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

经过5个月的漫长的等待，1972年6月份我终于盼到了录取通知书。就别提多高兴了。告别了生活了近4年的乡村，回沈阳将喜讯告诉父母。我就去大连报到，我在大连海运学校是1722班，那时我们的专业号称绝密专业。政治审查是相当严格的。如果用现在的思维和观点来看待的话，是相当幼稚和可笑的。

 

六年之后又有了学习的机会。我还是相当珍惜的。尽管航海对于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无论对于海洋还是船舶，都是我没有见过的新鲜事物。记得开学不久，学校组织我们新生去大连港参观远洋船舶。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也让我充满了好奇和想往。船上的大副接待的我们，带领我们在船上走了走，大副穿的是远洋公司发的灰色布制服。我觉得很好很帅。我在想，将来有一天我也能成为大副吗？

 

在学习上应当说只有慕志国同学可以和我比一比，一较高下。在各种各样的考试中我们几乎是轮流来做第一名。他不服我，而我更是不服他。比较要好的有宋维民，冯元明，石崇秀等，其中宋维民是最好的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谈天，吃饭和逛街。我搬到大连之后，他还和妻子来了看了我一次。

 

慕志国同学是中共党员，可是在班里不得志，因为他和班长不和。有一些所谓要求进步的同学都不敢和他接近。有时他想找同学一同散步，很多同学都不敢和他去。可是我不怕，他一叫我，我就去和他走走，因此我们的关系还是不错。

 

1973年底我们就毕业了，原因是说当时的远洋船舶太缺少高级船员了。因此经过一年半的学习我们就毕业了。学校决定留我在学校任教，担任英语老师。当时留校的一共10个人。六个班的班长留下了5个。只有我们班的班长贾振海分配到天津，没有留校。我去和王叔叔商量。他说还是上船好。中专生留校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那时我们学校的工人宣传队是海港派的。李阿姨和他们打了个招乎。我就被分配到广州远洋公司了。我们学校的团委书记是海港派来的，记得她和我说，如果早知道你认识李阿姨，我就把你的组织问题解决了。

 

其实我只学了一年半的英文，还不是专门学英文，能做教师教英语吗？可是当时的情形就是校因为文革已经停办了7，8年了，因此师资是相当缺乏的，那的确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年代。当时我不愿意留在学校，也不是我觉得我不能胜任这份工作，而是考虑到做教师的待遇低，没有出头之日。完全是一种利益的考量。

 

另外我和其它留校的人也和不来。我和他们完全不是一种人。他们几记得杨传伦同学来找我开会。使我感到非常奇怪，我问他开什么会。因为我认为我不是和他一起开会的人。他说我们留校的同学开个会。我是从他那里知道我要留学校的。我当时就答复他，我不去开会也不会留校。杨传伦是当时的学生领袖。后来他和陈福仁同学在竟争校长的斗争中失败了。就离开了海运学校，去了大连市少年宫任主任。我刚搬到大连时住在动物园附近，少年宫在劳动公园内。我早上去到劳动公园去跑步，还经常遇到过他去上班。不过听说他2003年到庄河出差时不幸去世了。

 

据说我们这批近200人所谓的工农兵学员的招收没有得到国家人事部的批准，因此毕业分配就成了问题。经过半年多的等待，终于收到学校通知，从1974年8月1日起，我就是广州远洋运输公司的职工了。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这是激动人心的一刻。1974年12月我踏上行程，只身前往广州黄埔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