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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良:外资开始控制中国最要命的战略物资——粮食!

(2008-08-25 17:44:13) 下一个
 张宏良:外资开始控制中国最要命的战略物资——粮食!

  下面一组文章是关于粮食问题的。在世界粮食价格暴涨的情况下,中国粮食市场十分平稳,就因为粮食市场还控制在我们自己手中,这是中国经济安全和百姓生活安危的最后一个堡垒。可惜,当大家看到这些文章的时候,粮食这个最后堡垒马上就要如同制造业、采矿业、大型商业、金融业那样被攻破了。当看到中美第四次战略对话的重点已转移到环保和能源领域时,我们就知道美国原有的战略目标已经全部实现了。美国政府和美国金融寡头在对华战略上分工十分明确:美国金融寡头主攻中国的制造业、采矿业、大型商业等领域;美国政府主攻中国的金融、电讯和农业等要害部门。目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用“控股方式”扩大控制中国的金融业,仅去年一年就从中国银行业获取了上万亿财富;用“控人方式”在逐步控制中国电讯业,仅美国朗讯公司一家就贿赂了包括中国信息产业部、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网通在内的上千名政府官员和国有公司高管,据说仅3G项目外资就可以赚取数千亿利润。今年开始对中国粮食发起全面进攻。中国大豆的悲剧将会在整个粮食市场上大规模重演。

  记得2001年加入WTO的那几天,手捧美国大使馆散发的中美协议要点(因中国方面保密,和这次一样只能看到美国方面公布的内容),翻来覆去看了半天也不明白,为什么协议中规定中国国有企业要退出大豆贸易?本来两个大国之间的入世协议内容都是很宏观的问题,为什么要从数千万商品中单单把一个大豆开列进来?直到去年豆油为首的植物油价格一声炮响,带领食品价格火箭般窜升时,我们才明白把大豆列为入世协议的战略试探作用,才知道我们完全被那位年轻漂亮的美国女人巴尔舍夫斯基给耍了,但是已经晚了,西方国家已沿着3条道路杀向中国粮食市场。

  一是通过掌控中国食品工业反过来控制中国粮食生产,如同当初大豆领域发生的情况完全一样。由于主导中国改革的经济学主流大都是美国鹦鹉,他们已经把中国粮食加工行业私有化为无数中小企业,为外资扫荡中国食品工业创造了兼并条件。二是通过勾结中国买办集团,拉高化肥价格,一方面掠夺农业利润,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挤垮中国粮食生产,为进口粮食开辟市场条件。据中国农业问题专家李昌平计算,去年以来,在粮食收购价格上涨不过5%的情况下,化肥价格上涨超过120%,涨幅是粮价涨幅的20多倍!国际垄断资本勾结国内买办如此拉高化肥价格,既掠夺了农民绝大部分收入,又为今后食品价格暴涨创造了条件。三是用粮食加工企业的低价收购和进口化肥的高价销售,把农民逼入种粮破产的绝境,然后迫使农民交出土地,用股份合作制的方法实行土地兼并,把中国农业完全控制在外资手中。到那时,粮食价格就如同这些年豆油价格一样,完全被少数外资所控制,想怎么涨就怎么涨,按照中国老百姓的极限收入来定价,以掏空老百姓的口袋为目标,中国老百姓的灾难日子也就降临了。

  并且,控制了中国粮食和银行的外资,完全可以用银行破产和粮食减产作为武器,把中国政府变成自己的私人保安,即便是再厉害的民族主义力量上台,也只能对外资俯首贴耳。2006年8月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过一篇文章的大字标题就是:“中国大豆被外资垄断,造福美国农民”,如果说,中国大豆被外资垄断仅仅是造福美国农民、贻害中国农民的话,那么整个中国粮食市场被外资控制后,那将造福的是整个西方世界、贻害的将是全体中国人民。当初苏联那么一个庞然大物都被美国用小小的粮食武器打垮了,那还仅仅是通过苏联社会之外的世界粮食价格变化的间接打击,而对中国这种从里到外的粮食控制,将会完全掐住13亿中国人民的脖子。

  灾难还远远不止于此。更大的灾难将有可能是基因污染和基因危害。目前中国进口的粮食绝大部分都是转基因产品。转基因产品就是把两种不同物种的基因嫁接在一起,造出一种不伦不类的新的物种。外资能改变其它生物的基因,也就能改变人的基因,由此而实现基因控制,制造基因武器和发动基因战争。这个东西最终危害会有多大,谁都不知道,只是世界各国都在纷纷限制。在中国销售转基因食品的两家日本跨国公司,格力高集团和麦德龙集团就向日本民众保证,绝不在日本国内销售转基因食品。目前中国食品市场上外来的转基因食品越来越多,许多著名植物油品牌都是转基因产品,中国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份资料警告说,一些国外公司可能钻中国立法不完善、管理不统一的空子,将中国作为“转基因生物的试验场”。在目前中国处处造假、产品管理完全失控的情况下,在目前中国贿赂一个官员就能通行无阻的情况下,各种数不胜数的转基因生物纷纷涌入中国这个“转基因生物试验场”,一旦形成基因污染,各种变异植物、变异生物不断出现,那将是何等恐怖的一个画面!一个“非典”的原因到现在都还没有搞清楚,到时候,恐怕各种莫名其妙的瘟疫会接踵而来,太可怕了,我已经不敢再想下去了!

  全球四大粮商瞄准中国市场或控制肥料抬粮价(资料一)

  来源: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

  从今年开始,中国关于外资企业进入粮食流通领域的WTO过渡期已结束,跨国公司开始进军中国粮食流通领域。

  四大粮商瞄准中国市场

  一家隶属世界四大粮商之一的企业,已经在山东、河南、河北、黑龙江、湖南等粮食主产区建立或并购粮食加工企业,并在江苏等省准备建立粮食收储企业。这意味着跨国粮商已在实施他们的中国粮食战略布局。

  有专家担心:“在跨国企业已掌控我国植物油定价权的情况下,如果进一步取得粮食流通的控制权,会使我国失去粮价定价权,给我国粮食宏观调控和粮食安全造成被动。”

       在国际粮价高涨的情况下,中国阻断了国际市场向国内的传导通道,保持了国内粮食价格的稳定。

  但有关专家提醒:“我国粮食生产对外依存度虽然较低,但我国化肥生产中硫磺与钾肥高度对外依赖,国外有可能通过提高肥料成本,抬高我国粮食价格。”

  控制关键的粮食加工环节

  一家跨国企业,通过几年的发展,在中国小包装食用油市场居垄断地位,占中国市场份额的60%~70%。

  “他们掌握了中国植物油销售的终端渠道,然后他们再建立或收购面粉厂、大米加工厂,用植物油的销售渠道进入粮食消费市场,这就给我国粮食流通带来极大风险。”中国储备粮总公司总经理包克辛对本刊记者说。

  包克辛说,目前,世界四大粮商都来找中储粮谈。他们一方面建立粮食加工流通企业,一方面开始寻找粮源。中储粮是中国最大的粮食储备企业,是他们合作的首选对象。

       据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廷名介绍,四大跨国粮商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通常被称为国际粮食市场的“幕后之手”,它们垄断了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是包括大豆等大宗农作物的定价者。

  近些年,跨国粮商通过掌控世界大豆价格,造成中国油脂加工企业亏损,然后展开大规模并购。目前,中国80%大豆压榨能力为跨国粮食企业控制,国内企业失去了话语权。

       “在本轮全球粮食涨价潮中,掌握大豆控制权的跨国企业获得巨额利润。”宋廷名说,“跨国粮商的操控也是国内植物油价格暴涨后,国家很难调控的重要原因,应避免在粮食问题上重蹈覆辙。”

  黑龙江九三油脂公司总经理田仁礼说,粮食安全的关键在加工流通领域,“跨国公司想用低价粮食冲击生产的可能性不大,但如果掌握了粮食加工流通,就掌握了粮食制成品的定价权,这会影响到我国粮食市场的调控。”

  粮食市场调控之忧

  受访专家分析,目前,跨国公司掌控中国粮食加工流通的意图已经显露。

  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总经理乔林选认为,跨国粮商不仅有强大的资金优势,而且通过食用油已建立起营销网络,并树立了一系列品牌。他们利用这些优势,与中国粮食加工企业竞争,会有很强的杀伤力。

  包克辛说,跨国公司的发展十分迅速,如果不采取措施,3年后局面可能就没法控制。他们会成为中国粮食加工销售的龙头。

  “当前,一些地方政府缺乏这种警惕性,在招商引资中,普遍存在外资优于内资的思想。有的地方政府极易被他们利用,给他们提供各种便利条件,让他们建立或并购粮食加工企业。”包克辛说,“即使跨国粮商不与中储粮合作,他们也能找到粮源。现在的地方粮食企业大都经过改制,很多变成了个人承包,很容易被他们收购,或者充当他们获取粮源的工具。”

  “现在国内没有真正的大企业能与之抗衡。”包克辛说,目前,中储粮作为全国最大的粮源控制企业,具有较强的实力,却没有粮食加工业务。中粮集团有加工业务,却不能掌控粮源,销售网络也不够。华粮集团虽然在全国属于比较大的企业,但实力与跨国公司不能相提并论。

  多位专家建议,应对跨国粮商的对策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提高其进入粮食加工流通领域的门槛,严格小麦、大米等口粮加工产业的外商准入制度,控制外资进入的速度和规模。同时,应由国家协调,尽快实现央企与央企联合,中央与地方联手,建立粮食加工流通的国家队和大型企业集团。

  专家指出,“目前我国粮食市场调控存在的一大问题是只有储备,没有加工品和销售的控制,这样就会给调控带来风险。”

  去年“十一”前,中储粮抛售20万吨食用油储备,市场一点水花都没有,调查发现它们遭到一家跨国企业的大肆收购。“他们买了后存起来也不投放市场,使国家调控失灵。”包克辛说。

  化肥价格暴涨挤垮中国农业

  中国是化肥消费大国,粮食生产又是化肥高消耗产业。目前除氮肥外,中国的磷肥与钾肥原料都存在严重的对外依赖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人。

  从去年以来,国内钾肥价格一路猛涨。有关专家分析,这主要是由于国际钾肥生产巨头掌握了定价话语权,不断抬高价格。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绵平等专家指出,我国每年消费钾肥实物量达1100多万吨,但钾盐资源探明储量只占全球的0.45%。目前钾肥进口依存度达到70%左右,造成钾肥价格控制非常被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  

  据山东省农资协会会长袁敦华介绍,复合肥目前占中国农用化肥一半以上的份额,复合肥中钾肥成本最高。现在,因为国外企业控制钾肥价格,每吨达2350元还提不到货,不少国内复合肥生产企业的压力不堪承受。 

  国际钾肥资源和钾肥供应集中于俄罗斯、加拿大和以色列,国际钾肥生产巨头正在通过限产提高售价。由于钾肥资源匮乏,国内钾肥企业的产量只占总需求的30%。自2005年以来,国内钾肥进口不断增加,去年进口量再创历史新高,达到960万吨。 

  作为生产磷肥主要原料之一的硫磺,去年以来也出现价格暴涨。中国硫磺产能不足,对外依存度同样高达70%。

  目前国际市场硫磺供应紧张,加拿大、俄罗斯、中东国家今年对中国硫磺供应都将减少。

  据山东联盟化工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张德焕介绍,磷肥生产所需要的硫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价格几乎涨了10倍,而硫磺占磷肥成本的1/2,由此大幅度增加了磷肥的成本。

  转基因产品:不仅仅是安全问题

  作者:皖河

  最近,有关转基因产品的报道引发了国内消费者的关注。据有关部门经过检测发现,国内市场上一些知名品牌的大豆色拉油,均含有转基因成分,被责令依法标识。

  一、安全性:含糊中有共识

  消费者对转基因产品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对转基因产品制造的食品的安全性的担忧。中科院一份报告表明,转基因食品可能对人造成的危害包括:一是毒素。比如如果食用了基因改造后的玉米或大豆,或者被喂食这些作物的动物的肉制品,玉米中的毒素以及大豆的分解酵素便会被人体所消化及吸收,如果长期不间断地食用此类食物,毒素统统都将累积于人体内。二是过敏反应问题。作物引入基因以后,会带上新的遗传密码而产生一种新的蛋白质,某些蛋白质会引起过敏症,因此可能使本来对此食物不会过敏的消费者会对基改后的产品的过敏反应。例如把花生米的基因转殖到黄豆里酿造酱油,而对花生过敏的人食用此酱油后,可能因不能呼吸而致命。三是抗药性问题。在转基因过程中,若使用具有抵抗临床治疗用抗生素的基因,人们在食用了这种改良的食物后,食物可能在人体内将抗药性基因传给致病的细菌,从而使人体产生抗药性。

  科学界对于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担忧,则主要集中在其对生态与环境安全的影响。例如基因改造后的抗虫害作物,可能威胁到非目标性生物(non-target organisms)与益虫的安全(benefit insects),甚至使它们面临灭绝的危险;基因改良后的物种,可能与非基改物品发生竞争关系,而且必定会战胜或排斥非基改物品,使非基改物种面临淘汰的命运;此外,基因流动(gene flow)与基因污染(genetic pollution)的现象就可能污染生态环境的自律系统或产生人类无法加以控制的超级病毒、超级杂草或超级昆虫。

  目前,对于转基因产品以及转基因产品制造的食品安全性认识,国际科学界存在很大的分歧。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ICSU)于今年6月10日发表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有三个要点:一是承认自1995年以来投放于市场的转基因食品“尚无不良后果报道”,但“并不保证随着越来越多的食品在经过基改具备新的特色后不会遇到危险”,今后“尚须进行更有力的安全性测试”;二是“尽管随着花粉传播转基因产品将改变环境,但目前尚无充分证据表明已有的转基因品种已经造成危害”。不过,报告又说:“关于转基因食品对环境的长期影响问题,科学家分歧较大”;三是建议对转基因产品继续“加强管理,增加透明度。应扩大检查环境危害的国际论坛”。可以说,此报告对于转基因产品安全性做出的结论仍然显得很含糊。不过,从中读者还是可以得出这样两点结论:一是转基因产品在安全性方面的确具有不确定性;二是对于转其因产品与食品,人类必须十分谨慎小心地对待。而这可能是人类在此问题上达成的最基本共识。

  正是基于这样两点共识,2001年由113个国家和地区签署的联合国《生物安全议定书》明确规定,必须对转基因产品进行安全评价,在转基因产品越境转移时,应当征求进口国的同意,并进行标识;各国公众都有权利知道转基因食品的真实情况,并可以自愿进行选择。而在此之前,欧盟各国、日本以及拉美各国,早已通过了关于转基因产品管理的相关法规,其中都有对转基因食品采取标识制度的规定。

  二、转基因产品在中国

  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转基因作物商业栽种的国家。不过据《人民日报》消息,目前中国除转基因抗虫棉之外,还没有大宗粮食、油料作物和其他食用的转基因作物获得生产许可。转基因抗虫棉的种植区域,严格控制在农业部安全审批所限定的范围之内。所以在中国没有产生食品安全问题。

  转基因产品在中国成为“问题”,是从中国加入WTO前中美达成的农产品贸易协议开始的。当时,美国的转基因大豆,加拿大、澳大利亚的转基因油菜籽大规模进入中国,挤垮了国内大豆生产和加工,植物油市场完全被转基因产品占领。从而使食用转基因食品成为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一部分。而此时,中国老百姓却没有享受到对于转基因产品在国际上通行的“知情权”与“选择权”。而有关部门做的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六成半的消费者不清楚目前市场上是否已经有转基因食品出现;95%的人希望将来转基因食品出售时应给予标明,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有16.7%的人,出于对安全问题的担忧明确表示不接受转基因食品。

  当然,更重要的是,大量进口转基因农产品对于中国传统农产品生产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仅拿大豆来说,中国东北产传统大豆价格在2001年已经跌到1995年的一半,仍然大量滞销。媒体已经在讨论“继传统老工业基地衰落后,传统农业基地也在走向衰落”的所谓“新东北现象”。时任总理的朱容基也公开在记者会上表示:来自美国的转基因农产品对中国农业的冲击是“令人头痛”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于2001年5月23日颁布了《农业转基因安全管理条例》,但中国政府颁布的一法规并没有得到真的执行。如此一来,一方面是中国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再度被漠视,另一方面,是来自国外的转基因农产品进口量再度猛增。《商务周刊》记者在经过调查采方后认为,在中国,转基因产品背后存在“利益旋涡”。在中国颁布《条例》之后,来自美国的“游说者”接踵而至,级别最高至美国总统布什。华盛顿由美国农业部、国务院和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组成的谈判代表团也一批批来到中国,希望说服中方简化转基因条例规则。美方还在中国开办了一个培训班,专门讲标签问题。他们表示,标识制度对企业伤害很大。

       基因污染威胁中国生物安全

  转自[人民网]

  从美国的“星联玉米事件”,加拿大的“转基因油菜超级杂草”,到墨西哥的“玉米基因污染事件”,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基因污染”的威胁不容忽视。专家担心,类似墨西哥“玉米妈妈”的遭遇可能正在中国大豆身上发生。一些国外公司可能钻中国立法不完善、管理不统一的空子,将中国作为“转基因生物的试验场”。

  转基因产品已经走进中国人的生活,有关专家提醒说,转基因生物对环境的影响,需要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从美国的“星联玉米事件”,加拿大的“转基因油菜超级杂草”,到墨西哥的“玉米基因污染事件”,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基因污染”的威胁不容忽视。

  “玉米妈妈”的圣洁被玷污

  玉米是墨西哥人的衣食父母,当地土著亲切地称其为“玉米妈妈”。但如今,他们惊讶地发现,“玉米妈妈的圣洁被玷污了”。

  墨西哥是玉米的起源地和品种多样性集中地。5000年前,玉米首先在这里被培育成为人类的粮食。1998年,出于保护玉米遗传资源等因素的考虑,墨西哥政府禁止种植转基因玉米。但由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因素,墨西哥每年从美国进口大量转基因玉米作为食品或饲料。

  2001年11月29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系两位研究人员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论文称:墨西哥偏僻的瓦哈卡山区的野生玉米,受到了转基因玉米DNA片断的污染。由于从美国进口的转基因玉米包装上并没有转基因标识,研究人员推测,一些不知情的农民把它们种到了地里。

  论文发表后,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绿色和平组织等一些反对转基因作物的力量立即呼吁墨西哥禁止美国转基因玉米的进口,并强调,“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墨西哥玉米宝贵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将遭到破坏”。

  中国大豆的前车之鉴

  一些专家担心,类似墨西哥“玉米妈妈”的遭遇,可能正在中国大豆身上发生。

  中国的大豆与墨西哥的玉米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墨西哥是玉米的起源地和品种多样性集中地,中国则是大豆的起源地和品种多样性集中地,有6000多份野生大豆品种,占全球的90%以上;墨西哥的玉米约有1/4是从美国进口的,而中国去年进口大豆近1400万吨,数量与国产大豆持平,其中大部分是转基因大豆。

  中国目前没有批准转基因大豆的商业化生产。但是,从运输到加工的过程中,也可能会有一部分转基因大豆遗落到野外或者被农民私自种植。

  “比如说,加工厂里面有很多农民工,他们如果喜欢进口大豆,偷偷拿一些回家去种,”中国作物学会大豆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中国农科院品质资源所研究员常汝镇说,“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国首席科学家、国家环保总局南京环科所研究员薛达元也指出,如果种植转基因大豆,野生大豆一旦受到污染,中国大豆的遗传多样性可能丧失。
  加拿大农田的超级杂草

  在自然界中,通过授粉的方式,某个物种的基因漂流到另一个物种,或者说实现杂交,本是一件寻常事。但由于转基因作物中转入的外源基因通常具有某种特殊的性状,例如杀虫、抗除草剂等,这种基因如果漂流到另一个物种,就可能带来明显的环境影响。

  2002年2月,英国政府环境顾问“英国自然”提交的一份报告中,特意描述了加拿大转基因油菜超级杂草的威胁。超级杂草是由对不同除草剂具有抗性的转基因油菜植株之间交叉授粉实现的。此外,在加拿大,转基因作物的基因还通过授粉的方式,漂流到了生产有机食品的农田当中。所谓有机食品,其中一个标准就是不含转基因。这些有机食品被转基因作物漂流后,就形成了农田的基因污染。

  于是,2002年年初,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有机食品理事会状告孟山都公司和阿凡迪斯公司,要求这两家来自美国的转基因技术公司赔偿损失。

  人类食物链的不速之客

  最令人担心的基因污染是,某种本来没有被批准用于食品生产的转基因成分,在管理和控制不力的情况下,进入人类的食物链。美国的“星联玉米事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美国的“星联玉米事件”

  阿凡迪斯公司生产的一种“星联”转基因玉米,由于可能引起人体的过敏反应,美国环保局仅批准其用于动物饲料,禁止其用于食品生产。但是,2000年9月及随后进行的检测却发现,许多玉米食品中竟然含有星联。

  尽管星联的种植面积在当年美国玉米总种植面积中仅占不到1%,但由于在加工和存储阶段与其他玉米种类混合,当年美国收获的玉米中约有10%被星联污染。美国政府还指出,阿凡迪斯没有遵守为防止异花授粉而在种植星联玉米和种植普通玉米的土地间保留一定间隔作为缓冲的规定。

  2002年3月,阿凡迪斯为消费者的集体诉讼支付了900万美元。此外,为回收市场上可能含有星联的300 多种食品,阿凡迪斯和相关保险公司支付了约10亿美元。

  2002年6月,英国《自然生物技术》杂志发表的一篇评论称,值得庆幸的是,目前还没有发现混有星联的食品影响消费者健康的情况,但如果是一种用于生物制药的转基因品种混入人类的食物链,情况又会如何呢?

  基因污染的应对方案

  从20世纪80年代起,各种转基因作物开始进行田间试验。如今,全球共有约7.9亿亩转基因作物,相当于一个西班牙的面积。

  应该说,目前已实现商业化的转基因作物,在审批时都认真考虑过它们对环境的安全性。但是,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学会理事长朱鑫泉说,当前国内外普遍认为农业生物技术具有巨大潜力,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对转基因生物在自然环境释放的安全性研究则相对甚少,转基因生物环境释放的安全性评价依然缺少有说服力的科学证据。

  也正是由于安全性研究的不足,面对基因污染的威胁,人类目前能够采取的有效办法并不多。

  例如,为了减少基因污染的风险,科学家们提出了建立“避难所”的想法,即在转基因作物之间种植一些非转基因作物作为隔离带。但这个想法通常不受欢迎,因为许多农民觉得这样做太麻烦。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认为,彻底禁止种植转基因作物是惟一的解决之道;但也有许多科学家相信,能够找到新的办法。

  例如,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的几位研究人员在2002年6月《自然生物技术》上撰文称,一个很有前景的解决方案是研制出绝育的转基因作物,阻止基因漂流。这样农民只能每年都向转基因技术公司购买一次新的种子,转基因作物成本预计将增加约10%,但在知识产权方面经济损失在10%以上的转基因技术公司表示,它们乐于承担这样的成本。

  中国将成为转基因试验场

  对人类来说,所谓基因污染,目前在认识上仍然比较模糊。

  “转基因作物能够对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危害还不清楚,不同作物的情况也不一样,但影响肯定是存在的”,常汝镇说,“现在的问题是,包括一些研究人员在内,国内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生物安全的重要性”。

  2001年,常汝镇在审阅国内某研究单位一位研究人员的稿件时就惊讶地发现,该研究人员未经主管部门批准,自行引进阿根廷的转基因大豆,并分发到其他单位试种。

  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份资料还警告说,一些国外公司可能钻中国立法不完善、管理不统一的空子,将中国作为“转基因生物的试验场”。

  专家指出,生物安全意识的匮乏,是中国发生基因污染的最大隐患。

  背景资料:基因污染

  转基因作物中含有从不相关的物种转入的外源基因,例如,美国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大豆含有矮牵牛的抗除草剂基因。这些外源基因有可能通过花粉传授等途径扩散到其他物种,生物学家将这种过程称为“基因漂流”(gene flow)。环保主义者则喜欢使用“基因污染”(genetic con-tam ination)的概念:外源基因扩散到其他物种,造成了自然界基因库的混杂或污染。

  基因污染可能在以下情况发生:附近生长的野生相关植物被转基因作物授粉;邻近农田的非转基因作物被转基因作物授粉;转基因作物在自然条件下存活并发育成为野生的、杂草化的转基因植物;土壤微生物或动物肠道微生物吸收转基因作物后获得外源基因。

  与其他形式的环境污染不同,植物和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可能使基因污染成为一种蔓延性的灾难,而更为可怕的是,基因污染是不可逆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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