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狗村

“恶狗村”是我母亲和邻居陈老太、单老太等几个老太太，给西大街西头一户人起的名字，没有几个人晓得，互相之间讲淡话时说说，如此而已。

之所以给起这么个凶残的名字，实在是因为这家的父母教子无方，又有大女儿担任城西片的主任，接下来五个儿子，主要是两个小儿子，霸道出了格。现在回想，其实首先应该怪文化大革命颠倒了是非观念，助长了邪气，纵容了恶行。话要说回来，西大街上男丁繁茂的家庭多得很，西头姓崔的，一家十个男儿，没有一个学坏。再顶西头姓程的，也是清一色六个男的，个个有出息。用“养不教，父之过”的老话来解释，大概也不为错。

有一年，“恶狗村”家小相公欺负斜对门吴寡妇家的小侯，小侯破了头，忍着眼泪跑回家。这寡妇大了胆，上门说理，却被对方大人轰了出来，还由着家中五员虎将上门寻衅。寡妇忍无可忍，叫家中四个儿子加一个女儿，取了撑门的杠子及通炉子的火钳等出门应战。这场恶战，打得西大街水泄不通。尤其是寡妇家破了头的小侯，才十多岁，顶着个血淋淋的头，象头小雄狮直朝“恶狗村”家小老虎身上撞，从此赢得小铁头的硬名。两家再不相往来，但“恶狗村”从此不敢欺负寡妇家。

我们家，还有街上成份不好的其他许多家，则少了这种刚硬之气，因此饱受欺凌。

“恶狗村”欺邻，首先是欺负过路人。还在上小学和初中的两个小儿子，身材粗胖，文化大革命闲着无事，便喜欢邀几个同伴，坐在斜对门茶水炉子店中。一应过路人，都要从他们眼皮下经过。见着不顺眼的、眼下景况不好遭批斗的，或者穷酸相的，这伙人便谩骂起哄，从中取乐。我母亲及一些孤苦的老头老太，每次从此处走，总吓的靠边快跑，仍躲不过他们的叫骂。若回一句嘴，总要遭来十倍百倍的回骂，甚至泼水砸砖头，何况他们还等着你从原路回来。我们孩子，更是他们戏弄的对象，头上身上经常中“枪”。用皮筋射出的纸弹（用纸卷成半寸长细棒，再对折）已把我们吓得吱麻鬼叫，若用包皮的弹弓射出黄豆子弹，我们则要鬼哭狼嚎了。事实上,这段街面生出的恐惧，更胜过那恶狗村。

恶行之二是夜间砸门。还是以这两个小儿子为首，聚合几个顽徒（顽徒之“顽”，数倍于顽童之“顽”），有一段时期几乎夜夜出来砸门。西大街解放前都是店铺，因此许多家庭一直保留上门板的习惯，门也以双扇门居多。夜深人静之际，街上忽然就是“砰”一声巨响，一定是哪家的门给砸了。我家是砸门重灾户，靠街面三间房都靠门杠顶紧门板，深夜被砸，不仅声震屋宇，回音也波及半条街。又因为我家右隔壁过一间房就是通向马路的巷子，砸门者一旦得手，可以飞快逃走。有一回，这班小歹徒砸门的石头实在太大了，竟把我家一扇门板砸断。我父亲壮起胆子找“恶狗村”说理，不出所料，立刻给这家母亲和两个已成人的儿子半文半武地推出来，理由很简单：你怎么知道是我儿子砸的？怎么不砸别人家，偏砸你家？活该！

再一件恶行是砸马桶。砸马桶的坏事，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上小学及初中时，也在清晨上学路上做过好几次。在墙角捡一块玻璃杯底大的瓦片，看准那家门堂口晾着刚洗干净的马桶，觑亲切了，手中的瓦片飞出去，正中马桶口上撑着大圆盖的小圆盖，只听“吐露”一声，小圆盖掉入马桶，大圆盖失去支撑，立刻翻盖到马桶口上。这样的坏事，充其量还只能说是顽童恶作剧。比起以“恶狗村”儿子为首的那个小团伙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他们砸马桶的武器，不只是杯底大的瓦片，而常常是碗口大的石头，整块的砖头。我家的马捅就被砸散过一次，桶箍都被砸断了。更有甚者，他们在深夜砸那些还装着内容的马桶。倒桶的粪车大都在凌晨天未亮时进街，有些住户，冬天清晨不愿起身，便在上床前将马桶放在门口，不期成为这班顽徒的目标。我家幸亏无可以轮换的马桶，总是母亲大早拎着桶出来。否则清晨开门，一定要秽气扑面，粪水横流了。

当然，“恶狗村”的恶行没有持续很多年。一是这家大儿子当上了空降兵，两年后探亲，的确脱了胎换了骨，早上还抢清洁工老太的竹条帚，为大家义务扫街。二是这家的老二武斗中胸口中了一枪，很久没有恢复元气。其他几个儿子也逐步长大，进了厂。

不过我想，真正阻止这种恶行的，还是西大街的崇文之风。进入七十年代后，西大街抓住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前的一段好时光，鼓励儿女学文化。恢复高考后，更是几乎家家有人备考。不学无术的青少年自惭形秽，而再不明事理的大人也意识到，儿女的出息从游手好闲中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