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致命的乐观

许知远：致命的乐观

2009-9-1  

　　难道要再度通过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巨大牺牲，来完成对整个国家方向的调整﹖

　　人们经常对基本事实视而不见。雷蒙·阿隆感慨道：「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那是一九五五年的法国，塞纳-马恩省河旁的知识分子大多选择了左岸，苏联则是他们的乌托邦。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一切充满指责，生产方式的非人性化、反共主义的歇斯底里，但是他们却对他们仰慕的苏联保持了沉默，即使当惨烈的大清洗和农庄集体化的政策被披露后，这种沉默和忽略仍持续着。他们担心打破头脑中既有幻象，担心信念的落空，似乎这要比赤裸裸的现实残酷得多。

　　一股巨大的乐观情绪正包围着北京。在GDP的统计数字上、中国精英们的饭桌上、电视屏幕与报纸上、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上、还有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上、一些外来者瞠目结舌的表情上，经济萧条似乎尚未诞生就已夭折。倘若对照西方世界依旧的沉郁，中国更像是一个世外桃源。一个世纪前的美国人热衷于谈论「美国例外论」——新大陆能逃脱掉老欧洲的宿命；而现在，「中国例外论」则开始兴起，什么力量都不再能阻挡中国的崛起，不管是一场严重的国内动荡还是一场世界的经济危机。

　　一种空前的自满也随之而来，美国人不懂经济政策，资本主义弊端多多，从安然（安隆）到马多夫，放任自由市场的贪婪产生盈盈的恶棍。中国不会是一九八零年代的日本，更不会是一九一零年代的德国，它在规模上甚至连十九世纪的英国与二十世纪的美国都相形见绌。中国世纪已经到来，它正在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恢复昔日的荣耀。

　　但果真如此吗？那些对中国模式的夸耀者们正在陷入法国左派知识分子式的自我欺骗——沉浸在语言的狂欢中，拒绝对现实多看一眼。

　　苏联模式在一九三零年代至一九五零年代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建立于强大的宣传、捏造的数字，以及任何正常国家无法承受的高昂代价之上——成千上万人的尊严与命运被漠视和践踏，人只是实现国家目标的材料，各种资源被滥用和浪费。在一个模仿和起始阶段，它可能带来某种成功，一个在一九零五年败于日本的腐朽的沙皇俄国，却在一九四五年战胜了强大的德国。这种成功似乎足以迷惑所有的质疑者，但是一个惊人的悲惨现实正被掩藏在这种荣耀之下。最杰出的头脑、最独立的心灵被毁灭，恐惧和粗陋的宣传窒息了年轻一代的创造力，权力与意识形态束缚了人们的实验精神，愚蠢的官僚体系占据着所有资源，社会被瓦解，暴力和惯性是维系社会的唯一力量……在一九五零年代看起来势不可挡的苏联模式，在一九七零年代陷入停滞，而到了一九八零年代则几近破产。人们恍然发现，原来那么多事实被隐藏起来。

　　此刻的中国呢？它当然不会是苏联命运再度重演，中国制度和中国人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似乎不会带来断裂式的命运，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经济结构，也比一九八零年代的苏联优越得多。但是，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它们都遵循着类似的逻辑。无情而强大的国家机器，在短期内可以聚集资金、人力与资源，来缔造短期的物质成就，却无法带来长远的经济与社会活力，更无法孕育出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创造力。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成长，主要来源于民间的活力，从僵化的政治教条和官僚体系中解放出的个人创造力。但现在，一种逆向的趋势日渐明显。官僚体制迅速膨胀，中央企业获取了刺激经济的绝大部分资金，自由竞争在官僚权力面前脆弱而卑微，个人价值和权利在垄断集团面前过度渺小，普通人被排除在经济增长的收益之外……曾经谈论过经济增长模式的巨大弊病，但如今这基础性的弊端不再谈论，而昔日的方法被执着。

　　很有可能，这表面的乐观与繁荣可能是对之前三十年发展成果的最后一次狂欢式的挥霍。几年之后，当国家充斥着那些不知有何用处的高速公路和广场，一起起基础建设腐败案被揭露而出，私营企业主不再有兴趣进行产品和市场的创新，反而执着于权力关系，年轻人不再想去成为创造者，只希望成为公务员，通货膨胀吞噬普通人的生活时……一场更严重危机才真正到来。难道要像中国的每一次重大危机一样，这个国家要再度通过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巨大牺牲，来完成对整个国家方向的调整？不得不承认，此刻的乐观，是多么浅薄和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