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荡华尔街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有多少人值得等待 因我自横刀向天笑 故我自立马冷眼瞧
80年前的6月2日，北京颐和园昆明湖前，王国维的纵身一跃震惊中国，也留下国学大师远去的遗憾。80年间，有关王国维的死因成为困惑学界的一大奇案。有人说，王先生的自绝不为清朝，不为政治，只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消亡。80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经历无数变迁，但王国维依然活在中国文人的心中。
6月2日是王国维逝世80周年的纪念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煊这样评价王国维：他给后人带来两点惊奇：第一，他首创用西方哲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学术奠基人，至今为止，他的学术仍处于领先地位。第二，王国维的研究领域兼顾文史哲美，且各领域研究境界皆极高，这对于学科细分隔行如隔山的今天，王国维的才华令人惊叹。
●没有大学文凭的清华教授
王国维的童年及家境并不像他后来的成就那样多彩显赫，他主要是在浙江海宁故乡度过少年岁月的。四岁时，母亲凌夫人去世，他和姐姐的生活主要由叔祖母照顾，读书生活，则主要受到其父王乃誉的影响。常在外经商的父亲并没让家庭变得宽裕，反而养成王国维孤僻的性格。在父亲王乃誉的指导下，王国维博览群书，涉猎了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并初步接触到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维新思想，逐步形成了读书的志向和兴趣。
在刘煊看来，王国维就像一位“平民科学家”，作为一名清华教授，王国维从没取得任何大学的文凭，头衔不过清末的秀才，考举人未中后，他开始自学生涯。依靠旧的学问根底，王国维开始学习文学、哲学、历史以及美学。
▲藏书一个柜子足以放下
1903年留日因病回国后，王国维最初在南通师范学堂教书，他在学校里没带家眷，整日吃在食堂，只有到放假期间，才回到浙江与家人团聚。有一次回乡，考虑分散风险，王国维把工资分放在几个袋子里，他办事习惯了细心，但他回到家，却发现其中一袋钱不见了，据说可能是被偷了，王国维为此自责了很久。
刘煊的中学老师正是王国维的学生，他回忆王国维时曾说过，在那个时代，学问大的教授，一定有着高如城墙、环绕家中的书柜，而王国维的藏书一个柜子足以放下，可谓少得可怜。
王国维在甲骨文领域的研究，被认为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水平，但王国维的家中却是半块甲骨文都没有，对王国维而言，甲骨文太昂贵了。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跟随罗振玉到日本政治避难。行前王国维只带着一个小皮箱轻装出发。在日本期间，王国维为罗振玉开办的书社打工，实际上，王国维在日本期间，经常与日本汉文字学者讨论甲骨文，天生的聪明才智加上晚清时期熟读历史的积累，于是在日本短短几年后，罗振玉突然发现，身边的王国维在甲骨文的研究水平已与自己不相伯仲。
在为清华任教之前，王国维曾为北大当过一段时间的通信导师（类似今天函授教授），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倡导兼容并包，王国维被视为新派知识分子而受到蔡元培的赏识。于是希望王国维为北大工作。
但是王国维自认为是清朝遗老，不能为民国之人卖命，于是考虑很久后没有答应。最终北大采取折中办法，给予王国维通信导师身份，名义上不算为北大工作。
半年后，蔡元培命人送来200大洋作为工资酬谢，但是王国维以自己未受聘北大为名，死活不收。被拒后，蔡元培再次命人登门道歉，声称工资之说纯属口误，最后以帮通信教授报销邮费名义，让王国维收下200大洋，这次贫困的王国维收下了这笔钱。
王国维就是这样一个固执得让人觉得有点奇怪的人，有时候，还会给人以清高的感觉。一次北大邀请王国维到北京，校方交代要好生招呼，于是准备夹道欢迎，王国维知道后，又是一口回绝到北大参观的邀请，并提出，夹道欢迎者三六九等，如果没有话语投机者相迎，宁可不去，最后，北大的欢迎仪式改成了有着共同研究兴趣的教授与王国维的茶话会。
▲为溥仪与北大决裂
不过，更能反映王国维固执性格的，还是他与北大的决裂事件。事情起因于北大学子写文章批评已废皇帝溥仪盗卖故宫国宝给日本人，这件事却让王国维与北大起了冲突。王国维认为溥仪虽然退位，但按照约定，仍应像外国元首受到尊敬，北大学生对溥仪的批评十分不礼貌。当时仍任职清朝南书房行走的王国维提出不再当北大教师。王国维一贯反对盗卖国宝，学生的批评本该得到王的支持，但结局却着实让人感到意外，这里体现王国维对清王朝感情的一面，同时也再次说明他个性固执的一面。
▲老实得像火腿
王国维不善于与人交往，从不主动与生人来往，如果没有投机的话题，即便是重要客人，他也会在旁一语不发，不住地吸烟。
他给学生讲课一点都不生动，操着一口一辈子改不了的南方口音，说话甚至吞吞吐吐。鲁迅先生曾说王国维老实得像火腿。
据王国维学生回忆，王讲课时总是凭着自己思路讲，很少考虑学生能否听懂，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缺乏互动。学生虽然不爱听他讲课，但是却喜欢在办公室内与他交流，因为他学识广博，与他谈论问题，往往能给自己带来很多学术灵感。
王国维脑后边跟着一条辛亥革命后16年之久却没有剪掉的辫子，这大概是王国维留给人的第一印象。在辛亥革命之前，无辫子是奇怪的，但1927年自沉之前，他出入于清华校园却留着一条辫子，当时并不多见。直到王国维自沉，跟了他半个世纪的辫子也随着他一起入葬了。
刘煊认为，客观地说，王国维的学术成就超越了他那个时代，但是他的精神却止于上一个时代，特别是与同是清朝过来人的蔡元培相比，王国维的胸怀相对守旧，显然无法适应新时代的变化。清华大学中文系原系主任徐葆耕则说，王国维在学术上很有开创性，但是精神上确实很保守，堪称一位典型的“文化遗民”。
●王国维自杀之路
1926年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发出“北伐宣言”。1927年四五月间，冯玉祥引兵出潼关大败张作霖的奉军于河南直逼山东、河北时，北京就已经感到极度的恐慌。
在王国维自沉前的三天，他的好友金梁曾经到清华校舍来看王国维。素来平静的王国维却显得颇为怨愤。
▲最后谈话提及避乱移居
这年6月1日，正是学校快要放假时，王国维的学生姚名达组织了一场师生告别会。当天欢笑声洋溢在整个会场。但姚名达发现，王国维所在的那一桌却寂然无声。
晚上，王国维的学生柏生与谢国桢前去王国维的住宅。在谈话的间隙，涉及到时局，王国维立刻呈现出黯然的神色，向他们表达了避乱移居的想法。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是王国维最后一次和同学们的谈话了。
偏在此时，有人恶作剧地在北京《世界日报》上戏拟了一份北伐军入城之后要处理的一批人的名单，其中就赫然有王国维的名字！而竟不知是谁，将这份报纸送给王国维看过了！
当时研究院的学生何士骥从城中赶来，带了北京大学沈兼士、马衡的口信，劝王国维入城，住到他们家中，北京大学的同事们可以保护他，而且特意提出要请王国维将头上的辫子剪去，研究院的学生们也大多劝王国维进城暂避，但是王国维却说：“我自有办法。”
6月2日上午11时多，陆侃如来找卫聚贤一同去王国维的办公室去看先生，请王国维为他题签。
▲“一位老人跳湖自杀”
他们一同去了，办公室内，可以看到王国维吸烟时所留下的烟雾还没有散尽，他们认为王国维可能去厕所了，等了好久还不见他回来，此时已是午饭时间，他们离开办公室去吃午饭。
午饭后，王国维的家中打电话到办公室，问他怎么没有回家吃饭，这时，人们才着急起来，一位同事立即问门口的人是否见到了王国维，有一个黄包车车夫说：“王先生坐车往西走了。”这位同事立刻又向西追去，卫聚贤也一同赶去。
到了颐和园的门口后，颐和园的门房说：“一位老人跳湖自杀。”
卫聚贤和那位同事急忙进去，却见到王国维的尸体已经放在了湖边的亭子下。一位扫亭子的人说：“这位老人，在石船上坐了许久，吸纸烟不停，到湖边，走来走去，我扫地没有留意，听见扑通一声，不见了人。我跑到湖边，见他跳下水去，我也跳下去，抱他上来，已经死了。”
水深，不过二尺，但王国维扑下去时，是头先入了水，以致口、鼻都被泥土所塞，虽然园丁很快将王国维救了上来，但因为他不懂急救术，王国维还是窒息而亡。
▲理性的选择
关于王国维先生死因，80年来争议至今未休，其中一种说法是殉清，主要的理由是：第一，王国维死前仍是宣统皇帝的南书房行走，等于还是满清的官员。第二，他始终留着辫子，直到自沉昆明湖辫子还保留。第三，他的遗书里提到，“五十之年，义无再辱，只欠一死。”觉得大军北伐，满清气数已尽了。这种说法，未免显得王国维有些迂腐。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
刘煊在研究相关资料后发现，据王国维夫人回忆，自杀前一天晚上，王国维睡得很好，上班后，还不忘将头天曾给学生扇子上题的字“给××兄”改为“给××弟”，他对学生说，用“弟”显得更亲切。之后，登记完学生成绩交给学院，还不忘交代学生拿作业交回学院。一切准备妥当后，他借钱叫车夫；自杀时，他脑袋使劲往泥里扎，人都有求生的本能，但他却在原本淹不死人的湖里，生生让自己窒息而死。在自沉之前，他还不忘叮嘱车夫一定等自己出来，实际上是安排了一个给自己报信的人。聪明的王国维就是这样导演了自己自杀的一幕。
对于一个处于那个时代巅峰的“学术大师”为何会选择“草率”的自杀？刘煊认为，从心理上讲，这是基于个人尊严的错位，当时王国维觉得自己达到天才水平，希望保持人性，保持最好的成果。从某种程度上分析，他的选择是以维护个人尊严，学术尊严为出发点。
徐葆耕说，王先生的死其实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这个决定的背后实际上是感觉到自己所信仰的文化体系不复存在了，所以自己活着也没有意义了。
●静安先生纪念碑 清华第一文物
王国维一生，除了博大精深的学术成果、晦涩难懂的思想境界，身后留给世人仅有两处最深刻的惦念，一处是西山脚下的福田公墓，另一处则是清华园里的王国维纪念碑。从人气上说，相比前者的鲜为人知，后者则每日参观、缅怀、留影者络绎不绝。
▲历78载风雨依然干净整洁
纪念碑是王国维去世两年后（1929年）国学院师生为了纪念他而立的，由陈寅恪撰写碑文，当时中国着名建筑家梁思成拟定碑式，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纪念碑文语意深长，成为一时杰作，其中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话。
也许正如徐葆耕所说，几乎所有来参观清华的游客都不会错过这个石碑，大多数人或许并不知道“海宁王静安”的真实身份，甚至不知道王国维是谁，但站在这块经历了78年风雨依然干净整洁的石碑旁，每一个缅怀者都会不由地心生莫名敬意。
在徐葆耕眼里，王国维纪念碑才是清华的第一文物。
上世纪80～90年代以后的学生，有些人对很多过去的历史人物和历史遗迹很“藐视”，北大的一些历史名亭，早已被学生及参观者刻得不成样子。清华曾经有个很漂亮的闻一多雕像，雕像手里的烟斗都让学生给拿走了。
但是立在清华园里的王国维纪念碑，前面是清华的交通要道，上下课时间，学生们来来往往，碑周围既无栏杆，更无特殊文物保护提醒，却一直保持得很好，没有人乱刻滥画。徐葆耕说，这很不容易。
之所以如此，徐葆耕说，跟清华学生们心里头对王先生怀着敬意分不开。长久以来，石碑前的两个石凳成了清华学子最爱的阅读之处，琅琅书声年复一年。每日清晨或黄昏，石碑跟前总会有几位老者百感交集的身影，这些人大都是清华、北大的老教授、老文人。也正是有这么多的惦念者，清华园的这块外形“普通”的石碑从来不会“感到寂寞”。
▲“文革”中变成实验台
1966年，“文革”浩劫开始了，这个碑也在“破四旧”的风潮中，被红卫兵给推倒后不知所终。
到了“文革”结束后，很多清华的老学长回校找王国维纪念碑，在他们看来，这个碑是他们亲近王国维的缅怀寄托所在，当时有人说，纪念碑被红卫兵扔进校河里了，但清华校方找来找去，却在校河里找不到纪念碑的半点痕迹。
后来，终于在清华力学系的实验室里找到了。原来，“文革”时，倡导“白手起家”，实验室为了研究激光立体照相技术，需要一个实验台，于是把石碑拉到实验室里，盖上一层隔离布，就成了实验台。当时清华校报还宣传说，实验室艰苦奋斗。不花国家钱，自己找了一块石头做成实验台，值得大家学习。
不幸中的万幸是，做实验时纪念碑由于隔离布受到保护，实验室也没有对纪念碑重新打磨。纪念碑奇迹般地一直没有受到破坏。
“文革”十年后，清华校方重新把纪念碑立了起来。
但用今天的观点看，从王静安到傅怒安似乎稍有些迂．
但话说回来，今天的所谓专家学者里，到另一个极端的已不鲜见．
学问不深，城府很深．满屋子精装书，红木书橱，谋财有道．名利双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