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近虑，必有远忧:读《投机赌博新经济》

人无近虑，必有远忧

——读《投机赌博新经济》

这是一本致力于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本质的书，是一本揭示西方强国（主要是美国）如何在传统的炮舰政策之外使用新的手段（主要是金融）剥夺弱小国家，以及这种剥夺如何可能的书。王小强先生说，他在写作《投机赌博新经济》的过程中常想起古语“察见渊鱼者不祥”，“（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1]。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王小强先生就担任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是名副其实的老资格的改革派。但王小强先生近年来从改革派变成了“反思改革派”，是不是因为他发现了今日的局面不是他们当年想要努力的结果？而且还同时意识到未来隐患重重？也许正是他对当下改革开放的势头和前景的忧虑迫使他一本接一本地奋笔疾书，呼吁社会各界警惕已经蹲在门口的狼。

一、 中美关系的实质在于美国需要敌人

1991-1996 年，王小强先生在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经济系撰写博士论文，《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改革之路----对萨克斯和科尔奈的批评》。这么长的标题，意在强调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合理性。王小强先生的博士论文是两篇文章，一篇是《中国的价格改革》，一篇是《中国的企业改革》。由该论文附标题“批评科尔奈和萨克斯的改革理论”[2]就可以看出针对的是“休克疗法”（1998年，英文由麦克米兰出版社﹑中文由牛津大学（香港）出版社出书）。反思历史，1986 年“价税财联动”，1989 年“价格闯关”，中国改革两次冲向波兰、俄罗斯式的“休克疗法”，依据的正是长痛不如短痛的常识。《摸着石头过河》旨在用中国渐进式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的逻辑和经验，批判世纪末席卷转轨国家的自由化和私有化浪潮。虽然处处涉及岸在哪里的悬念（尤其是企业改革部分），但集中讨论的还是怎样摸石头。换句话说，即便一门心思奔向教科书式的市场经济，贸然采用 Jeffrey Sachs 推荐的“休克疗法”，昏死过去是必然的，而能否复甦回来，进而治愈沉痾痼疾，单就逻辑上说就很难自圆其说，更遑论想在实践中成功了。

自从波普尔提出不能证明只能证伪以来，这世界上说怎么干才行的越来越少，说怎么干不行的越来越多。时至今日，中国改革稳扎稳打，循序渐进，一路摸着石头在河里走，但是，岸在哪里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是越来越模糊。摸了近 30 年石头，面对疑似趟不过去的汪洋大海，“深入改革”的口号，再不像 80 年代初那般慷慨大义了。那时候，很多人把隔着太平洋的美利坚当作了彼岸。但王小强先生的另一本著作《史无前例的挑战》告诉了我们，这是一个海市蜃楼的幻觉。它永远不会让你靠近，因为你是它的敌人，美国是一个需要敌人才能生存的社会。王小强在书中指出，就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依然需要找到一个新的敌人。因为它少不了，是它特殊社会的内政需要。不是简单地说，我们之间存在什么不理解，中国想和平崛起，你美国闹不明白。的确，双方有理解上的问题，但是决不那么简单，这是它从自己社会内政需求产生出的一种外部反应。

《投机赌博新经济》在《史无前例的挑战》上进一步揭示了美国需要敌人的经济原因。

美国今天的制造业，大概仅占整个GDP的17%到20%，许多消费品的制造生产，早就已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了。剩下的都是不让转移的高科技。何谓高科技？我们回顾历史，所有的科技，以及高科技，都是一个军转民的过程。美国高科技的发展，说白了，就是制造打击力的进步。现在的美国制造业，没有不与军工扯上联系的。不光自己的生产设备不让转移出口到中国，凡仰其鼻息的兄弟国家也统统不许。如今，受美国贸易部管制的出口技术已多达两千多种。这些技术，在广义上构成了美国制造业军工化的经济基础。这个经济基础运转到2001年，格林斯潘一年时间十一次降息，带着全世界的中央银行利率向零逼近。宏观调控的武功尽废。说来也巧，在宏观调控已经无法刺激美国经济的时候，正好来了一个911。从那以后，一个阿富汗战争，一个伊拉克战争，一个全球的反恐战争，打得美国财政从盈余重新恢复到赤字，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却全面复苏。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背后的动机。所以可以说，美国军工化的经济本身，需要爱国主义，需要敌人，需要战争。什么是美国的制造业？就是这些核心装备制造大军工化的过程。

这不是耸人听闻，王小强先生在《投机赌博新经济》里，用事实强调了美国经济繁荣对军工的依赖。一方面，美国移民社会只有靠爱国主义才能凝聚立国；另一方面，美国经济的繁荣只有依靠军工的昌盛才能实现，两方面的需要造就了美国需要敌人。需要有一个很现实、足够强大的持续威胁。我们如今连自己家里的事情都忙不过来，哪里来的“中国威胁”？但问题不在这儿，不是我要威胁你，是你要把我弄的像在威胁你。在美国，你是妖魔化也好，007﹑《一滴血》也好，各种学术分析﹑媒体夸张，总得有一个东西在威胁着他们国家安全，或者威胁着他们所信奉的自由、民主这套制度。《史无前例的挑战》里都是引用布热金斯基、亨廷顿的原话。美国现在确定的两个敌人，一个伊斯兰极端的原教主义复兴，一个就是中国。伊斯兰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真正能够替代苏联的并能和冷战思维顺理成章结合起来的，就是我们中国，毕竟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美国没占着便宜。

因此，美国需要敌人，不管有没有，这是她经济和社会的内政需要。这不是靠理解问题，沟通问题，再理解，再沟通就能解决的。只要他没有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对手替代你，中国就始终还是她需要的大敌。所以，增加理解，增加沟通是必要的；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较量，斗争，是想回避也回避不开的。

二、金融危机的实质在于赌博替代了经营

《投机赌博新经济》一开篇，作者就点出了赌博与投资的区别：“什么是赌博？与物质生产没有关联的金钱交易。”放眼全球，世界变成了一个大赌场，作者引用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中的数据：“在全世界每天上万亿计的货币交易中，只有5％涉及到贸易和其他性质的经济交易。其余95％是由投机活动或套利交易构成的。”在跟实物生产关联不大或者说失去了联系的虚拟经济中，股票价格呈现出无理由的上涨或下跌，但与企业的实际运营状况却相背相离。观察金融市场起落的曲线，你就会发现它已经远远偏离了实体经济的增长轨道。大量发行的货币进入了虚拟的赌场，成为赌桌上的筹码。各国中央银行成了庄家。金融市场像一个黑洞，吸纳了激增的货币，消解了原本应该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随着货币发行量增长而出现的通货膨胀。货币进入股市或其他金融市场，不再是投资，而变成了投机，通俗点说就是赌博。

赌博投机的市场看起来人人都有机会，人人的机会也都是平等的，结果却是不平等的，美国人总是赢家，输家总在美国之外，所以这个游戏归根结底还是具有帝国主义的性质。很简单，国际贸易的三分之二以美元结算，国际银行贷款的四分之三使用的是美元，美元一家独大，其他货币无论如何也玩不起，索罗斯调动几十亿美元就能把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市场打得一塌糊涂。“凭什么世界人民爱美元？因为美国科技进步、经济发达、政治稳定、国家安全。支撑美元的，不单是世界上最多的GDP，而且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实力，背后是最强大的军工产业。”“不可战胜的战机，是美元不可战胜的保镖。”这就是王小强的解释，弄的你不愿全信，也不敢不信。

王小强先生在书中还引用了列宁的话，西方强国对弱小国家的剥夺，是“从一头牛身上扒下两张皮来”。扒两张皮是老作法了。当年列宁说扒两张皮时已是恶狠狠了，但时代到了今天再回头看列宁的这段话还是太羞答答了。一条金融鳄鱼一夜之间就能把后发国家几十年的奋斗成果风卷残云地吞噬干净。“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一种『富贵病』，贫穷的地方只发生短缺和饥荒，从不发生金融危机。” 而且“最近大部分的繁荣和泡沫破裂现象都发生在财政、货币政策以及道德风险都处于较好水平的国家。” 金融风暴要卷的是钱，所以就必须要让你的资产高度金融化。

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三部曲：改革开放带来物质生产高速发展，金融自由化带来货币经济繁荣昌盛（追涨），外资抛空再带来你的金融危机（杀跌）。这几乎成为当代所有“新兴市场”无一例外的宿命。自我实现的可能性意味着任何不稳定因素的伴随。经济的、金融的、政治的 — 这一切都可能事后在一国的货币上反映出来。 尤其是金融危机，防不胜防。中国能否逃脱这样的宿命？

 

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之后，大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让金融大鳄馋涎欲滴的「饼」越做越大。实体经济无处不和国际惯例拼缝接轨。只有金融市场例外。人民币的国内价格 — 利率，国际价格 — 汇率，至今尚未市场调节。期货市场先开后关，衍生工具未及发育。与日益庞大的物质生产和进出口总量相比，货币经济的发展潜力极大。于是，国内改革开始大力推进银行混业经营，国际期货走出国门，对外开放金融业务，合资、外资企业国内上市，开放基金邀请国际知名管理公司合伙，外资证券合资进入股市，外资银行织网布点，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金融创新股价指数、指数期货，A股、B股并轨水到渠成，外汇期货、利率期货、期权交易、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已顺理成章，成为国际国内业界内外翘首以待的殷切期望。

金融自由化改革开放人心所向，金融市场繁荣昌盛的大幕已经揭开！但是，我们注意到所有国家的经验证明，只要金融自由化，就根本谈不上「防范金融风险」。从来没听说过美国经济学家到处表扬美国的银行制度健全，监管得力。相反，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从弗里德曼开始，从来对美国政府的金融管制嗤之以鼻，以揭露、批判、调侃、讥讽监管当局的无能为能事。

2006年至今，中国股市、房地产狂涨，这已经是金融危机的“前戏”了。到目前为止，除了美元霸权，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甚至是最后一个，没有被金融危机强暴过的处女。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包括英国英镑，包括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意大利里拉，欧洲最发达、欧盟最核心的国家，都被金融危机洗劫过了。中国经过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坏账。这两个条件，像美丽与纤弱，早就让国际金融大鳄鱼垂涎欲滴了。万事俱备，只差一个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就此一点，索罗斯早在2000年那本《开放社会》的书里就说过，如果人民币是可兑换货币，那么亚洲金融危机根本躲不过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汇集香港召开了一个团结和胜利的大会，发表了《临时委员会关于修改国际货币基金协议实现资本自由流动的说明》，正式将促进资本项目的自由化作为基金组织的一个共同的具体目标。并授权基金组织对资本流动进行适当管理。投机赌博新经济施展浑身解术，用廉价劳动力制造的廉价产品制造的贸易顺差说事，形成比强迫日本更强迫的内外压力，奋力猛推中国金融的改革开放。2003年日本率先发难，提请其它国家与日本一道通过一项协议，强行要中国将人民币升值，就像1985年西方国家签订《广场协议》强行要求日元升值那样。从此，七大工业国领袖、美国总统（包括前总统福特、老布什），政府高官（包括退休高官基辛格），欧洲中央银行、日本大藏省以及高盛、美林、德意志银行、瑞士银行等巨大机构，异口同声，众口一词，要求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经济学家，多维媒体，国际组织，国会议员，齐心协力，内外夹攻，大会小会，座谈采访，口诛笔伐，墙倒众人推……

鲍尔森强烈要求人民币短期升值、中期自由兑换，绝非虚言恫吓。全球经济一体化，一方面，跨国公司把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消费品生产转移到中国。另一方面，高科技产品一律严格限制向中国出口。生产要素市场调节全球配置，产品贸易不按市场原则办事，中国的贸易顺差命中注定。这样不对称的生产-贸易格局不改变，招商引资，只能引来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但是资本只让大进不让大出，等于欢迎作多「追涨」、不许抛空「杀跌」。这时候下注人民币升值，只赢不输，就成了中国政府用制度保证的无风险投资。所以，只要人民币开始升值，必然鼓励更多外资、内资购买人民币资产，包括贸易中隐藏的非贸易资金流入， A股、H股和房地产高烧不退，香港居民在香港用港币换人民币，持续升值正在持续自我实现。直到最终放开资本项目，具备了「杀跌」机制，「追涨」的势头才有贬值风险的反方向约束。原材料、市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受制于人，是因；内外资本大进大出，横冲直撞，是果。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危机在欧洲发达国家，充其量就是金融危机，顶多恶化成经济危机。可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不仅每每就是经济危机，而且经常递进成社会的动乱、政权的颠覆、国家的分裂。西方政治学有说法，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只要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就会进入社会动乱的多发期。越是持续高速发展，GDP越来越多，贫富分化、腐败蔓延就会越来越严重，自然招惹外资「大进大出」的来回搅和。一般来说，外资抛空足以动摇金融市场，山雨欲来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只是风满楼的事实往往不易体察。

1990年，欧盟六个核心国家货币实现可兑换，资本项目放开了，1992－1993年，索罗斯冲击欧洲联系汇率机制，一阵鸡飞狗跳，整个欧美十几个发达国家联手也没逃脱一败涂地的厄运。但是，英国也好、法国也好、德国也好，当时打完了以后，金融危机就是金融危机，财政首脑辞职而已。到了亚洲，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印度尼西亚两亿人口，苏哈托三十二年强权，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一夜消亡。两极分化，腐败蔓延，信仰危机，积重难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着搀和，金融危机于是迅速演化成经济危机。社会动乱，政权颠覆，国家分裂，亦步亦趋。到后来人祸跟着天灾，海啸、地震连续不断。国家、社会雪上加霜。所以《投机赌博新经济》想强调的就是，美国不用派一兵一卒，只要财政部长，“中国通”跟你整天高级“战略对话”，就能让你的执政基础动摇！

没有硝烟的战争比有硝烟的战争更可怕。因为你看不见敌人，敌人就在你平日一点一滴的做为之中，它混淆了敌我的界限，模糊了目标的确定。使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操失去了表达的空间。也许正当我们陶醉在“歌唱祖国”的情怀之中时，已不知不觉的成为了别人的俘虏。在当今复杂的形势中，没有任何一部经典，一个权威能给王小强先生的“世纪危言”开出一方良药。我们常常拷问自己，如果真的有王小强说的危机到来时，我们是否有那种智慧去应对？如果回答不能确定，我们是否应起码做到警钟长鸣？！王小强的《投机赌博新经济》至少让我们增加了“一日三省吾身”的必要。

 

 

                                     中国期货业协会  邹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