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中国解构西方话语霸权

2008：中国解构西方话语霸权

作者： 刘涛： 2008-06-24 20:22:28

刘涛来稿／经历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全盘西化的思潮和九十年代民族主义思潮后，以2008年为坐标，中国进入了一个既不反西方、也不盲目崇拜西方的新时代，这个时代以中国的主体化为标志，按照我们自身的社会规律和演进速度进行改革。

西藏骚乱事件发生后，由于在话语权上的不对等关系，西方媒体迅速建构起来一个西藏事件的假象，并将其当作事实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广泛传播。然而这之后，中国国内网民和海外留学生对西方媒体歪曲报道的抗争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应对话语权强者的方式，在事件进程过程中逐步扭转了被动的姿态，进而逼得全球化话语权的垄断者—部分西方媒体失语并且被迫为自己的立场进行辩护。

也许我们应该感谢这次事件中的西方战略家和媒体，是他们的作为加速促成了我们民族的主体意识和平权意识，让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得到最佳的构建，因此历史必将铭记公元二零零八年的非凡意义。二零零八，中国解构西方话语霸权。

I“东方主义视角下”下的西方话语支配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摘录自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著名的美籍巴勒斯坦学者萨义德在其成名作《东方学》一书的开头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描述殖民主义者心态的传神之语，用来描述东方和西方的不平等关系：“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在早期殖民者对于非西方世界的看法中，东方作为相对于西方的定型化的“他者”形象并不具备主体的认识能力，东方人作为理性西方人的对立面，不仅不能对世界进行理性全面的阐释，也不具备理性认识和阐述自身文化的能力，因此他们是“失语者”，在知识和智力上都无法成为完整和正常的人，因此他们没有表达能力，更谈不上话语的构建，他们关于本身文化的认识必须经过西方的构建，才能被人类社会普遍接受。因此东方并不是一个主体，西方对东方的认识并不是建立在东方本体论的基础之上，东方人更不具有主体位格，因此东方人说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西方人说什么才算数；东方人在思考什么可以忽略不计，关键是西方人是如何思考的，才可以代表普世的看法；东方人的呐喊、愤怒和内心的感受并不重要，而西方人的情绪和情感才能真正代表世界的主流情绪（萨义德1999）。

萨义德从小生活在巴勒斯坦，祖国的悲惨遭遇和民族空前的灾难让萨义德的内心充满着苦痛，他在美国学习了西方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后，逐步吸收了意大利政治学家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和法国社会学家福柯关于“知识—权力—支配关系”的理论，创建了关于东方主义的庞大理论体系。葛兰西属于欧洲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提出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依赖的不仅是暴力革命，而是更依赖于在精神层面上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后者在未来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因为资产阶级对社会的统治和合法性的来源随着社会文明的推进越来越不依赖于简单的暴力统治和暴力镇压，而是逐渐依赖于一整套文化意义上的，对社会主流观念的塑造、引导和支配，通过精神文化的深入人心和心灵意义上的文明“教化”，资产阶级实现了文化霸权，被统治者在主流文化和主流观念的控制下，逐渐完成了反抗弱化和对统治阶层认同的过程。因此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以及颠覆统治阶层的文化霸权，是无产阶级面临的新任务(Gramsci 1971)。

应该说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是20世纪初期的理论，这样的理论和单纯的阶级观点并不完全适用于解释今天的社会。今天社会的多元化和阶级关系的弱化使得“阶级斗争”和“文化斗争”这些具有张力的词汇含有过多早期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色彩，因此对于葛兰西的理论进行批判性吸收是比较合理的选择。相比较而言，福柯关于社会精英通过话语主导而实现话语权的制定以及深层次的社会控制和社会支配具有更深刻的认识论意义。在福柯的观点中，各种社会边缘群体是话语权的“弱者”，而话语权的定义者则通过一系列话语机制和定义主导权实现了对他们的牢固控制。难以想象的是，在主流话语语境的压迫下，弱小团体是多么无助，是陷入怎样深刻的压迫感中，是怎样在话语强权中被迫“失语”，成为现代文明机制中的被压迫者。萨义德正是吸收了福柯“知识就是权力”、“话语主导可以实现支配”以及葛兰西“文化霸权”和“文化主导权”的观点，并且借鉴了福柯进行考古学和谱系学研究的方法手段，进行了丰富的文献考察和文本研究，从而提出了东方主义的观点。关于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研究进而被称为东方学(萨义德1999；Gramsci 1971；福柯2006)。

东方主义，说白了就是西方如何通过自身的想象、认知、剪裁和一系列的过滤机制，进而按照自身的需要构建出来的关于东方社会、文化、政治、宗教、民俗和人民的整体看法。通过对东方的想象和构建，西方将东方视为一个定型化的“客体”和“他者”，也就是通过建构“东方”在来界定“西方”本身的存在和本位文化。正因为东方的存在，才有了“西方”这一说，正因为有了“东方文化”、“东方文明”这样的对立面，才能树立牢固的“西方文化”、“西方文明”的概念范围。进一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西方关于东方的认知加强了其本身的认同感和本位文化的身份确定。萨义德在大量西方文献关于东方的描述中（特别是早期西方人来到东方后的游记、传记、旅行日志和文学作品以及宗教典籍中关于东方的描述），发现了西方在对东方的描述中往往存在着一种猎奇的“赏玩”心态：东方遍地是黄金和珍宝，东方的集市上充满着香料的味道，东方的文化充满着神秘和异国情调，东方宛如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中一样蒙着神秘的面纱；但是东方人又是非理性的，野蛮的，不具有正常人的知识和智觉，东方人蠢笨、无见识而又不懂得逻辑思维，东方的君主残暴而又无德，东方的社会管理混乱，东方是肮脏、混乱和无序的，在那片辽阔神秘的土地上居住的是一群异教徒（萨义德1999)。

萨义德在早期的典籍中所指涉的东方指的是今天土耳其经过阿拉伯国家到伊朗这片土地，在欧洲语言中，orient指的正是这一片地区，而不包含中国和印度。在萨义德后期的作品中，他将东方的范围加以扩大，进而涵盖了东亚和南亚的文明。其实我们今天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概念比如“东方”以及“近东”、“中东”和“远东”的看法正是以西方的视角来观察东方的结果：根据距离欧洲的远近，不同的区域被分成不同类别，“近东”是指距离欧洲最近的地区，比如土耳其；“远东”则是指距离欧洲最远的地区，比如中日韩。西方描述的东方其实不是真正的东方，也不是东方人自己认识的东方，而是西方构建和创造的想象中的东方，通过一系列的对立性的二元区分比如东方/西方、我们/他们、文明/野蛮、高尚/低下、基督徒/异教徒、理性/非理性、进步/落后等，西方树立了一个不同于自身、非我族类的“他者”形象，正因为这个“他者”的野蛮和无教养才能更加衬托出“我们”（西方）的文明和教养，正是通过这个他者的非理性才能衬托出西方的理性，正是因为这个他者的落后和低下才能衬托出西方的先进和高尚。“东方”的存在正是“西方”的对立面，正是构建了这个非我族类的全面落后和不道德的野蛮人形象，才能衬托出本位文明的永恒的优越感和道德感。而在殖民主义扩张的时期，对东方异国情调和财富的描述刺激了西方向东方和其他非西方区域扩张的过程，而西方认知构造的东方“野蛮落后”的形象也为西方的扩张提供了道义上的基础，先进征服野蛮，文明征服落后，这正是一种攻势文化和强势文化的逻辑（萨义德1999)。

随着全球殖民主义的扩张和掠夺，“船坚炮利”固化了西方的优越感和文明中心主义，西方进而剥夺了非西方文明对自己文化和文明表述的权力，东方在西方持续的文化霸权下失去了文化自信心，东方的知识分子在对本国文化历史的构建、艺术创造、审美情趣和学术研究中出现了迎合西方中心主义的趋势。当创造并不是为艺术本身而创造，当一个民族不能按照本位的立场诉说自己的历史，而一切是为了迎合强者的思维习惯和思维逻辑的时候，东方主义就深刻展示出一种文化和话语权背后的权力关系。文化的霸权、对于东方彻底的“客体化”和“定型化”以及东方知识分子的自身失语和在殖民主义文化的语境之中的自身迷失，无非是体现了福柯的“知识—话语权—支配关系”的社会规律。在西方的东方主义的视觉中，东方是“客体”，而不具有“主体”地位，东方人也被异化成为“客体”，他们是无知、无识和让（西方）人无法理解的一群。“他们”就是“他们”，永远无法成为“我们”。通过人为的、主观的、以及西方所需的构建过程，西方完成了对东方的异化、物化和客体化。东方人在乎西方人怎么看待他们，而西方人并不在乎东方人怎么看待他们；东方人重视西方人的观点，而西方人并不在乎东方人的言说，这归根结底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支配关系，它产生于西方扩张和殖民的整个历史过程，并且随着西方在全球取得支配的优势地位而定型了一种全面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内在的支配逻辑（萨义德1999, 2006)。

今天，尽管殖民主义的统治已经结束了三十多年，世界经济的重心逐步随着东亚的崛起而从大西洋两岸转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权力的对比关系，并将深刻形塑未来世界的新兴权力格局。但是支配了这个世界400多年的逻辑并不会在短期内完全改变，世界话语和文化的霸权垄断者并不会就此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殖民主义的结束和世界政治经济权重的相对变化甚至会在某一段时间更加刺激话语权支配者的紧迫感，以话语权和道德高地的优势作为压迫新兴大国崛起的重要工具，从这个角度来分析2008年的西藏问题和圣火传递才能更好地把握当前世界格局演进中的规律。

II话语权扭曲下的“香格里拉”神话

初次到国外来留学的中国留学生都会在不同场合下面临“西藏困境”，或是在与朋友、同事聊天中，或是在路上、火车上都常常会有人突然发难：“为什么中国侵略西藏？”“为什么中国灭绝西藏的文化，摧毁西藏的寺庙、信仰和语言？”初次被责问的国人通常会感到困惑不解，而当我们试图为我国的西藏政策辩解，指出我们对西藏每年都有大量的财政投入和财政补贴的时候，回答可能更加生硬：“那是你们试图殖民西藏。”如果我们指出国家努力提高西藏人民生活水平，投入大量人力物资建设青藏铁路，我们可能得到的回答是“那是中国试图加强对西藏政治经济的控制，中国试图将西藏人在当地变成少数民族，而使得中国人（汉人）占据多数。”有过几次这样的遭遇后，我们就会发觉西藏问题自身是一个怪圈，是一个自成体系的话语陷阱。

按照西方世界通常对西藏的描述，那是一个世外桃源，是“香格里拉”，是中国人在1951年入侵西藏，破坏了西藏的文明和文化，根据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一方的说法，那就是中国在西藏实施了“文化灭绝”和“种族灭绝”。作为地球村的文明成员、文化的捍卫者—也就是西方国家，有义务关注西藏问题，并阻止中国在西藏的文化毁灭。每个中国人听到这些观点，都会非常愤怒，也会非常痛心疾首，然而奇怪的是，为什么这样的言论能够在西方社会成为主流，为什么在一个号称民主自由、信息索取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社会，能够允许这样的弥天大谎成为主流信息？

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一是西藏问题本身极其复杂，有着复杂的社会、民族和宗教等因素，存在历史上的冲突和缺憾，因此一个复杂面向的问题是很难用简单的化约来完全分析清楚的。西方在西藏问题上完全倒向海外流亡藏人和达赖一方，与西方的反共情结是紧密相连的，既然达赖是共产党中国的敌人，自然容易被反华人士和某些战略家奉为上宾；二是人类普遍具有高山情结和对神秘文化的崇拜，尤其是在进入后现代主义的西方，在物质主义的冲击和传统宗教灵性低落的情况下，民众容易对东方的神秘文化或是和平的佛教文化产生兴趣，而达赖一方精心包装的藏传佛教文化迎合了传统的“猎奇心理”和“赏玩心理”，很容易引起西方民众的兴趣；三是达赖精心将自己打造成一个和平大师，言必谈“和平”、“人权”、“民主”、“环保”等符合西方施主口味的普世理念，且能巧妙地将藏传佛教与这些后现代理念结合起来，并结合自己在西方奔走多年练就的“民主风度”和“迷人微笑”，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以弱抗强的和平抗议者和心灵大师，因此在西方倍受欢迎，参与了与西方话语权的共同构造。

然而以上几点并不能回答这样几个关键性的问题：是什么导致了“西藏问题”的根本性颠倒错乱？是什么导致了对旧西藏的严重扭曲的选择性描述？是什么促成了一个人为构建的、其实从来没有存在过的“香格里拉”？是什么导致严重的选择性失忆，残暴的农奴制不见了，乌拉的差役不见，喇嘛阶层的神权政治不见了，葛夏政府的横征暴敛不见了，旧式奴隶主的后代却成为了普世文化的代表者？是什么导致了选择性的“失忆”，对农奴的悲惨生活视而不见，对挖眼、断骨和剥皮的野蛮行为完全没有任何提及？是什么导致严重的对现实的颠倒，对新西藏人均寿命、识字率和婴儿死亡率等方面的巨大进步完全“失语”？是什么导致西方主流媒体对包括西方科学研究在内的大量科学数据和量化研究选择性“失明”，而对一个任意制造谎言的机构提出的数据却大加引用？是什么导致了言必称“言论自由”和“客观公正”的西方媒体选择性“失聪”，对于绝大多数藏区牧民和农民的看法永远听不见，而对某些代表过去神权政治的特权团体的声音却刻意地放大、再放大？是什么导致一些最基本的事实在数十年的时间内无法通过民主自由体制内部的调节机制得到反映，反而是在涉及到西藏的问题上谎言永恒地凌驾于真相之上？

对于西藏问题越是深入的查询、研究和探讨，就会发觉西藏问题是一个深不见底的话语权陷阱。我明白，一个西方普通民众支持西藏很可能是简单地出于道义上的原因，也许他或她并不反华，只是出于对达赖和流亡藏人的同情，但是这样的支持背后可能是美国好莱坞数部关于西藏的电影和西方媒体对西藏长期扭曲的报道和渲染所形成的结果。绝大多数公众哪有时间和精力静下心来去稍微考察一下西藏究竟在哪里？绝大多数公众哪里有时间去阅读科学文献和查询历史资料？绝大多数公众哪里有机会实地去考察一下他们所听到的是否远离真相十万八千里？大多数民众由于深信自由民主政体下的新闻自由和新闻道德，对于自己听到的报道深信不疑，失去了起码的思考能力和反思能力，因此完全被媒体和精英人物刻意制造的神话所愚弄。

当然，这是一个共同体结构，媒介和精英群体通过对话语权的任意截取、筛选和塑造，在民众中树立一个“他者”和“野蛮者”（中国）的形象，这里正深刻体现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的精髓和福柯“话语—权力—控制机制”的深刻论述：不在乎西藏问题的真相是什么，只在乎根据某些精英集团的利益塑造西方需要的、想象的“西藏”；不在乎真实的“中国”是什么，只在乎塑造一个“政治文化野蛮者”的形象，通过建构出来的“他者”和“野蛮人”形象，使得西方取得牢固的道德制高点和道德优越感。在中国和平崛起、世界经济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的重要历史阶段，西方物质生产和物质形态的力量已经不再具有优势，这是数百年来世界未有之变局，西方某些精英集团感到了空前的失落和紧迫，因为话语权的力量毕竟是建筑在物质形态力量的基础之上的。

当德国的世界GDP第三和世界出口贸易冠军的位置在短时间之内要易手给中国的时候，当中国追赶美国的脚步声越来越响亮的时候，一场精心设计的羞辱中国的大戏在奥运之年拉开了序幕，其目的就在于，即使不能阻挠世界经济重心的东移，也要竭尽全力用话语权和文化霸权将中国塑造成为一个“野蛮者”，而这个“野蛮者”的崛起是西方世界的大敌（其实是某些心态阴暗的人士心中想象出来的敌人），通过文化领域里依然保留的绝对话语权的优势地位打击中国，损毁中国的国际形象，迟滞、阻挠和延缓中国的崛起。他们理想的计划是，让中国在西方媒介和精英集团合力的话语权攻击下和信息战的优势下，同以往一样，使中国完全没有任何还击之力，成为“失语”者和无力辩护者，然后通过软实力的减损来打击中国的硬实力。

话语的支配归根结底是谋求权力的支配，是某些西方集团仍然意图对中国实现意志支配和权力支配的图谋。当中国顺利被“客体化”、“异化”而“失语”的时候，就是对中国可以任意实施权力支配和摆布中国的时候。为什么谎言有时候在国际心理战中非常重要，其关键就在于“不在乎是什么，而在于我是否能对你实现支配关系，我能否让你失语说不出话来”。因此西藏问题的确不是“民主”问题、“人权”问题和“宗教自由”的问题，而是精心准备的一场国际心理战和话语权战，因此无论中国怎样努力去谋求民主和人权，只要不让西藏独立，西方那些貌似公正的全球媒介和精英集团就永远不会满意。但是，中国民众在2008年的出色表现证明了中国不甘作一个话语权的弱者，不甘永远作为西方某些集团想象的“东方主义”投射，于是抗争发生了。

III二零零八年，中国人拒绝被构建

西藏骚乱事件发生后，中国在事件之初仍然按照传统的方式进行应对，由于在话语权上的不对等关系，西方媒体迅速建构起来一个西藏事件的假象，并将其当作事实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广泛传播。然而这之后，中国国内网民和海外留学生对西方媒体歪曲报道的抗争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应对话语权强者的方式，在事件进程过程中逐步扭转了被动的姿态，进而逼得全球化话语权的垄断者—部分西方媒体失语并且被迫为自己的立场进行辩护。纵观整个事件，西方媒体和西方社会至少犯了以下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引起了中国民众的普遍愤怒和反击：

一是在骚乱之初，事件清晰的情况下，就开始引用西藏流亡政府的错误信息，完全颠倒黑白，扭曲事件真相；

二是对遇难者缺乏起码的人道主义关怀，不仅不对受难平民表示人类普遍情感的哀悼，反而竭尽所能煽风点火，故意调高死亡人数；

三是把暴徒和劫掠者称为“和平示威者”，煽情地把骚乱称为“起义”，违反了公认的民主社会对法治的要求；

四是运用移花接木的手段，大量造假、剪裁，甚至不惜制造虚假新闻，严重损害了西方媒体的基本新闻职业道德和职业信誉，也使得新闻自由的说法蒙尘；

五是大量屏蔽新闻和信息，对于达赖和西藏问题的历史真相竭尽所能地进行掩盖；

六是对于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的抗议完全视而不见，但是少数藏独的游行却被高分贝播放出来，中国学生欢迎圣火的活动甚至被某些媒体歪曲报道为“抗议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丧失了起码的职业良知；

七是一些知名的西方媒体的网站封杀中国人的声音，删去中国留学生的留言和帖子，其手段完全类似他们每天口诛笔伐的“新闻检查”；

八是对于中国留学生和中国民众的愤怒和抗议进行诬蔑，在没有任何证据和核实的情况下，污蔑在网站上发言的中国留学生是政府的雇佣军，极大损害了西方媒体言论自由的形象；

九是无视中国国内新兴公民社会的成长和言论日趋多元、自由和活跃的趋势，将任何反对西方歪曲报道的民众诬蔑为“被洗脑”或是“政治宣传煽动的结果”，肆意的贬低中国民众的声音；

十是把海外中国留学生的抗议一律诬蔑成为大使馆组织策划的，引起了海外留学生的强烈愤怒。

其实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东方主义式的话语霸权语境就是一种镜中映像的投射，西方可以任意利用话语的强权建构东方，建构西藏事件，建构中国人的“政治文化野蛮人”的形象，西方可以不在乎事实的真相，也不用在乎中国人怎么想、中国人怎么看待、中国人有什么情感。因为在霸权主义的语境中，东方人只是“客体化”的一群，他们是一群无知无识、可以被西方忽略不计的群体。西方媒体所采访的中国人，往往是他们乐意看到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异议人士，这些人其实也完全没有获得平等的“语境”权，他们只是西方用来建构他们需要和想象的工具而已。但是西方没有看到，中国民众越是深入到全球化的世界中，就越能了解西方的“民主”、“人权”、“自由”等思想的要义，就越不甘于被“异化”和“客体化”。西方也没有真正了解，他们一天到晚所鼓噪的“民主”、“平等”和“人权”正成为新一代中国民众觉醒的武器。

是的，中国国内民众和海外留学生很好地把握了这次全球化时代中中国新公民运动的方向：我们不反对“民主”、“人权”、“自由”、和“平等”，我们反对的是假借“民主”、“人权”、“平等”、“自由”来实现对别国的颠覆和煽动，来实现话语背后的权力支配和永恒霸权的图谋；正是有了西方的“民主”、“人权”、“平等”、“自由”的理念，我们才会不屈地要求“平等”地被视为世界社会一员的资格，我们才会来要求我们的“人权”，我们作为（与西方人）平等的群体，有“权力”来表达我们的观点、情感和愤怒。西方媒体肆意诬蔑中国留学生的抗争，这正是一贯的东方主义的霸权语境结构，因为他们并没将我们视为平等的“人”，没有“人”的位格，哪能谈得上真正的人权？当我们一旦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就立即被诬蔑，被屏蔽，被压制，这正是对平等基础上的“人权”和“民主”的压制，依然是一种东方主义下的话语权支配关系和强权语境。

因此，中国公民社会在全球互联网络上对西藏事件的真相构建和对西藏历史真相的还原，是全球化互联网络时代中国公民集体发出的声音，是一个崛起的东方大国发出的主体性声音，我们的声音可能被西方主流媒体忽视、掩盖、曲解和屏蔽，但是中国网民通过互联网链接世界各大洲的讨论，让单一的霸权语境再也无法维持，新闻屏蔽再也无法运作，西方的公众也在这样的网络信息传播中逐渐开始了解西藏事件的多元和真相。然而最具有震撼意义的则是，这是近百年来西方话语权完全主宰的世界中，一个非西方的民族以理性的（非暴力的）方式撼动了西方世界的霸权语境结构，这是对西方媒介和知识结构支配世界权力的解构，也是对西方建构东方的解构，也是对西方垄断话语权和垄断我们政治历史解释权的解构，更是对“客体化”和“异化”东方人的解构。

华人对CNN记者卡弗蒂诬蔑华人的言辞所进行的全面抗争正是一个有思想力和创造力的民族的发声：不要用你们的偏见和想象来建构我们，中国新一代拒绝西方霸权语境的建构，我们在知识、智力和见识上是与你们（西方民众）平等的人类。这一事件深刻昭示着，中国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强大决不再甘于永恒地忍受西方掌控话语霸权，中国人不仅要在经济上、科技上取得与西方完全平等的地位，也要在话语权和文化上取得平等的地位。我们不追求霸权，但是我们追求平权，也就是平等的人权。同时西方媒体和一些政治家拙劣的表演和不惜牺牲本身的价值观念如“民主”、“新闻自由”等来打压中国民众的观点，加速终结了西方人自以为是的道德制高点地位，西方的傲慢和自大加速了中国形成主体化的民族心灵结构，并彻底摆脱了依附心态，健康了我们的民族心理。

经历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全盘西化的思潮和九十年代民族主义思潮后，以2008年为坐标，中国进入了一个既不反西方、也不盲目崇拜西方的新时代，这个时代以中国的主体化为标志，我们一切都可以学习，但是我们是主体，而不是任何人和任何霸权语境下的客体，我们全然掌握着我们自己的主权，按照我们自身的社会规律和演进速度进行改革，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构建我们，因为是我们自己在构建自己，是我们在运用全球的先进理念，与中国的优秀传统相结合并以中国的主体性来进行改革，也许我们应该感谢这次事件中的西方战略家和媒体，是他们的作为加速促成了我们民族的主体意识和平权意识，让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得到最佳的构建，因此历史必将铭记公元二零零八年的非凡意义。

参考文献：

1（巴勒斯坦）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2（巴勒斯坦）爱德华•W•萨义德《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义德访谈录》，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

3（法国）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4（法国）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5陈厚诚、王宁《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6 (意大利) Antonio Gramsci葛兰西《Selections from the prision Notebook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1版。

作者：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刘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