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荡华尔街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有多少人值得等待 因我自横刀向天笑 故我自立马冷眼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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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亦代:品茗与饮牛

(2009-05-20 14:36:22) 下一个

冯亦代:品茗与饮牛

《红楼梦》里,妙玉请黛玉、宝钗、宝玉品茶,调笑宝玉说,“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就是饮牛饮骡的了。你吃这一海,便成什么?”相比之下,我喝茶一口气便是一玻璃杯,大概较一海为多,便成了什么呢?再说下去便要骂自己了。

我是杭州人,年幼时到虎跑寺去,总要泡一壶龙井茶,风雅一番。但现在想来,也不是“品”,大半是解渴,而且是在茶杯里玩儿。因为虎跑寺水厚,满杯的水,放下几个铜板,是不会漫出来的。

真正品过一次风雅茶,还是在我邻居钟老先生家里。他暮年从福建宦游归来,没有别的所好,只是种兰花和饮茶。他的饮茶,便是妙玉的所谓“品”了。他有一套茶具,一把小宜兴紫砂壶,四个小茶盅,一个紫砂茶盘,另外是一只烧炭的小风炉。

饮茶时,先将小风炉上的水煮沸,把紫砂壶和四个小茶盅全用沸水烫过一遍,然后把茶叶(他用的是福建的铁观音)放一小撮在紫砂壶里,沏上滚水,在壶里闷一下再倒在小茶盅里,每盅也不过盛茶水半盅左右,请我这位小客人喝。我那时已读了不少杂书,知道这是件雅人干的雅事。但如此好茶,却只饮一二次半盅,意犹未足,不过钟老先生已在收拾茶具了。以后每读《红楼梦》栊翠庵品茶的一回,不免失笑。自忖自己是个现代人,已无使用小紫砂壶饮铁观音的雅兴,只合做个俗人,饮牛饮骡而已。

但我总算亲炙了一番“品”茶之道。杭州人家里,每家有一壶家常茶,那是用大瓦壶沏的,供一般人饮用。我的祖父母和姑母们则有另沏的茶头,那是沏在中号的瓷壶里的好茶叶,每要饮茶,便从这把壶里倒出稍许茶头,兑了开水喝。我小时候祖母是不许我饮冷茶的,说饮了冷茶,便要手颤,学不好字了。当时年幼还听大人的话,后来进了中学,人变野了,有时在外面跑得满身大汗回来,便捧起那把大瓦壶,对着壶嘴作牛饮。这在饮茶一道里,该是最下乘的了,难怪我现在写的字这么糟!钟老先生后来搬了家,我去看望他时,他也会拿出他那套茶具来,请我“品”铁观音。这样饮茶有个名堂,叫饮“功夫茶”,说明这样喝茶需要功夫,绝非心浮气躁的人所能做到。

中国为了鸦片烟曾与英帝国主义打了一仗。而在茶叶问题上,英帝国主义和在北美的殖民地也闹了一番纠纷。英帝国用鸦片烟来毒害中国老百姓,却用茶叶来压制北美殖民地为东印度公司剥削贸易。殖民地人民起来反抗了,拒绝从英国进口的茶叶,曾在波士顿地方把整货船的茶叶倒入海里,以示抵制。这件事终于导致了美国以后的独立战争。

英国也是个饮茶的国家,他们天黑后要饮一次“傍晚茶”,其实有些像我们的吃夜宵。饮茶之余还佐以冷点心肉食等等。英国人喜欢饮“牛奶茶”,用的是锡兰(即今之斯里兰卡,当时还属印度)生产的茶叶,即有名的利普顿红茶,饮时加上淡乳和方块砂糖,他们是不喝绿茶的。这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中也是一宗重要的项目。

英国人喝茶也有套繁文缛节,类似我们福建同胞的喝“功夫茶”。英国散文大师查尔斯·兰姆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古瓷器》,就专门为了饮茶用的中国瓷茶杯,写了一大段,可以看出英国人饮茶的隆重。我的岳父是位老华侨,自幼即在英国式书院上学,也染上了一身洋气。他每天必饮“牛奶茶”。在他说来这是一件大事。我还在谈恋爱时,他知道了,便约我到他家饮茶。

他也有一个小炉子,一把英国式的茶壶,就是喝茶的杯子比我们喝“功夫茶”的茶盅略大一些,但也不是北京可称为海的大碗茶。他先把小炉子上的水煮滚了,在沏茶的小壶口上放一只银丝编织的小漏勺,大小与壶口同,里面装上利普顿茶叶,然后把沸水冲入壶内,再把壶盖盖严。这样闷了几分钟,沸水受了茶气变成茶水,便可以喝了;而茶叶是不放入壶中的。另外还备有蛋糕或涂黄油的新烤熟的面包(土司),主客便一边喝茶,吃点心,一边谈话。我是第一次喝西式茶,又是毛脚女婿上门,心怀惴惴,老实说这一次就没有“品”出利普顿红茶的味儿来。以后次数多了,觉得利普顿茶叶的味道的确比龙井深厚,香气也比龙井浓。龙井是清香,妙在淡中见味。

以后我到香港去了。香港的中式茶楼,座客衣着随便,且多袒胸跣足者厕身其间,高谈阔论,不知左右尚有他人。这些茶楼似以品尝各式细点为主,茶楼备有热笼面点糕饼不下百十种,用小车推至座客前,任选一二种慢慢受用,颇有特殊的风味。据传也有茶客,在清晨入店,午夜始回,终日盘桓,以致倾家荡产的。香港多的是这类广式茶楼,这已不是明窗净几,集友辈数人作娓娓清谈的饮茶了,而是充满市井气的热闹场所。若从品茶来说,这大概只能归入于冲洗胃里的油腻一流,即作品,亦非饮,而是讲究吃的了。

香港也有完全西式的茶座,如战前有名的香港大酒店,告罗士打行和“聪明人”茶室等。告罗士打行和香港酒店的茶座,是珠光宝气的妖艳妇人和油头粉面的惨绿少年麇集之所,倒是“聪明人”茶座虽设在地下室内,却少繁杂的喧嚣,可以与至友数人作娓娓清谈。这里喝的除了纯咖啡与冷饮外,就是一樽利普顿红茶,是饮茶而非品茶。好在去的人意不在茶,茶叶的好坏便无所谓了。

后来到了重庆,应云卫经营中华剧艺社,在国泰大戏院演出。剧团寄住在戏院对门,外进则是一爿茶馆。杭州的茶楼里有舒适的藤椅可以躺卧,重庆的茶馆里则有帆布或竹片拼成的躺椅;每到这里来,颇动我的乡思。在重庆的五年中,我是经常出没在这家茶馆的。前几天吴茵还写信来提到我们当年在茶馆里谈笑风生的情景。这里的茶与杭州的龙井或英国的利普顿茶有别,这里饮的是沱茶。每逢你吃得酒醉饭饱时,喝上几杯沱茶,的确有消去油腻的功用。但是更令人难以忘怀的,倒是那些伴着喝沱茶的日子,谈文学谈戏剧谈电影,甚至谈国事(当然是小声的耳语,因为茶馆壁上贴着“莫谈国事”的警告),则是又一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社会大学。

抗战后回到上海,以前只有洋人才能进去的饭店茶室,大者如华懋、汇中,小者如DD’S与塞维那,如今我们也能大大方方进出了。还是喝茶,但这已不是品茶,而是对于未来美好日子的期待了。

1989年国庆后一日,听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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