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荡华尔街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有多少人值得等待 因我自横刀向天笑 故我自立马冷眼瞧
俞敏洪：生活感悟
存在的理由
每个人都有自己存在的理由。作为常人，无论身处苦难、绝境或是舒适、发达之中，都免不了会思考，思考我们存在的意义。
那些对生活的意义有着明确答案和坚定信念的人，是幸福的。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想要找到一个毋庸置疑和自始至终的答案，十分困难。很多时候，答案只是临时性的：我们得到答案的同时，就又失去了答案。觉得自己为了名声而来，得到名声后很多人倍感空虚；觉得自己为了财富而来，拥有后发现自己除了钱，什么也没有；觉得自己为了爱情而来，却又常常陷入失恋的痛苦；少年时的惟一答案是考上大学，进了大学才知道生活刚刚开始；大学期间，似乎有了许多答案，是出国，是考研，还是工作？是读书，是恋爱，还是虚度光阴？我们不知道怎样才能应对同学的眼光和社会的标准，不知道怎样才能从容地生活。
我们到底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来了，就一定有来的理由；我们存在了，就一定有存在的理由。人是有着精神境界的动物，因此我们希望把自己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好两者合二为一。由于现实层面和精神层面有时会相差甚远，要把两者结合起来会产生很多的痛苦，所以人们常常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放弃精神上的追求，使自己彻底活在现实中；另一个极端则是退缩到自己的精神世界中，远离现实世界，使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能力越来越差。
实际上这两个极端都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前者，在现实的名利场中随波逐流，也许能够得到一时的好处，但没有了精神的航标灯，也就失去了人生的方向。一个没有崇高追求的人，就不会在乎自尊和尊严，进而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能流芳百世的，都是为人类创造出了宝贵精神财富的人物。面对这些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很多人既痛苦又羡慕，因为权势、金钱换不来不朽英名。
对处在另一个极端的人来说，由于缺乏与现实世界相处的能力，最后放弃和现实世界的纠缠，实际上也是人生失败的一个标志。那些真正的思想大师们，实际上都是在和现实世界打交道时，才产生了种种的感悟和思想；也只有在现实中产生的思想，才能够为现实所用，来指导现实生活。所以尽管孔子很高洁，但每次听说有当官的机会都不放弃，因为他希望能够通过参与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苏格拉底到死也没有愿意离开现实，希望通过自己的生命来证明现实的错误。没有勇气面对现实的人一定没有勇气传播自己的思想，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思想家和精神引导者。
对于我们来说，生活在现实之中，又能够高于现实进行更加深刻的思考，是我们最好的出路之一。现实修正精神的错误，精神引导现实的方向。每一个人都有存在的理由，但很多短暂的东西一定不是我们存在的理由：你中了一次彩票，你获得了种种荣誉，你被媒体评为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你被政府评为十大杰出青年，你成了超女或超男……这些都和你长久的生存质量没有关系，而且如果你把持不住，反而容易伤害你的长久生存之道。本来一个好端端心平气和的人，因为某种外在的推动变得心浮气躁，自我膨胀，直到最后把自己毁掉了才罢休。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这样的例子真是比比皆是。
时间会将一切沉淀。即使是在不远的将来，那些能被人们记住的，一定是用文字而非身体说话的作家，用著作而非演讲说话的经济学家，用业绩而非宣传说话的企业家，用良心而非偏见说话的记者，以及用真情而非炒作说话的演员。历史待人就是这样“刻板”，如果你只是迎合现在，也许会没有未来。
人生不能过于安分
我发现成功的人生都有一个特质，就是不安分。我们的父辈很多成功者，都是原来放弃了铁饭碗。这绝对不是什么懂得放弃的精神，而是因为他们不安分，不满足于眼前安稳的现状。虽然他们其中也有牺牲者，但他们的生命都在拼搏，都很有价值。
世上有三种人：
第一种，他们不能适应社会的准则，被社会无情的打击到社会的最低层，他们的精神生活几乎为零，只能得到维持生命存活的物质条件，如录瓦宰在丢失项链后；
第二种人，他们能够适应社会的准则，但他们必须遵守社会准则，在社会准则面前没有任何的尊严，他们随波逐流，在适应社会准则时，能够得到一丁点的好处；
第三种人，他们不但能够游刃有余的适应社会准则，而且能够在完全了解、理解社会准则后，根据自己的想法改变一部分社会准则，从而实现自身价值，他们不用为所谓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苦恼，因为他们为世人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中国的孩子，在我看来，大多做不到第三种。
首先，他们已经适应了逆来顺受，他们已经适应了去适应，而不是去改变。他们适应了随大流不犯大错。而不懂得独立做判断，独立选择。比如考研，为什么考研，因为这样稳呗！这是什么稳？不是安稳，是这样不会出大问题。大家都这样了，我不这样，就比大家差了，就不稳了。殊不知，这个大家，也是看大家都这样，所以这个大家看大家，是脑残看脑残，谁都不比谁差。
中国人有种很恶劣的文化心理，就是求同心理，跟大多数人一样，应该是安全的。
其次，他们大多数已经丧失了创造力，改变是要创造力的，没创造力的人没自信，所以求稳，但求无过。这是弱者的想法。强者，藐视过失，错了怎么样？机会成本而已，睡觉也是机会成本。在这点上我很欣赏韩寒，如果他当初真的接受了某大学的录取，或者继续读书，那么现在的他，至多一介文人。然而，这个退学的大错他犯下了，这个天下之大不韪他冒了，所以他现在得以保持这般本色。在韩寒和白烨的博客论战里，我看到的是一个正直的，有楞有角的，独立思考的，成熟的精神强者，虚伪的对手懦弱地弃甲而逃。而24岁的他，17岁已经独立了。当初他若是觉得跟大家一样是安全的，那么现在的他是危险的。
第三，中国的孩子缺少分辨规则的能力。只要是规则，条件反射是遵守。成功的人和不成功的人，区别在于，成功的人懂得去分辨真规则和假规则。举个简单的例子，对于大学里翘课，多数人是不敢的。因为什么？点到啊，规则摆在这里——被点到名会扣分。其实这是一个假规则，点名，是大学体制对付不认真学习混日子那些学生们的一种手段。换言之，有学习目的的学生，不是大学点到体制的目标人群。大学里的真规则是——实现自身的价值提升。分辨出真假规则的人，自然懂得怎么去选择自己的行为。
中国的孩子长大会怎么样呢？少年强则国强，少年长大怎么样，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成长的中国孩子，同样会保留一样的文化秉性，求同心理，缺乏开拓精神，缺乏激情。
大学实习的时候，曾经见过一些被生活奴役的人，没有激情，开着冷掉的玩笑，唯唯诺诺，冷幽默，眼镜后面，笑容尴尬。公司老总在说到他的司机的时候这么描述：“他跟着我6年了，6年前是700的工资，现在还是。我曾给过他提拔的机会，可他并不努力，所以他只能是这个价值，他永远是700块。”
这个700块属于“第二种人，或者说徘徊第二种人和第三种人之间。他们能够适应社会的准则，但他们必须遵守社会准则，在社会准则面前没有任何的尊严，他们随波逐流，在适应社会准则时，能够得到一丁点的好处，如录瓦宰在得到局长邀请参加舞会；”
精彩的生活有各种各样的精彩，无聊的生活，是一样的无聊。
年轻时保值，就是贬值，年轻时贬值，那是垃圾，年轻时增值，才是人才。我现在可以是700块，我明天就是701块，明年就是7000块，而几年只后，是我来衡量别人是700块还是7000块，这才是人生。
我发现成功的人生都有一个特质，就是不安分。我们的父辈很多成功者，都是原来放弃了铁饭碗。这绝对不是什么懂得放弃的精神，而是因为他们不安分，不满足于眼前安稳的现状。虽然他们其中也有牺牲者，但他们的生命都在拼搏，都很有价值。
我喜欢这样不安分的人。总爱折腾点事出来的人。跃跃欲试的人。蠢蠢欲动的人。也只有这样的人，会不断突破自我，精彩纷呈。
其实每个人都是亿万富翁，可是有些亿万富翁只值700块。
一生安分的人，等于夭折。
我现在是商人
印象
从绝望中寻找希望 做人像水,做事像山
如果俞敏洪没有成为俞敏洪
如果俞敏洪没有成为俞敏洪，那他只是一个打扮随意、身形瘦削、文气略重、戴着近视眼镜的普通中年男子。如果俞敏洪当年落榜、留学失败、被北大处罚后接受大家的劝说安静地过日子，那他可能会是一个农民，可能会是个外语系副教授，可能会和很多人一样过着单位、社会为他设计的被动生活。 来自农村、北大学生、北大教师、新东方、上市公司董事长，俞敏洪成为了俞敏洪。他很早就被冠以“留学教父”和“创业英雄”的名号，也是公认的中国英文教育行业中独辟蹊径的领袖人物之一。《时代》周刊对他的描述是：这个一手打造了新东方品牌的中国人是“偶像级的，像米奇或者小熊维尼之于迪士尼”。
从农民之子成为“教育首富”，俞敏洪用了13年时间。除了个人财富的增加，他还改变了中国学生的英语教育方式。俞敏洪也因此被《亚洲周刊》评选为“21世纪影响中国社会的10位人物”。
一直以来，俞敏洪给人的印象，更多是像武侠小说里的江湖英雄，他享受着“留学教父”的光环。随着企业做大了，草莽英雄已经远远不够，渐渐地，不少场合上，爱讲话而且会讲话的俞敏洪不得不拿起了讲话稿；过去喜欢谈词汇量、喜欢谈学生留学成才规律，现在讲的更多则是股权、公司运作……过去如数家珍的学英语绝招，现在换成了未来发展规划。尽管认为自己未来的归宿是回归老师，但现在的他毫不讳言自己已经是一个商人了，毕竟商业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也许，以后叫他俞总的人会越来越多，而能够搂着他的肩膀嘻嘻哈哈的人会越来越少。这可能就是所谓的代价吧。他说了，聪明人是该懂得舍弃什么的。
45岁的生日刚过一个月，人漂泊了，心也沧桑了，很难再大喜大悲，没关系，日子会顺顺地往下的。
经历“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
11年前，34岁的俞敏洪就被称作“超级英文词典”，他掌握了8万个英文词汇，比一本六七厘米厚的《朗文英汉双解词典》还要多一倍。
今天，俞敏洪除了拥有新东方董事长兼CEO的正式头衔，还被冠以“中国最有钱的教师”的名号。有人开玩笑说，如果将俞老师的钱都装订成朗文词典那么厚的书，可以开一家小型书店――至少上万本。
美国时间2006年9月7日早上8点，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大厅里，俞敏洪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交易屏幕，直到新东方的股票代码EDU第一次出现在上面……而在14年前，1993年11月16日的早上，北京一间平房里，俞敏洪的视线凝聚在刚刚申请下来的办学执照……
从一个落魄的民办教师到亿万富翁，俞敏洪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一部励志教材，没有谁不能从他身上看到希望和未来。落榜、休学、拒签、创业、被绑架，到成为“留学教父”，俞敏洪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的人生经历一路坎坷和挫折，不变的是他在每次经受打击之后都选择了不屈、选择了奋起。一路高唱着“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的俞敏洪，把这句话当作了新东方的校训。在他看来，忍受孤独、忍受失败和忍受屈辱的能力是成功必备的三种能力。
三次高考圆了大学梦
1962年，俞敏洪出生在江苏江阴。至今，他在中关村新东方大厦的办公室里还挂着当年农村老家那间破旧“故居”的照片。1977年恢复高考使俞敏洪看到了出人头地的希望。1978年，他选择了英语专业参加高考，然而他的英语仅考了33分，这个分数让他与大学失之交臂。但是俞敏洪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梦想，之后的两年里，他参加了复习班主攻英语。1980年，当年因英语考了33分而两次落榜的俞敏洪，最终以93分的好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西语系。
从极度自卑中寻找自尊
北大求学期间的俞敏洪沉默寡言、被别人冷落。“我是全班惟一从农村来的学生，开始不会讲普通话，不善与人交流，结果从A班调到较差的C班。大三的一场肺结核还使我休学一年。”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学会了孤独、忍耐、坚韧……
1985年从北京大学毕业，俞敏洪留校任职。其间，激荡在中国土地上的留学热潮牵动着俞敏洪的心。俞敏洪这样回忆：“1988年我托福考了高分，但就在我全力以赴为出国而奋斗时，动荡的1989年导致美国对中国紧缩留学政策。以后的两年，中国赴美留学人数大减，加上我在北大学习成绩并不算优秀，赴美留学的梦想在努力了3年半后付诸东流，一起逝去的还有我所有的积蓄。虽然当时北大也在办英语短期培训班，但是没有我的职位，为了谋生，我到外面的培训班去教课。培训班的广告上打的是：北京大学著名托福专家。因为我当时托福考了663分，分数相当高。”
当年北大教师在校外授课是一件触犯纪律的事情，而俞敏洪的大名就写在广告最为显眼的地方，被堂而皇之地贴在北京的各个角落，很快学校知道了他在校外私自授课的事情。
学校给了他一个严肃警告处分，那是北大有史以来对一个教师的处分用广播这种方式。“把我的处分通告和头像放在闭路电视中放了好多天，把我的处分通告加上我的照片贴在了北大三角地的玻璃橱窗里面，放了一个多月，我成了一个反面角色。”
突然之间沦为校园中的一个反面角色，俞敏洪感到同事、学生看他的眼神都很奇怪，感觉身后传来了一阵阵的刺痛，这个曾经让他无限自豪的校园那一刻让他窒息，万般无奈之下，他只有选择离开。
艰苦的创业初期
宿舍被北大收回，一辆平板车拉走了俞敏洪的全部家当，俞敏洪与妻子只好租了农民的平房，生命和前途似乎都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
失业的俞敏洪最拿手的本事就是教英语，又赶上出国热，虽然留学失败，但他却对出国考试和出国流程了如指掌；尽管没有面子在北大待下去，他反而对培训行业越来越熟悉。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机缘，帮助他抓住了生命中最大的一次机会：创办自己的英语培训学校――新东方。
1993年，为了养家糊口，俞敏洪和妻子在北京中关村一间10平方米的违章建筑里办起了新东方学校。现实和他开着一个又一个玩笑，英语热这块鲜美的蛋糕不是只有俞敏洪一个人发现，这时的北京，大大小小的英语培训班遍地开花，不起眼的新东方根本无人问津。“一开始我们的广告贴上去他们就啪一下撕掉，反正前面在贴，后面跟一个人在撕，那个广告能在广告栏上待一分钟就了不得了。”也曾发生员工在贴广告时被竞争对手捅伤，面对同行的恶性竞争，他不知所措，当必须同各个部门建立良好关系，他又不知所措……渐渐地“脸皮厚了”，学会了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懂得了应对社会的种种技巧。
俞敏洪后来想了很多主意：讲座、免费听课、到处给学生做演讲……能用的招数俞敏洪都没有放过，他的新东方还真就分到一杯羹，几年的时间，新东方成为了许多大学生出国前的预备学校，俞敏洪编写的《GRE词汇大全》近乎是众多学生飞出国门的“通行证”。眼看越来越好的前景，俞敏洪心想，他需要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和他共顶这片天地了。
新东方的更新蜕变
1995年，新东方开始进入急速扩张期，为了保证事业健康发展，俞敏洪游说昔日好友徐小平、王强、包凡一、钱永强等从海外回国加盟新东方。当时的王强已经是美国贝尔实验室的教授，徐小平在加拿大也名声日隆。
这股具备了卓越能量的海归力量把国际先进的文化理念以及教学方法带进了新东方，帮助新东方成功实现了第一次大转折。在原有托福、GRE培训之外，先后开辟了出国咨询、口语培训、大学英语培训等业务，并逐渐完成了从手工作坊向现代公司的更新蜕变。
2000年到2003年，新东方经历了痛苦的转型阶段。每个领域都急剧扩张，利益的冲突在所难免，寻求规范的制度保障迫在眉睫。俞敏洪再次经历了一种绝望，在无数人眼里已经足够成功的他，独自一人处于无助的煎熬中，他甚至为此痛哭过几次。无休止的争吵考验着曾经的友情：要么解体，要么实现利益和权力再分配的局面。
新东方最终走出了那个纷争的阶段。2004年以后的新东方开始以国际标准锻造企业，建立起了董事会，有了制度框架下的决策层和管理层，大家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做事，而不是原来的“山大王”各自独大。俞敏洪说，我们的核心人才一个都没有走，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大家为了一个团队的未来完成个人的妥协和让步，可以说给中国知识分子创业树立了榜样。“这一切应该归功于这是一群有志于教育事业的理想主义精英。”俞敏洪说，“财富已经不是今天新东方人的第一追求，对于企业来说，如果以赚钱为终极目标，肯定做不长，钱只是过程和手段，为了目的服务。新东方现在的最高目标，就是教育和教育产品的开发，新教育模式的探索，为中国未来的教育打开道路。”未来进入汉语培训市场 声称上市后要睡几个好觉的俞敏洪，现在仍旧停不下忙碌的脚步。俞敏洪认为，未来中国的外语培训市场总额在200亿元人民币左右，他说他和新东方最大的梦想是把汉语、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推广到全世界。“如果用商业的眼光来看，我认为汉语100%有前景空间。新东方未来会进入汉语培训市场，这是我们扩展语言培训的重要部分。不过目前还只做了一些基础工作，因为汉语培训需要全新的经营模式。”俞敏洪说。
对话
后悔让新东方上市，但他们不用再来找我“打架”了
记者：新东方上市已经一年多了，你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吗？
俞敏洪：更忙，压力更大，各种社会活动更多，各种应酬更多。个人隐私也几乎没了，成了公众人物。我现在都不敢随便和女孩子去喝咖啡了。呵呵。
记者：你这么忙碌，每天休息的时间够吗？
俞敏洪：每天躺在床上的时间五六个小时吧，但那是躺着的时间，真正睡着的时间就没有了。需要思考，有时还会失眠。没办法，压力比较大。
记者：谈谈新东方上市给你带来的压力和感受好吗？
俞敏洪：新东方上市后其实是把内部斗争转化为外部斗争。以前是内部员工关心新东方做得如何？该怎么做？现在，是外部投资者不断在问你做得如何，怎么做了。还好，我渐渐习惯了，脸皮厚了，资本家不做过分的承诺。
另外，我其实很矛盾。因为“做教育”和上市始终有一点冲突。上市公司是做数量，你铁定要做到收入增长多少，利润增长多少，学生数量增加多少。但对于一个教育机构来说，它的最大可持续性发展的保证，在于它的教学品质，而不在于它的学生每年增长了多少。
所以，既要保持新东方的可持续增长，又要保证教学品质同步增长，都需要时间，这种状况是比较难平衡的状态。上市前的我从未算过新东方每年增长率是多少，我总会从容地把该花的钱都花掉。现在，做到从容花钱不容易，甚至还要省下来变成利润。
我一向喜欢悠闲做事，这点让上市给破坏了。
记者：有媒体报道说你后悔让新东方上市？为什么呢？
俞敏洪：新东方上市，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不想上市的。但是，这又不是以我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当时面临着外部竞争的问题和内部利益分配的问题，全世界的资金都在找中国的投资项目，而很多基金已经开始找到了教育领域。如果真有一家外语培训机构比新东方早上市了，那么从竞争和资金上来说，新东方将面临一个很强大的对手。
创办新东方的时候肯定是想做大，但做到一定程度我个人觉得够了，平时留点时间去旅游、写书、骑马挺好。但是，当自己觉得做得差不多时，周围的合作者会说不够好，他们希望你继续做。而且，利益纠纷增加了，结果渐渐发觉自己主动做的感觉在慢慢消失了。
记者：你觉得自己被别人推着走吗？
俞敏洪：从本质上说，上市是一直被推着走的。外部竞争和内在矛盾都是推手，内部的力量更大些。就我个人而言，上市不是我个人最佳的选择，但上市可能是新东方和新东方人的最佳选择。以前我在利益和人情中间搞平衡，搞得筋疲力尽、狼狈不堪。现在他们也不需要来找我“打架”了。
永远不会离开教育这个主业，要办中国的哈佛
记者：你认为新东方在中国外语教育的质变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俞敏洪：起到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但没到革命性的作用，局部意义上它改变了中国外语教学的模式，但只是在原有中国老式教育基础上增加了一点点灵活性的东西。所以我希望，新东方的未来能对中国的整个教学体系带来一些改变，能使课堂气氛更活跃，使老师更真实地跟学生进行交流，老师能对学生未来的人生道路起到真正的指导作用。
记者：新东方在规模和内涵两方面还将如何提升？
俞敏洪：现在老百姓理解的新东方还是个出国考试的机构，我希望未来新东方，内涵更加丰富，外延更加广阔。由考试转向外语，由外语转向教育，由教育转向综合教育，成为每个子品牌都很强的教育集团。关于内涵，我们希望把新东方的精神、理念和新东方的励志等系统化，让它能够施惠于更多的人。我们可能会把这套系统扩展到更大的领域中。
记者：你如何看待广东的英语培训市场？新东方有可能做成加盟形式吗？
俞敏洪：广东的英语培训市场虽然没有北京和上海的狂热，但一直很平稳。这跟广东人开放、稳定的心态有关。我们已经在北京开始尝试了加盟试点，接下来会锁定在二、三级城市开展加盟，但需要一定时间去摸索使这个体系成熟。
记者：新东方在08年或者今后会有什么大的扩展计划吗？
俞敏洪：平稳向前，有机会抓机会，没机会创造机会。未来新东方的主要方向还是外语培训，经营性培训是主项。我们永远不会离开教育这个主业，去搞什么餐馆、房地产，所以相信不会在盲目扩张上犯重大错误。未来可能会扩充到中小学的同步培训，当然是除英语之外的课程。事实上，我们现在的中小学英语同步培训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一年几十万学生。对于化学、物理、语文、数学等课程，现在也可以做了。还有，我们已经开始做学前教育。除此之外，职业和就业培训也是我们的方向。还有就是我们之前做的图书编辑与出版、杂志编辑与出版、远程教育等都在逐步增长，不会有大的改变。
记者：上市一年多的新东方运转正常，也很顺利，你有什么接下来的目标或者希望吗？
俞敏洪：把新东方做好，尽早地从不应该我坐的位置上退下来，也许我会慢慢从总裁和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专心去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我期望的是一个包括经济、法律、商学、哲学、宗教等的小型人文精英大学，并且能够做成中国一流的私立大学。然后，继续每年资助500-1000名贫困大学生，帮助他们完成大学学业；争取多点时间给自己去读书，多走点地方，多点时间给我的家人。
“给自己打60分，我乐意把自己当商人看待”
记者：你的身份是一位英语教师，也是一个商人，又是老板，还是一位丈夫，一位父亲，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定位？你最喜欢哪个身份？
俞敏洪：一个人一天的角色转换会很多，回家是丈夫和父亲，单位里是老师和老板，我的角色很灵活的。如果让我选择终身职业，我会选择教师。但是目前我的主要角色定位是一名商人，一个老板，因为我手下有6000多个员工和老师，全靠着我能否对新东方指挥得当来决定他们的生计。我乐意把自己当商人看待，是一个执行了诚信原则、平等交换原则、互惠互利原则的商人，而不是那种投机取巧、权权交换的商人。
记者：你对自己目前的状态满意吗？有什么困惑？
俞敏洪：不是很满意，如果给自己打分的话，只能是60分。存在很多困惑，比如如何平衡上市追求数量和教育追求品质的矛盾，事业和家庭如何平衡的困惑，还有年龄和事业出现冲突的困惑。
很多人认为现在的我好像什么都有了，其实内心深处常常涌起的困惑和痛苦可能在强度上比91、92年的那种状态还高，这是更深层次的忧患意识。这么大的摊子，你一个决策失误可能就崩溃掉了，几千人在你手下，他们的生活、着落、几十万个学生在你这儿学习，一个老师的引导错误带来的负面影响，你再往大点想，这么多学生在你这儿学习，对国家、对未来，到底你会产生什么影响。但新东方依然是我做着的最有意义的事。
记者：你现在是中国最有钱的老师，对财富有什么新的理解吗？
俞敏洪：我不主张花大钱，我也不穿名牌。我说过一句话：“有财富未必有人生，有人生未必无财富”，有钱并不代表人生就完美，人生境界的高低和一个人一辈子过得值不值，有没有钱没有关系。一样的财富，对于有智慧或者没智慧的人是不同的，有智慧的人会让自己的人生更完善、更丰富、更完美；而没有智慧的人即使有了财富，也只会使自己变得更愚蠢。
问卷
你认为最完美的快乐是怎样的？无所顾忌地行走在这个世界上。
你最希望拥有哪种才华？掌握一种乐器，用另一种语言把内心的情绪宣泄出来。
你最恐惧的是什么？亲朋突然有严重病患或离世。
你目前的心境怎样？平静。
你最钦佩的是谁？弘一法师――李叔同、玄奘、孔子。
你认为自己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到现在还活着。
你自己的哪个特点让你最觉得痛恨？优柔寡断，软弱。
你最珍惜的财产是什么？知识。
你觉得最奢侈的是什么？拥有一个湖、一座山、一座森林。
你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教师。
你使用过的最多的单词或者是词语是什么？“他妈的”。
你最看重朋友的什么特点？忠诚。
你这一生中最爱的人或东西是什么？最爱的人是家庭成员，最爱的东西是书。
八卦关于俞敏洪的爱情
俞敏洪把他弃教从商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妻子没完没了的唠叨。也正是这个贤内助，在成就俞敏洪的功劳簿上首当其冲。
曾经，在北大长达六七年的时间内默默无闻，甚至没有谈上一次恋爱，俞敏洪把这归结为“对一个男人摧毁性的打击”。爱情的来临，发生在1986年3月26日晚上9点。当时已经留校成为北大英语教师的俞敏洪，盯上了德语系的一个女生，据说对方还是系花，但他不懂怎样追女生，只能每天跟着去图书馆上自习。3月26日这天晚上，图书馆突然停电，一片漆黑，俞敏洪点燃了打火机。“嗒”的一声响之后，那是俞敏洪在北大六年时间最耀眼的一刻，因为黑暗中唯一的光源照亮了俞敏洪与这个德语女生的姻缘之路。两人坠入一见钟情的浪漫爱情故事里，这也是俞老师至今惟一一次爱情经验，甚至在以后的日子里决定了俞敏洪和新东方的命运。
1991年，俞敏洪被迫从北大辞职，自己出来做英语培训班。因为宿舍被北大收回，俞敏洪与妻子只好租了农民的平房，为了抵消一部分房租，妻子还得为房东的孩子做家教。在新东方创办初期，两个人也曾经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低温中，骑着自行车跑遍北京去刷浆糊、贴广告。俞敏洪回忆起来，认为那时是最幸福的时光。
在新东方走上正轨以后，俞敏洪不再让妻子参与公司管理，更不愿让妻子面对媒体镜头。在新东方赚到钱之后，家庭却面临新的压力。在1998年、1999年，俞敏洪连续经历了两次几乎丧命的抢劫绑架之后，他把妻子和孩子送到了加拿大定居，自己独自留在国内，一家人不得不分居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