一种理性较强的语言,非常适合用于叙事、科学说明、精确描述等用途,
香港文汇报 作者周云
粤语不是粤人古语,而是中原夏语。广东人喜欢看粤剧,首先就要知道粤剧的特点,就是以广东话作为声腔进行演出的。粤剧的源头在于外江戏,这不是广东本来自己土生土长的戏剧。更重要的是,广东话也不是原始土著居民原来的语言,而是原来黄河流域夏朝的古老语言。到了今天,黄河流域已经不再流行这种语言了,已经成为失传的语言。反而广东保留了这种古老的语言,广东话成为中国汉语的活化石。
汉语是汉人的语言,粤语却不是粤人的语言。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荒唐,然而事实如此。
粤语,俗称广东话,英文叫Cantonese,当地人称白话,正名该称“粤方言”,是汉语七大方言中语言现象较为复杂、保留古音特点和古词语较多、内部分歧较小的一个方言。分布在广东大部分地区和广西东南部,并以广州话为代表。
粤语的形成地
据邢公畹等先生考证,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即尧、舜时期,黄河流域就发生了一场以中原为中心、在空间上向周围、在时间上向后世扩展的“夏语化”运动;到西周时期,进而形成以夏语原生地—秦晋的方言为标准音的“雅言”(见《汉藏语系研究和中国考古学》)。
当时各部落和民族结成了同盟,共同选领袖,治理天下,联盟之后,进行商品交换,分工合作,经济规模扩大了,部族之间的生存空间界线解决了,可以共同抗御自然灾害的问题,例如共同开发水利,治理洪水,大规模改善生活环境,生产力快速提高,发展出灿烂的夏文明。在共同的劳动中,就需要共同的语言进行沟通。黄河流域之所以成为文明中心,跟“夏语化”运动有着极大的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当今的汉语各大方言之间尽管千差万别,却总可以发现它与黄河流域的某种渊源。
作为汉语七大方言之一的粤语,便是如此。虽然它从古百越语言中吸收某些因素,但总体来看与古汉语有着更密切的渊源,有些语音和词汇,在今天中原汉语已经失传,在粤语中却保存完好。例如古汉语中的入声韵母,在今天的中原汉语中已不复存在,而在粤语中就完整地保存着。
以“粤”命名却非土产
有人以为粤语来源于古代岭南“百越”语言,这不合乎事实。粤语确实保存着某些古代岭南“百越”语言的因素,但它的主要来源,则是古代中原一带的普通话——“雅言”。
雅言的基础是以黄帝为首的华夏部落联盟使用的原始华夏语。到了周朝,便发展成为中原一带的民族共同语。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方言不同,而官方交往,文人讲学,祭祀活动,都使用雅言。孔子就说过:“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秦朝征服“百越”之地,征发原六国的逃亡者以及赘婿、贾人到岭南作“垦卒”。这些垦卒“来自五湖四海”,互相交际必须使用雅言。但由于垦卒独自屯田,因此他们的语言只在屯内通行,并未在整个岭南地区传播。
在秦代之前,广东被称为南蛮。这是百越族人居住的地方,“百越”乃汉语音译,又写作“百粤”,是古代南方土著的自称。百越又通百粤,所以,广东话又叫做粤语。
百粤的构词方法是通名在前,专名在后,意为“越(粤)人”。“百”是人的意思,越是族名,即越人,或粤人。越南胡说百越乃越南族之古称,长江以南自古以来就是越南的领土,可说是荒唐透顶。百粤与百越都是译音,同一回事,百越三千年前就在中国大地生活,越南仅是一个小藩属,按百越之继承逻辑,岂不是现在的越南也是广东的领土?
从这一语词可看出,那时候广东人的交际用语是与中原汉语有很大差异的“百越语”。但“百越语”究竟是什么样子,现在已经难以考证。唯一的“化石”,是一部分地名中所保存的非汉语因素,例如“六建”“六贺”“六谢”“六吟”中的“六”,是指“山冲”,“那务”“那霍”“那录”中的“那”是指“田”,“罗镜”“罗龙”“罗沙”中的“罗”是指“山地”,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名的构词方法,也是通名在前,专名在后;同时,其中通名的意思,今天居住在那里的人已经完全不晓得,也就是说,这些地名中的非汉语因素在当地今天的粤语中已经不使用,恰好证明今天的粤语跟古百越语没有继承关系。
由此可见,粤语虽然以“粤”命名,却非由古“粤人”的语言演变而成,不是古粤地的“土产”,而是从外地“引进”的,是汉族移民带来的。这汉族,是秦代的汉族,主要是晋、赵、燕、魏的旧贵族及其下属兵丁。
汉人南移传播“雅言”
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原汉人南移,发生于秦统一中国之际。公元前223年,秦国60万大军攻灭楚国,便将大军驻扎于湘南五岭,准备南征百越。到了公元前218年,西江中部的“西瓯国”起兵反秦,秦始皇派50万大军征讨。又派史禄在海阳山开凿灵渠,将湘江与漓江沟通,以保证军事上的运输。灵渠便成为中原汉人进入岭南的第一条主要通道。公元前214年,灭了西瓯国,战争告一段落,秦“发诸尝捕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史记.秦始皇本纪》)徐广注:“五十万人守五岭。”(《集解》)这50万人,便是第一批汉族移民。
在秦始皇时期,岭南各郡地旷人稀。直至东汉时的统计资料,南海郡(广东珠三角洲)也只有9万人。因此,迁入50万人,足以改变岭南越人“一统天下”的局面。有些学者提出质疑,认为一下子迁入那么多移民并无可能。但我们知道,大移民是秦灭六国之后为了巩固政权而实行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分期分批移入。秦始皇既然可以将12万户豪富迁徙到咸阳以及巴蜀,又将内地大批罪人迁徙到河套以及甘肃一带,那么,完全有可能将大批中原汉人迁至岭南。虽不一定有50万那么多,但也肯定为数不少。而秦始皇之所以搞大迁徙,其目的主要在于铲除六国的地方势力,把族人和故土分开,交叉汇编,徙到南蛮之地戍边,也就连根拔起,不能在秦的京城附近形成威胁,做其复国之梦,秦朝的统治就牢固得多了。这些移民不可能来自与岭南毗邻的楚国,而多半来自中原或北方各国。由于他们是成批迁入,所以到达岭南之后,思念故土、怀念昔日乡音,特别强韧有力地固守原有的文化习俗以及语言,因而成为岭南最早的“雅言”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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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回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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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北方方言形成于宋后期,由于北方少数民族于汉族长期杂居,相互融合,逐渐糅合形成的,蒙元时期逐渐定型,到明朝已经于今日很接近了,这从元曲和明清小说中可以看的很清楚。北方口音有明显的“儿”化,而许多南方有的韵部因为不能大声响亮的发出而在北方方言中消失,这些都和北方游牧民族的语言习惯直接相关。唐以前的汉语大多在吴,粤方言中得到了保留是事实。北方方言的历史其实只有几百年。而韩国人学的是明朝的官话,已经是北方话形成以后的事情了。顺便说一句,想看是不是比较象古汉语,最简单的方法只要看有没有“er"音。唐以前的汉语完全没有"er"这个韵。所有“儿”部的字均念成“衣”部。所以“尔”就是“你”的意思,“而”,“耳”,“以”可以互通,“倪”的声旁也是“儿”。这些特点都在吴语和粤语中被完整保留。相反,北京话可谓句句都带“儿”音,完全和纯正汉语相差180度,根本是受到蒙古话的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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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11年五胡开始在中国北方建立无数王朝 -- 汉赵 (匈奴), 北魏 (鲜卑), 北齐, 后周 等等,等等。 据史学家考证, 现在的普通话是从公元300 过年开始“胡化“的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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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殇
乙迷
我一直想写一点关于历史的东西,可是怯于提笔,毕竟浩如烟海的资料无从比较对错。历史是一个任人装扮的花脸,没有人知道哪一张脸是真实的,我们能知道的仅仅是那些我们需要的脸孔,问题在于哪一张脸是我们最需要的?是历史课本上教的还是清宫剧里演的?那些是非混淆的历史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吗?
前些天看了《明朝那些事儿》,很激动。感谢当年明月,他笔下栩栩如生的明朝将士给了我提笔的勇气。明是一种精神,一种让当今中国人汗颜的民族气节,一种血性、理性、张狂、无畏,一种中国人早已丢失的骄傲和自尊。是的,我该写点什么了,也许我不能写出一段没有纰漏的历史,但我能写出我们需要的历史,一段汉民族辉煌与泯灭的历史。
从哪儿说起呢?从我们每天都用的汉语说起吧。
引子
第一节、胡言的汉语
清大兴文字狱,知识分子朝不保夕,没准哪一句话说错就会进太平间,因此不敢议论时事,不敢评点历史,连吟诗作赋都不敢,那知识分子憋慌了都干什么呢?于是乾隆嘉庆年间兴起一个乾嘉学派,正事不干,专门考据,天天翻故纸堆,考据的内容五花八门,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语音学(音韵学),随便说一个字,考证这个字先秦怎么读,汉怎么读,唐怎么读。考证到后来得出一个对现代人而言意义深远的结论:中国古代汉语的发音与江浙一带的方言相近,与北方话相去甚远。后人接着研究,发现古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至今还保留在东南沿海的方言中,比如吴语,闽南话、客家话、粤语;尤其是客家话,较好地保存了唐代的中原汉音。
中国官方的说法一般是汉语分五大方言(或七大方言,增加赣语和湘语),这五大方言内部还有无数的小方言。不过这个说法存在争议,因为西方学者对语言的定义为互相之间不能通话的均应列为不同的语言,照这个定义,汉语事实上是一大堆语言的统称。说个真实的笑话:我一个师弟是浙江黄岩人,他的某位老乡有一次在大学校园的公共电话亭给家里打电话,当他高亢激昂地和父母拉过家常挂下电话后,惊讶地发现后面等电话的同学用崇敬的眼光望着他,并情不自禁地说:“你的英语讲得真好!”这件事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中国的英语教学不是失败,而是失败到极品。第二、黄岩话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确实很像一门外语。还有一个例子,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国军队的话务员都选用莆田人。很显然,越南监听的情报人员听得懂国语粤语,但绝不可能听懂莆田话,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语言(方言)。
有人会说,汉语各大方言虽然语音差异极大,但都使用汉字,应该算同一种语言。这种说法虽然是中国的官方论调,但不太经得起推敲。东方语言大多属孤立语,同音字多,缺乏曲折变化,因此只有使用汉字这样一种意音文字才能清晰地表达词义,而且每个汉字对应不同的语言可以有不同的发音。汉字曾广泛被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用作书写语言,但从没人说日语、韩语、越南话就是汉语,事实上他们和汉语的差别并不比客家话和普通话的差别来的大。韩国和越南近代相继废除汉字,文化上是一种倒退。日本人讥讽韩国人说他们废除汉字后,连“韩”和“汉”都分不清楚(韩国人要的会不会就是这个效果,这样中国的都变成韩国的了)。韩文是注音文字,无法解决同音字问题,很容易导致歧义,汉字不得已又小范围恢复使用,最终于1999年8月7日,金大中发布总统令,要求在必要的情况下并书汉字以确保公务文书的内容准确的传达。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汉语各方言确实更象语言,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相互能听得懂尚且算作两种语言(这也是西方学者动辄会十几门语言的原因,并不比掌握十几个中国方言难度高),何况我们的方言之间完全不能沟通。不过,鉴于中国官方的立场,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干脆反其道而行之,将朝鲜语、日本语、越南语等中国周边语言统称作汉语的“域外方言”。反正差不多,要么都算语言,要么都算方言。
我们都知道,语言是文明的载体,也是一个民族的最基本特征。没有自己的语言,不能否定一个民族,但有自己的语言,肯定是一个民族,这就带来一系列荒谬的问题:汉语五大方言区照这个理论应该算五个民族,可现在大家都称自己为汉族,那么哪一种方言或文化最能代表汉族?读者会说,这不是废话吗?中国70%的人操北方话,当然是北方话喽。这又产生两个问题:一、北方话真地能代表汉语吗?二、北方话内的差异也不小,初分为八区方言,从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到东北官话,各有各的调,哪一种官话最能代表北方话?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得先来研究一下目前中国的官方语——普通话的来由。
“普通话”是中国官方标准话最近的称呼,中古时期的标准语称作“雅言”、“雅音”、“正音”,明清称作“官话”,清末改称“国语”,1956年最后命名为“普通话”。现代普通话最早发端于1909年(宣統元年)清政府设立的“国语编审委员会”,将官话正式定名为国语。那么当时的官话是什么话?是满蒙贵族说的话。换句话说,那根本不是汉人的语言,而是满人的语言,确切地说,是满人说的汉语。这也就是为什么大伙儿都说黑龙江人(尤其是哈尔滨人)的普通话说得最标准,为什么我们的蒙古族兄弟操起普通话个个字正腔圆,比北京人说得还溜?这原本就是他们的语音嘛。
将普通话定为汉语的标准音,产生出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滑稽现象:汉语说得最标准的区域是传统意义上的游牧民族居住区黑龙江和内蒙古,而绝大多数的汉人说不出一口标准的汉语;继承汉民族文化最多的东南沿海民众说的是和普通话完全不同的的语言(方言),有些人甚至根本不懂普通话。这是哪一茬对哪一茬?
现在的官话事实上是完全游牧民族化的汉语,那么游牧民族对汉语究竟产生过什么影响?首先,发音越来越简单。古汉语的发音较为复杂,至今闽南话有七个声调,粤语有九个声调,还有p,t,k,m,n,ng六种辅音韵尾。游牧民族南迁后显然发不出这么复杂的音,于是北方的语音越来越简化和胡化,同音字愈来愈多,要保证语义的准确,只能将复合词大幅增加,导致语言越来越啰嗦。学过古汉语的都知道,古文言简意赅,将古文翻译成现代汉语,要多费不少口舌。
由于中国灌输式的教育,国人对普通话都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事实上,普通话的地位即使在近代,也受到过挑战。第一届民国议会的议员半数以上是广东籍人,当时要投票选择中国的官方语言,孙中山怯于北洋军阀的势力,一个一个去广东籍议员那里游说,要他们放弃粤语,投北京官话,最终粤语以一票败北。这一票使游牧民族的文化在中国取得彻底的胜利,标志着汉人已完全接受了游牧民族文化的正统地位,那个彪炳青史的汉民族已不复存在。
现在读者会问:北京官话之前中国的“雅言”、“雅音”是什么话?答案很出人意料,最起码出乎我的意料:南京官话!
晋代中原汉民衣冠南渡定都南京以后,中原(洛阳)雅音成为南京上层社会的用语。之后洛阳雅语和南京吴语融合,逐渐形成南方的江淮官话,以金陵雅音为标准。从东晋到清初的近一千五百年历史中金陵雅音一直都是中国语音的正统。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编著《切韵》,音系为当时金陵雅音和洛阳雅音的综合系统,因以南朝为正统而偏重金陵士音。唐著《唐韵》,沿隋《切韵》;宋编《广韵》,袭隋唐《切韵》、《唐韵》。因此唐宋虽然没有普通话,但从韵书中可以看出,南京音是最标准的。元朝蒙古人说蒙古语,汉人说汉语,互相之间要翻译,乱七八糟。明恢复汉统后,“一以中原雅音为正”,即以南京音为基础音系,南京官話为国家标准语音。明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说的都是南京话,甚至到民国初年,西方传教士主持的“华语正音会”依然以南京音为标准,这实在是个讽刺,老外坚持汉统比汉人坚持的时间还长。南京话对中国周边国家也产生过巨大影响。六朝时期中国传入日本的语音就是吴音(金陵雅音),从江户时代到明治初年,日本官立学校和民间私塾所教的中国语都是南京话,直至明治九年(1876年)日本官方才转而使用北京话。
那么北京官话又是怎么来的?这得追述到四百年前大名鼎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与不懂汉语的庞迪我神父同行前往北京,搭乘一个大太监的船,临别时这位太监将一个从南京买来的男孩作为书童赠送给两位传教士,告诉他们这个男孩口齿清楚,可以教他们纯粹的“南京话”(《利玛窦中国札记》意大利原文为“中国话”,同时代的传教士金尼阁将之翻译成拉丁文时译作“南京话”)。可见直到明末,南京话依然是中国话的代名词。利玛窦到北京后作出一项中国文化史上的创举,他第一个用罗马字母拼音汉字记录下当时的北京官话,从他的记录中后人惊讶地发现:当时的北京话有大量入声字并且没有zh、ch、sh等翘舌音。这说明当时的北京话与现在的北京话根本不是一码事,而是与吴语类似,确切地说明代的北京话就是通行全国的南京官话。
满清入关造就中国历史上汉语的最后一次退变,满人把紫禁城周围10里之内的汉人全部赶走而专属满人居住,这个范围称为北京的内城,而10里之外称为外城。内城的满人说满语,外城的汉人说明朝官话即南京话。很快满人发现满语在老林子里打猎伐木还能凑合着用,一进城面对花花世界词汇量远远不够,靠满语没法生活,只好硬着头皮学汉语。问题是满人学汉语有先天缺陷,入声字发不出一下子全部丢弃,造成现代汉语同音字急剧增加,语言表达能力大幅下降。满人发音象老外说汉语那样不伦不类,但满人不是老外而是中国的统治者,这种蹩脚汉语在北京内城定形后,迅速向外扩张,随着满清统治的巩固而遍及全国。
雍正年间(1728年),清设正音馆,首次确立以北京内城官话(满式汉语)为国语正音,大力推广满式发音。但南京话直到清末,依然有“南京白话最堪嘉”的美誉。满式汉语的国语标准音地位至清末民初才最终确立。从此蹩脚成为正统,这种对汉语的发音、词汇和语法进行全面破坏的满清官话被定义为“国语”。清267年统治将汉文明彻底地从地球上抹去,到民国时已搞不清哪些是满,哪些是汉,国人将被满人强暴过的汉文化视为正统,汉民族彻底地堕落,沦为任人宰割的鸭子。
我也是近期闲暇时研究方言才知道的这段历史。我在南京生活了那么多年,从来没有听人说过南京话的辉煌过去,甚至南京的乡土教材对这段最值得荣耀的历史也只字未提,整天就是六朝古都,似乎帝王将相就是值得怀念的全部,这是怎样的一种教育?说实话,这么些年我一直在为自己那土里土气的南京腔而犯愁,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自己说的才是“中原雅音”,我一直都在为自己发不准游牧民族的语音而烦恼。原本我已不准备让儿子再学南京话,毕竟那是一个正在流失的方言,现在我改变了主意:先学南京话吧,那是汉文明的最后一点血脉。
随便提一句,正规的历史剧似乎都应该用南京话来对白,当然胡人进京还是可以说普通话的。
现在有人会问:南京话和北京话到底有什么区别?说白了还是前面提到的入声。中古汉语的声调分为“平上去入”四声,前三声保留至今,入声游牧民族发不出,因此经元清两朝的半殖民统治,入声在华北等地的官话中消失。结果是用普通话读古诗词,经常不押韵,而东南沿海方言大多还保留入声,因此用上海话念古诗词就比用普通话读顺溜得多。而目前八大官话方言中,唯一保留入声的就是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官话(江淮官话的范围包括江苏、安徽、湖北长江以北沿江地带和江西、浙江的部分地区),因此北方语系中,只有江淮官话还保留了唐宋语音的特点。
说到底,从政治上讲,普通话是最正确的语音;从文化上讲,普通话是最垃圾的语言。中国的任何一种方言,哪怕你认为自己的发音再土,再羞于见人,都比普通话要更具底蕴。中国目前一方面在大力拯救各少数民族的语言,另一方面在汉语区内却罢黜方言独尊京腔。这一看似怪诞的政策本质上是清以降对汉文明(或中国传统文化)摧毁性打击的延续。
好多年不说南京话都不大会说了,不行,我得重新操练起来。
啰里啰唆讲了半天,汉语这一部分总算说完了。文明的特征除了语言还有什么?服饰。好,下一章就讲汉服,问题是有人见过汉服吗?
一页《人民日报》和一页《纽约时报》相比较,其包含的信息量,前者比后者要多70%.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汉字是表意符号,而英语是表音符号.西方人用的字母记录的仅仅是词语短暂的发音,而中国人使用的汉字记录的是词语的意义.这就是语言的不同所造成的结果.但这种结果不仅仅简单地表现在同一本书中文版的字号大.英文版的字号小,而中文版本却比英文版薄不少,也不在于中文的电脑录入速度比英语要快一倍以上(在录入同样内容的情况下)这种表象上.在罗马帝国衰亡以后,当欧洲人不再把拉丁语当作一种统一的语言的时候,五花八门的民族语言层出不穷,欧洲人现在只能依靠欧洲联盟来进行重新统一.而中国从秦朝统一之后,文字得到统一.我们现在对比几百年前的书籍和现在的书籍.云南的报纸和黑龙扛的报纸,都是使用的这几千个汉字.语言使文化一体性让中央政府政治体制稳定得到了有力的保证..
事实上,像中国汉字这样的文化典型语言现象,表现在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中国园林,可以说是另一种言简意赅的语言.中国园林用比法国古典花园小得多的基地面积,可以创造出有山有水有花有景的丰富的环境设计作品,这种令人敬畏的艺术成就在世界造园史卜是无以伦比的.中国园林用较小的面积组织成丰富景观的手段在于其园林要素的组合,正如几千个汉字与英语26个字母相比较一样,中国园林的要素也比欧洲古典园林的要素多得多.尽管归纳后,中国古典园林的要素同样是相对有限的,但却是有相当强的构成规律的.也正因为如此,才使我有这种强烈意愿,编写—本园林图解词典,来分类具体介绍中国古典园林的构成元素,读者可以在弄懂各要素的详尽解释后,再分析构成规律,并使用中国七巧板的构成模式(不是西方的拼图游戏模式)进行再创作,设计出更富魅力的园林...
中国园林是中国建筑的精华,至今仍十分适用于现代建筑的室外,甚至室内中庭的空间之中.由于这是一个全新的工作,没有其他的同类书籍来借鉴,因此不仅具有较大的工作难度,也同样会造成这本图典可能会存在我们预想不到的缺纰遗漏.因此也期望同行给我们指正....
请认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汉语! 唐太宗原来讲广东话?
文章来源: 220166 于 2006-01-22 18:32:36 wenxuecity.com
[國學探微]普通話是漢語嗎?
普通話是北京話嗎?
[困惑]
到過北京的人都有這樣的認識:北京話跟普通話不一樣。普通話說得很好的人聽不懂北京話,甚至電臺的普通話播音員到了北京都聽不懂北京話,這就是現實。這個事實說明了普通話和真正的北京話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然而各種書上明明寫著普通話是以北京話為腳本的,這給國人造成很大的困惑:普通話到底是不是北京話?普通話跟北京話到底是什麼關係?
為了弄清楚北京話和普通話的關係,很多人通過各種途徑去尋找答案。希望能搞清楚這個國民生活中最基本的語言問題,希望能得到一個清晰的關於普通話和北京話的概念。事實上普通話是不是北京話呢?這一點歷史會告訴我們答案,因為普通話不是憑空出世的,他也是跟世界上其他所有語言一樣,是從原始的語言一步一步地進化成長起來的。
[400年前的北京話:吳語]
北京自建城以來經歷過了許多個朝代的變遷,自古以來北京話有過多少變化?如何變化?這個問題直到現在還沒有人真正考證過。從歷史上講,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從義大利來的傳教士利馬�#93;曾用羅馬拼音記錄了大量的當時的北京話,這些記錄至今尚保存著。從利的記錄中可以明白無誤地看出:當時的北京話是有大量入聲字並且沒有zh、ch、sh等翹舌音的語言。這說明了當時的北京話不是現在的北京話,也不是現在的普通話,因為無論北京話還是普通話都不具備這些特徵。同時也說明了北京話和普通話的歷史都超不過400年,400年前的北京話是明朝的官話(考證為吳語)。
[北京出現第二語言:滿語]
滿人入關進駐北京後,為了社區的安全等政治因素,滿人把紫禁城周圍10裏之內的漢人全部趕走而專屬滿人居住,這個範圍稱為北京的內城,而10裏之外稱為外城。於是,北京城出現了兩個社群:滿人社群和漢人社群,這是階級、語言和居住地域等都十分分明的兩個社群,北京城也就出現了兩種語言:明朝官話和滿語。任何語言都是跟人群一體的,當時北京的兩種語言的地域差別是:內城說滿話,外城說明朝官話。
[滿語的分化——滿式漢語]
由於滿語是一種北方民族的語言,滿人草原、叢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滿族短暫的歷史文化局限了滿語的成熟水準。可以說,滿語是一種比較原始的語言,不論它的發音、辭彙以及語法等都十分的原始和不成熟。即使在北京,滿語也難以滿足日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北京的動植物、建築、日常用品等很多東西都是滿人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這些東西用滿語都很難描述和交流。在滿人和漢人之間是這樣,在滿人跟滿人之間也同樣無法把日常生活所碰到的東西表達清楚,至於象漢人的建築工程用語、藝術語言、醫學及其它科技用語等高階語言使用則更加無法表達,當時的形勢是滿語在北京面臨無法交流的危機。面對有幾千年歷史的千錘百煉而成的漢語,滿人雖然奪取了中國的政權,然而其語言卻難以勝任統治中國的使命。但是滿人作為中國的統治者卻不得不面對要使用語言的生活政治現實。小至為了自己日常生活的表達,大至為了統治中國的政治需要,滿人都迫切需要一種能很好地表達自己周圍生活的語言。改造滿語已經是來不及了,滿人除了學習和模仿漢語之外別無他法,因此,套用北京漢人的語言(包括辭彙和語音)成了唯一的選擇,於是第三種北京話出現了——滿人學講的蹩腳漢語(暫且把這種語言叫做滿式漢語)
[第三種北京話的形成——內城北京話(mandarin)]
北京城裏的一棵小樹、廚房裏的一件工具,用滿語都無法表達!因為滿族人的祖先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植物,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工具,這就是當時統治中國的滿族人所遇到的嚴酷的語言現實。滿語要繼續說下去,除了直接使用北京外城漢人的語言的辭彙和模仿他們的語音之外再也沒有第二種可能!就象日本皇軍學說中國話:“你的,八路的,幹活?”一樣,北京內城的滿人開始了他們艱難的模仿漢語的歷程。
但是滿語對比漢語有它先天的殘疾,首先,入聲字一下子就全丟了,這就是漢語同音字增多最根本的歷史原因,用滿語套學漢語的發音更是不倫不類,可以肯定地說,這是發音最糟糕的漢語。但是,歷史就是這麼殘酷,滿人的這種蹩腳漢語比起日本皇軍的蹩腳漢語要幸叩枚嗔耍‰S著使用人口的增加,這種讓當時的漢人老百姓笑掉牙的蹩腳漢語成了清朝統治階級的“共同語言”——這就是早期的普通話(暫時使用英語的稱謂把這種語言稱為mandarin)。
[內城北京話的發展——走出北京內城,形成“官話”]
隨著北京內城的“mandarin”這種蹩腳漢語的形成,在北京內城形成一個固定的說“mandarin”的人群。這個人群就是當時中國的最高統治團體——八旗貴族。“mandarin”成為地地道道的清朝統治者的官方語言——“滿清官話”。
具體的時間有待考證,在《康熙字典》中的語音跟今天的普通話的語音還是一定的差別的,但是跟其他漢語方言相比已經更接近今天的普通話了。
從“滿清官話”的形成史看,“滿清官話”受滿語的影響主要在語音方面,這是一種不成熟的蹩腳的漢語語音系統,而在辭彙和語法方面的影響則十分有限,從語言的本質上將,“滿清官話”還是應該歸屬於漢語的一種方言而不應該歸屬于滿語的一種方言,不過這是最糟糕的一種漢語方言。
[內城北京話的發展——落地生根,形成“國語”]
“滿清官話”形成後,隨著滿清政權在地域上的延伸,操著“滿清官話”的八旗貴族也就從北京的皇家內城走向中國的每一個角落,於是各地的第一行政長官的口音又成了當地的標準口音。並在當地的上流社會向平民社會不斷地滲透壯大,最終使“滿清官話”成為中國的“國語”。
從地域上來講,中國的北方是滿人活動的主要地區,也是滿語化程度最高的地區。而南方的個別地區,象兩廣、福建等地則由於“山高皇帝遠”而受到較少的影響,這也是南方諸語言讀唐詩宋詞比普通話更押韻更親切的根本原因,也是清代中國沒有著名詩人的根本原因。
有一點要說明的是,mandarin是從北京內城繞過北京外城直接向全中國滲透而形成滿清的“國語”的,所以,北京的外城話並不是真正的“國語”——普通話,雖然“外城北京話”一直受“內城北京話”的影響並不斷演變,但是,正如北京的內城貴族和外城平民百姓是兩個互不相容的兩個社群一樣,“外城北京話”和“內城北京話”是跟階級差別一致的互不相同的兩種語言。所謂的“北京話”一直是兩種:“外城話”和“內城話”,而各地方所稱謂的“北京話”實際是指“內城話(即mandarin)而不是外城漢人所說的“北京話”。外城漢人所說的“北京話”實際是對中國其他方言沒有影響的小語種。
[內城北京話的發展——漢語代表語言地位的確立]
mandarin經過滿清王朝200多年在中國的統治,再經過孫中山政權以一票之優勢對“國語”地位的表決,再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憲法上“國家代表語言”條文制訂,普通話——漢語代表語言地位已經是堅不可摧。
[內城話北京話在北京的消失]
從語言史上講,普通話不是北京話,而只是北京的內城話,隨著滿清王朝的解體,北京內城的貴族群體也就在北京城裏消失了,因而普通話的真正母體在北京城也已經不復存在了。把普通話硬說成是什麼北京話,這在100多年以前可能還有一半正確,但是在今天還這樣說大錯特錯了,因為“北京話”這個概念變了,已經不再是原來的那個“北京話”了。
[移民與語言]
世界上任何語言的產生、發展和生存都離不開一定的社會群體,人群才是語言的決定因素,即使是象世界語、女書這樣的人工語言也不能逃避社會群體的決定性作用。離開了人群,語言將無從產生,也無從生存。研究和思考一種語言也必須從移民的角度出發,這樣才能找到語言的根源,才能真正認識一種語言的本質。
普通話也不能逃避它自身的生成發展史,跟其他所有語言一樣,普通話生成發展史也是跟說普通話群體的移民史一體的。作為一個語言學者可以對某種語言抽象出出千千萬萬個特性來,可以對這些特性做一層又一層、一套又一套的理論演釋,可以找出兩種語言之間很多各種各樣的“關係”,甚至象中文和英文這樣的兩種幾乎互不相關的語言也可以找出“同音同義詞”來。然而不能否定語言的社會根源。歷史就是歷史,歷史沒有什麼羞恥,只有存在的事實。
[人工語言?]
普通話不是現在的北京話,也不是什麼人工語言。因為100年前的中國完全不具備創造一種象普通話這樣的“人工語言”的學術能力,實踐中也沒有任何個人或任何語言學家群體是真正的普通話之父,在中國的近代語言學者們要努力創造中國的國語——普通話之前,滿清的統治者們如:道光、慈禧等就已經能說一口標準流利的普通話,真正的普通話之父就是他們——滿清北京內城的皇親貴族。
[普通話和北京話]
明白了普通話的歷史,普通話的概念也就清晰了,其他的“滿語”、“官話”、“國語”、“普通話”、“北京話”和“mandarin”、“漢語”、“方言”這些概念也就不會搞混淆了。從歷史上看,普通話從來就不是現在的北京話,普通話有它自己的歷史。而現在的北京話雖然跟普通話比鄰並一直受普通話的影響和向普通話不斷靠近,但它從來就沒有真正跟普通話成為一體過,說這兩種話的人也從來都是生活在兩個鮮明不同的社會,所以它們是有區別的兩種漢語方言。
[結論]
普通話是滿族人學講的漢語而不是受滿語影響的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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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七大方言中,粤方言是最古色古香的,大量原汁原味的古汉语词汇和用法,像“企”(站)、“食”(吃)、“行”(走)、“颈”(脖子)、“渠”(他、她)、“晏”(晚)、“悭”(节省)、“无”(没有)、“银子”(钱币)、“卒之”(最后)、“姑勿论”(且不说)、“于是乎”(于是)等等,读起来儒雅之至,白话文早就没人这样用了,可在粤方言里,还大行其道,成为市井坊间的日常口语,甚至连“嗟”、“噫”这些古汉语中的感叹词,广州的小孩子也常冲口而出——“嗟,怕乜?”(“嗟”白话读作“车”,含否定之意,“怕乜”即“怕什么”。)“噫,好肉酸!”(人们通常误把“噫”写作“咦”,其实在粤语中,两个字是不同的。“肉酸”意即“难看”。)使人不禁拍案惊奇。
广东人里有不少中原世家,古风余韵,虽废犹存。在台山人的家庭里,媳妇把家婆称作“安人”。安人,从宋代开始就是正从六品官诰命夫人的封号。除了台山,据说在花都、从化一带,也有称家婆为安人的。听起来颇有点官宦人家的派头,也许,这就是“祖上也曾风光过”的遗痕吧。
有人认为,粤语形成于晋代,所谓“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西晋时发生“八王之乱”,继而出现“五胡乱华”的局面,这是一个北人南迁的高潮。故广东人“至今能晋语”,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但清代广东著名学者陈沣认为,广州音最切合隋唐音,最方便阅读古文。他写过一本《广州音说》,专门解释其原因,“盖千余年来中原之人徙居广中,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
人们所说的“粤语”,主要是指广府话,尤其是指以广州西关(上下九、第十甫一带)口音为本的白话。如果你想验证自己的粤语说得准不准,有一个办法,念念这首歌谣吧:“阿四阿四,攞条锁匙,开个夹万,攞两毫子,买斤荔枝,唔爱黑叶,要爱槐枝。”这首歌谣取衣韵,必须上下齿咬合,舌面向上,才发得出衣音。如果你能咬字清晰准确,就算会说正宗的白话了。
在粤语词汇中,据说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方言。广州人日常口语中,方言出现的频率,竟高达五六成。最令北方人头痛的,也许是广州话中大量的倒装句。北方人说“你先走”,广州人说“你行先”;北方人说“很感谢”,广州人说“多谢晒”;北方人说“太饱了”,广州人说“饱得滞”;北方人说“给你一块钱”,广州人说“畀一文过你”;北方人说“找不到你”,广州人说“揾你唔到”。如此等等,真是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啊。
在粤语文化圈里,常听到人们谈论起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掌故。当年,帝制倾覆,共和初肇,在中华民国国会里,要求奉粤语为中国“国语”的呼声很高,支持的票数,已然过半。但孙中山逐一去说服粤籍议员,劝他们放弃粤语,改投北京话一票。最后,凭着孙中山的人望,粤语仅以3票之差,败给了北京话。
揣测孙中山的用意,当时南北双方仍处于对立状态,既然清朝把北京话作为官话已经两百多年了,继续沿用下去,可以避免节外生枝,减少南北统一的障碍。这恰恰表现了南方人胸襟开阔,相让为国的精神。南腔北调,乃地理自然形成,本无所谓优劣,既然我可以奉你的语言为国语,你又何必非把我的语言斥为“鸟语”不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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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专家公布研究新成果 粤语原来是古代普通话
http://news.qq.com/ 2004年08月06日02:48 信息时报
本版撰文 记者 程潇龙 通讯员 陈炳文
前日,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省珠江文化研究会、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和封开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广东封开:岭南文化发祥地论坛”在封开举行。会上历史专家公布了经近十年考察研究得出的新成果:粤语源自于中国古“雅言”,并进一步确认广信(封开)是粤语的发祥地,粤语是我国古代普通话的活化石,对我国古代文化和语言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粤语保存古“雅言”因素最多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助理巡视员、广东省著名语言学家罗康宁经近十年考察研究得出成果:广东粤语源自于中国古“雅言”,并进一步确认广信封开是粤语的发祥地,是我国古代普通话的活化石
我国古代有一种民族共同语,先秦到两汉时期称为“雅言”,宋朝以后称为“官话”。今天汉语许多方言,都保存着雅言的一些元素,而保存雅言元素最多的是粤语。雅言的基础是原始华夏语,原来只通行于以黄帝为首的华夏部落联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书同文”,雅言地位也就相应提高,成为当时的民族共同语。最早将雅言带入岭南的,是秦朝征服“百越之地”之后从各地征发到岭南的“垦卒”。这些“垦卒”多半是原六国的逃亡者以及赘婿、贾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互相交际必须使用雅言。
广信是岭南文化和粤语发祥地
潇贺古道和湘桂水道(即灵渠)是唐代以前中原汉人进入岭南的两条重要通道。广信地处桂江、贺江与西江汇合之处,扼西江之要冲。在岭南是个交通枢纽。汉武帝派使者从徐闻、合浦出发,远航至东南亚和印度半岛,打通了海上丝绸之路,而出口的通道,是经潇水和贺江到达广信,再经桂东和粤西两条走廊,也就是北流江——南流江和南江——鉴江两条贸易通道到徐闻、合浦,广信就成为岭南早期的商贸重镇。商贸活动离不开语言交际,中原传入的雅言正是通过商贸活动而融合当地百越土著语言,形成粤语。
广信又是岭南最早传播中原文化的阵地。陈元、士燮等在这里办学,使百越土著逐步接受中原传入的儒家文化,汉族移民也从百越文化中吸收了一些成分,从而形成以汉族移民文化为主体的早期岭南文化。随着文化交流的开展,以雅言为主体吸收一些百越土著语言因素的粤语,也就逐步成为这一带人们的主要语言。广信是岭南文化的发祥地,也是粤语的发祥地。
早期粤语中心不在广州在广信
粤语在分布上的突出特点,是沿江分布。它以西江中部为中心,分四条渠道向东、西、南扩展。第一条渠道是西江——珠江,即沿西江向东至番禺(广州)一带。包括广西梧州和广东肇庆、佛山、广州、中山、珠海、东莞、深圳等市,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第二条渠道是西江——郁江,即溯西江、浔江、郁江直抵交趾郡。包括广西南宁、崇左、贵港三市及其所属大部分县。第三条渠道是北流江——南流江。包括广西玉林、北海、钦州、防城港等市及其所属各县。第四条渠道是南江——鉴江,即溯南江而上,越过云开山脉到鉴江流域。包括广东云浮、茂名两市及其所属郁南、罗定、信宜、高州、化州,湛江市及其所属吴川、廉江。
除此之外,粤语还有两个次方言区:一是漠阳江流域。二是潭江流域,包括广东江门及其所属新会、台山、开平、恩平,这四个市(区)历史上称为“四邑”,其粤语次方言也就称为“四邑话”。通行四邑话的还有鹤山以及珠海市斗门区。四邑地区距广州并不远,四邑话却是粤语系统中跟广州话差异最大的一种次方言,其原因是潭江与珠江水路上并不相通。这一事实有力地证明,早期粤语的中心不在广州而在广信。
粤语保持雅言音系长达数千年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灭南越国后,设“交趾刺史部”监察各郡。交趾刺史部大部分时间设在广信;东汉撤交趾刺史部设置交州,州治也在广信,广信便成为岭南首府和政治中心。土著居民在学习汉文化和汉字之时,也就学习了雅言。这些土著居民的语言本来千差万别,互相无法通话,又没有文字,因此除了跟汉人交往时使用雅言之外,部落之间交往也不约而同地借助雅言。雅言便成为各土著部落的共同语。同时,古百越语言中一些元素,也就为汉族移民的语言所吸收,从而逐步形成为汉语的一支方言——粤语。在中原和北方长达数千年的战乱动荡岁月,从周朝以来一直作为中原汉语标准音的雅言逐步消失。而岭南地区保持较为稳定的局面,由中原雅言演变而成的粤语则一直保持着原来的音系。
离开粤语岭南文化便不复存在
广东的地方传统文化通常分为三大组成部分: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所依据的其实就是境内三大汉语方言。粤语不仅是广府地区人民的母语,而且是广东和整个珠江流域最大的方言,它不仅蕴藏着广府地区的传统文化,而且保存着大量在中原一带已经消失了的传统文化。离开了粤语,广府地区许多岭南文化品种便不复存在。在建设文化大省的过程中,有必要重新研究粤语的自身价值和保护问题。
专家呼吁 建立粤语馆保存活化石
粤语是古代雅言不可多得的活化石,对于我国古代文化和语言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近年来,不少学者呼吁建立一个国家语言文字博物馆,但一直没有实现。封开作为粤语发祥地,可以先行一步,在博物馆内建立一个粤语馆,收集、积累本地粤语的材料,包括语音记录、文献资料,以及粤语扩展和分布地图等等。特别是那些独特的语音现象,例如上面讲过的浊塞音等,正在消失过程中,及时将粤语这一不可多得的我国最古老的“普通话”的活化石,作为—个宝贵的历史遗存保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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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伟宗认为,岭南地区位于五岭之南,南海之北,整个地域大都山峦起伏,江河纵横,平原盆地相对较小,海岸线长,江河出口多,造成江海一体之特色。这样的自然条件,是岭南文化的自然环境基础。岭南文化具有山、江、海相结合的特点,而又以江海一体为主要的特质,并以海洋性特强为优势。封开具有山、江、海交叉一体的自然环境,同时具有海陆丝绸之路对接点的人文历史与环境,才能集这些文化大成而形成具有江海一体特色和优势的新型文化。有关专家指出,中国两汉时期中国广东己具有海洋文明,这一点有力地驳斥了外国专家“中国无海洋文明”的荒谬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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