睚眦必报的性格注定诸葛亮的悲剧人生

睚眦必报的性格注定诸葛亮的悲剧人生

《三国演义》是一部讲谋略的书，这部书中最上乘的谋略家，自是诸葛亮无疑了。他的一生中，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主要对手，无非曹操和司马懿。而这两位，又是这部书中最会玩弄权术的大师。司马懿这方面的水平，在三国中，恐怕是仅次于曹操，但又并不弱于他的一位。

在这场力量对比中，毫无疑义，魏强蜀弱，然而，在才智上，两军统帅未必就是如此。但曹操和司马懿，要比诸葛亮多一份奸枭之心，而诸葛亮自身又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心理障碍，于是，他在吴蜀联盟时，能战胜曹操，而当他独当一面，与司马懿战的时候，就不得不败阵了。

从诸葛亮公元207年走出南阳，到公元220年曹操死，他和这位枭雄较量的军事行动不多，除荆州江陵的大撤退，和紧接着的赤壁之战外，便是汉中的交手了。关羽樊城大捷而后败亡的战役，他在蜀中，鞭长莫及，实际并未参与。而赤壁之战，那功劳是要记在周瑜账上的。所以，诸葛亮和曹操打的仗，远不如和司马懿打得多。从公元227年诸葛亮出师汉中，司马懿发兵攻孟达起，两人便旗鼓相当地角力，到公元234年第五次伐魏，这七年间，蜀未能拓展一寸土地，最后，不战而败，死在五丈原。这就是杜甫写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了。

孔明先生所以六出祁山，劳而无功，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司马懿这个强有力的对手。如果不是这个对手，他不是不能打开一点局面的。但司马懿不但有谋有略，而且在政治斗争中，是个精通权术的大家。否则，司马氏不可能在曹魏三代君王的统治下，在那些重臣雄将的虎视眈眈下，最后结束三国，实现一统的局面。

曹操是并不信任司马懿的，甚至预言过他是一个对曹魏有威胁的人物。但司马懿察时知世，审势慎行，进退有度，应对机变，获得曹丕的信任，也改变了曹操对他的看法。

所以，曹操临终时，他和曹洪、陈群、贾诩在场受命，当时他排位最末。等到曹丕临终时，他和曹真、陈群、曹休在场，这时位排第三。曹睿临终时，他和曹爽、刘放、孙资在场，他已位排首位。在中国这种最具危险性的继承接班的政治游戏中，他能历仕三朝，而且身居高位，始终处于权力的顶巅，能在政治风波中化险为夷，应该说，他是三国末期最出色的政治家。

特别是他在政治上的成熟见解，在军事上的指挥若定，在皇室国戚、元勋大老间的周旋应付，在权术斗争中的高超表演，以及他始终掌握兵权，踞守重镇，而且有诛孟达，杀公孙渊，与诸葛亮交手的卓著战功。加上他对于敌手的斩草除根式的狠毒，所以，他虽身受曹魏三朝顾命，但也在他手里，实际篡夺了曹魏政权。

不过，在他一生中最难对付的，恐怕就是诸葛亮了。

公元234年，是司马懿最后一次和诸葛亮交手，他不再诉诸武力了，他知道诸葛亮活不多久了，所以宁受孔明巾帼妇人素衣之辱，佯笑受之，也不应战，可知斯人之城府。他假装要打，又弄出一个辛毗奉帝命，不让他打。“亮曰：‘彼本无战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诸葛亮知道这是假幌子，都是司马懿的权术。

“亮遣使者至懿军，懿问其寝食及事之烦简，不问戎事。”作为敌手，军事上的较量，或许不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作战的结果，无非胜负之别。而他如此关切诸葛亮的个人状况，只字不谈战事，第一问他的寝食，第二问他的公务繁简，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则是尤其令人生畏的。

孔明所以叹曰：“彼深知我也！”这个“知”，既有棋逢对手的“知己”、“知心”的“知”，也有对其生死大限，一目了然的“知”在内。司马懿不惮一兵一卒，就可以得到他最盼望的对方主帅身亡的结局。诸葛亮一死，则兵败，而兵败，则蜀亡。虽然，谁也逃脱不了死神的魔掌，但诸葛亮却在加速自己的这个死亡进程，这正是司马懿求之不得的。

司马懿说过：“亮志大则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变)，虽提兵百万，已堕我画中，破之必矣！”他在军事上并不忌畏至此已呈衰势的诸葛亮，加之对手可以不战而亡，当然要踌躇满志地说这番话了。

当使者回蜀营后，向诸葛亮汇报此行情况时，提到司马懿讲过的话，“食少事烦，其能久乎？”他不能不感慨系之了。因为在一双盼着你死，可你又没法不死的眼睛下，在倒数计时度过生命的最后日子，那种内心悲痛，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