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人世间(16 - 21)

（16）

打开地图，可以看到在大陆东南沿海，台湾海峡再往上一点儿那个稍微朝南突出的一个三面环海的地方，这就是太平以及它的四里八乡。以太平为起点，把指头按这经度款款移动下去，指头必定正好擦过台湾宝岛，再继续往下移，便是菲律宾，倒是无有太高的山峰，只有浩瀚的海洋和茂密的森林，蓝的，绿的，都是让人舒目的颜色，别怕太平洋风浪多汹涌，季风多强暴，只管把指头勇敢地向下移去，啊！这是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啊！这是澳大利亚，啊！南极洲也在指头之下了。

指头给我一个丰腴的想像，只要我站在太平南城墙上，城墙升高再升高，高而又高，可把半个世界尽收眼底。

可是，可是，如果蜗居于太平这弹丸之地，又被周围起伏的山岗包裹住，就不可能极目远望了，山岗虽不甚高，却足以障人耳目。

我做小人的时候，太平相当的闭塞，交通更是极为不便，只有东门外的河埠头有两天一趟的小汽轮循河道通至邻县，汽轮至多能乘二十来人，另外尚有手摇浆的乌篷船。运输基本上全靠肩挑，能挑多重的担子是太平人评价男子力气的主要依据。大概因为多为山岗丘陵，在这里很少见到轮子滚动，别说机械，连手推足蹬也难以觅见。

因此之故，只要太平人未曾听见过的，在这里都可能产生轰动的效应。

过去太平人只看的笃班，偶尔也有东阳戏班来演，我印象最深的是东阳戏做小旦的不剃胡子，可见服饰化妆都比较随意。突然之间说来了做文明戏的，而且做戏的戏台不用庙前的老戏台，而在县府的大礼堂，这是开县参议会的地方，可见这文明戏的崇高地位。

我当然不知道这文明戏是什么玩艺儿，光听大人们说，演员在台上不念不唱，光说话，不穿戏袍，男的西装或长衫，女的旗袍高跟鞋，屁股一扭一扭的，就凭这几条够新鲜的了，人人争着去一睹为快。

我也哭着要看，慈祥的父亲满足我的要求，他说：见见新的也好，为我购得了入场票。

我提前吃好晚饭，挤进大礼堂前挤满的人群，然后随着人流挪动，逐渐地接近入口处。当我的小手举着那张向家人啼哭而得到的入场票，居然被把守入口的兵用枪支挡在一边不许进，我梗着颈脖歪着头抗争说：“我有票的！我有票的！”兵根本不予理睬，还用枪支把我再次挡在一边。我急了，哭喊着：“我有票的！我有票的！”并把票展现在他的眼前，兵不仅仍不把我的哭喊当作一回事，并且揪了我的衣领，将我推搡到更远的一边去。我气愤得弹出眼珠，双唇打颤，我别无它法，只有用狠瞪这个兵来发泄心中的愤懑，令我更加愤懑不已的是，我在狠瞪这个兵的当儿，这个兵把他认得的没有入场票的人一大串放了进去。

“有票的不让进，没有票的倒反让进。”我不解，我委屈，我呐喊，无用，一点用场也没有。我只有把眼珠弹出了又弹出的本事，我只有上下唇打颤不住地打颤的本事，我想再前去对兵喊：“我有票的！我有票的！”我想到他手里拿着一支硬梆梆的枪，枪头上还上了明晃晃的刺刀，一个孩子能怎么的，但我还是作最后的争取，举着票走上前去，也不说什么。这兵好像认得我似的，撇了撇嘴，咧嘴装出笑模样说：“这是票吗？不知从哪儿捡的，去去去……，里面早满了，进什么进！”此番倒没有抖出枪和刺刀的威风，却更深深地侮辱了我，刺痛了我。

我只有回家的一条路。一进家门，便放开嗓门大哭，一面哭，一面诉，哭诉到后来想收住哭也收不住，足足一个时辰不止。

我哥哥也咽不下这口气，捋了捋胳膊，拼出最大的胆量，要带我一起去说理，而我父亲笑着哄我：“算了！算了！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你就当回秀才算了。这文明戏我前两年在外头看过，没有什么好看的。明天游城头回来，给你买好吃的。”说了，一手把我搂在怀里。

（17）

我虽然个子矮，但总是有所长大，这不，我上中学了。

太平这所完全中学座落在两山夹峙的梅花庵里，离城十二三里，我们这些少年即使放开脚步走起来至少得五六十分钟，每日早出晚归，中饭包在山里农家吃。

本来中学办在太平城镇里，为躲避日本鬼子的轰炸，才不得已迁到这山坳里，这对于太平学子是极不方便的。日本投降后，觉得这梅花庵有山有水环境优美，也造了些房子，所以不回迁仍旧在这里办下去。

早出晚归，在十几里外上中学，比在三台里地界广阔多了，眼界也拓展多了，思想行为的自由度自然也大多了，也结交起同窗好友，中午在农家一同用饭，说说吃吃，吃吃说说，上下学结伴同行无拘无束谈天说地。

我是个子小力气小胆子小的弱者，愿意同比我大的同学在一起，班里哪一个都比我大。

但是，我功课好，这一条优势完全抵消了我的“三小”，比我大的同学愿意结交我，愿意与我同桌，考试时可以斜过眼来看我的卷子，平日可以受到我的指点。

我上到高二的时候，一天，一位同学对我说：“去不去，我们参加游击队去。”

几个好同学都去，我答应我也去。然而，我去约我的一位同街的要好同学时，他说：“就不读书啦！去干什么？我才不去呢！”

我也觉得他说得对，怎么可以不读书呢？是去干什么呢？可是，答应的事情是不许反悔的，这真让我两难，最后，还是面子要紧，去吧！

游击队在哪里游击，游击什么，干吗要游，干吗要击，我一概无知。这时节，太平城里有点儿乱哄哄，兵们在县府前垒沙包，筑工事，我一向对兵印象很坏，一向爱打抱不平，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已经成了热血青年，就这么认定这个参加游击队的行动是很雄壮的。

投奔游击队要绝对保守秘密，更不许告诉家人，家人知道没有不加阻止的。一家得知，各家通了气，谁也走不成。

我们约定第二天清早在东门外河埠头会聚去乘小火轮。那天夜里，我想起明天就要离开这个家，离开百般爱我疼我的父母亲，离开形影不离相亲相爱的兄弟姐妹，我禁不住涕泪纵横，我拉起棉被蒙住头，使啜泣之声不致外洩。

第二天，我母亲以为我背着书包上学去了，等到下午未见放学回家，天黑了还未见人影，几家父亲一通情况，才知不妙。我家一家大小哭成一团，一是不知我为何离家出走，有什么不痛快的事情，也不知出走何处，我从未出过远门，谁料得着会出什么岔子，尤其我母亲，好几日茶饭不思。

我跟着几个同学，从一个不知名儿的小埠头下了小火轮，然后雇了一只乌篷船伊呀伊呀地摇了四五个小时，上岸后又走了十几里，傍晚时分，才到了游击队的驻地，我们在一家和尚庙里住下，没有铺盖，只蜷缩在稻草上，幸好已是四月艳阳天，没有被褥侧着身捂着肚子，也不至于冻到哪里去。

我们几个同学都觉得过这样的生活很是伟大，我也跟着给自己伟大起来，把皮带扎在学生装外面，额头上缠条白毛巾，脱掉布鞋，换上草鞋，自以为这就是十足的革命者了。

我们这几个学生算是这里的知识分子了，打仗是绝对不可以靠我们的，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搞宣传写标语，半夜里潜入村庄躲开吠犬在街边墙上用白灰涂写标语：“用心用意打老蒋，分田分地分牛羊。”逢到乡镇市日，我们几个学生选个热闹地，站在凳子上，慷慨激昂地演说，讲农民辛苦一年只能吃蕃莳粥，地主坐在家里摇摇蒲扇就可以吃到山珍海味，这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必定要被推翻，农民必定要翻身当家作主人。起先我跟着听其他的大同学讲，后来也勇敢地站上凳子，照着他们讲的讲了一通，倒是讲得不怎么结结巴巴，还算流利，当我从凳上跳下来，得意得差点跌了一跤。

白天去街市宣传，晚上本可以在和尚庙里睡个觉，起码歇歇腿，然而，我们表示出对革命的极大热情，不顾疲劳的存在，晚上要求跟着“游击队员”走二三十里去财主家“借”粮，说是“借”粮，彼此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一敲开大门，财主一看这阵势，很知趣地打开榖仓，任我们的便，出多少，是多少，不敢拿一杆秤来。

我跟着挑担的游击队员(就是农民，不同的是腰上扎一根皮带)后面，在一阵紧似一阵的蛙的鼓噪声中，又走了二三十里，回到和尚庙，此时已是五更天，我全身上下挤不出一丝力气，纳头倒在稻草褥上，呼呼地睡得像一头死猪。

（18）

那天上午，日头升出山顶已有三竿多高了，我同几个一起从家里偷偷出走的同伴走出寺庙，蹓跶在溪边的小路上，我并不清楚今天该去干什么，是在街市做宣传，还是另有任务需要我跟着去的。

事实上，这个农民啸聚起来没有几天的队伍，有我和没有我都不是什么打紧的事情，当时我也没有这个足够的思维能力看见这一层并有自知之明，而以为自己正行动着伟大的顶天立地的事业。

当我看见前面山脚下有一顶轿子停了下来，并从轿里迈出一位穿长衫的人，此人行走的步姿及带出的神态，感应了我激烈跳动的心房，我马上告诉我自己，父亲来了，找我来了。我又马上想，父亲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父亲准要强拉我回家，我该怎样应对，该作何抉择，不肯回去还是肯回去。

原来，我头上缠一条白毛巾腰上扎一根皮带跟着上街市站在长条凳上做宣传，被太平到这儿赶市的人瞧见，迅速告知我家人，我父亲不怎么相信，游击队伍——三五支队是在西北与邻县交界的大山里，怎么在西南那头也出了个游击队呢？可人家是亲眼看见他这位儿子的。他再仔细打听，才知当地一个倪姓青年在二个来月前，联络一些血气佃雇农，缴了财主几个炮楼的枪支，最了得的不过汉阳造，在深山里占了一座寺庙，就是游击队的大队部了。

父亲对于我的突然出走，本也料到投奔革命队伍去了，那时全国都处于投向革命的高潮，太平虽地处山乡海隅，多少会受到高潮的波及，可怎么也想不到我竟奔入这样的队伍，他嘀咕着说：这叫什么呢？三五不是三五，土匪不是土匪，本来挺聪明的小丫儿，光听别人怂恿，多大的胆。幸好现今时势，那些自卫队龟缩在太平城里不敢出城门，不然，这几条枪能顶屁用。

他当即叫了一顶轿子要把我叫回来。

当我父亲在泥石路上蹒跚地移步过来，我迎了上去，叫了一声“爸”。父亲抬头一见是我，并无哀怨嗔责之色，只上唇紧扣着下唇，嘤嘤地哭出声来，心疼爱憐地牵着我的手。仅四日不见，他脸庞似瘦了一圈，眼睛四围布着一圈黑晕，我倏然心头涌起自责的波涛，这都是由于我的出走造成的罪过，我应该跟父亲回家，还这个家和亲人以平静和安宁。可是，不远处这许多白毛巾黑皮带在关注着我们父子相见会是怎个结果，若是被我父亲带回去，岂不是有损革命的坚定性，也让人笑话。

父亲没有向我提出跟他回家，只是断断续续嘤嘤地哭泣，我不忍看我父的脸，只低着头说：“天都快亮了，等不了几天，我会回家的。”父亲点点头，说：“我来看看你，看见了心里好过些。”说着，从袖管里掏出熏满烟味的手帕反复拭擦眼眶和鼻头。同时，让轿夫倒转轿子，拄着手杖，吃力地爬上轿子，他回去了。

我受到了赞扬，这从人家的神色眼光中看到的，但我并不因此而得意，反倒有些难堪，我不爱听考验、坚定这样的词儿，这不是我的生性。

我们父子相会只耽搁了半个小时的功夫，父亲走了后，我照旧跟着去东跑西颠，这天还是找个村庄做宣传。

这里河港交错成网，村与村常以小桥相接。桥总是有数的，为避免绕远路，就仍坐渡船。我们这几个同伙为了省路程省时间，讨个小船渡河。摇船老大把我们几个人送到对岸，我在最后面，其他几人跳上岸头也不回地走了，我觉得当了游击队也不该拿大白乘人家的船，便掏出出走时带在身上的几个铜板，来不及递给船老大手里，就手洒在船板上，即去跳岸。谁知这位船老大只顾捡铜板，没有把船在岸边稳住，我跳岸刚跨出了右脚，船正好荡出了岸，来不及收住右脚，眼巴巴地看着左右脚拉大距离，直至扑通一声没商量掉进河里，我清醒地感觉着身子和魂一块儿往下沉，往下沉，在往下沉的同时，还清醒的意识着，这下完啦，想不到生命就这样无缘无故地送掉了。倒是没有腾出功夫悲伤，两只手本能地乱划乱抓，一只手肘碰触到一块硬东西，赶紧抓住，这是石砌的河堤略微突出来的一块石头，由此石块为基点，往上攀升，终于露出了头，水喝得不少，倒未曾呛着，于是我扶着岸大声地喊：“人呢！你们都哪儿去了？”此时，我的同志才回头跑了过来，才援手将我拉了上来。

我把命捡了回来，才记起刚才在船上因天热脱了搭在肩膀上的毛衣不见了。“毛衣呢？”它浮在河面上，一眼被我寻着。这时，那位船老大可能自知愧疚，连忙用船桨把毛衣捞了上来。

我就这般狼狈一手提着鞋一手提着湿毛衣走在回寺庙的路上，一路上我哀怨丛生，“我掉在河里竟无人救我，同行几个人还只顾走自己的，如果不是我命大，摸着河堤石块爬了上来，死了也无人问起。”

回到寺庙，我倒在稻草褥上，不理人，也不愿同人说话。而别人都铁定地认为，我今天没有跟我父回去，后悔了，闹情绪了，所以也不理我，也不同我说话，看我怎么着。

（19）

日落西山，山坳里的傍晚，半黑不黑的时分显得格外的耐长。

我跟着大伙儿叭了一碗就着咸菜的糙米饭后，就到寺庙前的溪坑濯身子，穿一条及膝的裤头，光着上身赤着脚站立在水流中上下洗了个痛快，痛快后跳着在水中半隐半现的石块跳向溪岸。这时，听见近边也在溪流中濯身的一位游击队友对另一位小声的说：“你知道吗？刚才押来了一个地主，关在柴房里，过一会儿等天大黑了，听说要把他处决。”那人听了，只伸了伸舌头，没有说什么。

我一面穿衣一面忙向寺庙跑去，寻找那间柴房，从破窗往里张望，只见一位四十光景胡子拉茬的男子手脚全被粗麻绳捆绑住，下巴顶着一根正好卡住地面的竹筒，前后左右上下一丁点儿都动弹不得，闭着眼睛，脸上沁出一颗颗汗珠，并不停地往下流淌。我不忍再看下去，恹恹地转到山门口那张石条凳上坐下，好像在想些什么，可又想不出什么，真正的一片空白。

就在我呆坐在山门石凳上那会儿功夫，地主被押出山门，竹筒去掉了，只五花大绑，我没有躲开，但也不敢看那面临死亡的面相，这太可怕了。我从他走出山门后的背影，似感觉他尚未意识到他正在走向死亡的路，不过转移到另一地方去关押，他的脚步完全能跟上押送他的那些人。

我仍旧坐在山门的石条凳上，没有跟这许多人去观看究竟。

过了很久，夜的黑幕完全拉紧了，我听见远处一声枪响，枪声在山谷中反复回荡多时，回荡得再沓无声息了，又响了一声，又反复回荡多时后，才迎来无边的沉寂。

跟了去的人群回来了，向我一五一十叙述枪毙的全过程，人还未押到，在那山脚下的树林里，已挖好正好躺下一个人的二尺深坑，地主一到坑边，便知不妙，待解开粗麻绳，令其俯卧坑底，他竭力挣扎跪地求饶，远远站在山包上的大队长用手一挥，四五人一起硬将他拽于土坑里，一枪手用驳壳枪对准其脑袋扳响板机，停了一会儿不见动静，又补上一枪，然后七手八脚埋上土，这就完了。枪手把那支驳壳枪送还给站在远远山包上的大队长，这支驳壳枪是全大队唯一的精良武器，平日里只挂在大队长肩上进进出出。

大队长没有就为何如此神速地处决这个地主向近旁的人说过。

（20）

太平人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我随着大队进了太平。

我凡遇见先前的熟人，总会不无自傲地告诉人家：“我这才体味到什么叫枪林弹雨。打太平的这一夜，我从山头滚爬到山脚，子弹在头顶上不停地呼啸。”

难道我真的感受了生死的洗礼，真的以此自傲，我不过从山头滚爬到山脚，天亮了，前头敢死队冲进了太平城门，那是三五支队，不是我去的那个“大队”。

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往我家里走。我知道父亲早饭后这时候一定躺在楼上藤躺椅上，吸着烟，一支接一支。烟把中指和食指的指头薰得黄而又黄，每日用墨鱼骨使劲搓洗也搓不下去。

我直奔中厅后的楼梯，不知怎的，只登登地走了三级便停了下来，我感到眼前充盈了灰蒙蒙的雾气，模糊了我的眼睛，接着这雾气凝为泪水滑落得哗哗的。我怎么也摸不出裤兜的手帕，它该是早在山坡上滚爬中丢落了。我只好用衣袖管抹了抹眼睛，自己觉得泪痕擦干了再往上走，一步一步很慢。我看见父亲果然躺在躺椅上，面容憔悴，只顾一口一口地吸烟。我叫了一声“爸”，便凝噎了。父亲还是只顾一口一口地吸烟，好像也说不出话来。大约如此僵了五六分钟，还是父亲先张了口：“你见了你妈吗？她为你哭了三天三夜，眼睛都哭肿了，你先去灶间看她。”我的泪水又开了闸，我走下楼去。

我母亲在灶间用蒲扇煽着风炉，风炉上是沙锅，正炖着母鸡要给我补。我走进灶间时，她正撩起围裙抹眼泪。她有多年的眼病，大概是永不医治故而永不消退的角膜炎，眼珠子布满了红血丝，这都由于在灶口烧那些潮湿的柴禾，给柴烟熏的。今天，她的眼睛看上去更加红了，更加烂了。

我赶紧夺过蒲扇煽风炉。

外面街上响着一阵又一阵的锣鼓声和喊口号声，这是四乡农民给三五支队送猪送羊的慰劳队伍。

我说我不在家吃饭，这使母亲更加伤心，更加不住地撩起围裙抹眼睛。

我说我临时请假出来，不能呆太久时间，母亲再也说不出什么来。

我回到大队，午饭吃红烧肉，从木桶往自己碗里满勺满勺地舀，不限量，吃个超量的够。

就在这一天下午，我投奔去的“三五不是三五，土匪不是土匪”的大队，由正式的游击队三五支队收编了，我被编到原有的三五支队去了，在一个中队里当文化教员，那里都是我听不懂话的鹿城人。

我所在的队伍开拔了，去解放邻县县城。我就这样走了，来不及回家说一声。

白天在大毒日下行军，夜晚借宿在庙宇或大户人家的闲房，没有蚊帐，任蚊子叮咬。

我担任文化教员的中队终于在邻县县城的一家大宅门里驻扎下来。巧得很，这是我一位中学老师的家，他在前院花厅里见到我，用点头和眼神表示他教过我的书，却没有同我说什么话。

我生病了，生的是我们那里叫打摆子的病，就是疟疾。这病我以前得过多次，都在夏秋之交染发，是蚊子叮咬传染的，这病有几类可分，一日一发的，隔日一发的，也有三日、五日一发的。发起病来先是透骨地发冷，冷得上下牙打颤，三床厚被压在身上仍抵御不住；然后转为高烧，可能四十度都打不住，烧得我一睁眼便天旋地转，这时三床厚被的功用不在御寒，而在捂汗，捂出一身透汗后，热度才渐渐下降。

那天傍晚，我正发着烧，茶饭不思，也无厚棉被捂汗，坐在天井前廊的一张靠背椅上凝视着花坛上爬动的小蚂蚁。一位唇上养着板刷胡须的长者，想来是我老师的父亲，踱到我跟前对我说：“磨房里不避风，太凉，你身子单薄受不住，你愿意的话，就到我房间去休息。”说时指了指他身后那间西厢房。我站起来答应：“好的！好的！”那时，我连谢谢这样的客气话还都说不来。这是我巴不得的事情，立即跟了他撩开门帘走进西厢房。这是一间足有八十来平米的大屋，除了放置了一溜儿大柜大箱笼外，由那张大床隔出前后间，大床的左右后三面是封闭的，雕刻了人物鸟兽花草，上下床只在前方一面。后间是老师小妹的闺房，小妹并不比我小，看起来先天不足，体弱多病，成天藏在后间里，可能是看书写字，不会是绣花。

我被打摆子折腾得爬上大床就蒙头睡觉，更顾不了什么顾忌了。

我在中队里说是文化教员，但没有人告诉我该做些什么，我看别的中队的文化教员就是教唱歌，我歌是教不了，因为我本来五音不全，唯一要做的事情便是三顿饭前集合队伍打拍子唱一支歌。我生了病无力打拍子，人家照样唱得挺可以。

当我觉得身子松活些出来活动时，人家都用异样的目光看我，这个文化教员参加革命怎么连起码的纪律都不懂。

我也确实不懂得什么叫纪律，因此，对于他们异样的目光从根本上不去理会，更不放在心里。我越对于他们的鄙视不当一回事，人家对我越看不顺眼。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怀念学校生活，我下了决心，离开这里，仍去上学。

晚上，我学人样喊了一声“报告”，战战兢兢地走进大队长的房间，大队长正在洗脚，问我什么事，我说我在这里没有多大意思，还想回学校读书。大队长似乎并不理解我的心情，对我有批评也有安慰，而我一句也未听进去。

当队伍回到太平，更勾起我对读书的思念。我终于回归了，回归于求学的道路。

（21）

我回到原来就读的学校继续上学，落了一二个月的功课，我花了几个晚上便把它补上了。

当我离开学校，我是那样地想念读书。是的，我这样的年岁，离开读书，什么都干不了，只要会扯开嗓子唱的歌我都教不了。

家庭衰落了，一分钱的收入都无有，人民掌权的政府，不需要法律，人民既然得到解放，当然不可能有冤情，如果是将被打倒的，本来不属于冤情，打官司也没有用。因此，没有人找我父亲作诉讼咨询了。

我们全家大小十来张嘴等待着一日的三餐，每日我母亲打算着变卖哪样东西去换取几升米。坐吃山空，衣服、床、箱、柜、桌椅板凳可卖的差不多都卖了，最后把地板撬了论斤当柴禾卖了。

晚上我做功课需要一盏煤油灯，每晚大概耗油一两半，还得把灯芯拧得如豆地跳动。然而，这一两半的油灯钱无力支付，到邻近的小店赊欠一二次我还能厚着脸皮支吾，如果拖欠的未还，再赊账，实在不好意思启齿。

这个学我是上不下去了，我自忖我也应该担负家庭的生活负担，虽然父母亲并无对我有这样的要求，因为我只有十五岁。

我毫无生计的困难家境获得了我过去的老师现就职于文教科的李先生的深切同情，虽然他认为我的聪能才智应该继续上学，却为我谋到僻远山乡一所小学的教员位置。

这所小学离太平约五十多里，要爬三座山岭，我担着铺盖去了。

小学设在一庙宇里，四个年级二个班，校长是个麻子，麻点很密，一坑连一坑，偏分头，二十五六光景，穿得很体面，绸布夹袍，吉贡呢鞋面，见了我除了说一两句表示欢迎的客套外，没有其他的话。

我的由两张条凳支起的木板床，安在正殿神像前的供桌旁边。此庙所供奉的不知何方神仙，杏仁眼，白净脸，留着稀疏的长胡，配着挂在两耳下相对称的两绺鬓胡，双手在胸前捧着杲圭，看上去倒还慈祥和善，可左右两边的几尊，其面相极为凶厉，拿的架势似非置你于死地不可。

放学铃一打，这寺庙只剩下我孤独一人了。学校本来只有校长和我两个人，连个校工都没有，上下课打铃也由老师代劳。校长是本村人，已有妻小，学生一放学，就随脚回家享受天伦之乐去了。

等不到天全黑下来，我便把庙门关上，早早钻进被窝里，蒙住头，只在眼面前空出一个可让鼻孔出气的洞眼。

在这茫茫一片的黑暗中，我居然安稳地睡着了，大概白天走路太累的缘故。然而，当天将亮未亮时，星光从不甚严密的门窗缝隙射进来，我在懵懵懂懂中睁开眼，从被孔映进来却是左右几尊活动起来的凶神恶煞，个个瞪着灯笼般的圆眼，张开血盆大嘴，排着队一步一步地逼近我。

我再也不敢睁眼，更不敢出声，心跳砰砰地响，一身冷汗淋漓。待心跳减慢了些，冷汗不再沁出，我才把被子从边角轻轻地掀开，天已大亮，一骨碌从床上跳出来蹿出殿门。

校长来了，问我睡得好吗？我实话相告：“我再也不敢独自一人守这破庙。”校长笑了笑说：“你的胆子大概也太小了。”

因为课本还未发下，只得凑合着先上体育、唱游这样一些副课，校长让我上一二年级的唱游。

我还记得我刚上小学时的唱游课，老师弹着风琴，让同学踏着节拍绕成圈，头尾相接后，左右牵着手，向圈里走几步，把圈儿缩成一团，向后退，伸开胳膊，也把圈儿张开，松开牵手，自拍手，边拍手边学唱一首歌曲，这堂唱游课算上完了。可是，我照此办理不了，第一，没有风琴；第二，还没有现成的歌可教，光叫拍手走成圆圈引不起学生多少兴味，因而我把这堂课上得男孩闹，女孩哭，喊拉屎的，叫撒尿的，乱成一锅粥，我又做不来吹胡子瞪眼去震慑学生，只得坐在门坎上斜眼看着学生怎么闹就任他们怎么闹去。

校长走过来了，一脸愤怒，愤怒得把脸涨成紫茄样几乎辨不出麻点了。学生一见他来，立时不哭不闹，打滚的一声不吱从地上爬起来，自动用袖管头把鼻涕擦干净了。校长不停地嘟噜着：“不像样子！不成体统！”他的愤怒不一定全是对着学生，主要恐怕还是指向我，显然的意思是“你像个当老师的样子吗？”

在这样的寺庙里当教师我无论如何是不肯当下去了，晚上要睡在鬼神的眼皮底下，白天要看校长那张坑洼不平的麻脸。午后，趁校长和学生还未到校，我卷起铺盖，拔脚就走，趁白天还认得走来的路，赶在太阳落山前赶回太平。

爬过一座山岭，是一海湾，我走在平坦的海堤上，听一声声海涛，似让我的心胸开阔些，也让我的心情平静些。

在这海天共一色中，我遐想万千——我怎么是成了一个我，而不是别的人，如果我是别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人，大概不一定像我现在这个样，担着被铺在海边走，还要爬两座山岭，才能回到家；如果我是别的人，这别的人的家是什么样子的家……。啊！这天为什么是这样的天，啊！这海为什么是这样的海。如果没有这天，没有这海，还有没有我。……

我要面对的现实是回到这个穷困的家，该怎样对我父亲说明白为什么第二天就回来了。

我对  父亲说：“这哪里像什么学校，办在庙里，穷得连个校工都雇不起，恐怕工资都发不出，去教也是白教。”

我说了半句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