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说：干一杯酒，要增加外调粮食1亿斤

周恩来说：干一杯酒，要增加外调粮食1亿斤

　　周恩来总理写信给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要他把惠民、广饶两地方的现象弄清楚，并且对曹树立本人也不要进行追究，让曹树立把要说的话都能说出，因为这是他看到的第一个署名给中央写信的，我们必须负责地看待这事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0月26日，他看完曹树立的来信和漫画后，觉得信中反映的事情真实，问题严重，亟须解决，当即批示：

　　送请总理、先念、震林同志阅。

　　10月27日，谭震林副总理看完曹树立的来信和漫画后，觉得信中所反映的问题重大，关系到人民生命问题，明确提出自己的意见，亮明自己的观点，应立即查清，当即批示：

　　此件可以转给谭启龙同志，请他亲自派人去查问一次，是什么问题。

　　10月30日，曹树立的来信又转送到西花厅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周恩来总理在日理万机中，看了两位副总理的批示，又看了曹树立的来信和漫画后，心情格外沉重，觉得让老百姓挨饿，我们共产党员、我们各级干部有责任。信中反映的问题真实，应认真对待，弄清真相，迅速解决。于是，迅速握起毛笔给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写了一封信：

　　启龙同志：

　　现附上曹树立来信抄件一份，并有他附件一纸，请阅后派得力同志去认真地查一查。不管这个人的情况如何，总要把惠民、广饶两地方的现象弄清楚，并且对曹本人也不要进行追究，让他把要说的话都能说出，因为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署名给中央写信的，我们必须负责地看待这事。希望你将查得的结果告我，原件尤其是曹的附件也望一并退回。

　　敬礼！

　　
周恩来

　　一九六一年十月卅日


　　周恩来总理为什么如此重视这封人民来信？信中为什么特意指出“对曹本人也不要进行追究，让他把要说的话都能说出，因为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署名给中央写信的”呢？信中为什么严肃指出“我们必须负责地看待这事”呢？这要从周总理时刻关心人民的疾苦和当时的政治背景说起。

　　1959年，我国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最突出的表现是粮食紧缺问题。1960年12月12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语重心长地说：“1959年农业大减产，情况更为严重。但是公社干部不敢反映农民的呼声。”从1960年夏天开始，全国范围内出现前所未有的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这年秋收将要到来的时候，全国粮食再度大面积减产已成定局，许多地方的粮食供应已到了难以支持的地步。如果人民的吃饭问题得不到基本的保障，其他就什么都谈不上了。而中国当时是一个有着6亿人口的大国，一旦发生粮食供应难以维持的状况，就不是短时间能改变过来的。周恩来总理为此忧心如焚，用了大量时间来处理和解决这个问题。他在6月1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已经谈到农业方面由于高指标、高估产带来的种种严重问题。在这年年底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更是沉重地说：“这半年来，我们几乎没有哪一天不考虑这个问题。”

　　造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一是“大跃进”以来的瞎指挥和对粮食产量的虚报、浮夸和估产过高，二是1959年起连续的严重自然灾害。全国有15个省出现春荒，特别是山东、河北五省出现严重缺粮情况。

　　1959年4月，周恩来收到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送来的两份灾情报告后，十分重视，立即送给毛泽东等传阅。毛泽东阅后建议：在3日内，用飞机将这两个文件送到15个省的第一书记手中。为引起各省的注意，毛泽东还在两份文件上安了一个总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周恩来亲自给各省第一书记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这两个文件中反映的情况，有些地方已经处理，或者正在处理；可能有些地方的当地领导人还不知道，因而还未处理；也可能有些地方的实际情况与反映的情况不尽符合。请你们收到这两个文件后，迅即核实情况，采取措施，调运粮食，以解除两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暂缺粮的紧急危机。”这一年的灾荒所影响的还是农村的一部分地区，没有发展到全国规模，它的严重程度仍多少被掩盖着，容易被看做一时或局部的问题。到1960年，情况就大不相同，灾情比1959年严重得多。3月29日，周恩来收到习仲勋送来的一封群众来信，反映安徽和县铜城闸和无为县发生的“饿死人事件”和“田地荒芜”等问题。这时还在年初，尽管对情况的判断一时还没有把握，周恩来认为这封群众来信中反映的问题绝不能忽视。他立即将这封信批给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要求他派人前往两县调查。周恩来在信中指出：“也许确有此事，也许夸大其词，但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灾省份，更值得研究。”到这年秋后，情况就很清楚了：全国仅受旱面积就达到6亿多亩，水灾面积有1亿多亩，再加上虫、风、雹等灾害共约9亿多亩，占全国16亿亩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周恩来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11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从20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而农村应付灾荒的能力已经十分虚弱。这一年的粮食产量原计划是6000亿斤，而实际上只有2870亿斤，比“大跃进”前的1957年还减少26%以上。

　　如此严重的粮食危机，当时并没有向社会公开宣布，以免引起普遍恐慌。这副沉重的担子，就压在作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的肩上。周恩来的秘书李岩回忆：“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搞得总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为了救急，只能使用国家手中的为数不多的机动粮和进行地区间的调拨。这样，摆在周恩来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做好全国范围的粮食调运工作。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周恩来亲自指挥调运粮食，被称为“粮食调度的总指挥”。根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记载，那时，他每周要几次约粮食部门的同志谈话。当年任粮食部党组书记的陈国栋回忆说：“去总理处，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们去，地点经常是他的办公室。有时是晚上九十点钟或深夜十一二点去，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有时是凌晨二三点才去。”

　　周恩来在调粮工作中从不主观臆断，而是事前做好充分的调查，做到心中有数。有一次，他到江西视察，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刘俊秀等请他吃饭，当刘俊秀举杯向他敬酒时，周恩来笑着说：“江西对国家贡献是大的，特别是这几年暂时困难时期，又多支援了国家粮食，应该受到人民的表扬。俊秀同志，你要敬我一杯可以，但有个条件！”刘俊秀问：“有什么条件？”周恩来说：“干一杯酒，要增加外调粮食1亿斤！我们干三杯，增加3亿斤好不好？”刘俊秀说：“总理啊，国务院今年给我们的外调粮任务12亿斤，我们保证一粒不少，坚决完成，再增加3亿斤就是15亿斤了，怕有些困难啊……”周恩来接着说：“我有调查，江西老表口粮水平比较高，还有储备粮，比严重缺粮的晋冀鲁豫好多了。增加3亿斤虽有困难，还是可以的。”听周恩来这么一说，刘俊秀痛快地答应了。他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总理兴奋地拿起酒杯与我们连干了三杯。后来经过省委研究，同意周总理的意见，决定增加3亿斤外调粮，作为光荣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各地群众爱国热情很高，交售粮食很积极。当全省完成14.6亿斤外调粮时，中央来了电报说，现在到了7月，新粮已上市了，另外4000万斤不再调了。”

　　周总理信中为什么特意指出“对曹树立本人也不要进行追究，让他把要说的话都能说出，因为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署名给中央写信的”呢？因为1961年5月21日~6月12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其中，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总结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并认为1959年不该把反右倾斗争搞到群众中去，提出对庐山会议后几年来批判和处分错了的人都要甄别平反，重新教育干部。会议决定今后在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中，不再开展反右、反“左”斗争，也不许戴政治帽子。而从山东当时的形势看，“左”的现象还存在，谁要反映当地党和政府存在的问题，动不动就上纲上线，说这是“阶级斗争”反映，反对“三面红旗”，“反对党”；谁要一给毛主席提建议或意见，就说“反对毛主席”，是“三反分子”等。弄得群众整天担惊受怕，不敢说，不敢道，怕说右，不敢讲真话。谭启龙在回忆当时情景时说：“我在小组会上如实反映了山东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1960年10月中央、华东局检查纠正山东省委‘左’的错误比较早，但同志们思想弯子转得慢。主要表现在党内关系不够正常，有的同志怕说右倾，不敢讲真话，不敢向群众公开承认和纠正错误，在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方面不够坚决，打了折扣。”所以，周总理在信中才特意指出，让群众讲真话，说实话，不打棍子，不扣帽子。

　　周总理在信中为什么严肃指出要谭启龙“我们必须负责地看待这事”呢？因为周总理一贯把亲民爱民和关心人民的疾苦作为己任。他认为群众面前无小事，作为党的干部应该把群众的冷暖挂心上。要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解人民之所难。

　　谭启龙收到周恩来总理的信时是怎样的心情？又是如何去落实总理的指示呢？派谁去调查？调查人能做到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反映真实情况吗？请看下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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