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亦代:品茗与饮牛

冯亦代:品茗与饮牛

《红楼梦》里，妙玉请黛玉、宝钗、宝玉品茶，调笑宝玉说，“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就是饮牛饮骡的了。你吃这一海，便成什么？”相比之下，我喝茶一口气便是一玻璃杯，大概较一海为多，便成了什么呢？再说下去便要骂自己了。

我是杭州人，年幼时到虎跑寺去，总要泡一壶龙井茶，风雅一番。但现在想来，也不是“品”，大半是解渴，而且是在茶杯里玩儿。因为虎跑寺水厚，满杯的水，放下几个铜板，是不会漫出来的。

真正品过一次风雅茶，还是在我邻居钟老先生家里。他暮年从福建宦游归来，没有别的所好，只是种兰花和饮茶。他的饮茶，便是妙玉的所谓“品”了。他有一套茶具，一把小宜兴紫砂壶，四个小茶盅，一个紫砂茶盘，另外是一只烧炭的小风炉。

饮茶时，先将小风炉上的水煮沸，把紫砂壶和四个小茶盅全用沸水烫过一遍，然后把茶叶（他用的是福建的铁观音）放一小撮在紫砂壶里，沏上滚水，在壶里闷一下再倒在小茶盅里，每盅也不过盛茶水半盅左右，请我这位小客人喝。我那时已读了不少杂书，知道这是件雅人干的雅事。但如此好茶，却只饮一二次半盅，意犹未足，不过钟老先生已在收拾茶具了。以后每读《红楼梦》栊翠庵品茶的一回，不免失笑。自忖自己是个现代人，已无使用小紫砂壶饮铁观音的雅兴，只合做个俗人，饮牛饮骡而已。

但我总算亲炙了一番“品”茶之道。杭州人家里，每家有一壶家常茶，那是用大瓦壶沏的，供一般人饮用。我的祖父母和姑母们则有另沏的茶头，那是沏在中号的瓷壶里的好茶叶，每要饮茶，便从这把壶里倒出稍许茶头，兑了开水喝。我小时候祖母是不许我饮冷茶的，说饮了冷茶，便要手颤，学不好字了。当时年幼还听大人的话，后来进了中学，人变野了，有时在外面跑得满身大汗回来，便捧起那把大瓦壶，对着壶嘴作牛饮。这在饮茶一道里，该是最下乘的了，难怪我现在写的字这么糟！钟老先生后来搬了家，我去看望他时，他也会拿出他那套茶具来，请我“品”铁观音。这样饮茶有个名堂，叫饮“功夫茶”，说明这样喝茶需要功夫，绝非心浮气躁的人所能做到。

中国为了鸦片烟曾与英帝国主义打了一仗。而在茶叶问题上，英帝国主义和在北美的殖民地也闹了一番纠纷。英帝国用鸦片烟来毒害中国老百姓，却用茶叶来压制北美殖民地为东印度公司剥削贸易。殖民地人民起来反抗了，拒绝从英国进口的茶叶，曾在波士顿地方把整货船的茶叶倒入海里，以示抵制。这件事终于导致了美国以后的独立战争。

英国也是个饮茶的国家，他们天黑后要饮一次“傍晚茶”，其实有些像我们的吃夜宵。饮茶之余还佐以冷点心肉食等等。英国人喜欢饮“牛奶茶”，用的是锡兰（即今之斯里兰卡，当时还属印度）生产的茶叶，即有名的利普顿红茶，饮时加上淡乳和方块砂糖，他们是不喝绿茶的。这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中也是一宗重要的项目。

英国人喝茶也有套繁文缛节，类似我们福建同胞的喝“功夫茶”。英国散文大师查尔斯·兰姆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古瓷器》，就专门为了饮茶用的中国瓷茶杯，写了一大段，可以看出英国人饮茶的隆重。我的岳父是位老华侨，自幼即在英国式书院上学，也染上了一身洋气。他每天必饮“牛奶茶”。在他说来这是一件大事。我还在谈恋爱时，他知道了，便约我到他家饮茶。

他也有一个小炉子，一把英国式的茶壶，就是喝茶的杯子比我们喝“功夫茶”的茶盅略大一些，但也不是北京可称为海的大碗茶。他先把小炉子上的水煮滚了，在沏茶的小壶口上放一只银丝编织的小漏勺，大小与壶口同，里面装上利普顿茶叶，然后把沸水冲入壶内，再把壶盖盖严。这样闷了几分钟，沸水受了茶气变成茶水，便可以喝了；而茶叶是不放入壶中的。另外还备有蛋糕或涂黄油的新烤熟的面包（土司），主客便一边喝茶，吃点心，一边谈话。我是第一次喝西式茶，又是毛脚女婿上门，心怀惴惴，老实说这一次就没有“品”出利普顿红茶的味儿来。以后次数多了，觉得利普顿茶叶的味道的确比龙井深厚，香气也比龙井浓。龙井是清香，妙在淡中见味。

以后我到香港去了。香港的中式茶楼，座客衣着随便，且多袒胸跣足者厕身其间，高谈阔论，不知左右尚有他人。这些茶楼似以品尝各式细点为主，茶楼备有热笼面点糕饼不下百十种，用小车推至座客前，任选一二种慢慢受用，颇有特殊的风味。据传也有茶客，在清晨入店，午夜始回，终日盘桓，以致倾家荡产的。香港多的是这类广式茶楼，这已不是明窗净几，集友辈数人作娓娓清谈的饮茶了，而是充满市井气的热闹场所。若从品茶来说，这大概只能归入于冲洗胃里的油腻一流，即作品，亦非饮，而是讲究吃的了。

香港也有完全西式的茶座，如战前有名的香港大酒店，告罗士打行和“聪明人”茶室等。告罗士打行和香港酒店的茶座，是珠光宝气的妖艳妇人和油头粉面的惨绿少年麇集之所，倒是“聪明人”茶座虽设在地下室内，却少繁杂的喧嚣，可以与至友数人作娓娓清谈。这里喝的除了纯咖啡与冷饮外，就是一樽利普顿红茶，是饮茶而非品茶。好在去的人意不在茶，茶叶的好坏便无所谓了。

后来到了重庆，应云卫经营中华剧艺社，在国泰大戏院演出。剧团寄住在戏院对门，外进则是一爿茶馆。杭州的茶楼里有舒适的藤椅可以躺卧，重庆的茶馆里则有帆布或竹片拼成的躺椅；每到这里来，颇动我的乡思。在重庆的五年中，我是经常出没在这家茶馆的。前几天吴茵还写信来提到我们当年在茶馆里谈笑风生的情景。这里的茶与杭州的龙井或英国的利普顿茶有别，这里饮的是沱茶。每逢你吃得酒醉饭饱时，喝上几杯沱茶，的确有消去油腻的功用。但是更令人难以忘怀的，倒是那些伴着喝沱茶的日子，谈文学谈戏剧谈电影，甚至谈国事（当然是小声的耳语，因为茶馆壁上贴着“莫谈国事”的警告），则是又一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社会大学。

抗战后回到上海，以前只有洋人才能进去的饭店茶室，大者如华懋、汇中，小者如DD’S与塞维那，如今我们也能大大方方进出了。还是喝茶，但这已不是品茶，而是对于未来美好日子的期待了。

1989年国庆后一日，听风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