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印度模式”似乎成了一个时髦的词语。很多人也都在谈论印度是否能够超过中国之类的问题。笔者认为这并应该成为中国和印度进行比较的本质问题。问题的要害在于我们是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同时进行着目标相似的市场化的经济改革；遇到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相同的，但解决过程和方法则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看看人家遇到了什么问题，或者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可能更有意义。我们从2004年的一次大选入手，谈一些个人观点。这次选举反映出来的问题，值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正在谋求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注意和深思。
一、2004年的一次大选
2004年5月，印度举行了一次全国大选，选举的结果令所有的政治观察家和新闻媒体都深感意外。在野8年的国大党出人意料地击败执政的全国民主联盟，重新进入久违了的总理府。
选举前执政的人民党政府执政期间加速向市场经济转型，加大经济自由化改革力度，大搞计算机革命，大力推行私有化。在对外贸易、高科技行业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等方面都取得明显成效，执政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连续保持在6%以上，外汇储备达到1100亿美元，股市一路攀升，突破了6000点大关，市场上中产阶级消费活跃，经济形势可谓一片大好。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党决定提前举行大选，希望借“大好形势”一举夺得选举胜利而继续执政。实际上，不管是选举前的民意调查，还是选举进行中的投票站调查结果，都预测人民党将会获胜。但国大党却最终战胜了人民党。大多数分析认为，人民党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印度大多数人并没有从经济快速发展中享受到益处，这些人用选票表达了自己对政府政策的不满。
近几年来，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很快，但是快速增长的GDP却不能全面的描绘印度的真实状况，经济增长并没有给普通百姓带来看得见的实惠，没有使他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经济高增长的受益者只是那些本已比较富有的城市中产阶层，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并未从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受益，三分之二人口仍然生活在缺电少水、交通闭塞的农村，3.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失业率高达10%；只有38%的家庭能用上自来水，500多万个家庭依靠河流和池塘取水，只有56%的家庭通电，50%以上的农村家庭用煤油照明。印度在号称拥有世界五分之三的软件工程师的同时，也拥有世界四分之一的贫困人口，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了大量投资，但对中小学基础教育的投入却很少，尤其是农村教育投资更是严重不足，印度每年有200多万大学生毕业，但全国妇女人数中有一半是文盲，城市富有阶层享受了全国五分之四的医疗费用。更为严重的是，政府中几乎没有人对社会转型感兴趣，没有人重视贫富差距问题，没有人想认真采取有效措施消除贫困，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政府中的大部分人只关心自己的生活和未来，只是站在城市富有阶层角度考虑问题，制定政策，结果是进一步加剧了贫富悬殊，富人愈富，穷人愈穷。
面对这种情况，对于印度普通民众来说，人民党所描绘的宏伟蓝图只是“镜中花、水中月”，对于3.5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普通百姓来说，“印度大放光芒”是不切实际的，广大普通选民最关心的并不是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外交政策，他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生活水平是否得到提高，水电、失业、教育、医疗、社会福利和道路交通等问题是否得到解决。在选举中，国大党针对印度的社会现实，制定了“面向穷人”的竞选策略，提出了“没有印度农村，印度无法大放光芒”的口号。这一口号受到了底层选民的欢迎，得到选民的认同，最终赢得了选举。
二、民主政治对印度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吗
实际上，印度社会中遇到的问题，如贫富分化、教育薄弱等问题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几乎都遇到的问题。但在不同国家却可能用不同的办法来解决，也就可能产生不同后果。最不理想的情况应当是耶鲁大学学者蔡爱眉提出的所谓“起火的世界”：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实行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聚敛起令人咋舌的巨额财富，而民主则赋予穷困的大多数以政治权利。随着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就可能会引发民族冲突，造成社会动乱，甚至是暴力屠杀。少数“富有”阶层就会成为发泄仇恨的对象。这一矛盾以及这一矛盾引起的冲突正在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的上演，从印尼到塞拉利昂，从津巴布韦到委内瑞拉，从俄罗斯到中东。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贫富差距的拉大和政府的“不作为”——没有对这种差距做出适当的反映和采取恰当的措施。面临同样问题的印度却成功的避免了“起火”，成熟的民主制度成功的使政府实现了替换，使选民至少得到了“情绪”上的疏通，社会避免陷入分裂和冲突。
实际上，我们对议会民主制度对印度经济的影响一直关注。但更多的研究却集中于这种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诸多制约上。尤其是当与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相比较时，这更是一个常常被提及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多数人“故意”忽略了这种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所具有的促进和保障作用。2004年的选举就是对印度政府过去几年执行的政策的一种矫正，或者说给了政府一个矫正的机会。这次选举给面临同样问题的国家予提醒：印度选民可以通过合法选举的手段更换政府，如果没有这种成熟的民主体制，社会是不是最终就可能通过动乱来实现政府的更换呢？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在许多国家已经发生过。
尽管以不同选举口号赢得了大选，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大党要完全停止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步伐。无论哪个政党执政，都知道只有发展才能真正消灭贫穷。改革还要继续，但具体的政策肯定会有所调整。用印度总理辛格的话来说，就是要以“人性化”的方式进行改革，因为那样的改革将会有利于普通百姓，最终也有利于投资者。因此，印度新一届政府仍在继续致力于增加外国投资并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事实上，印度对金融领域的开放程度和对民营资本的法律保护一直就领先于中国。但新政府已经把经济均衡协调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在GDP增长的同时注意采取措施让更多人享受到繁荣的好处。也就是说，印度改革开始从追求GDP增长转变为“以人为本”。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政策的执行速度将会减缓，或者予以调整，例如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因为失去控制的私有化将会造成更加严重的不公平。印度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私有化政策的谨慎表态充分体现了政府对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起点不公平现象的担心。实际上，这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在改革中遇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此外，针对人民党政府对社会低收入阶层利益的忽视，辛格政府已明确表示，国大党将会重视相当一部分印度人民没有从经济改革进程中获益的现实情况，新政府将致力为贫苦大众改善教育、基本医疗设施、电力和公路建设等条件，并极力为弱势群体创造就业机会。
三、并非多余的思考
印度的社会现实和2004年的大选结果常常让人们想起一个“古老”但并不“多余”话题。这就是议会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关系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中，常常出现议会民主制度和市场化改革进程不协调的情况。因为一个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往往会造成收入差距的拉大，出现只有少数人享受到发展成果的现象。这样就会造成在经济领域，大量的下层选民既没有资金又没有技术，处于不利地位；但在政治领域，民主政治使占人口多数的人民大众在选举中拥有很大的发言权，他们就要充分利用这种政治权利来为自己争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这样往往会造成国家政权的不断更迭。如果民主政治体制还不成熟，而被某些政客利用这种收入差别在人们心中造成的不满，就有可能引起社会局势动荡“起火”。对于威权国家来说，则可以避免这种局面，政府可以用行政手段压抑矛盾，限制冲突，强行驱动整个社会前进，在一定时间内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民主国家不具备这个条件，执政的政党往往迫于选票的压力而要考虑各方面的利益平衡，使社会缓慢前行。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成熟的议会民主制度是能够保证并促进市场经济平稳发展的。因为这种政治稳定性可以使投资者对社会发展有一个稳定预期，降低“政治风险”，为经济长远增长提供必要条件；还能够实现社会发展的自我调节，当现政府的政策与社会的稳定发展出现不协调时，就可能通过下一次选举来矫正，这是一个社会实现现代化性的重要标志。而一个威权体制的国家则可能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凡是正在执政的政党或政府很难主动矫正自己的错误，或者是根本发现不了自己决策中存在的错误。这种情况产生的后果就是错误越陷越深，最后无法挽救。这也是近年来所谓“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实际上，正如后发优势论所主张的，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并不一定要完全实现宪政改革以后才能实现经济发展。如果一个国家在威权体制下能够采取合适的发展模式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并能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探索，实现社会发展的软着陆，那么就能实现真正的“后发优势”，而如果错过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好时机，或根本就不愿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么就有可能遭遇“后发劣势”。
因此，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印度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已经建立了一个成熟、稳定、运行良好的民主政体。建国以来，不管宗教、族群与社会矛盾如何尖锐，印度的政治权力全部都是通过多党竞选的和平方式、顺利地转移交替，从来没有发生过军事政变或内战，这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仓促建立现代民主政体而经常导致政局动荡的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目前印度的法治比较健全，新闻舆论比较自由。这种成熟的民主政体将为经济平稳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鉴于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后发优势”或“后发劣势”的理论可能都不适用于印度，因为民主政治体制可能会使经济改革以一种较为平稳方式进行：短期内，它不可能实现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长期来看，它也不可能因为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使社会陷入分裂和混乱。也就是说，印度的市场化改革的大趋势已定，但是由于民主政治的压力，改革的步子不可能过大，而由于民主政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印度也不可能后退到威权体制。因此，印度的未来只能是逐步探索一条充分照顾到各阶层利益的经济发展道路。印度也许将为发展中国家创造出另外一种发展模式。
王庆东
作者：卡内基中… 文章来源：卡内基中国透视 点击数：262 更新时间：2006-7-26
印度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原编者按 近年来，印度的崛起引起美国政策界广泛的讨论，并且自然而然地将它的发展轨迹与中国相比较。中国和印度这两条亚洲巨龙，究竟谁的发展模式更具持久性，谁又能真正成为21世纪的经济强国？《卡内基中国透视》特别辑录三位美国的中印观察家的观点，探讨这个有趣而深远的话题。
如今中国人到了印度，总会对那里的“落后
”印象深刻。简陋的基础设施、堵塞的交通、满街低档国产车、大城市的贫民窟、随处可见的乞丐，加上德里大街上悠闲自得的“神牛”，作为孟买一景的多比哈特露天大洗衣场……都给人以一种“穷国”的强烈观感，跟中国沿海城市热火朝天的市政建设比起来相形见绌。
然而，人们往往没有看到的是印度发展的潜力及其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自1980年到2002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6%，到2002年至2006年，其增长率稳步上升到7.5%。在过去的20年中，中产阶级的规模翻了4倍，达到2.5亿人，每年有1%的人口脱贫。印度崛起之所以令人关注，并不是因为这是新的现象，而是因为它的发展模式独一无二。印度采取的战略跟其他亚洲国家不同，它并不依赖于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价格低廉的工业产品，而更依靠国内市场，重消费而非投资，重服务业而非制造业，重高新技术产业而非技术含量低的工业。这种方式意味着印度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受到全球经济疲软的冲击，从而表现出很强的韧劲。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印度的贫富差距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要小。而且，30%至40%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自于生产力的增长，而不是资本或劳动力的增加——这是经济健康增长的标志。
印度模式最卓越的地方在于，它的政府在发展过程中并未提供干预和扶持，企业家才是这个成功故事的主要演绎者。印度现拥有极具竞争力的私营企业，证券市场和现代化管理的金融部门。特别是从1991年起，国家干预从经济改革的浪潮中逐渐退出，在降低国内和海外竞争壁垒的同时，放手给予私企更大的自由度。因此，印度的发展变化更多的是受到草根力量和中产阶级的驱动，政治领导层所做的只是包容这些变化而已。
尽管印度要成为真正的强国还有许多经济结构上的问题有待改革，它的弱点在于大规模的贫困以及薄弱的财政和基础设施，但它具备政治自由、社会多元、机制完整等优势，使其能够成功地进入全球经济。对同样人口众多、历史悠久、面临许多类似发展问题的中国来说，要迎接全球化的竞争，印度的发展轨迹和经验很有借鉴作用。
印度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和高级研究员裴敏欣：要理解印度为什么能取得如此令人炫目的增长率，我们首先需要明白印度想取得经济快速发展所面临的困难有多大，以及它目前的经济劣势。总体来说，印度的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贫困人口和农业人口很多，国民教育总体水平较低，其中文盲率占40%左右，基础设施落后，由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高新技术服务业，经济的起飞并没能创造出广泛的就业机会，这些都是阻碍印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但是，如果从制度层面来讲，印度与中国比较而言具有明显的优势。在经济基础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中国经过多年的改革，国有企业成分仍占35-38%。国营成分愈大，政府对市场正常运转的干扰就愈多。而印度国营企业的成分很少。第二，印度具有健康的资本市场，它的企业融资是多元化的，公司的审批过程完全按照企业的运营状况而定，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资本可以自由进出，有利于私营企业的成长和壮大，可中国的企业融资主要还是依靠银行。第三，印度的银行体系比较健康，反映在坏债程度很低——不到5%，而中国占20-30%甚至更高。第四，印度拥有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特别是在医药和汽车零件制造等方面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中国目前的企业却无法与世界一流的跨国公司抗衡。第五，印度的高等教育、特别是技术教育很强，所培养的人才一般能直接胜任国际公司的工作。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一项调查，中国大学的本科毕业生能够胜任国际公司工作的比例大约是1/10，而印度的本科毕业生可以达到1/5以上，因此，与中国相比，印度培养的高等教育者的可用性至少是两倍左右。在上层建筑方面，印度也具有发展优势。印度是一个宪政民主国家，尽管它是一个相对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历经多年战乱，人口众多，却依旧能够维持民主体制。
生动地讲，印度是一个“小乱不断，却难以产生大乱”的国家，也就是说，民主的多元和选举机制基本上能够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目前享有非常优越的外部环境。这部分原因是印度的崛起大大提高了它的国际影响力和战略地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度可以成为美国牵制中国的战略棋子，今年3月美国同印度签署核项目合作条约，向印度转让一些民用核技术和核燃料，正是美国决心大力扶持印度成为世界强国的开端。显然，印度能够得到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发展优势。
印度四条经验的重要反思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丁学良：印度经验中值得人们反思的甚多。首先，印度的经验有力地说明，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并不命中注定地不可以启动民主实践的进程；启动以后，并不注定地要大步倒退到可怕的军事独裁。其二，民主体制的建设不宜拖延到“全民大觉醒”的时候才起步；起步太晚了，反倒容易刺激全社会的动荡不安，因为那时候人人皆要“当家做主”。其三，就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与政治国家的整合统一的关系而言，印度的实例对中国是富于鼓励意义的。其四，印度最近几年的大趋势，正在一步一步地纠正“议会民主体制有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过往假设和认识。
印度在软件方面的重大优势
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教授黄亚生：印度和中国代表了两种很不一样的增长模式。每一种增长模式都有其优势，也有其缺点。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印度的经济增长模式——强调软件基础设施的建设——具有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但这样说并不是要表明投资建设硬件基础设施不必要。事实上，投资硬件基础设施非常有必要，但是如果中国不改善自己的软件基础设施，将很快面临大规模硬件基础设施投资的一个极限。10年之前，印度从中国学到了经验——提高投资率和开放外国直接投资。现在中国是否也应从印度那里学习一些有关软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有价值经验？我觉得应该如此。经济增长取决于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的数量及质量。所谓硬件基础设施是指公路、机场、港口等；软件基础设施指一个国家的法律、规章制度和金融体系。
就硬件基础设施而言，中国很明显走在印度前面。据估计，中国的高速公路网大概是印度的7倍。2002年，中国投资了大约2600亿美元，用于改善电力、交通、通信和不动产部门，同年印度在这些部门的投资额只有310亿美元。就软件基础设施而言，印度则在某些关键方面领先中国，比如产权保障、私有企业的融资能力以及公司治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印度在软件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并不是全面的。在税收和劳动力管理方面，中国事实上领先于印度.
印度模式的启示 The India Model: Lessons for China
编者按:
近日来，印度的崛起引起美国政策界广泛的讨论，并且自然而然地将它的发展轨迹与中国相比较。中国和印度这两条亚洲巨龙，究竟谁的发展模式更具持久性，谁又能真正成为21世纪的经济强国？《卡内基中国透视》特别辑录三位美国的中印观察家的观点，探讨这个有趣而深远的话题。
如今中国人到了印度，总会对那里的“落后”印象深刻。简陋的基础设施、堵塞的交通、满街低档国产车、大城市的贫民窟、随处可见的乞丐，加上德里大街上悠闲自得的“神牛”，作为孟买一景的多比哈特露天大洗衣场……都给人以一种“穷国”的强烈观感，跟中国沿海城市热火朝天的市政建设比起来相形见绌。然而，人们往往没有看到的是印度发展的潜力及其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
自1980年到2002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6%，到2002年至2006年，其增长率稳步上升到7.5%。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产阶级的规模翻了四倍，达到2亿5千万人口，每年有1%的人口脱贫。与此同时，人口保持1.7%左右的负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提高了人均收入（从1980年的1178美元上升到现在的3051美元，按照购买力可比价格来算）。印度现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很快它将赶超日本成为第三大。
印度崛起之所以令人关注，并不是因为这是新的现象，而是因为它的发展模式独一无二。印度采取的战略跟其他亚洲国家不同，它并不倚赖于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价格低廉的工业产品，而更依靠国内市场，重消费而非投资，重服务业而非制造业，重高新技术产业而非技术含量低的工业。这种方式意味着印度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受到全球经济疲软的冲击，从而表现出很强的韧劲。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印度的贫富差距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要小（美国的基尼系数为41，中国为45，巴西为59，印度仅33）。而且，30-4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自于生产力的增长，而不是资本或劳动力的增加——这是经济健康增长的标志。
印度模式最卓越的地方在于，它的政府在发展过程中并未提供干预和扶持，企业家才是这个成功故事的主要演绎者。印度现拥有极具竞争力的私营企业，证券市场和现代化管理的金融部门。特别是从1991年起，国家干预从经济改革的浪潮中逐渐退出，在降低国内和海外竞争壁垒的同时，放手给予私企更大的自由度。因此，印度的发展变化更多地是受到草根力量和中产阶级的驱动，政治领导层所做的只是包容这些变化而已。
尽管印度要成为真正的强国还有许多经济结构上的问题有待改革，它的弱点在于大规模的贫困以及薄弱的财政和基础设施，但它具备政治自由、社会多元、机制完整等优势，使其能够成功地进入全球经济。对同样人口众多、历史悠久、面临许多类似的发展问题的中国来说，要迎战全球化的竞争，印度的发展轨迹和经验很有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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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敏欣：印度经济增长至少可以持续15年
（裴敏欣博士系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和高级研究员）
要理解印度为什么能取得如此令人炫目的增长率，我们首先需要明白印度想取得经济快速发展所面临的困难有多大，以及它目前的经济劣势。总体来说，印度的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贫困人口和农业人口很多，国民教育总体水平较低，其中文盲率占成人人口的40%左右，基础设施落后，由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高新技术服务业，经济的起飞并没能创造出广泛的就业机会，这些都是阻碍印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但是，如果从制度层面来讲，印度就中国比较而言具有明显的优势。在经济基础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中国经过多年的改革，国有企业成分仍占35-38%。国营成分愈大，政府对市场正常运转的干扰就愈多，对市场所造成的扭曲程度也就愈大。而印度国营企业的成分很少。第二，印度具有健康的资本市场，它的企业融资是多元化的，公司的审批过程完全按照企业的运营状况而定，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资本可以自由进出，有利于私营企业的成长和壮大，可中国的企业融资主要还是依靠银行。第三，印度的银行体系比较健康，反映在坏债程度很低——不到5%，而中国占20-30%甚至更高。第四，印度拥有具世界竞争力的企业，特别是在医药和汽车零件制造等方面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中国目前的企业却无法与世界一流的跨国公司抗衡。第五，印度的高等教育、特别是技术教育很强，所培养的人才一般能直接胜任国际公司的工作。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一项调查，中国大学的本科毕业生能够胜任国际公司工作的比例大约是十分之一，而印度的本科毕业生可以达到五分之一以上，因此，与中国相比，印度培养的高等教育者的可用性至少是两倍左右。
在上层建筑即政治体制方面，印度也具有发展优势。印度是一个宪政民主国家，尽管它是一个相对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历经多年战乱，人口众多，却依旧能够维持民主体制，这本身就是一项人类发展史上值得称道的成就。生动地讲，印度是一个“小乱不断，却难以产生大乱” 的国家，也就是说，民主的多元和选举机制基本上能够及时化解社会矛盾，这样的机制不会等到社会矛盾和不公正积累到大冲突的程度时才作出反应。而且，印度的贫富差距不大，地方政府很少有掠夺行为，人民的基本权力能够得到保障，这些都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印度没有老百姓到中央上访的行为，也很少见到群众游行包围政府的事件，社会与国家之间没有紧张的关系。所以，我可以很有信心地说，即便15年之后，印度的基本宪政体制和经济发展不会发生大的震荡，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得到如此有信心的判断的。
从另一方面来讲，印度多元化的政治体制也使得它不可能像中国那样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经济变革的步伐势必因此而减缓。印度的发展将是稳健的，长期的，且相对高速的。并且，它的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不是以破坏环境、缺乏医疗保障制度等高昂的社会成本为代价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目前享有非常优越的外部环境。这部分原因是印度的崛起大大提高了它的国际影响力和战略地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度可以成为美国牵制中国的战略棋子，今年三月美国同印度签署核项目合作条约，向印度转让一些民用核技术和核燃料，正是美国决心大力扶持印度成为世界强国的开端。显然，印度能够得到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发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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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四条重要的反思
（丁学良博士系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和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学院研究员）
印度经验中值得人们反思的甚多，我本人在学习中最感兴趣的是四条。首先是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进步程度的关系。最为公众关注的政治社会学假设之一是：“一个国家除非经济上已经相当发达，否则不能启动竞争性的议会民主制度；若是冒冒失失地启动，它的议会民主制度也将是短命的”。
二十世纪中后期的世界史，确实提供了对上述假设或认识的相当程度的证实——像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孟加拉这几个人均收入不高的国家在1970年代末期以前，确实有过先尝试民主选举制度然后又被军事独裁制取而代之的曲折经历。但是这种验证只是局部的而非普遍的，印度则是证伪上述假设或认识的最重量级的国家。1947年印度独立以后，就选择了议会民主制，当时它的人均GDP收入约为597美元。在十个主要的亚洲国家中，印度的人均收入位居倒数第三，低于平均数。然而到现今为止，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已经连续实践了六十年。这期间，只有1975年中至1977年初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印度的政界高层强制实施了“国家紧急状态”。印度的经验有力地说明，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并不命中注定地不可以启动民主实践的进程；启动以后，并不注定地要大倒退到可怕的军事独裁。一个国家里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文化传统和其他的政治因素，能够发挥独立于经济财富水平的扶助作用，使得该国的民主体制生根发芽，稳步发展。
其二，政治社会学中另一个假设是：“一个国家的教育普及率对该国的政治发展影响至关重要；在一个文盲众多的社会里，民主政治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印度的经验在这一方面，同样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根据2005年发布的资料，印度15岁及更大年龄人口中的识字率为 61% ，高等院校的入学人数占该入学年龄组的比率为 11.5%；中国分别为 90.7%和15.4%，均显著地高于印度。
而在与知识和信息传播相关的硬件设施方面的状况（包括：每千人拥有的电话线长度、每千人拥有的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每千人中的互联网使用者人数、拥有电视机的家庭比率）， 印度和中国相比，均大为落后：41 比 241，85 比 431，32 比 74，37 比 80。印度全社会较低水平的教育普及率和较落后的信息传播硬件设施，并没有阻止这个庞大的国家实施定期的全国选举。
部分学者认为，印度的民主体制建设相对而言稳定、持续，倒是得益于它1947年起步的时候，印度民众的教育普及率不高；若此，才可能使国家最重要、最困难的政治事务基本上局限于该国受过良好教育的政治精英圈子之中。只要他们之间达成了妥协，事情大体上就能“摆平”。我以印度的经验作参照，觉得台湾的政治发展恰好相反：1980年代末台湾开放竞争性的政治过程时，岛内居民中的文盲率已经降到 8% 以下，每十万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重，达到了 2300人，这已经与法国和丹麦的高等教育普及率相当。所以台湾岛内居民的政治参与意愿太广泛、太高涨，每一个机构、每一级层次都要办竞选，每年选举不计其数。这样一来，虽然岛内几乎每周都有政治节目，热闹非凡，却难免乱象丛生，综合成本太高。亨廷顿在他的名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早就着力地论证：政治体制的制度化太落后于政治参与的步伐，则很容易引发政治生活的无次序化。所以，我觉得印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启发乃是：民主体制的建设不宜拖延到“全民大觉醒”的时候才起步；起步太晚了，反倒容易刺激全社会的动荡不安，因为那时候人人皆要“当家作主”。
其三，政治社会学里还有一个假设，是关于民主政治与国家整合之间的张力或冲突：一个国家的民族或种族、宗教或文化越是繁杂多样，则该国在经历民主化的过程中，越是可能发生国家的分裂。
印度在这个重要方面的足迹，同样是令人注目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乐观主义的确证。让我们来引用欧洲资深的印中观察家 Gilbert Etienne 的一段评论：“印度社会的巨大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印度的语系语言复杂，语种繁多。那些使用人数众多的所谓‘正式语言’，包括从源于梵文的印欧语系语言，到南印度的达罗毗荼语系语言等等，足有一打以上。此外，宗教门类齐全：印度教教徒占全国总人口的 81.3%，为印度的第一大教；其次为伊斯兰教，教徒占总人口的 12.7% ；基督教教徒占总人口的 2.4%；锡克教教徒占总人口的 2% ；佛教教徒和耆那教教徒占总人口的1.2%…… 如此纷繁复杂的政治、宗教、种族、语言和文化组成的‘拼图版’，为印度各党派和政治势力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中争权夺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同时，也是产生新的冲突的根源。尽管如此，历史留下的文明特征、印度教、种姓制度以及对于国家概念的认同等等因素，确保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某种连续性，即使连续不断的入侵者也没能割断这一点”。
中国的第一大民族汉族占全国人口的 92% ；印度的第一大种族印度-阿利安族占全国人口的72%；中国各种次要的宗教信仰团体（即除了信仰道教和佛教之外的信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等的群体）占人口的比重低于10%；印度这类信仰团体占人口的比重接近 20%；中国居民在语言文字上的一致程度也高于印度。所以就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与政治国家的整合统一的关系而言，印度的实例对中国是富于鼓励意义的。
其四，政治社会学和发展经济学中有一派观点认为：虽然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都是议会民主体制，但是这种体制在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成绩却不佳。换句话说，议会民主体制有碍于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反倒有助于第三世界国家高速度的经济增长。
这种观点曾经遭遇过多方面的批评，但是，这方面的反驳总是显得不够坚挺实在，主要原因便是印度这个实行议会民主制规模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过去的经济发展表现不够出色。
从1990年代初开始，印度决定放宽国家的管制，认真推动改革和开放，告别它多年里施行的部分地受苏联经济体制的影响、更多地源于本国独立初期意识形态的那一套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于是自1990年代初以来，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增长速度虽然还略低于中国，但考虑到印度经济体中投资的素质较高；比如，根据一项精细的研究报告，印度经济体的年度利润率从1980年的 11.5% 增长到1999年的16.5% ，这20年期间的平均利润率达到14.3%；中国经济体的年度利润率从1980年的 13 . 5% 下降到2003年的 8.5% ，中国在1978年至 2003年这25年期间的平均利润率是10.9%。印度最近几年的大趋势，正在一步一步地纠正“议会民主体制有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过往假设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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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印度在软件基础设施方面享有一些重大优势
（黄亚生博士是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的教授）
印度和中国代表了两种很不一样的增长模式。每一种增长模式都有其优势，也有其缺点。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印度的经济增长模式——强调软件基础设施的建设——具有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但这样说并不是要表明投资建设硬件基础设施不必要。事实上，投资硬件基础设施非常有必要，但是如果中国不改善自己的软件基础设施，将很快面临大规模硬件基础设施投资的一个极限。10年之前，印度从中国学到了经验——提高投资率和开放外国直接投资。现在中国是否也应从印度那里学习一些有关软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有价值经验？我觉得应该如此。
经济增长取决于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的数量及质量。所谓硬件基础设施是指公路、机场、港口等等；软件基础设施指一个国家的法律、规章制度和金融体系。就硬件基础设施而言，中国很明显走在印度前面。根据摩根斯坦利的估计，中国的高速公路网大概是印度的7倍。2002年，中国投资了大约2600亿美元，用于改善电力、交通、通信和不动产部门，同年印度在这些部门的投资额只有310亿美元。
就软件基础设施而言，印度则在某些关键方面领先中国，比如产权保障、私有企业的融资能力以及公司治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印度在软件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并不是全面的。在税收和劳动力管理方面，中国事实上领先于印度。
世界银行设计的《世界商业环境调查》有助于我们看到中印两国金融市场方面的重大差别。一个基本调查问题就是：“请依照次序评判对公司的商业运作和成长最成问题的四个因素”。80.21%的中国企业把融资作为阻碍企业发展的最大障碍，相比之下只有52.1%的印度企业有此困扰。中国企业面临的更多融资限制体现在两个事实当中。第一，在被调查的81个中国企业中不仅在这个问题上落后印度，而且排在所有受访国家中的倒数第4位。第二个事实是中国的银行部门要比其他国家大得多。例如，2001年中国银行部门提供的国内信贷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2.7％，但印度同年的数据是53.8％。因此，中国银行给企业的贷款是印度银行给企业贷款的2倍多，但中国的私有企业得到贷款要比印度私企更难。
另外一个同样让人感兴趣的发现就是虽然中印两国的企业都面临融资困难，尽管程度不一，但其原因却相差甚大。印度企业基于技术的原因面临着信用方面的种种限制。它们抱怨的问题清单为许多处在具有欠发达银行部门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敲响了警钟。这也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的问题。中国企业对抵押要求、银行文书工作、高利率以及特殊关系的抱怨要比印度企业低。事实上，中国在这四个方面的数据甚至要比美国更好。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银行体系要比美国和印度好？我认为不能。一个很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些银行的习惯做法对于一个从来不能得到贷款的企业来说影响不是很大。直到1999年，中国最大的四家国有银行——其资本占到2004年中国银行体系总资产的绝大部分——还对企业进行分类，它们对私有企业从来不提供贷款。因此，中印最关键的区别就是印度的银行体系是欠发达的，而中国的银行体系是具有偏见的。
印度在软件基础设施方面的第二个巨大优势就是它有一个更具效率的金融市场。印度的银行体系之所以比中国好，有两个原因。第一，印度银行不像中国银行那样具有如此沉重的意识形态偏见的负担。第二，印度银行体系的改革远远早于中国。其银行改革并不是政府的一个主动政策，而且现实迫使其改革。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来说明中印两国的差别。上世纪90年代初，印度有一个储户起诉一家国有银行，认为该银行应该公布对外贷款标准。他认为，如果银行各种各样的不良贷款太多，将危及其作为储户的各种权利。受这个案例的触动，印度银行系统开始改革，包括国有及私有银行在内的所有银行体系都开始公开其贷款标准，因此提高了银行的透明度。而这种例子在中国闻所未闻。
产权保障是印度软件基础设施方面的第三个重要优势。《世界商业环境调查》的报告表明，中国的税收交纳情况要比印度糟糕得多。只有11.9％的中国企业相信本行业的企业为了纳税目的实报了企业的收入情况。而在印度，这一比率是41％。
中国企业在收入方面的瞒报和错报情况与企业家缺乏产权保障密切相关。需纳税的收入将暴露给政府当局，那样当局将知道你有很多财富，很容易成为政府各种掠夺性企图的目标。一个相对直接的证据就是法律制度的质量。在印度，不管其法律制度是多么地没有效率或甚至是印度自己都承认其司法体系腐败丛生，但印度的司法系统至少是独立于行政部门的。而在中国，党派控制了整个司法体系，政府的行政和司法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分治。
软件基础设施的第四个领域是公司治理。高质量的公司治理是管理质量的可靠反映。印度人在知道美国的安然事件之前就知道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在公司治理领域，与印度相比，中国不能望其项背。
里昂证券公司用7个关键指标来衡量良好的公司治理：1）管理纪律; 2）透明度; 3）独立性; 4）可靠性; 5）责任感; 6）公平性; 7）社会责任感。在里昂证券公司的10分评价体系中，印度在公司治理方面的得分是5.4分，而中国在所有受访国家中排名非常靠后，只得了3.4分。在具体的国家排名方面，印度排在第6，而中国排在第19位。这里有两个因素值得一提。第一，印度相对中国来说表现很好，但并不是特别优秀。第二，台湾的得分比中国大陆要高出许多的事实强调了这样一点，即公司治理不应被视为一种与英语特别有关的事务。中国大陆并不是因为这项调查具有语言或文化上的偏见而被排在印度后面很多位，因为台湾在语言和文化上同中国大陆相近，但排名却在印度之前。
很明显的一个现象是，在里昂证券公司的报告中，那些在公司治理方面表现很差的公司一般都是国有企业。这一点为理解为什么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非常糟糕提供了思路。不完备的规章制度环境——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司治理方式应由一个国家的法律规定，但目前的情况并不是如此——是中国的公司治理表现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里昂证券公司的报告指出了中国公司治理中存在的下列问题：第一，国家仍然是公司的主要持股者，因此公司的政治议程成了首要议程，效益问题往往排在后面；第二，只有非常少数的中国公司会发布公开声明或年度报告来专门探讨公司治理问题。第三，中国公司的管理激励机制非常不健康和不健全；第四，投资者与公司的联系仍然不是很强；第五，公司董事会成员和公司的总裁没有足够的独立性来专门从事公司管理工作，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行政人员而不是监督者。
7-7-2003
BBC中文网7日刊发记者魏城透视文章：记得有一年乘飞机去中国，邻座的一位美国商人与我闲聊起来。他说，他因为生意的缘故经常跑中国和印度，我就好奇地问起他对这两个国家的对比，他回答说："印度比中国穷多了！在中国的城市中，虽然也有穷人和乞丐，但人数并不多，但在印度的大城市中，如孟买、加尔各答等，你在人行道上行走，必须一直看着脚下，一不留神，你就会踩上一个露宿街头的穷人。"
我不知道他的"印度比中国穷多了"的结论，是不是仅仅源自于对两国城市街头漫步的对比。即使谈到街头漫步，也有一个小内幕，他可能并不清楚：中国当时仍然实行户籍管理制度和收容遣送制度（收容制度只是在最近由于"孙志刚事件"的政治余波才被废除），而印度没有这些制度，尽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大量外地民工涌入城市打工，但没有工作的进城农民绝对拿不到"暂住证"，因此很容易被收容遣送回乡，这也许就是这位美国商人在中国街头很少看到露宿街头、无家可归的穷人的原因之一。
但我担心说出来他也不会理解这些古怪的制度，就没有告诉他。
网上又起"对比风"
不知为什么，最近中文网上又刮起一阵"中印对比风"。网上随意浏览一下，就会时不时地碰上有关对比中印经济、政治等方面谁优谁劣的帖子。也许，这是因为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最近刚刚访问了中国的缘故吧。
就连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也跟着凑热闹，在瓦杰帕伊访华之际发表了题为《印度对阵中国：落在龙后面的老虎》的专题报道。
中印对比之所以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就是因为这似乎牵涉到民主制度和集权制度的竞赛。
传统传媒和电子传媒上的这类争论当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也有一个共识：中国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目前领先于印度。
对这一点，论战双方几乎没有争议。即使是《经济学人》杂志，也在报道开篇时指出："25年前，中印两国的生活水准颇为相似，但如今中国人的平均收入几乎是印度人的两倍。"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中印经济上的差距是否能够归咎于政治制度，换句话说：印度经济比中国落后是不是应该怪印度的民主？
一个署名"qw513"的网民显然这样认为。他在《世纪沙龙》网坛上发帖说：印度的精英阶层"不顾条件和国情，认为民主就是万灵药，认为为了民主，宁可牺牲经济发展速度，其结果是许诺给广大老百姓一张实际不可兑现的自由、民主、尊严的空头支票，丧失改善其经济水平的机会，永远成为选举政治的牺牲品。"他认为，印度的经验教训说明，"民主不能当饭吃，第三世界国家的基本要求与发达国家不一样，民主权与生存权都是好东西，但两者不能兼得的时候，后者更重要。"
即使是在《关天茶舍》网坛上一位为印度辩护的网民"skimming"，也认为印度的相对落后与民主不无关系："印度有很多自己的问题，例如不成熟的民主政治，使得先进的民主形式被滥用误用，同时又无法像极权政府一样实行有力的政府控制与改革。"
但网民"藏獒"认为，印度的落后基本上与民主无关。他在海外中文网坛《》上列举了一般公认的"印度病"症状，如尼赫鲁时代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限制了印度人的致富积极性、浓重的印度宗教文化传统使得人们不思进取、狭隘民族主义和低效率吓跑了外商、印度与巴基斯坦愈演愈烈的军事冲突吓跑了一部分投资者、基础设施落后等等，都与民主没有什么关系。
《经济学人》杂志的"中印对比"专题报道也认为，造成中印两国富裕程度差异的原因与民主并没有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不过是因为印度比中国更晚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再加上官僚主义、不宽容、印巴之间毫无意义的军备竞赛等原因。
然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似乎永远不会有一个简单、一致的答案。其实早在瓦杰帕伊访华前，国际上就有过类似的争论。麦肯锡顾问公司的多米尼克·特克就曾在1995年主编了一部大型研究报告，比较"二十一世纪的两大巨人──中国和印度"，该报告的某些结论与《经济学人》杂志的结论截然相反。
特克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在某些方面拖住政府，无法刺激经济增长，举例来说，民主政府必须更多地注意通货膨胀问题和对"强大的既有游说势力"作出反应。
这个说法在某种意义上与"六四事件"前风行一时的"新权威主义"学说的某些论断不谋而合。当时，该学说的主张者就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新权威人物"强制地推行市场化的经济改革，而过早的民主改革不仅会阻碍经济改革的推行，也会拖慢经济增长的速度。
即使认为印度落后与民主关系不大的网民"藏獒"也承认，"有一项中国大陆的专制优势恐怕是民主印度永远也赶不上的：印度作为民主国家，不可能采取大陆那样化一切工会为傀儡的做法。正是这种区别，使得最恨工会的外商热爱中国的投资环境，其投资额令印度这些民主国家瞠乎其后。"
民主：捉鼠之猫？
的确，这个世界上虽然有富裕的民主国家（欧美国家）和贫穷的专制国家（朝鲜），但也不乏较为富裕的威权国家（二战结束前的德国、日本和民主化之前的韩国、台湾）和贫穷的民主国家（印度和一些非洲民主国家），这至少说明民主和富裕程度并不一定直接关联，也顺带着削弱了以下两个观点的可信性：1、只有实现一定的富裕程度，才能搞民主；2、要想富强，必须先实现民主。
然而，难道民主的价值仅仅就是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率的手段吗？难道政治制度的功能不过就是相当于能否捉到"小康生活"或"巨富生活"这只老鼠的猫吗？
最近随同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的一个印度政府官员回国后发表观感说："在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你不可能在拥有人权、工会、教育水平低下的选民的同时拥有中国式的增长速度。这个代价值得吗？我认为是值得的。至少我们没有坦克在广场上屠杀学生，没有在大跃进中饿死三千万人。"
其实，民主和富裕是两个不同的价值追求，两者有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联系，但不是那种功利性的直接联系。富裕不一定是建设民主的前提条件，民主也可能无法完成实现富裕的工具性任务。信奉"民主致富论"的人往往只把眼睛盯在欧美的富裕国家上，他们不知道欧美的富裕原因很多，不完全就是因为实行了民主；鼓吹"民主不能当饭吃"的人也犯了类似的错误，他们把视野局限在那些搞了民主仍然未能致富的国家──俄罗斯、印度和第三世界的其他民主穷国，他们不承认这些国家经济没搞好还有其它原因。这两种人都把民主的功能狭隘化、简单化为一种致富的手段：捉不住老鼠的猫就不是好猫，不利于致富的手段就不是好手段。
如果实行民主不一定能够致富，那么，民主的功用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如果说致富是满足人们物质层面的需求的话，民主则更多是满足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自由表达、自由结社、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由人民来控制掌权者等等。
如果说民主与致富完全没有关系，也不确切。前面有人提到了民主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但不能否认，民主对经济发展也有"正面效应"。
民主也许不能保证一个国家迅速致富，民主也无法保证一个国家逃脱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但民主的"纠错"机制至少能够纠正那些错误的、甚至灾难性的经济政策，如那位印度官员所说，中国"大跃进"经济政策导致大饥荒的人为经济灾难就不会在印度发生。
另外，自由民主制度在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时从"自由人"心中所焕发出的自由能量，显然也能转化到经济建设和财富创造上。
真正的繁荣
印度依然贫穷，印度城市的街头上依然充满了席地而睡的穷人。但那位随同瓦杰帕伊访华的印度官员看待这个问题的视角，显然不同于此文开篇提到的那个美国商人。
这个印度官员说："如果孟买采用居住许可制度，如果没有工作就阻止人民进入这个城市，如果没有工会，没有劳资纠纷，没有罢工，孟买将会变得多么繁荣？孟买将从此不再有城市人口膨胀，大街不再拥挤，没有贫民窟，孟买将轻松超越新加坡。"
他的这番带有某种怨气的话，说的对，也不对。如果他提到的那几个"如果"都实现了，孟买将会出现的景象并不是一种真实的繁荣，而是如同北京、上海一般的虚假的繁荣。如果随着经济的发展，印度缩小了城乡差别，那么，没有居住许可制度和限制工会措施的孟买也会如同纽约、东京一样繁荣，那时的繁荣将会是真正的繁荣。
如今即使连中国，也取消了收容遣返制度，如果在中国进一步彻底取消户籍管理制度之后，北京、上海街头仍然繁荣，那也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繁荣。
阿赛尔
凯迪论坛·猫眼看人
2006年12月24日
大概是2000年情人节的时候，印度一些城市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为数不少的年轻人走上街头，愤怒地砸烂了出卖情人节礼物的花店，强烈抵制印度人过情人节；他们的口号是“印度人应该坚持自己的文明，要防止西方文化入侵印度”。一时间，不少印度年轻人对情人节禁若寒蝉，唯恐被这帮暴徒痛揍一顿。
而在此后不久，印度仍然发生了寡妇被活活烧死殉葬的悲惨事件，有关当事者被当地警方抓捕判刑，但当地人却对警方作出了较为强烈的反抗。难道这些印度人不知道印度的法律是保障人权的么，那为什么还要如此公然地甚至是大义凛然地做出违法的惊天罪行来？
这都是因为印度的传统文化并没有很好地走向现代化造成的。当传统文化早就形成了风俗习惯的时候，其对人们生存方式的制约，是深入到骨子里的，改变起来十分艰难；比较于人人平等的现代道德观、价值观，传统文化中早就不合时宜的非人道毒素，对人们的毒害深入了骨髓，去除这样的病毒，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
印度是古老的国度，在人类社会的初年，曾经创造过辉煌的篇章，留下了不少宝贵的文明成果，至今影响着世界文明的进程。但是，已经走向了宪政民主制度的印度，却再也没有当年的辉煌，除去历史上被西方列强盘剥、掠夺、奴役而失去了宝贵的发展时间之外，其实跟这个国度缺少一种文化开放的环境是很有关系的。去过印度的朋友告诉我说，那里的很多民众仍然处于较为愚昧的生存状态中，很多早就无法适应现代化生存方式的传统习惯，仍然规范着制约着他们的生存方式，使这样一个本来可以在如此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奋力发展自我的印度，在发展的道路上跌跌撞撞，缺少了一种迫切需要的发展活力。
我们显然明白，制度建设是现代化建设的保障和前提，而文化的现代化却是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制度建设是发展的必然条件，但制度建设却并不能取代一切；缺少了文化开放的环境，人们不能正确地选择、适应现代化的生存方式，其总体的现代化进程，就必然遭受重重障碍，出现无意义的发展能量消耗，从而丧失了发展的机遇，落伍于世界之林。
印度的这个事实，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好在，中国经过了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1927～1937黄金十年的文化革新过程，已经初步走出了“子乎者也皓首穷经、戴辫子裹小脚、国家是皇帝一个人的家产”愚昧状态，懂得了人类社会普适的价值观才是当今世界共同的价值观和道德判断标准，明白了传统文化需要革新改造才能适应现代化发展进程的道理。比如，自从民国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党派、任何一个组织敢于宣扬“专制制度就是好的、就是伟大的，中国就应该专制下去，我就是要赞美专制”这样的口号，虽然不少挂着羊头卖狗肉的党派本质上实行着专制，但是，却从来没有见过他们说过自己就是专制——起码说，民主已经成了共识，至少也成了他们好用的羊头。
为什么大家都赞美民主，甚至借用民主来美化自己的专制之实呢？却并不敢实话实说地，甚至像条汉子一样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地说出来自己的专制本质呢？袁世凯如此，蒋家父子也如此，原因何在？就是因为，作为先进文化中重要的道德价值判断体系中的民主概念，已经成了一种能够被中国人接受的价值观和道德判断标准；而深入考察这个东东的来源，就会发现，她却并不是中国文化自身产出的，无论是汉唐的强盛，还是宋明的疲弱，中国人并不知道民主是什么、人人就是平等的这些概念的；皇帝即是国家，天下是人家皇帝的天下之概念，就是历史上的中国人的国家价值观的。
这都深刻地说明了文化开放的重要性了。让我们来假设：假如中国人没有经过如此的文化开放过程，并没有引进来民主科学的概念，中国人该如何理性地进行现代化呢？当年的清王朝努力过，甚至还装模作样地列出来了宪政进程时间表，跟真的一样；但是，在没有文化开放的条件下，它还是终于被自身的痼疾所淹没，仅仅来自它自身阶层的强烈对抗，就已经造成了它的风雨飘摇了。它的垮台，实在是一桩无可奈何的事情了——而且，它也绝对不可能成功的，就凭那种“拒不接受外来文化”的冥顽姿态。
显然的事实是：其后的辛亥革命成功之后，让国人剪掉辫子放开小脚遭遇了多大的阻力？从道理上讲，辫子并不是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所固有的传统，当年“留发不留头”地让中国人留辫子，也是这么个强烈改变过程的，为此还杀掉了不少拒不留辫子的汉族仁人志士；而今却变成了“剪掉辫子就没有了祖宗、就不是中国人了”的对抗状况，可见习惯的形成和改变，该是多么艰难而深刻！连祖上并不是留辫子的汉族中国人都如此强烈对抗剪掉辫子，对于拥有清王朝权力的满族王室、贵族、满民族民众而言，如何不会更加强烈地对抗呢？他们怎么可能自我主动地进行剪掉辫子的文化更新活动呢？
不剪掉辫子，看似小事，但实际上却代表着一种生存方式改变与否的大事。更深层的问题是，当这种传统文化成了社会道德，并进而上升到权力层次而被律法、法律强行制约，那么，这个传统就会形成无法选择的状态，失去了选择的自由而成为一种必然。留辫子的确是一种文化传统，这没有问题，留与不留的确应该是自我的自由选择，无论是满清王朝还是民国政府，都不应该强行剥夺人们的选择自由；但事实上是满清王朝并没有给中国人这个选择的自由，他们通过制度的严酷，来把这种文化上的自由选择变成了非自由，显然，问题的根源就是能否自我选择了。
好了，话到这里，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终结了：无论是固有的传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本质上说都是历史过程形成的结果，无所谓好坏，当然应该由人们自由选择才是道德的、人性的；而“应该由人们自由选择不同的文化生存方式才是道德的人性的”这个概念，却来源于文化开放之后外来文化引入的结果。
这说明了什么道理？只能说明，文化的开放是有方向的，就是向着人类共性的先进方向而开放，就是要让人们接受“人人生而平等、权力来自于人民的选择和合法自主建设、制度需要保护并保障人民选择的自由、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党派不过是人民的服务者当然不应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横征暴敛”这些普适的价值观。
当今世界先进文化是属于西方人所有的么？早在不久前笔者就已经写过了《英美法德，如何西化》这篇文章，来细述这其中种种的谬论，已经结论到这并不是西方人所有的，甚至来连他们的宗教，也不是他们自产的；经过如此众多的国家和民众及其其中的精英努力经营，才在如此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如此的精华，他们被普遍接受并顺利发展了那么多国家，导致了英美法德日韩和我们的台湾如此飞速地发展，都是事实；那么，他们为什么就没有拒绝这些文化因素的进入呢？难道我们比他们更聪明么？更明白发展的真谛么？究竟是我们愚蠢，还是他们愚蠢呢？
所以，开放就必然需要文化的开放，而且，这将是长期的，艰难的过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要试图通过权力限制，呼吁权力限制文化因素的融合，岂不是正好走反了么？你为什么就不能给民众选择的自由呢？你凭什么要借用权力的大棒，来扼杀人们正常的自主选择呢？
所以，关于近期九博士檄文糟糕的事件，看到他们在文章中不断央求权力强力限制人们自主选择权利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意他们坚守的文化观念是什么这个问题，但我却看到了他们不给大家自由选择并且努力试图通过权力来限制人们自由的罪恶。
原来，过不过圣诞并不是大问题，但是，呼吁通过权力来限制人们过不过圣诞，才是大问题。这其实不过反映了他们试图通过权力来限制文化开放自然进程的罪恶之心罢了，并不能说明别的。
由此，我更看不起这帮所谓的小人儒了，这都是他们自找的。
阿赛尔，凯迪论坛·猫眼看人，2006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