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咖啡旅行

陈丹燕:咖啡旅行

　　巴黎：“两个丑八怪”咖啡馆

“两个丑八怪”坐落在圣日耳曼小广场边上，在成千上万家巴黎咖啡馆里，它上了各语种的巴黎导游书，因为它是塞纳河左岸出了名的作家咖啡馆，甚至巴黎文学圈还在这里设立了一个文学奖，也叫“两个丑八怪”。

其实那“两个丑八怪”，却是店堂里的两个木头人雕像，两个尖嘴猴腮的人，穿了中国清朝的衣服，留了奸诈的八字胡。

从前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常常去那里会朋友、读书、高谈阔论和写作，没有成名的天才在这里把自己最重要的成名作三文不值两文地卖给出版商。没有钱住好房子的人，一早就来到这里，帮酒保一起放下昨夜翻起在咖啡桌上的椅子，然后买一杯牛奶咖啡就开始写作，省了暖气的钱，就像海明威在1921年到1926年在圣日尔曼广场的咖啡馆里度过的写作生涯一样。但还有别的原因，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咖啡馆已经形成的自由无拘、畅所欲言的气氛。别的桌上嗡嗡的细小谈话声，刺激着自己倦怠的思想，激发着自己想表达的愿望，偶尔进来坐在门边等人的年轻姑娘，以浑然不知的姿态，打开了海明威的思路，“也许我可以把她写到小说里去。”他这么想。灵感突然来了：意念，细节，故事，紧跟着汹涌而生动地汩汩而来。也许这就是巴黎的文人们，把咖啡馆当做是自己家的一个房间的原因。我相信一定有许多人像海明威一样，可最终是海明威出了大名，于是，我们现在就只知道他的故事了。进入“两个丑八怪”，用眼睛找到的是结实粗壮的美国青年，上唇留着剪齐的胡子。

也有人喝醉酒，吵架，调情，用报纸的一角团起来掏耳朵，好像这儿是大家的起居家。在1950年波伏娃给美国情人的信里，她提到在这里写《第二性》时被来找她说话的人干扰的事，因此她决定上午在家里写作了。要是会她的同性恋女朋友，听她说自己写的小说，她们还是到这里，那个丑女人爱着波伏娃，坐在她对面眼泪汪汪地说着自己不求回报的爱情。而波伏娃对奥尔格伦说，自己不得不假装高兴地接受，为了不要太伤她的心。

萨特有一张有名的照片，他低着一对鼓出来的大眼睛在咖啡圆桌前，读放在咖啡杯子旁边的书，这张照片就是在“两个丑八怪”里拍的。那时他已不是一个无名的哲学老师，而是著名的左倾知识分子。现在，照片上的咖啡圆桌还在那里放着。要是你现在走进去说，要一杯加牛奶的咖啡，酒保给你端来的，还是一样的杯子，小碟子上放着把小勺。只是价钱很不一样了，从瑞士来的人也喊贵。但是大家装作很接受的样子，掩饰自己一个外国人吃惊的表情，若有所思地点着头，怕显出自己乡气。其实这是最彻底的乡气表情。这里的酒保就像真正老派的绅士，小心周到，气宇轩昂，即使是围着白色的长围单，他们看上去还是那么有身份，一举一动合乎章法，他微微俯下身来听你南腔北调的怯懦的法文，如亲王体恤民情一样的高贵而礼貌。让人忘记了自己不是来看法国贵族遗风，而是来找文人们曾经坐过的地方，穿牛仔裤的人赶紧把两条腿往桌子里移进去。等酒保得令而去，再说：“原来这么贵啊，巴黎真的太文化沙文主义了。”

可是，源源不断进来的人还是把所有的桌子都占满了。

我邻座的美国人，就要了那样一大杯咖啡，然后，从外衣里拿出照相机，照相。他是个中年人，头发灰白，米色的细帆布长裤，灯芯绒的便服，是普林斯敦老师的打扮。眼见得他的脸色渐渐虔诚起来，是幻想这位子上也许就坐过萨特吧。也许他在几十年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在他的作业上阐述过对“他人是地狱”的理解。而我们知道萨特，已经是80年代了，我们差不多是中国第一代在自己的成熟过程中热衷于存在主义理论的学生。夏天的学校图书馆里，总可以见到几乎缩到椅子里的入了迷的学生，一手捧着萨特的书，一手摩着腿上的蚊子包，用指甲在上面掐出不少印子。那是一个人在热忱的青年时代亲近过的理论，不满于传统世界观的青年们，曾经想要用它来把握将要进入的大千世界。

萨特就曾坐在这里与人讨论，当时据说还有纪德和加缪，而我们现在也和他坐在一个空间里，只是他已经不在这里。关于他的回忆，在差不多每个客人的心里，像鸟一样被激活，飞在小小的、圆圆的咖啡桌子上方。自己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形下读萨特的书，或者羡慕着萨特与波伏娃的感情和生活方式，是结伴来的客人的话题，“我知道萨特，是上大学的时候，我同学的哥哥是哲学系的学长，让我想想，是30年以前的事了呢。”我听到这样的谈话从邻座传过来。萍水相逢的人，因为这样的谈话分享了别人的一点点过去。

也有人只是看着大玻璃外面的街道人来人往，也有人不停地走进对面的啤酒馆里去，那里常常有大出版社的编辑约作者谈书稿，听说无人引见的无名作家也会在那里守株待兔，希望在吧台上巧遇心仪的编辑，开始转运。也许会有人想到同在巴黎生活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她并不常到咖啡馆去，在《物质生话》一书中她解释说，“没有合适的衣服。”

什么才是对咖啡馆来说合适的衣服呢？

大概杜拉斯指的是有助于向咖啡馆里别的人展示自己有多少自由个性的衣服吧。大多数人并不在意自己穿什么去咖啡馆，只要不穿晚礼服就行。要是注意去咖啡馆的仪式，大多数时间只是一个人在家里孤独写作的女人，一旦开始写长篇小说，就会有几个月无法定下心来仔细照镜子的女作家，真的不会有太多表现自己个性的衣服。可如果对于想精确地表达自己又非常在意的话，对于自己不能成为自己喜欢的咖啡馆里的风景，会感觉沮丧吧？其实这也许不光是对自己深感兴趣的女作家的心情，也是一些住在圣日耳曼广场附近大房子里的女子的趣味。据说在下午，有过风霜阅历、有闲也有钱的女子常常精心打扮以后去固定的咖啡馆里喝咖啡，像一个熟透了的果子一样，散发着漫长成长经历的气味，惹人注意。

这里的酒保可以算得上是最稳重的人了，他站在哧哧作响的牛奶蒸汽机前，透过袅袅的热气淡然地望着客人们乱忙，多少自己以为是绝世天才的人在这里头破血流，又有多少看上去最好劝他当晚就回家的人，日后果然功成名就，比如海明威，比如毕加索，比如列宁，比如梵高。他从做这份差事开始，就坐看沧海桑田，学会了不动声色。连警察也学会了不对泡咖啡馆的人认真。1917年的某个冬日，一个落拓的天才在激愤之中一下子把自己脱光了，冲到外面大街上，警察只是过来问他冷不冷。

现在来这里的人，个个扬着头，好像在闻空气里面那些渴望成功的激情，灵感迸发的迷乱和梦想成真的大喜。个个拿眼瞟着别人，想看出来在座的有谁可能是下一个萨特。

这时，来了一个下午卖报纸的人，抱着一大堆法文报纸，一个桌子一个桌子走过去，大家都摇头。这时我发现，原来现在坐满这里的，全是来巴黎的旅游者，没几个人能说法国话，连酒保招呼客人，也第一句就说英文。这里现在是旅游的一个景点了，没有人会在这里看法文报纸。

等在这里准备不再错过第二个萨特的人们，可以去演《等待戈多》，它的作者贝科特，也是当年常常在此流连的人。只是现在他们都不在了，而原来他们留下来的法国牛奶咖啡香混合着灵感与激情的空气，也被回绝卖报人的声音所搅散了。

　　索伦托：河畔咖啡馆

瑞士索伦托文学节给每人一些代价券，凭它，在这古老的小城里吃饭、泡咖啡馆，都可以少付钱。可大多数人还是把它们用到河畔咖啡馆去了，那在古代粮仓对面的咖啡馆一到黄昏就挤满了人，温暖的空气里充满了说话声。5月的天气，在铺圆石头的老城里，大家都喜欢坐在外面，其实里面也坐满了人，要是有记者采访或者要谈版权，大多数人会选在里面，安静一点，也可以专心一点。瑞士人常常有又薄又尖的大鼻子，从眉心那里就高高地隆起来，像半把剪刀。要是光从右面来，他们的左脸上，就会有一大条鼻子的阴影。在咖啡馆的灯下，两个人在小桌上鼻子对着鼻子，像是兵戎相见，可其实却是在说心里说。房子里面保留着从前的宽木头地板，木头屋椽，深深的小木头窗，和从前的幽暗。

　　老朋友

在咖啡馆里，常常看到老远有人发出一声大叫，然后两个人抱在一起，两个老朋友见面了。瑞士在索伦托已经办了十八年的文学节，有的人一辈子，只在这里才能见面。而我是新人，因为书在瑞士出，代替瑞士去拿奥地利的德文书奖，才来参加，也许一辈子就参加这么一次。所以我的桌子前很安静。

我看着那张有两个人抱在一起的咖啡桌子，那里很热闹，好像一大群老朋友聚首了。听人说，她们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作家，许多瑞士大学学文学的学生的必读书单上，都有她们的书。可是要走在苏黎士的大街上，我也会以为她们是家庭妇女，提前退休的小职员，或者被孩子折磨得精疲力尽的小学教师。她们穿着普通的棉布衣服，黄色的头发哩哩啦啦从头顶披挂下来，脸上带着心烦的神情，好像被生活追赶着，有点狼狈。只是眼晴有所不同，她们的眼睛有一点像鸟，警觉，敏感，那里面还有一种温和的诗意，可也像鸟一样一触即飞。她们一定知道四周有人在看她们，读过她们的书的人，喜欢她们的书的人，还有希望认识她们的人，可她们装作不在意的样子，照旧说笑。只是慢慢地，在她们的神情里多了谨慎和不自在，还有没有好好掩盖住的得意。到底她们不是娱乐圈里的人，不习惯让别人那么赞美地看着，她们一心想着不把别人的喜爱当回事，也一心想着最好把自己出色的地方多表现出来。很快，她们那一桌子上的人，个个都累了。于是，个个脸上都能看出一些恼怒的样子。我想，她们心里是在想，我凭什么要为别人做一个偶像。

外面的长桌子上有一个黑发的男子，是从意大利语区来的作家，非常英俊健壮。穿粗布长裤，印度的白纱布衫，手臂上绕着一大块打了小钉子的皮革，很艺术化。他身边总有女孩子跟着，年轻的女孩子总是也做出叛逆的样子来，也做出对四周的人不屑一顾的样子来，那是追随着性感男作家的年轻女孩子的经典表情，有一点点神经质，因为那个半公众化的角色也不那么好当。我和他一起去过一所学校演讲，他连说带唱，声音洪亮，下面的女孩子们一直在为他欢呼。他的演讲，是我所听到的演讲里面最热烈的，比索因卡的还要好。后来学校的老师告诉我，他的书写得非常现代，又非常有意大利语区的风情，年轻人喜欢。因为他好看，因为他出色，因为他年轻，所以他有一往无前的气概，他在和一个巴塞尔来的年轻女记者讨论文学，滔滔不绝，眼光很迷人。

他旁边的桌子上坐着一个女人，她在文学节开幕晚宴上和我同桌，我们聊过天，因为我们的书是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她是职业作家，写小说。她有一对睁得很大的眼睛，好像有点惊恐。那天她说她的书卖得不错，可挣得不多，要不是她丈夫工作，他们会有经济问题。可她还是喜欢写书，真的喜欢。她写给青年人看的书，自己的孩子不看，因为不喜欢看，孩子对她说这种主题在青少年中已经过时了，她当然受到打击，可还是想写下去，只是从此在书出版以前，再也不露给自己的孩子看。

现在，她用那对惊恐的眼睛看着另一个女人，一边认真地在说什么，细细的手指握着一杯干邑酒。她的手指非常细薄柔软，指甲剪得很干净，也不涂任何东西，贫血似的苍白着。那是中年女作家常常有的手指，内心易感和易伤，对生活和自己的事业有些焦虑与隐忍的失意，还有相当脆弱的自尊心，都经由这样的手指泄露出来。那个女人是一个插图画家，手指也是细细的，她的画里充满了细节，是我非常喜欢的，在文学节上，有她的一个小画展。她也说挣得不多，永远不觉得自己是个有钱人。她在听作家说着什么，不停地安慰着什么似的点头，也许在一对大睁着的眼睛的注视下，你不得不使劲点头。

那次文学节请了索因卡，他是非洲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尼日利亚作家，他一出现，就有人去请他签名。他的经纪人有一张猫似的脸，在他照顾索因卡从围着他的人群中脱身的时候，就让人觉得他是在照顾一只装满了钱的皮箱，生怕有人会把它占为己有。我们常常在咖啡馆里遇到，他们好像不能够共同和别人愉快地谈话，什么也不为地，只是融洽地聊聊天。大概经纪人如此紧张，是既怕他的作家被别人挖了去，也怕他的作家不被重视，所以在他带着作家出席文学性的聚会时，他会让人想到一个不习惯旅行的人，带着大笔现金，单身走在叵测的旅途中。

索因卡有一次演讲，那天来了许多警察，入口处还装了探测器，像进美国大使馆的时候一样。索因卡的经纪人解释说，索因卡流亡在海外，常常有消息说尼日利亚政府派人要暗杀他，所以要有所准备。他站在探测器通道的里面，大大地瞪着淡灰色的眼睛，拉着脸看每个通过通道走进来的听众、很像纽约花园大道上，站在高级公寓门口的保安看那些特意过来看世界上最豪华的公寓的外埠游客的神情，内容复杂的骄傲和警惕。

弗兰克·胡勒是瑞士有名的儿童小说家，红红的脸上总是非常诚挚的样子。常有人走到他的面前说，自己小时候是如何地喜欢看他的小说，他就高高兴兴地红着脸，慈祥地看着那个由自己的小说陪伴度过童年的人。我作自己的朗读会时，他也来了，坐在一个很显眼的位置上，认真地看着我。当听到德文翻译时，他就重重地点头。他的脸，一下子就让我想起许多年前，在上海作家协会大厅里，我得到第一个儿童文学奖项，第一次站在许多人面前说话时，满手冰凉的冷汗。那时，我也看到一个我小时候喜欢的儿童小说家，像胡勒先生一样，以一种为孩子师表的端庄和热忱笔直地坐着，认真地看着我，重重地点头，表示自己的关注与支持。那是一种职业气息吧。朗读会散了以后，我们一起去了咖啡馆，他要的是清淡的牛奶咖啡，像我想象的一样。他温厚而客气地把他的书签名送给我，说：“也许有一天，你找到一个可以为你翻译的朋友，他可以把我的故事告诉你。”

那天晚上有记者采访，就约在咖啡馆楼，那天楼上有一个艺术团体在演瑞士相声，楼上笑声震天动地。那个记者问到我对瑞士作家的感觉，我说，我今天知道全世界的作家都一样，使用的语言不同，可气质相通，天生就是干这寂寞而时髦的职业的。

　　蒙马特尔：红玫瑰咖啡馆

蒙马特尔高地就像一根反骨一样高高地鼓起在巴黎的右端，山上有一个磨坊用的木头风车，因为有许多无羁的印象派画家画过它而非常出名；山下也有一个磨坊用的木头风车很出名，因为那是巴黎有名的红灯区，给无羁的享乐者看一夜美丽的裸体舞女怎样大跳康康舞；革命者经过山下，沿着紧紧挨在一起的、被乌特里罗钟爱过的老房子上山去，在小丘广场举行巴黎公社起义，然后他们唱着《国际歌》呼啸下山。蒙马特尔这地方总是和布尔乔亚的优雅巴黎作对。

多少年以来，毕加索、达利、雷诺阿、梵高、海明威、马蒂斯、左拉，不可胜数的文学和艺术的大师在这里度过自己的年轻时代，他们使放荡无羁、自由自在的气氛在这里层层堆积，几乎成为伸手可及的一种物质。从地铁站出来，只要人站在那里，望着车站对面的###小店里在火下缓缓转着圈的多纳烤碎肉，就觉得一个人像被大风突然吹起来的纸一样，刹那间重量不知去向，那么渴望做什么从来没机会做的事。不少独自去蒙马特尔的人会在地铁上来的街道中央等上一会儿，他们背着自己的包，站着，那表情像是多疑的中年主妇离开家了以后，突然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关好了煤气的样子。其实，只是一时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每个人都有被压抑了的愿望，可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倔强，对被压抑的愿望孜孜以求。是这里突然降临的怂恿，一下子燃起了自己的热情。

沿着山坡的石阶走上去，路过了白漆斑驳的老窗子，路过了高高的、高高的向山上伸去的窄巷子，路过了漆着蓝色门框的小咖啡店，又路过了里面被通通刷成了红色的小酒馆，我老觉得这时候梵高包着一个被自己割下来的耳朵，走过去了。达利弯着他那骄狂的小黑胡子在喝洋葱汤。海明威饿着肚子散步，考虑着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写才是好的。毕加索那时并没有多少钱，住在高地上的洗衣船公寓，在有太阳的窗前画着粉红色的小人。这是他们还没有成名的时候住过、工作过、战斗过、挣扎过的地方，也许他们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在这儿的一个小咖啡馆里突然长到他们的脑子里去的，到现在都能感受到他们遗留下来的那种要想从现成的框子里挣脱出来、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新世界的激情和痛苦，那种还没有被名利弄脏的无羁追求。

我不去小丘广场。那里充满了街头画家和小小的风景画，那些画是来这里旅游怀旧的人的宠物，虽然画的是蒙马特尔，可一景一物，很懂得适度描绘，适合大多数有点文化的旅行者的口味，可以让他们动心，将它们买回去放在旅行箱衣服中间带回家。画家籍籍无名，可有着名画家们有的那种风雅，看到有行人停下，就微笑着问要不要画肖像。可他们的笔触并没有激情，他们站在大师们从前站的地方，乐意大家把他们也看成是大师，可他们不会是，他们只是很媚人。

我也不去广场周围的咖啡馆。它们在墙上装饰着雷诺阿画的小丘广场，还有梵高的，好像他们前一分钟刚刚离开似的。那里人声汹涌，客人们说着世界各地的语言，桌子上能看到各种型号轻巧的日本产摄像机。跑堂的殷勤而利落，这里已经不再是穷艺术家的地方了。

我在蒙马特尔地图上没有标出旅游点的地方乱走，看晾在长长窗子下的粗布裤子。紧挨在一起的老房子，白色的墙上锈色斑斑，门厅幽暗，那是不是从前的洗衣船公寓？潦倒的梵高在这里借住过，毕加索在这里的画室为好朋友举办晚会，洗衣船公寓是当时不被承认的艺术家们的聚会地。可是，它现在总被各种书提起，则是因为那些不被承认的艺术家们最终得到了承认。人们现在叫他们大师。老房子的拐角，就是长长的、倾斜向上的巷子，黑铁柱似的路长长地弯下来，那是乌特利罗画过的蒙马特尔小街巷吗？他是最爱这块高地的画家，他画里那些起伏无人的街巷，让人想象高地上自由而孤寂的美，多少人和事在那里风一样地轻扫而去。

这时，下雨了。我正在一个凋败的街口，对面有一间极小的咖啡馆，看上去好像荒了一样的那种又穷又简单的咖啡馆，为了避雨，我走进去。

褐色的、带着新青春风格的靠背椅，简陋地围着三张桌子。桌上的红色玻璃拉丝花瓶里，插着用了许多日子、被客人的纸烟熏黄了的假玫瑰花。墙上贴着粉红色的墙纸，不知为什么挂着一张白色波斯猫的肖像照片，那是一只俗气的猫，有银行职员太太般的表情。咖啡馆里的音乐是通常最省力的电台午间立体声音乐，播音员有点油腔滑调。

桌子上也没有蜡烛。

里面一共有三张桌子，一张我坐了，另一张坐着一个老人，把一双手放在拐棍上摞着，守着眼前的一杯咖啡，看样子它早凉了。还有一张桌子坐了两女一男，看样子在谈家事、脸上是无聊又心烦的样子。

和蒙马特尔著名的艺术家咖啡馆不同的是，这儿是什么情调也没有，什么与艺术有关的东西也没有，生活在这里，无聊、俗气而黯淡，从窗子看出去，街道老旧寂寞，停满着没好好清洗的旧车。

这时有人在吧台那里跳起舞来，我这才发现屋里还有一个人，刚刚他一定站在尾角，我没注意到他。这是一个用啫哩水把头发光光地向后梳的青年，穿了一件旧旧的皮夹克，一条黑裤，戴着尼龙的黑手套，他拧着身体跳舞，像是要挣脱什么，很现代的一种舞。他身体挺拔，应该是受了训练的。他踏着舞步向我走来，为我送来我的热巧克力。这时我看清了他的脸，是一张敏感而迷惘的欧亚混血儿的脸，那脸上有着清高、激情、饥饿和犹豫，像梵高自画像上的脸，可是多了欲念和自恋，那是因为他是一个舞蹈家，没有成名的，渴望机会的，自视甚高的，穷的，常常感到无聊的，荷尔蒙在胸前汹涌着的。他用了一个舞台上的动作，把我的白杯子放到桌上，我的热巧克力被他晃出来，弄脏了碟子。

他挑起黑色的眉毛看着我，那是一张像威尼斯面具一样惨白的脸，所不同的是，威尼斯面具上额角通常会画上花瓣和五线谱，他的脸上是青青的纵横着的血管。他身上的怪异香气，沉沉而来。

然后他绷直双腿，转身而去。他的背挺得笔直，的确是那种受过训练的后背。

除了我，整个屋子里没第二个人看他。

他走回到吧台前，将放在吧台上的一杯酒喝尽，站到窗前，独自跳啊跳啊，面对着外面的雨。

那种孤芳自赏，毅然决然的惬意和挑衅，也许是真正的蒙马特尔精粹吧，它其实并不合适温馨浪漫、富有情调的咖啡馆，哪怕那里挂满了梵高的油画。它与那样抒情的地方格格不入，却在孤寂的、湿漉漉的街道边上的、不那么干净的玻璃窗前才能呈现出来。当年的野玫瑰咖啡馆也是这样的吧，在倾斜不平的街角上，摇摇欲坠似的房子里，轻浮廉价的粉色中。可现在即使它不开门，外面也不断有人过来拍照留念。不知在许多年以后，是不是会同样发生在红玫瑰咖啡馆。因为有一个新的大师，在这里度过他的年轻时代，他在4月天戴着女用薄尼龙手套为人端热饮。而就在这一时期，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划时代的舞风，开创了一个新世纪。不知会不会在许多年以后，小丘广场的旅游中心里，人们领到的地图上可以看到红玫瑰咖啡馆的指示标志。而那时，有一个旅游者，在高地上漫无目的地走着的时候，偶尔走进了一个街区，没什么人，走进了一家与红玫瑰咖啡馆比起来很荒很俗的小咖啡馆，在那里遇到了一个孤芳自赏的青年。

　　魁北克老城：丁香园咖啡馆

走在魁北克老城里，总让人想起上海，那种淡淡的殖民地历史留下来的味道，一种不那么踏实的感觉，好像忘记了什么东西似的气氛。

这是一个法国人留下来的老城，被称为是整个北美最古色古香的城市。虽然现在属于加拿大，可大多数居民说的是法语，城市里到处都是法文招牌，走在开满了欧洲式小店的巷子里，满眼看到的也是北美人不大会想到用的深绿色。长长的窄街，越过起伏的坡地，一直向下，让人想起很多年以前初学英文的时候，老师为了讲解“down the street”中的那个“down”，曾说过欧洲的地形大多是丘陵地带，所以街道起伏，沿街而下时，固定用的介词，就是这个“down”。

街道两边的房子，是老式的欧洲式样。在美国，他们把这一式样的房子叫“殖民地式”。细细地看，就看出来它们在细节上有许多不地道的地方，窗楣上的花饰简单了，用的材料也不那么纯正，像是拷贝出来的东西。这一点，就像足了上海原先是法国租界的那些街区里的房子。我在上海和美国都曾住过这样的老房子，半夜里，要是醒了，总是能听到哪块陈年老木板，在兀自格啦啦地作响。我想，这里的老房子里，也一定会有作响的老木板，让人突然感觉好像要想起失恋之类的事情似的。

那是个黄昏，天色正要暗下来，使得小店外面放菜单的玻璃箱里的灯光明亮起来。突然有人招呼：“是中国人吗？”

一个高大的男人，褐发，说着普通话。

“是啊，是中国人。”

“我到过中国啊，北京、上海、西安、杭州。”那个人高兴地说，“我喜欢中国。”

是来过中国的旅游者。

“我学中文。”他解释说。

“现在我回来了，我为这家咖啡馆工作，向客人介绍我们的咖啡馆。”他说着指指身后的门，“要不要到这里来试试？你一定能吃到最地道的法国菜，还有真正丁香园咖啡馆风格的法国牛奶咖啡，用大碗的，最地道。要是你喜欢，还有真正的法国红酒，从法国来的，不是在这里的酒厂做的，欧洲的葡萄，口味到底不同。”

哪一个丁香园咖啡馆？

“圣日耳曼的那家，你知道海明威吗？就是他一直去的那一家。在整个北美，就只有我们这一家，全面移植过来的，真正的巴黎风格。”他说。

就这样找到了消磨一个晚上的地方。

这地方没有巴黎的丁香园咖啡馆那么大，桌椅有些相似之处，在北美的咖啡馆里，就是小巧而古典的了。只是没有巴黎咖啡馆那种骨子里散发出来的轻飘飘。墙上挂着巴黎的风景画，白色的圣心教堂，西奈岛上的小街巷，还有蒙巴纳斯的大街等等，都是小丘广场的小店里到处买得到的旅游纪念品。它们被郑重地挂在墙上，一下子就让人想起这里是千万里之外的新大陆，在一个迟迟不肯忘记自己故国的小城市里。

唱机里唱着法文的歌，曲调是欧洲式的繁复与沉郁。篮里放着牛角面包和切开的长棍面包，不少客人吃牡蛎和牛尾汤，还有青口，桌上的盘子里堆了高高的空壳。空气里是法国菜的那种考究的香味。

又是那种黯然若失的情调。这是在圣日耳曼广场的丁香园咖啡馆里所没有的。

像奥玛丽酒馆的那样。在上海的一栋殖民地时期的老房子里，也到处放着爱尔兰来的烛台，老式的地图和坛坛罐罐，晚上常常让爱尔兰来的歌手唱爱尔兰人的怨曲，篮里放着黑面包，那是用专门从爱尔兰运来的面粉做出来的，客人们吃着装在白色瓷钵子里的炖羊肉，是爱尔兰式的寡淡无味。

坐在那里，慢慢地，也是一样的黯然若失烟一样轻轻地罩住了你。陷到一种没落的清淡的惆怅里面，实在是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过去的历史留下来的老房子里，弥散着与异乡的一种不正常的联系和暧昧的盼望。

与上海的咖啡馆一样，要是存心找殖民地式样的老房子做咖啡馆，要的就是这种追忆的气氛，老木板在什么地方远远地兀自响着。于是就容易想起，从前有什么人越过千山万水来到这里，造起这房子，住在里面，在这里睡觉，说话，笑，哭，然后，永远地离开。

魁北克的丁香园咖啡馆里，法国干邑差不多是每桌客人都会要的餐后酒，人们将手指握在细长的长脚杯上，举到鼻子前，闻着杯中清冽的酒香，这是从温暖的法国来的酒呢。跑堂的女孩在打开酒瓶以前，会特意将商标上的小字给客人过目，这真的是从法国本土运来的酒啊，像从前他们的祖先一样，大船一路从大西洋过来。魁北克人倔强地怀念着法国，想要带着这块怀乡的土地一起离开加拿大的愿望，也一直没有熄灭过。

奥玛丽的吧台里也有据说是英国运来的正宗白兰地，但也有法国酒，还有意大利酒和德国酒，大约也会有日本的清酒。上海要茫然许多，因为它并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才心口一致，它的怀念师出无名，那么容易让人非议，连自己都不容易说出口。

那个褐色的高###国人又带了客人进来，这次他飞快地说着法文，把他们那一桌安顿好了，他过来看看我们桌上，笑着问：“怎么样？”

“很罗曼蒂克呢。”

“上海也是一样的。”他说。

是啊，也许还是加倍的。

　　马德里：希洪咖啡馆

午饭以后的一段时间，走在马德里起起伏伏的老城马路上，就看到家家店铺关门，户户人家的木头百页窗哗哗地降下来遮住大窗子，这才知道，原来中午西班牙人要有这样正式的午休，很快地，街上就只有太阳散步了。要是不见了眉飞色舞晃着肩膀的西班牙人走在街道上，没有了那些用多明戈的声调叫卖彩票的声音，也没有了那些男人色迷迷的眼风在露天咖啡座里乱飞，西班牙的太阳会很荒凉很悲壮。

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下午5点。空无一人的各色店铺又开始哗哗地拉开卷帘，咖啡馆那些皮肤黝黑的摩尔人混血儿乒乓地将翻在桌上的圆椅子放下来，酒保也将坚实的玻璃杯子在吧台上跺得乱响，家家的绿色百页窗都敞开来，里面的人好像与街上所有的人都认识一样，朝下面“哦啦哦啦”地乱叫。这时，你突然就会发现街上充满了人，兴高采烈的人倾巢出动，万人空巷，涌向各种各样的咖啡馆、酒馆。马德里人的晚上就这样开始了，不管是失业者，不管是银行经理，不管是教师还是跳弗拉明戈舞的美貌女人，他们要从一个咖啡馆喝到另一个咖啡馆，在那里会朋友，高谈阔论，唱歌，跳舞，吃盐焗过的海虾，把酒喝到微酣使得自己容光焕发，妙语如珠而且是断了线的，直到黎明。

马德里的咖啡馆更多的与酒馆相似，嘈杂，热烈，到深夜以后，地上常常被吐满了红色的虾壳子，踩在上面软软的。侍者常常把你要的东西很响地放到桌子上，然后招到你面前，可他们却不是对你不满，而是习惯了用种种响声来帮衬屋子里的人气，让你觉得这里喧腾热烈，让你心怀大开，将各种心里的禁忌渐渐瓦解。所以西班牙的咖啡馆不是通常那种浅唱低吟、小桥流水的地方。

在西班牙广场边上的小咖啡馆里要是看到一个黑发窄脸、穿了白绸灯笼袖衬衣的酒保为人斟酒，他的身体仿佛随着暗夜飞金、血火相宜、带着###膻气的西班牙音乐波动着，女人常常要倒抽一口气，觉得自己看到了美洲豹。这里的女人不怎么喜欢小白脸，而是喜欢那些看上去强健而危险的东西。那看中了酒保的女人，眼光炯炯地在大堆金色长发里瞪着手脚利落地一边洗杯子一边热奶一边招呼客人的人，好像一只将要下山的母狮子一样。说到底，西班牙是一个混血的民族，###人的血，哥特人的血，摩尔人的血，高卢人的血，在一个人的身体里彼此冲撞，总是在血管里沸腾，这情形真让人想到西班牙人对生活的看法：很残酷也很美丽。

在希洪咖啡馆里看到一大群知识分子靠在镀了金边的大镜子下面高谈阔论天下大事，神色飞扬，手指在长条的棕色桌子上乱飞，要是懂得西班牙有过几十年弗朗哥专制统治，杀尽胆敢有不同意见者。知识分子再不敢去咖啡馆胡说的现代史，就觉得自己仿佛在现在的咖啡馆大声喧哗的人群里、那些倨傲的脸上，又看到了细指冲天的唐·吉诃德。

在洗脚区的学生咖啡馆里，总是挤满了在手腕上套着牛皮手环，将彩色红布裙子悄悄拉到胯骨下，以求显得裙子长及脚踝的年轻人。他们手里拿着酒，嘴里吃着放了洋葱和土豆的蛋卷，将自己晃动的身影投在嵌满了用白蓝两色瓷砖烧成的###风格图案的墙壁上和地上。在学生区的咖啡馆里常常播着年轻人喜欢的流行歌曲，他们心爱的歌星用无所顾忌的声音唱着歌，沙哑低沉，性感自在，骄傲自尊，那个让他们爱死了的声音唱着：“生命是这样短暂，所以尽量地享受生活吧。”他们年轻的脸上有着一种放任自流的样子，天塌下来，自有高个子顶着的那种不负责任。

这样沸腾的咖啡馆之夜，一直持续到午夜，它周围的国家，葡萄牙的大街上已经只听到喷泉的洒水声了，康洛哥的牧羊狗都睡着了，法国的咖啡馆里酒保开始捂着嘴打哈欠了，而在西班牙，刚刚开始了被称为“马德鲁加达”的好时光，这段从午夜到清晨的“马德鲁加达”，是大家吃饱喝酣、精神抖擞、大卖嘴皮子的时光——咖啡馆的黄金时间，全是说话声，有时把音乐完全盖下去了。我开始对大家谈话时那流光溢彩的模样非常好奇，慢慢地，才知道那谈话的内容是：西班牙足球；爸爸修不好70年代的旧车，可是也不想扔了它；和秘鲁情人分手的原因；为什么不愿意找德国人做情人；卡莱拉斯好像生了白血病。在我看来，可谓杀鸡用牛刀，如此隆重地讨论这些事。

此刻走到大街上，能马上收获一两声来自街头小混混调情的口哨，甚至他们也如此兴致勃勃地熬着夜，挥霍着生命，好像明天就不活了。

　　长崎：异人咖啡馆

像日本其他的地方一样，即使是咖啡馆，它也同样井井有条，整洁如仪。褐色的桌椅和褐色的护壁板，椅背上有柔软而简明的曲线，像通常欧洲咖啡馆里会有的椅子一样。在适当的地方装饰着画了荷兰帆船与风车的木头鞋和紫色的玻璃花瓶，还有陶瓷做的烟缸，是夸张得很可爱的欧洲大鼻子男人，穿着红棕色的传教士长袍。

长崎是日本最早向西方开放的港口，最早踏进这个蓝色港湾的，是两个荷兰传教士。他们带来了一座白色的小教堂，制作玻璃的工艺，还有咖啡。现在，在长崎这样不像大城市那样西化的地方，有着日本天主教徒几百年中与日本传统苦苦相争的历史，现在化为一个小博物馆。在那里能看到形形色色的佛像，在它们的笑脸背面刻着十字架，还有散落在安静街巷里无所不在的咖啡馆。走进去，坐下来，不像欧洲本土的咖啡馆那么活泼和随意，气氛里有一种欧洲大陆的安适和幽暗夹带在日本人的一丝不苟里。

起初，东亚的人并不习惯喝咖啡，安然度世的日本人学着中国人，喝许多清淡而隽永的茶，他们按照岛国人的口味，使得茶水更绿，放进去一些炒焦的米粒，于是茶水变得更加醇和柔软，带上一点稻米本分的香气。日本茶适当地提神，更多的是安抚人的身心。然后，咖啡来了，一种苦苦的黑水。明治维新的年代，日本人疯狂地崇拜西方来的一切东西，对于咖啡，人们努力着接受它，喜欢它，盼望着喝下去以后哪一天肚子不再咕噜咕噜响个不停，而且可以像西洋人一样孔武有力，战无不胜。他们对待咖啡，就像对待大海对面金发碧眼的人，带着敬畏的心情。

如今就是大开着窗子，也挥不去里面的咖啡香。

里面的人安静而小心地守着桌前自己的一杯咖啡，并拢双膝，坐直着身体，以茶道的庄严，有时喝上一小口咖啡。###人喝咖啡，因为用于过教仪式前的提神，所以神态也是庄严考究的，类似净手拈香。而这里，白色的窗幔在和风下缓缓地飘起，那是东京的樱花刚刚落了的4月，阳光下已经很暖了，古典的室内乐轻轻地在咖啡桌间回荡着，却是一种刻意的亲近。像上海的咖啡馆一样，大多数人习惯在里面加糖，兑上一小盅牛奶，使它柔和起来，它本来刺激的香气也因此变得温和，适合东方人清静的肠胃。那日本人淡黄色的手指握着法国出产的白瓷杯子，轻轻地将半杯咖啡放回碟子里，“叮”地响一声。

咖啡馆的菜单上有许多式样繁复的咖啡，听说都是日本人喝咖啡的心得：在咖啡里加上很厚的一层鲜奶油，鲜奶油上撒了肉桂粉，要用勺子探到很深，才能发现底下的咖啡；还有加了茶的咖啡，他们叫它东洋咖啡；还有往咖啡里加上冰激凌球，再加上冰牛奶，装进深口的玻璃杯，插上吸管的圣代咖啡。这是大多数意大利咖啡馆里的跑堂闻所未闻的，我想这也许会让维也纳金环大道上老牌咖啡馆里的老主人愤怒，他们以为自己才是懂得咖啡的。当日本人在咖啡里加上三分之二的牛奶，放到冰箱里冰镇，然后给它起名叫冰咖啡，并在日本各地的咖啡馆里大受欢迎时，欧洲人简直气得冷笑不已。日本人崇拜咖啡是可以的，喜爱咖啡也是可以的，可他们把它拿来加上自己的花样，把它真正变成了自己的东西，就让欧洲人有点受不了。几百年前的那两个荷兰神父大概没想到那时恭敬而戒备的日本人，会做出这样的事。

在异人馆附近的异人咖啡馆，窗外就对着长崎港，能看到蓝色的水上停满了白色的大船，还有桅杆上的旗。从全世界各地来的各种旗帜在小小的海湾上飘着，陌生而带着幻想，像是你面前的一个个未知的世界。这对于在古老不变的地方，默默守着浪漫心思的东方人来说，真的是致命的诱惑。

从窗外望过去，还可以看到一点点山坡，那里的开阔地上种了荷兰的大郁金香。鲜花的后面是一尊蝴蝶夫人的雕像，那就是蝴蝶夫人当年等待她金发情人归来的地方，在那里能看到从海里缓缓进港的所有船只，还能看到整片太平洋蓝色的深水。在意大利歌剧里，她在这里唱了著名的《晴朗的一天》。可是他回来的时候带来了他的金发妻子，他并没有想要和这个已经抛弃了自己的一切的东方女子永远在一起，蝴蝶夫人因此而自杀。

在普契尼的歌剧里，提到了半山上的那个白色的小教堂，可是没提到咖啡。在我的想象里，蝴蝶夫人会努力去喝不加糖的咖啡，即使它是苦的，浓的，喝得胃会在一两个小时里发酸的。

在这个咖啡馆里，我听到了这故事真实的那部分，蝴蝶夫人并没有死，而是最终等到了她的情人归来，他们住在日本，白头到老，还有自己的孩子。她的丈夫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出过大力，明治维新使日本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在学习和消化的同时强大起来。蝴蝶夫人住过的西式木头房子，现在是长崎有名的旅游点，每天都有人从日本各地来参观，他们对那些西洋人，抱着亲切的感情。参观的人们站在铺着木头地板的走廊上，看着客厅里的蜡像，他们穿着旧式的紧身西装，条纹的马甲，上面挂着怀表。他们团团坐在桌前，他们面前放着白色的细瓷杯子，里面是蜡做的咖啡，那颜色看上去没有放牛奶。

静静的、静静的咖啡馆里，不停地回荡着和谐的室内乐，就像牛奶咖啡一样的柔和。我要了一杯加绿茶粉的咖啡，它的口味很复杂和沉稳，像是一个人想要无声地从什么缠绵的东西里面挣脱出来似的感觉。到了有人进来，或者有人出去的时候，柜台上的店员们会突然打断一切，恭敬地齐声高喊：“欢迎光临”，或者“欢迎再次光临”，感觉像在一家日本地道的拉面店里一样。

波尔图：中年人营地咖啡馆

没有想象到，最闷的咖啡馆是在波尔图浅蓝色海边的野营营地里找到的。靠海的山崖上，一栋褐色的木头平房，就是营地的咖啡馆，没有名字，上面简单地写着“咖啡”。

黄昏时候，里面的蒸汽机哧哧地响着，酒保无聊地翻着眼睛，站在一大排低度酒前面，没什么表情。店堂里亮着灯，因为天不太黑，所以灯就不那么亮，很懈怠的样子。有一个中年男子坐在灯下翻报纸，哗，翻过了一张，过十分钟左右，哗，又翻过了一张。他穿着家常轻松的衣服，无领汗衫，沙滩短裤和厚厚的拖鞋，整个人是松的，松懈和无趣。他无名指上的婚戒，在翻动报纸时会发出光来。看着他，猜想到平日这人在办公室里，大约也算是富有经验的中年骨干，精通专业，遇事雷厉风行的样子，打着小而结实硬挺的领带结，面无笑容。原来他度假是这种样子，好像是一个人拉稀，肚子痛得要命，好不容易拉完痛苦的大便，腹痛也算平息下来，一下子，整个人软软地坐在马桶上不想起来。原来期望度假时会偶尔遇到什么奇迹，并不是每个人的想法，即使是在海边的野营营地里。

在波尔图附近的海岸线上，能看到许多青苔斑斑的石头桥。海边的山坡深处，高墙深院里面，是出产特色葡萄酒的修道院，晨晨昏昏，传出男人们唱赞美诗的歌声。公路边的小镇上，有静静流淌着清水的石头喷泉，潺潺声响彻整条镇上昏昏欲睡的街道。

公路边上，常常能看到野营营地的小牌子一晃而过，上面画着一个撑开的帐篷，在蓝天碧海之间，看到这么一个带着孩子气的指示牌，心会突然一动，像偶尔的心脏早搏给人的感觉一样。野营营地，让人想起与日常生活不同的东西。离开了正常的天花板，许多的未知，一点点流浪漂泊的感觉，小时候想要从沉闷的家里飞出去的理想也会被想起来。

在夏天的公路上忙来忙去的，总是驾车带薪休大假的人们。常常在车后拖着一节宿营车厢，看到风尘仆仆的车朝着那小小指示牌点明的方向飞奔而去，看到驾驶座上坐着一个面容严肃的中年人，副座上坐着开始发胖的中年妇女，葡萄牙女人的长相，常常在鼻子两侧长着深深的两道纹，在年轻女子的脸上，它们很妩媚地弯进面颊里去，使她们黑发环绕的脸明朗而温顺。而在中年女子的脸上，它们会像刀一样，笔直地插到下巴上，使一张明朗温顺的脸变得坚强而微微怨怼。那驾驶室里，是中年夫妇的气氛，看他们带着这样快要熟透的寂寥和疲惫，像箭一样射向不像酒店那么循规蹈距的野营地，我有些感动和幻想。我并不知道他们在营地的红皮塔松下放下宿营车安顿下来，会在这样的咖啡馆里，会这样茫然地消磨某一个假日的黄昏。

咖啡馆柜台里的电视正在播电视连续剧，是一个关于家庭伦理的室内剧，女主人公长着善良而苦命的脸，羊一样的短下巴，小家碧玉的圆眼睛，动不动就泪流满面，永远纠缠在复杂的感情里面不肯自拔。那里面的坏人永远是一脸奸相，而风骚的女人则总是讲话像女高音一样高亢刺耳。室内什么都是齐全的，就是没有日常生活五色杂陈的气息，那是室内剧最致命的弱点，有摆脱不了的舞台感觉。原来全世界电视台下午时分的室内连续剧全是一样的虚假和无聊。

几个女人各自坐在自己翻报纸杂志看的丈夫边上，远远地望着电视。做了多年家庭主妇的女人们，一般不会像男人那样喜欢坐到吧台的高脚凳子上去看电视，在那里更容易和人谈话，至少是与酒保搭讪。家庭妇女不容易做到这样，那是她们未婚的年轻时代曾尝试过的位置，可现在不习惯了。也许是不习惯与生人随便交谈，也许是自己觉得是远离社会的人，说不出什么有趣的话题而避到一边，也许会觉得自己不该离开自己的丈夫随便找别人聊天。所以她们大都远远地望着电视里正在上演的故事，默默拉长了鼻翼两侧的纹路，好像是沉浸到煽情的故事里去了，又好像借着看电视的由子走神一下，这是走神最方便的时候。或者仅仅是因为平时在家里，这时是在厨房里煮一家人的晚餐，厨房里的小电视此刻总是开着陪伴她，她早就熟悉了故事的源起，一集集地看下来，以至于少看一集，心里就不踏实。

营地里有人在液化煤气上烧烤，牛肉的焦香一股股地漫进咖啡馆敞开的窗子。咖啡馆的门有时也会被跟父母来度假的半大孩子推开。他们径自向柜台走过去，帮家里买晚上喝的酒。即使是半大的孩子，也带着某种死气沉沉的神情，野营带给他们的刺激都被笼罩在家规里面，加上父母同行，又减去了大半。一个男孩子在买酒的时候，正遇到电视里插播可乐的广告，他不停地跟着音乐倒着两条腿，带着有劲没处使的无聊。大胖子酒保递给他酒以后，随口问了一句：“你是不是急着尿尿？”说完，他自己觉得幽默极了，率先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大笑。

窗子旁边的架子上，放着一些报纸和杂志，还有一些旅游书。这大约是从前的客人用完留在这里的。在一本书的地图上，曾有人用黄色的马克笔勾过一些地点和公路线路，大概是这个人在做旅行线路时画的。这本葡萄牙旅游指南是欧洲有名的一套自助旅行指南丛书里的一本，里面的照片精美，风景明朗，带着旅游者通常会喜欢的气味：几分浪漫，几分精致，几分悠闲，阳光明媚，楼宇轩昂。仔细看黄色马克笔勾出的东西，是一些博物馆，几家价钱优惠可也有名的餐馆，购物街，还有山德曼雪利酒的门市部，到了波尔图，当然要去那里买些著名的红酒送人。这是黄色马克笔很卫生的假日计划。

隔着防蚊子的卷帘纱窗望出去，营地里星星点点地亮起了灯。大西洋上的海风刮过来，灯光就摇摇晃晃，闪闪烁烁。要不是在野营的营地里，这家咖啡馆大概还不会让人觉得那么闷人。

　　纽约：格林威治村咖啡馆

人一进纽约城，就会忍不住想钱，这是到别的地方所没有的感觉。第五大道车水马龙，云集了全世界最好的商品。只要有钱，它们下一分钟就可以是你的。这里的大商店减价时，英国女皇也会专门开了飞机来买鞋。往上城走，渐渐就见到华宅，巨大的房子气势磅礴，前厅灯火如金，拉门的黑人穿着一丝不苟的制服，精致优雅。你看不见住在里面的人，只是非常扎实地想到，里面房子主人的身家值天文数字的钱。再往上走，进了黑人区，看到的房子是没有窗子的，看到的人是失了业的，在街上闲逛着，听到的故事是杀人越货，单亲妈妈，吸毒，每个故事都是同一个主题：“就是因为没有钱！？”

往下城一路退去，到了从前艺术家群居的格林威治村，以艺术为生活目的的艺术家们无心挣钱，住不起中城的大房子，也不愿意和天天朝九晚五的中产阶级一起住在布朗克斯，就选被大多数人遗弃的老格林威治村落脚。那里的老房子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茁壮的常青藤爬满了一面面红色的砖墙，有着年轻美丽不多见的华丽的沧桑气息，符合艺术家没有功成名就以前的情调。他们出入在老旧的街道上，在敞开的木窗子前写作，在华盛顿广场干涸的喷泉边约会，在窄街角上黝暗的咖啡店里展出自己的新画。由于他们，慢慢地，这里开出许多小酒吧和咖啡馆，在里面挂着他们的画，唱着他们的歌，创造和适应着他们自由而放荡的生活。在纽约生活，真正的自由在于，连没钱都不怕。那里的红桌子红椅子上于是留下了遗世独立的灵魂的芬芳与骄傲。听说，那时随便到一个街拐角上的小咖啡馆里去坐坐，都会觉得那种个性的清新与自得，它们一点点地为你洗掉了美元留下来的油腻。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胆子不在乎钱，可在乎钱的人也不定就是俗物，人人的心里都有一个灵魂，它都想透透气。所以在曼哈顿岛上挣钱的人，为自己发现了最好的生活方式，下了班，到这里来买灵魂透气的地方。他们把领带解了，松开袖卡、大方地付小费。他们是那些消费得起艺术的人，也是懂得艺术的人。

渐渐的，这地方就出了名。到纽约来玩的人，都喜欢到这里来看纽约风情，他们四处转悠，回忆着自己在青春懵懂的时候做过的那些浪漫的梦。他们花钱买看得上眼的画，在小咖啡馆里看完导游书，再写明信片。美国是很美的一个国家，可没有多少浪漫气质，现在有了一个这样的地方，乐坏了大家。政府顺应民心，把格林威治村里的路牌都换成了咖啡色，那表示这是旅游区。慢慢地，格林威治咖啡馆和小酒吧的价钱提高了，然后，房价也调上去了。原来的凋败随意，有一点艺术家喜欢的阴郁，现在成了一种格林威治风情，一种值钱的东西。那里有一个街角的小广场，里面只有一个古老的、不喷水的西班牙石头喷泉，现在还是不喷水，只是那看似依旧的街景，意义已经变了。

欧·亨利写《最后的藤叶》里的那栋房子，现在还在村里立着，爬满绿色的藤叶。只是穷画家不能继续在这里面住下去，他们付不起越来越贵的房租。于是，他们渐渐离开这里，搬到边上更穷的苏荷区去。原先那个街区全是仓库，到晚上只有野狗才去。艺术家们在那里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开出新的咖啡馆，在里面挂上不为卖钱画的画。再开出新的小酒吧，无名的小乐队在那里努力唱着自己心里的音乐。

大家很快发现格林威治已经被商品化，被各地来的游客傻乎乎地包围了。原先自由灵性的东西已经飞去春街。于是，解了领带的纽约人晚上开始多走几条街，到苏荷去泡咖啡馆，周末喝酒到深夜，买苏荷的画去装饰新居。于是苏荷的咖啡价钱上去了，酒价钱上去了，画价钱上去了，房价上去了，苏荷春街的牌子现在也改成咖啡色的了。因为能挣个好价钱，芝加哥的爵士乐队每星期一天，飞来这里的咖啡馆奏一晚上爵士。如今到了晴朗的黄昏，苏荷街沿上坐着各色人等，卖旧书，唱歌，撩拨女人，卖画，一派无羁，让旅游者欣喜若狂，明知道那是为了吸引游客，可也侧着身子往里面钻，高高兴兴把钱送出去。只是这里没有多少真正的艺术家，他们又搬去了东村，一个现在有钱人还不愿意去玩的地方，在苏荷区的边上。地铁站像黑人区的一样烂，一样荒，一样气氛肃杀。

一晚上，从格林威治村的咖啡馆坐到苏荷，再从苏荷坐到东村的咖啡馆里，就好像看着钱和艺术怎么在这里开战。这个街区星星点点的咖啡馆就是战场，钱要买艺术，艺术不卖，钱一定要买，艺术就放下自己的东西，转身走了。

在纽约，那绿色的美元差那么一点点，就是万能的了。

　　罗马：希腊咖啡馆

从西班牙大台阶上下来，经过每一阶上坐在杜鹃花边上的游人们和4月明媚的阳光，再经过一个喷泉，就到Via Candotci大街。两百多年前，一个希腊人到这里来，在86号开了一家咖啡馆。大概因为他怀乡，所以给自己的咖啡馆起名字叫“希腊”。这两百年来，它因为一些伟大的客人而变得有名。从前，歌德来过这里，门德尔松来过这里，瓦格纳和司汤达来过这里，甚至罗马红衣主教也来过这里。因为这些人的名气，所以希腊咖啡馆一直在罗马旅游手册上下不来，而且在旅游者们口中相传：“啊，在罗马不妨到希腊咖啡馆去看看。”人们总是这么说。

我去了。我去是为了安徒生。在一本看上去不那么专业的书上，我看到希腊咖啡馆的伟大客人名单中，还多了一个：丹麦的安徒生，他是一个童话作家，一个长鼻子长腿的老单身汉，一个抒情的、感伤的、文雅的、害羞的、不那么合时宜的人，一个陪伴全世界的儿童，一代又一代，度过童年临睡前讲故事的一小时的人。其实我们现在并不知道，是不是司汤达在希腊咖啡馆里写了《红与黑》，门德尔松是不是在这里写了《歌之翼》的曲调，但是，安徒生却是在这里写了他的《即兴诗人》，大概是在1835年左右，一部成人文学作品，名不见经传，现在几乎没人读过它。那时候男人们戴着高筒子的黑色礼帽，穿燕尾服的机会也比现在多得多。

某一天，希腊咖啡馆式样简单的玻璃门一闪，进来一个长得不好看的外国人，那黑色齐膝的外套上，有一个不太精致的黑色蝴蝶领结，带着北欧人的苍白面色，那就是安徒生了。

1835年，希腊咖啡馆已经很有名气了，大文豪们都来过了，又是罗马教皇的福地，他当红衣主教时来这里流连，回去就当教皇。它狭长的店堂，一点一点地深入进去，没有通常咖啡馆宽阔的大厅和大玻璃窗，而是像上海的弄堂那样深入进去，由精心拼嵌的大理石走廊引领着，经过窄窄的通道似的大小房间，好像永远都走不到尽头，前面也总有什么在吸引着你，好像歌德还坐在什么地方高谈阔论。

一路走进去，你得经过一张又一张在两边排开的咖啡桌，虽然大理石的桌面上放满了喷香的意大利咖啡和甜点心，但在经过它们的时候，还是会让人觉得有点不自在，因为客人们全都靠墙坐着，每个人进来，都打断他们的眼光，他们看着你，而你，不得不要经过这么多眼光。慕名而来的客人常常眼光挑剔，他们就是为了来看名人，如果你不是，那你还不如他们买的一杯咖啡，这里的咖啡，是普通咖啡店的几倍，像安徒生这样敏感而认真、希望最终在成人文学上出人头地的人，大概不会舒服的吧。

我猜想安徒生会勉强自己喜欢这里，因为这里曾有歌德和司汤达的关系，因为这里的墙上挂着上百幅精美的油画，剪纸人像和蚀刻画，像个博物馆，还有雕塑，是精美华丽的地方。他虽然因为自己的相貌而感到自卑，因为自己无法写出像歌德那样的成人文学作品而耿耿于怀，他没有什么财产，又没有家，总是寄居在朋友家里，就是在夜行的驿车上爱上什么人，也不敢，不愿意把那种爱意发展成一个爱情故事。他有一种孩子式的单纯与抒情，可没有人看重这种品质，连他自己也不。他心里喜欢的是精美华丽，他以自己的方式盼望像歌德那样的名声，这是他来这里写一个成人作品的心思吗？原本他更合适温情脉脉、偏安于一隅的小咖啡馆的，合适在那样的小咖啡馆里写《人鱼公主》，带着温情与感伤，也许他想要倔一倔。

他不会坐到走廊里，那是看热闹的地方。常常是旅游者坐在那里，看电影似的看人。现在大多是日本人和美国人，美国人大声地卷着舌头说话，日本人的脚边则堆满了购物袋，因为外面的街道上，一间间挤满了名店。美国人像喝可乐一样咕咚咕咚地喝完杯子里的咖啡，而日本人则像品日本茶道一样一点一点隆重地抿着。不知一百多年前，安徒生遇到的是怎样的客人。

安徒生也不会在浅绿色的侧厅里，我想他会径直沿着走廊一直到最里面的书房。那里四壁有大书橱，深褐色的，里面放着很厚的书，有些座位紧靠着墙，桌子是长方的，比圆桌子更方便摊开纸写作。那间屋子安静而矜持，像名声赫赫的大作家的书房，比如歌德在魏玛的书房。

安徒生终生寄居在几个朋友家，最终在一个朋友家去世。他不会经营自己的生活，这点其实也像个孩子。当然他也没有自己的书房，他也不是自我的、前卫的、霸气的艺术家，像所有的儿童文学作家一样，他不敢不先做一个符合市俗标准的。他在心里想要有间歌德的书房，也是很自然的事，这间最尽头的咖啡室，比较符合他的审美。

他会在那里找张桌子坐下来，向跟随而来的侍者要一杯咖啡，然后开始写作。他的脸很长，鼻子也很长，长长地伏下去，善良而脆弱，没有天才常流露出来的霸气与恣意，而像一个小职员在记账时的谨慎。但是他的心是安宁的。咖啡馆里的气味，客人们低声说话的嗡嗡声，会使安徒生觉得很舒服。陌生的意大利话，让他有一点异乡人的感伤，但他们柔和而陌生的声音，使他感觉到有人相伴似的亲切，这比一个人坐在朋友家的房间里，寂静无声地写作要自在多了，至少寂寞时有不同的人可以看，在那些不同的脸上能看出躲藏着的不同的故事，这是很有意思的余兴节目。常常也可以看到美不胜收的人，默默地看着他们，会有一点甜蜜的惆怅慢慢涌出来，这种感觉很有助写作，常常，灵感就跟在静寂无怨的感伤后面不期而至，这时候可以写得飞快。这也许就是安徒生的童话里，即使是最辉煌的童话，也会像竹笛一样，有着忧伤的基调。

他轻轻的、绝不铺张的感伤与惆怅，就那样一代一代地，打动了年轻而干净的心灵，哪怕那颗心是远在中国，或者在非洲的一个小村子里面。

我找到自认为会是安徒生写作过的长桌前坐下，靠到椅背上去。椅子很舒服，桌上放着砂糖袋，是粉红色袋装的克里斯蒂娜牌的褐色砂糖。

穿着黑衣的侍者过来站在一边，递上咖啡馆的菜单，咖啡真的好贵。更贵的是他的样子，浆过的白衬衣，黑西装，脊背笔直的风度，还有唇上那两撇带有达利遗风的小胡子，他一丝不苟地站在一边候着。他的样子，如果是红衣主教那样的大人物，我猜想会觉出他地道的气派和恭敬。可小人物，觉出的，是侍者店大欺客的骄傲。写出《丑小鸭》来的安徒生，在黑衣侍者肃立一边的时候，又会怎么想呢？每天在这样的时刻，是安徒生最难挨的吧？

好在买完这份咖啡，就能安静下来了。他占了一个小小的角落，不出声地写着什么，没把咖啡馆当成是好友相聚、同道交流、形成新流派和新主义的地方，他没在那样的圈子里。可他同样离不开咖啡馆，默默地守着它，守着一个终生都没有实现的梦想，像他写过的那个悲伤的锡兵，被大火烧得只剩下一粒锡的心，他的小读者只读出了这里的忠贞，还不能体会这里的哀怨。

希腊咖啡馆最里面的一间房间，常常被进来参观的游客打碎宁静的气氛，那里的空气都好像比外面要稳重一点。人们满怀敬意地四下看看，然后用闪光灯照一张相，离开。“这是写《红与黑》的作家来过的呢！这也是写《浮士德》的人来过的！”人们惊叹地说。

其实，这也是写《人鱼公主》的人来过的地方，而且他在这里写作过。

　　新泽西：小石镇咖啡馆

有一段时间，我住在新泽西的小镇上，借别人的电脑，开始写我的书。

从这个小镇，能望见冬天盖满了褐色橡树枝的山，和浮着冰的小湖。黄昏时候，晴朗而寒冷的天上，能看见飞机拖着一条白色的长尾巴，慢慢地向远方飞过去，像一颗流星。

宁静的小镇上有一家医院，一个邮局，一个小火车站，一条有些精致小店的街道，一栋刻着1907字样的殖民地时代的木条小楼，是家银行。一个小警察局，一家小书店，整个白天都难见到一个顾客。还有一家咖啡店，卖法国咖啡，在奶沫上加一点点五香粉，做成了意大利的卡布基诺式。12月的第一个周末，这个小镇和全国一起为车站广场上的圣诞树点亮了灯。那个晚上，住在小镇上的人家，都上街来看点亮的大圣诞树，街上人声鼎沸，许多兴高采烈的笑脸被明亮的灯照亮了，真的想不到他们是一些日日在曼哈顿岛上班的职员，也真的想不到其实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吃过抗忧郁的标准药物——百忧解。小镇外面的9号公路上，有灰狗东站，候车室里贴着一则找孩子的告示：5月在这里丢了一个小女孩，4岁。上面有她的照片，长长的金发，笑着。还有一个告示，说孩子丢了他的布熊，晚上睡不着，想找回他的小熊。

小镇上的生活太静了，于是我总是到那家惟一的咖啡店里去写我的书。从前在德国，我曾希望过，要在咖啡馆里写一部长篇小说。现在我在美国做到了这一点，我写了《纽约假日》的大纲。可这里的欣欣向荣和勤勉开朗，总是让我想起学校的学生中心里的咖啡角，也让我想到美国清教徒背景的教堂。这里不是我的城市、博物馆、咖啡室，远远不是。理想的实现常常就是这样，你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可已经不是原来想象的那个样子。这小咖啡店明亮的玻璃，干净的桌面，墙上的风光照片又大又精美，没有欧洲咖啡馆里那种精致的念旧与繁花似锦的随意，以及那种节制的没落。欧洲的咖啡馆，美国人可以说它们是贵族小寡妇，可美国小镇的咖啡馆，欧洲人可以说它们是乡下大胖姑娘。

咖啡店里的人也不习惯有人那么长时间地坐在角落里写东西，那个热情的女主人常常会特意送一小碟店里新烘出来的蛋糕给我，她把蛋糕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零星的蛋糕块就再切小了，用个从中国进口的小竹篮子装上，放在柜台上，客人可以在买整块的蛋糕前先尝尝味道。她以为我是和家里人怄气才出来躲清静的家庭妇女，一心想安抚我，让我可以感到人间温情，然后回家去。

小镇上很安静，那些白色的美国平房，用一块绿色的草地和路隔开，门上挂着花环，有的是干了的金黄玉米和通红辣椒。有的人家万灵节的南瓜还没有从台阶上拿走，有的人家，已经把房子用圣诞的彩灯团团地围好了，一到黄昏，家就在树枝子后面通体光明。花园外面的车道上亮着矮矮的灯，等待回来的车。那是典型的美国梦想，像农民梦想着秋天能有满仓白米一样朴实真切，不来深沉，也不来怪诞。

从我靠窗的桌子前能看到一家的门廊，那家住着一个很老的老人，连脸都缩起来了。他家早早地就在门廊上装好了灯，每天晚上，都有红有绿，闪得热闹。那个老人，穿着红黑方格子的衣服，无论多冷的晚上，都坐在门廊里看一闪一闪的灯。听说小镇上住着不少老人，在可以挣钱的大城市拼打了一辈子，等孩子都离开家了，自己也老得照顾不来自己的房子和院子了，就卖了房子，到小镇上租套房子享清福。不知道他是不是这样的老人。从前，过万灵节的时候，不少人家的台阶上摆一个穿好了衣服的稻草鬼吓人，好几次，我都以为他也是个稻草鬼。听说美国人的孩子一长大，就去找自己的生活了。不知道这老人的孩子如果从我的窗子上，看到了他爸爸的样子，心里是不是有一点难过。也许他们顾不得为父亲美国式的晚年而伤心，他们这些中年人正处在人生的战场上，而他们的孩子正在享受备受保护的完美的童年时代，他们的父母要管他们的一切，包括他们心里对自我的良好感觉，而且要冒着进监狱的危险，才敢开口骂他们。

那时候，我也想起我自己的爸爸，也是那么远，想他喜欢什么，就马上去为他买，想在中国新年回家的情形，想我爸爸身上的那一股特别的气味——老式剃须水的气味，不像现在男人用的那样香。也想我的妈妈，在冬天是不是早早上床了，把头发用发网罩住，我小时候，她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中国人，讲究的是“打是亲，骂是爱”。不相干的人，谁稀罕真正骂你呢？

街对面的礼物店是三个女人合伙开的，与我坐的咖啡店门对着门。里面卖在美国生活中用得上的家常礼物，扎着金色蝴蝶结的软软的小布白兔可以给女儿，画了好多桃色郁金香的贺卡写明了是送给丈夫的，当杯垫的瓷砖上，烧了一个手绘的黄色大梨子，以及漂亮的门垫，上面写着“Home，Sweet Home”。还有新鲜的咖啡豆，现买现磨，满屋子的香。在屋子的尽头，还有一个小小的吧，可以马上烧了喝，盘子里有切成小块小块的蛋糕，伴咖啡，那是她们从自己家里带来的，她们是在下午会烤些家制小甜饼等孩子们放学回家的主妇。一天天地，在冬天到来的时候，她们在自己的店堂里轻轻放着圣诞音乐。在那里走上一圈，会觉得美国人真的全是生活在模范家庭里，怎么也想不到还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是落单的，更不用说通奸这样的事。

有时候在我的桌前写到一半，就听到火车在经过小镇时发出的汽笛声，我想起来，在上海电台做节目的时候，有一次用的背景音乐，是美国铁路上的声音。那时，我不知道我会在后来，坐在小镇咖啡馆的白色格子窗前，静听那火车的声音。我写的那个上海女孩子，到美国留学，不喜欢小镇的生活，因为它们的简单和单调，不符合她在上海培养起来的令人意乱神迷的美国梦想。于是在夏天，她从中西部的大学，来到了纽约城，来找她策划好了的爱情。比起小镇上的美国女子，她才是真正不安于室的。

有时，写书写腻了，就写一些从礼物店里买的明信片回家去。写好了，就去邮局寄，那个脸红红的邮差总是大声地问：“你好吗？”

我说：“好啊。”

他说：“很好。”

我说：“你好吗？”

他说：“忙啊，忙啊。”

他看着我的信，说：“是寄到中国去的啊，好长的路。”

他是邮局里的人，所以才知道中国不是缅因州的一个什么小镇的名字，而是外国。听说有个纽约的出租车司机不知道巴黎在哪里，气得从巴黎来的记者暴跳如雷。他对我说了那样的感慨，简直让我在付国际邮费的时候，格外地心甘情愿。

冬天的时候，4点就开始天黑了。天上开始出现蓝色的星星，我想起来从前我英文课本里的一句话：“星星像冻在了天上。”

沿路上，看到房子里亮起了灯，照在了里面窗子前的圣诞树上。亮灯的人家，是在厨房里，我想那是主妇在做晚餐了。在别人家的台阶上。我看到了亮着的胡桃夹子灯。那些在暮色中闪闪烁烁的，是圣诞节的装饰。灯光闪烁，我走着回去，感到头发冻得像冰一样凉。

　　维也纳：施瓦茨伯格咖啡馆

这是家在维也纳繁花似锦的环道上的老咖啡馆，褐色的桌椅，褐色的护壁板，加上屋子里经年留下的土耳其咖啡的苦香，维也纳蛋糕的烘香，男人留下的古巴雪茄的膻香，女人留下的巴黎香水的暖香，让人一进去，就心里一沉，然后就多愁善感起来。有时候，桌间有人夹着一把小提琴拉波西米亚曲子，带着老欧洲的那种微微的矫情，细细的小提琴声揉着弦，揉着，让人想到黑发上插了一圈百合花的茜茜皇后，然后，雨果的珂赛特，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奥斯丁的乡村爱情故事，白郎宁夫人的十四行诗，拜伦的威尼斯诗歌，排着队伍从咖啡馆的深处、那些阴沉的冬季下午的暗影里走过来。

这就是欧洲的老咖啡馆给人的感觉，像是古董铺子一样。

听说，这家店，是维也纳上百年的老店了，像活着的咖啡历史，上了维也纳的旅游明信片。从前，咖啡从土耳其传到欧洲旧大陆，第一个被接受的城市，就是维也纳。

以后，咖啡成了欧洲的象征，说起欧洲来，就能闻到那种要是加了糖，在苦香里会有种微轻的酸气的芳香。

到了意大利，有了上面浮着一层奶沫的卡布基诺；到了法国，有了用大碗喝的牛奶咖啡；到了西班牙，有了加烈酒的浓咖啡；到了瑞士，有了不用烧，像糖一样即冲即饮的速溶咖啡。

当它们到了上海，几乎成了一种时髦。

随着来上海淘金的外国人，在沿江的街道上开出了最初一批咖啡馆，老上海人那时将它称为咳嗽药水。可这样的天真很快过去，为外国人做事的中国人勉力喝着那激烈的饮料，然后习惯了它的让人头晕的香气。

80年代初，去看朋友带着红标签的雀巢咖啡的方玻璃瓶，是最体面的礼物。那时家里放一只玻璃装饰橱，要是咖啡喝完了，也常常要把那深咖啡色的玻璃瓶继续放在那里，那是为了保留家中有咖啡的情调，而且是外国来的咖啡，也许里面放的是当时在上海食品二店里买来的云南咖啡。

90年代，上海咖啡馆里的菜单上开始在“咖啡”这一栏里，分出爱尔兰咖啡、意大利咖啡、日本鲜奶油咖啡、法国皇家咖啡，热咖啡和冰咖啡，还有卡布基诺。台湾人开出来的咖啡馆更加仿欧，也有蒙着深绿椅背的褐色圈椅，在卡布基诺上撒了些月桂粉，还隆重地送一小枝月桂条子代替勺子。只是一杯卡布基诺的价钱是意大利本土的五倍，而且上海绝少看到有人倚在吧台外面，匆匆说一声：“两杯卡布基诺，一个甜面圈。”吃了就走，赶去上班。这是上海早点店里卖大饼油条豆浆的情形，在上海，喝卡布基诺是隆重得多的仪式。

在咖啡馆里坐着，能够看到这个城市的风格，我觉得。

靠窗坐有一个美人，鲜红的嘴唇，十指尖尖地捧着一张报纸在看。而上海咖啡馆里的小姐们，那一季嘴上的流行是褐色，像犯病的哮喘病人缺氧时的颜色。

实在的，咖啡也与所有的东西一样，传着传着，就走了样，在南为橘，在北为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