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兰德公司报告：《中国与全球化》

美国兰德公司报告：《中国与全球化》

[背景介绍：美国兰德公司是一家非盈利的研究机构，为全世界提供客观的分析和有效的解决方案。本产品是兰德公司报告系列中的一部分。报告的对象是美国联邦委员会、州委员会以及地区委员会、政府特派团等。兰德公司的出版物不反映客户和资助人的意见。William H. Overholt 是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主管和《中国的崛起》一书的作者。这是他给中美经济安全评论委员会（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做的一篇报告。]
　　
　　摘要
　　
　　 中国已经从世界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所建立的全球机构最大的扰乱者转变成为这些机构的合法成员以及全球化的支持者。目前它的经济比日本更加开放。自从日本明治（MEI JI Japan）时期以来，中国的全球化程度是从来未有过的。中国施行法规、鼓励竞争、推广英语、采用外国的教育方法以及借鉴外国法律。这一系列的措施不仅仅提高了中国机构的水平，还改变了中国的文化。
　　
　　 中国在经济上所有的成就都是与自由化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全球化的各个方面都给中国带来了进一步的成功。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让如此多的工人这样快地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因此，中国对全球化的支持远远高过战后实现经济恢复的日本（它对经济实行严格控制）以及前苏联。前苏联实行所谓的“休克疗法”使全社会受到损害。中国与美国结成有力联盟，进一步促进了东南亚自由贸易与投资。与日本、印度和巴西相比，中国更加令人满意。中国快速全球化需要中国做出充满压力的调整。中国国有企业的员工减少了4400万人，中国减少了2500万个制造业的岗位以及125家汽车公司要合并成3到6家。
　　
　　 中国全球化的成功给它的邻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印度从中国那里学到了一个经济更加开放的国家有什么样的优势。厌恶外来投资的亚洲人和遵从保护贸易传统的拉丁美洲人为了能与中国竞争，对外来投资持予越来越开放的态度并且减少了对贷款的依赖。这将会改变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战略，给我们的公司带来更加广阔的全球性机遇。
　　
　　 中国的崛起刺激了邻国的贸易和外国投资，而不是剥夺了邻国贸易发展和吸引外国投资的机会。这与中国的邻国先前所担心的完全相反。中国的发展确实对日本经济的恢复起到了促进作用，使一些国家免受经济衰退之苦，并且很有可能避免了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发生，而这种全球性经济衰退是很危险的。
　　
　　 中国的发展给美国公司带来了新的市场。然而，和中国进入美国市场的货物一样，中国给美国带来的收益是不均衡的。一方面，中国的廉价商品极大地改善了美国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中国的廉价商品和中国对我们财政赤字的帮助给美国的利率和通货膨胀降了温，使我们经济能够持续地繁荣。另一方面，它引起美国出现贸易逆差以及需要社会调整。中国对知识产权的滥用造成了我们很多公司的损失。狂躁的建筑热和运输热提高了世界原材料的价格，给生产商带了极大的利润，而给消费者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中国的成功是现代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部分之一，然而根据中国目前发展情形做出中国会控制全球和威胁我们生活方式的推断是错误的。中国的改革家不像前苏联那样设法改变其他国家的生活方式。中国经济面临着世界历史上最严峻的问题：银行业整合、城市化、就业问题以及到2020年由于人口短缺带来的困难，即很少的工人要养活很多的人。对我们来说，最好的结果是中国像日本一样富有，在某些领域成功，在某些领域失败。标志中国快速进步的信号应该受到欢迎而不是害怕。
　　
　　一、中国与全球化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世界全球化最重要的反对者之一。过去它实行自给自足经济。它反对全球经济秩序和主要的全球性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它认为全球无序是一件好事情。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积极推动世界范围内的无序，包括对中国大部分邻国的叛乱（insurgencies）推波助澜，如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甚至在我们的大学里面。
　　
　　 中国的外交政策对外是敌对，对内是世界罕见的文化压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1976年），中国学生和其他人在毛泽东的“农民千禧年主义”（ peasant chiliasm）的指导下，羞辱了大多数政府高级官员和党的领导人，攻击主要的教育机构、社会机构和政治机构，毁坏了中国的很多文化遗产甚至试图摧毁整个国家。[注解：千禧年主义刻写的是为了世界的终极而转变清除某些人的生命（遑论幸福）的终末时刻。]
　　
　　 两个世纪以来，中国尝试了很多不同的道路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帝王制、共和国制、军阀、宗教教旨主义和其他。然而，所有这些尝试都失败了。中国的大部分人开始和一些学生一样，认为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和中国政治经济秩序难以动摇，只有先摧毁现有秩序才能走上一条通往成功的道路。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只是中国贫穷和政治分裂给世界尤其是给我们带来的很多问题中的一小部分。如果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富裕和统一的国家，我们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第二次欧洲大战。中国能够阻止日本侵略或者打败日本。美国在这些冲突上的花费从根本意义上会减少很多，因为珍珠港事件以及其他事件就不会发生了。我们和整个世界，更不用说10亿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为中国的弱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
　　
　　 中国全球化的成功将会使我们不再会有类似这样的麻烦：中国不再是一个让世界强权发生激烈冲突的地方；中国不再会支持东南亚、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叛乱；中国不再会寻求破坏全球性金融机构的机会。我们将受益于这样一个中国：它支持台湾和菲律宾稳定和资本主义民主，它加入IMF、世界银行以及WTO，它告诉邻国政治稳定、自由贸易以及自由投资的好处。
　　
　　 冷战开始的时候，我们外交政策的一个中心理念是如果通过国内改革以及后来被称为的全球化，尽可能使世界大部分国家实现成功的经济增长，我们就可以使欧洲和亚洲稳定，在冷战中获胜以及建立一个稳定的全球秩序。我们的军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保护作用。然而从马歇尔计划到亚洲援助计划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长期核心战略是通过机构网络来绊住其他国家以及我们成功的经济实践来稳定世界。这构成了我们想要的世界。
　　
　　 这个战略被证明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地区政治战略。它是如此成功以至于我们以前的敌人以及盟友都陷入我们所编制的网络中，尽管它也引发了很多争议，偶尔国内也起点害怕的风浪。关键性产业，尤其是纺织品业和鞋业已经成功地抵制与日本、韩国、台湾、东南亚、中国以及拉美这些国家的自由贸易。对于日本是否将控制所有的制造业和买下我们所有的重要资产，我们曾经感到一丝恐慌。毕竟，如果它们在钢铁行业、汽车行业和电视机行业称霸并且买下洛克菲勒中心，我们一切经济不都处在危险中吗？在别的方面，如我们鼓励台湾和韩国的发展会不会是在支持专政？每次我们的害怕都多余了，我们的战略都取得了成功。我们在安全方面、财产方面、在海外推行政治自由化以及我们的贸易伙伴方面一直以来都有好的收获。关于中国的问题也是一样的。
　　
　　二、中国的全球化
　　
　　 我们的战略没有预期到的是会诱使我们的对手，包括中国在内，加入到我们的经济机构网络中，共同为地区政治稳定做出贡献。
　　
　　 虽然加入的时间比较晚，但是中国比日本以更大的热情加入到全球体系中。中国的经济比日本的经济更加开放。2004年中国的贸易额占到全国GDP的70%，而在日本只有24%。2004年中国吸收了606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而日本只有201亿美元。日本的经济规模要比中国大好几倍，并且日本正处于再建阶段，应该会吸引更多（不均衡）的投资。
　　
　　 中国的全球化不仅仅局限于开放经济，更重要的是机构的全球化。中国目前的发展战略与日本的明治早期（19世纪中期）惊人的相似。那个时期的日本政府向世界各地派去代表团，挑选最好的海军（英国），最好的外国教育体系（德国）等作为模仿的对象。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日本表现出更多的“向内看”，而中国从清朝时期的闭关自守和毛泽东式的农民思想——仇视一切外国人，发展成为支持世界大同主义的国家。
　　
　　 今天中国向全世界派考察团来寻找最好的方法。它不仅仅运用外国的技术和公司管理技能，还运用很多国外的制度和惯例如国际会计标准，英国、美国和香港的安全法律，法国的军用品体系。它以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为模型搭建了中央银行构架，在外国（有价）证券投资方面使用的是台湾式的规定，经济发展战略借鉴的是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的战略。还有其他方面借鉴的是别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中国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采用西方的法律，将竞争作为市场经济中重要的元素以及事实上把英语作为教育的第二语言。
　　
　　 今天我可以在没有翻译人员陪同的情况下在北京大学演讲以及同北京和上海的高级官员见面会谈。可能最重要的是，中国将年轻人中的精英送到国外接受国际训练，正如罗马人把孩子送到希腊读书一样。
　　
　　 当然，变化是逐步发生的。你不能期望一个国家在还没有受过职业训练的会计师和律师的情况下，会立刻接受西方的会计制度和法律。但是与其他国家做的相比，中国的变化是快得惊人。更加重要的是，这些不仅仅是技术性的调整，像过去王朝（清朝）那样，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些转变如法律以及鼓励竞争否定了中国近千年来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
　　
　　 中国人的品味越来越全球化。外国品牌让中国人与世界文化接轨。举一个例子，我花了很多个月研究中国的汽车产业。我们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是否可以像20世纪的韩国那样在一个封闭的市场发展本土汽车。我们发现中国人比那个时期的韩国人所接触的全球化文化要多得多，以至于在中国，只有与外国的先进技术和全球设计相结合的汽车才会成功。10年到30年前，在韩国处于与中国今天差不多的发展阶段的时候，韩国人没有在大街上看过欧洲车和美国车。事实上直到今天，韩国人能看到的也不多。然而在中国，到处可以看见大众Volkswagens和别克。
　　
　　 中国比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和很多第一世界国家更加相信全球化。中国的成功与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是相符的。相比较而言，日本和韩国在取得成功的时期，虽然也实行全球化，但是对贸易、外国投资和国内经济活动方面要比中国控制的更加严格。
　　
　　 全球化也给中国带来了痛苦的调整阶段。2005年3月国有企业员工从1995年至1996年的1.1亿人减少到6600万人。那些认为美国的制造业岗位转移到中国的人会对以下的结果感到惊奇。今天，中国的制造业岗位从1994年的5400万个减少到3000万个。这些令人惊奇的数字可以帮助理解：中国由于更加激烈的竞争以及加入世贸，不得不做调整措施。例如，在汽车行业的就业基本保持稳定的同时，预期汽车生产商的数量会从125家减少到3—6家。除此之外，外国合资企业控制了中国市场大部分的份额。
　　
　　 对于中国人目前所经历的社会性调整，怎么说都不会夸张。然而中国人愿意接受这些调整。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国的生活水平和工作状况经历过如此快速的改善。当改革开始的时候，上海的工人都穿着同样的服装，看上去很疲倦和情绪低落。他们中很少人有基本的生活设施如电视机甚至手表之类的。在农村，营养不良相当常见。今天，上海的工人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看上去自信、有活力。中国的普通家庭拥有的电视机不止一台。营养不良的情况已经消失了。因此，中国人给予全球化压倒性的支持。
　　
　　三、中国的全球化与其他国家
　　
　　 中国的全球化也极大地影响了其他的国家。它对印度的经济政策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自从印度独立以来，印度经济一直受极端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而蹒跚前进。它对外国直接投资持敌对态度。它在国内实行社会主义经济控制（被称为许可证统治），并且与前苏联保持牢固的政治经济关系。1991年的外汇问题以及中国的成功不仅刺激了印度，还向它表明放弃对全球化的厌恶可以通往财富之路。虽然印度比中国起步要晚，并且速度要慢，但是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还是翻了一倍。处于极度贫穷境况的人口数量急剧减少。出口增加了，外汇储备的充足在印度现代史上是第一次。今天你去印度（我上个月刚去过一次），你会发现以前只能在亚洲东部看到的一种希望和自信。
　　
　　 和中国早期的情况一样，印度新生的经济活力使领导人的天平从带有冲突意味的地区政治目标的一边向共同的经济利益这边倾斜。印度与邻国的关系包括巴基斯坦、最值得一提的中国以及我们自己都比以前好了很多。事实上，目前中印关系是自20世纪60年代冲突以来最好的。印度的工商界已经从害怕与中国竞争变为对自己的竞争优势自信，并且为印度与中国贸易顺差庆祝。
　　
　　 中国对印度经济政策的影响只是更大范围内现象中的一个例子。这种现象很可能已经开始出现了。目前，第三世界国家以及日本对外国的直接投资持一种敌对态度。在日本、韩国、菲律宾、台湾以及印度，更不用提拉丁美洲，直接投资者面对的是资格认证的困难、高额的税收、不公平的司法处置以及对直接投资报以负面态度的不利环境。这些国家不接受外国的直接投资，而是依赖外国贷款（韩国、东南亚和拉美）和国内贷款（日本），从而产生巨大的债务负担。台湾征收高额的税收，再对特定的外国投资者减税。印度团体用歪曲事实攻击肯德基。现在这些手段已经逐渐减弱了。
　　
　　 借鉴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过去的经验，中国在资金债务平衡方面取得了成功。这将逐步改变世界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的管理方式。中国产生的影响将是革命性的，尤其对亚洲而言。过去他们采用的方式通常是通过国内外的贷款来筹资，尽量避免外国直接投资的依赖。政府通过控制贷款的渠道来掌控产业的发展。这种做法让企业过于依赖银行，常常导致周期性的财政危机。它给予政府太大的控制产业发展的权力，容易产生管理不力和腐败。与小一些企业和外资企业相比，它给予符合政治口味的大型企业不合理的优势。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它限制了我们企业的机会。现在为了与中国竞争，很多公司不得不向外国投资开放。美国公司不仅仅可以在中国受益，还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受益。
　　
　　 这个十年刚开始的时候，大家普遍担心中国的成功会吸引走亚洲邻国的贸易与投资，从而使他们变穷。而事实上，情况完全相反。亚洲国家改变以前的规定，转向欢迎外国投资，如印度、韩国和日本，这些国家的外来投资大大的增多了。中国教导大家吸引外资，从而外资的水池大大的扩大了。
　　
　　 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韩国和菲律宾等国家发现中国的需求使它们免受经济衰退之苦。最重要的是，中国的需求对日本走出衰退起到了促进作用。日本状况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风险。关于这一点，怎么说都不夸张。日本巨额的债务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逐渐波及到全世界。在中国有力的帮助下，危险似乎已经过去。关于全球大萧条的描写很少。然而，中国的全球化很有可能给予我们一个有活力的全球经济，使我们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免受大萧条之苦。
　　
　　 在世界经济发展缓慢的时候，还有很多人从中国的需求增长中受益。原材料生产商已经习惯于贸易条款年年无情地恶化。突然，我们的盟友澳大利亚发现目前的贸易条款是历史上条件最好的，而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需求。世界上很多最穷的国家，包括老挝、巴布亚新几内亚和非洲的大部分国家恰恰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受益。没有一个援助项目，IMF的黄金买卖都不能像中国那样帮助这些国家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这源于中国对他们产品不断增加和持续的需求。
　　
　　 简言之，中国的崛起所产生的最重要的结果与美国崛起以及日本和欧洲经济恢复对世界的作用是一样的。比起和一个贫民窟的人做邻居，你和一个富人做邻居会变得更加富有。
　　
　　四、美国获得利益和付出的成本
　　
　　 中国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很多影响。最明显的是，中国成为美国商品最大的市场。关于这是一个虚构的“中国梦”的争论被证实是错误的。可口可乐早就完成了那个看上去像是神话的目标：卖10亿瓶可口可乐。曾经嘲笑中国梦的GM在中国卖了很多的别克（Buicks），虽然目前销售业绩有一点回落，然而这是周期性的。在困难时期，中国带来的利润占GM利润的很大一部分。我们从汇款回国的数亿美元的利润中获益，从我们最成功的公司不断成长中获益，因为他们要同其他外国公司竞争。
　　
　　 中国提供更低价的生活必需品给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对我们不是那么富裕的居民而言。虽然我们还没有明确的研究结论，但是有迹象表明由于能够购买中国低价的出口货物，低收入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提高了5%到10%。毫无疑问，影响还不止这些。中国的竞争使得其他国家为我们的消费者生产出更加便宜的货物。
　　
　　 中国的便宜商品降低了我们的通货膨胀率，使我们能够延长商业周期曲线向上走的时间，因为联邦不用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率那么快地提高利率。同样，中国购买美国的长期国库券，给我们的预算赤字予财政帮助。没有中国购买这些国库券，我们将不得不在提高利率，放慢经济速度和减少我们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赤字以便它们购买我们的债券中做出选择。
　　
　　 我们应该开始看到另一层次的好处。中国已经开始在这里投资。海尔在这里生产冰箱。中国联想购买IBM个人电脑业务，挽救了这个垂死部门的工作岗位。IBM从该业务解脱出来，可以进入更高端的科技市场，并且提高了财政水平。到目前为止，这种趋势还不明显，但是它会发展得很快。中国今年的目标是用300—400亿美元购买资源分配公司。
　　
　　 我们从中国对外国经济如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推进作用中间接获益。一个富有的合作伙伴对美国经济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80年代我们为日本企图控制世界而焦急，90年代，我们为日本不能为推进全球增长出自己的一份力而担心，如果，中国的增长急剧放慢的话，那些担心中国成功的人会有更多可担心的。
　　
　　五、调整方面的问题
　　
　　 中国的全球化和增长给我们带来了压力。有一些政治方面的压力是永久的，而经济和战略方面的压力则是老掉牙的。当国家富有起来的时候，纺织品、鞋、家具和常用电子消费品的生产通常会向别的地方转移。袜子的生产地从美国转移到日本，又从日本转移到韩国和台湾，而后又转移到东南亚，现在转移到中国。转移还会继续。它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了。我们有十年的时间为目前纺织品方面的调整做准备。我们知道接下去的是什么，并且应该接受它以作为对中国的回报。中国的压力超过美国的想像。事实上我们需要做的调整比其他国家要小的多。
　　
　　 这些调整比我们想像的要少一些。中国为不是它造成的后果背负了太多的指责。事实上，工作的减少是因为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力效率的提高使我们不得不经历工作岗位越来越少这样一个过程。可以想到的是因为中国帮助我们调整，我们工作岗位减少的数目比它应该减少的要少。我们不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没有游说议员的团体有兴趣付钱来知道由于部分生产向中国的转移使得处于危险公司降低的成本从而挽救的工作岗位有多少。中国、印度以及前苏联加入我们的经济体系造成全球再调整。然而，中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一个更为严重的政策问题是中国融资便宜所造成的过度竞争。中国金融体系的不合理意味着中国建造了垂死企业，导致巨大的生产力过剩。近些年来，中国财政政策上的反复无常导致过度建造，对铁、铝、水泥和其他原材料产生了巨大的需求。这暂时支持了全球钢铁业，包括我们的钢铁业。但是，它同样导致了中国钢铁厂的过度建设，中国很快就有世界1/2的生产能力。这意味着生产力过剩，最终会使钢铁的价格受到损害。
　　
　　 这种循环会给我们的产业带来麻烦，正如我们的网络泡沫和技术泡沫给世界上很多国家带来了问题。我们抱怨这些问题是很合情理的。给中国施压，让它改进金融政策也是合理的。在一些问题上，将中国的银行贷款看作不恰当的补贴也许也是合理的。然而，我们抱怨的基调和政策的核心需要反映三个事实。第一个是中国正在努力实行银行改革，使他们适合市场要求。第二个是我们自己的财政问题也给他们带来了问题。第三个是最终他们管理不力的损失是由他们自己过多的钢铁厂以及支持太多的来买单，因为不合理的贷款会使银行变得越来越糟。
　　
　　今天中国建造钢铁厂就像20年前日本买洛克菲勒中心一样。如果仅仅从他们过剩的购买力而推断将来的话，这种推断是不确定的。日本人和现在的中国人看上去似乎会买下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但是当你看到他们的财政状况的潜在问题时，你会发现一个黑洞。日本人在90年代陷入了这样一个黑洞，至今还在努力地爬出来。中国人很多年将会为目前这种无节制的狂热的购买行为感到心痛。对此，我们的政策需要做出一些回应。
　　
　　 中国盗用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中国表现出的知识产权问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非常相似。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造的车的零件是一半是福特汽车的，一半是GM的，还有DeSoto的设计。在日本战后恢复的早期，它的大部分出口的电子品都侵犯了德克萨斯州器具的专利。20世纪70年代，我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收集了很多关于台湾盗版的书籍。台湾至今生产最好的盗版手表。1998年我住在新加坡的时候，在离我办公室五分钟路程的一座六层楼的建筑里，可以买到大部分好莱坞电影的盗版碟。事实上，美国政府官员20世纪90年代在一份简报里认为，亚洲70%以上的盗版计算机软件是来自新加坡。而那个时候，大部分责备都指向了中国。今天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与印度和俄罗斯的问题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中国的影响范围和办事效率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将这个问题放大了。事实上，中国造成的知识产权方面的损失与其他主要新兴市场造成的知识产权方面的损失差不多。对我们来说，强烈谴责对知识产权的滥用是合理的。鼓励好的行为，惩罚坏的行为也是恰当的。但是，同时用一种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也是非常有用的。
　　
　　 在澳大利亚、非洲、拉美和其他原材料的供应商（包括我们自己的一部分经济）从中国的需求中得到好处的时候，对于消费者来说，价格提高了。对于很多重要的材料来说，目前价格上升的最大部分是属于周期性的。中国对铁、铝和水泥的需求的狂热已经到了最高峰。在石油方面，中国、印度、俄罗斯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需求的增加也许很快会对长期供应限制施压。这也许会迫使我们做出新的紧急决定：储备多少，我们用何种能源，以及我们与其他使用者竞争与合作的程度如何。即使没有中国的崛起，最终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只不过，中国加快了这一过程。
　　
　　 最后，中国的崛起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即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扮演的角色和生活方式方面是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个部分问题是很简单的，我们的生活方式并不面临挑战。不像前苏联，不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中国的改革家并不寻求改变我们组织自己和世界的方式，而是加入我们所建立的世界体系。
　　
　　 地区政治的竞争带来了更复杂的问题。像韩国，当中国成长的时候，韩国也更加强大。韩国的军事更加现代化。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如台湾海峡，保持我们的控制力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的军队要对付的是一个严肃、困难和合法的挑战。但是关于中国将会控制世界的说法会和20年前关于日本会控制世界的说法一样因为自身的缺陷遭受痛苦。中国军队要保卫11000英里的边界，而这些边界通常是不友好的。军队的扩张是因为它面对的任务过重。在经济方面，中国不会生产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没有一个国家会在所有事情上都有比较优势。
　　
　　 目前，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的银行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银行。中国每一代，都有相当于美国规模的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每年，都有1200—1300万新工人加入就业大军。在制造业，生产力对就业的影响比我们国家要严重得多。所有这些人都需要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仅仅靠中国领导人英雄式的改革措施，中国就能持续高速的发展。如果中国不顾这些问题，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人口与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包括日本在内。那就是说，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即使他们的经济到那时仍然保持现在的成功，他们也不可能控制世界。
　　
　　 中国，作为全球化和稳定的重要支持者，它的崛起给我们造成一个复杂的国际政治局面。在自由贸易和投资方面上，很多经济问题如GMO公司的问题，中国是我们重要的联盟。在韩国问题上，虽然策略上有所不同，然而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中国是我们有效的合作伙伴。在恐怖主义和犯罪问题上，中国是我们亚洲重要的盟国。我们现在处于一种奇怪的境况，一方面日本是我们的军事盟国以及在意识形态方面部分称得上是我们的挚友，但是在重要的政治经济问题上中国是我们有力的盟国而日本是不起作用的或者是起反效果的。这是一种奇怪的历史情况。
　　
　　 除了台湾海峡问题以外，中国极大地增加影响力（我们为此付出代价）是因为我们和传统的盟国制造了一种真空，而不是中国进攻性要求权利。然而现在有些转变，这些转变是重要的。我们需要重视他们。在危险的韩国问题上，我们国内以及盟国就分为两派。最重要地是，韩国不同意我们的策略。我们邀请中国来发挥它重要的作用，中国却对此表现犹豫。在东南亚，我们曾经因为推行关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核心价值的政策获得了忠实的支持。如今，我们放弃这方面的领先地位，而更重视军事方面的恐怖问题以及战争问题。中国放弃毛式意识形态方面的偏好而转向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在我们的经济政策方面，我们放弃了多边自由化而转向高度政治意义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而中国成为多边化的重要支持者。中国在贸易方面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而不是强调自己的观点。可以说，不出意外的话，东南亚国家以及其他很多亚洲国家会把2003年的APEC看作分水岭，它标志着中国与美国角色的转换。韩国和亚洲国家的发展使得亚洲地区的政治形势发生巨大的改变。引起变化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中国。我们愿意的话仍然可以掌握主动。
　　
　　 我们美国人必须非常清楚成功与失败的不同。我们的制度体系推动1870年不稳定的中国以及1970年破坏性的中国走向和谐、富有以及成为我们所创建的主要全球体制的支持者。这是我们的成功而不是失败。事实上，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功之一。当我们花很小的调整成本就有一个富裕的合作伙伴的时候，这是我们的成功而不是失败。当然，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成功不能保证中国会永远友好，支持我们的制度。但是，如果我们对中国的富有表示欢迎，我们会使这个幸运结果的机会最大化。如果我们拒绝它，我们得到的保证是最坏的结果。
　　
　　 对我们与全球化的中国关系来说，最好的结果是中国像日本一样成为我们富有的竞争者。我们在劳动力流动中互相得到好处。希望中国从它的亚洲邻居那里得到有用的政治经验。希望韩国和日本从中国对我们投资高度开放中学到经济方面的经验。中国实行全球化是美国外交政策历史上最大的成功之一。
　　
　　 我的第一位老板Herman Kahn，写了一本名为《超级大国日本的崛起》的书。日本专家常常为此担心，如果他们的经济成功的话，我们会干预。Herman Kahn总是回应：“你们不了解美国人。我们不会攻击你。我们会因为你们的成就而获得好评。”Herman Kahn是一位伟大的美国战略家和爱国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