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居委会

我记忆中的居委会是六十及七十年代的印象，其实西大街上自解放起，就在政府管理下成立了居民委员会，隶属城西片公社。听说我的大舅妈还因捐献两处房产而在公私合营期间担任过居委会的卫生组长。

自我认真记事起，居委会就搬我家斜对面的街面房内办公。房不算高深，只五挂（而非七挂）横梁，但地面铺满两尺见方的青砖，且门面朝阳，又有两扇后窗对着天井，通风透气，很是舒适。

居委会向来是积极且能干的家庭妇女的天下。六十年代初的那一届主任姓党，大家尊称党主任。她办事干练，不苟言笑，虽属女流，却有威严。许多家庭的男户主，如我父亲，都有些怵她。

某日，党主任带领几个委员挨家检查卫生，进得我家，看到到处有水，蚕豆壳遍地，沿墙高矮不齐地蹲一排泡蚕豆的坛子，脸色便阴下来。我娘不主事，陪笑说：“家里穷，当家的让伢儿们加工剥蚕豆补贴补贴，没得办法。”那党主任岂是好说话的，厉声道：“城西片马上要大检查，你家就在居委会旁边，怎么行？叫你家XXX（我父亲名）到居委会来！”说完便在大门上贴一张“不及格”的白纸，扬长而去。父亲下班后赶到居委会，规规矩矩听党主任训斥了一番，回家后却愤然作色：“什伲了不得，大不了公私合营时比我多上交了几箱洋纱，当上这个七品芝麻官。”嘴上虽硬，还是立刻带着我们认真整理了一番，才将门口的白纸换成“清洁户”的红纸。待三日后区干部下来检查，家家户户都已贴了红纸，许多家门上还是烫金的“最清洁户”。

亏得党主任对抓卫生情有独钟，西大街的卫生状况的确改观不少，家家门前保持清爽，很少有人敢把马桶大白天晾在街边，或把畚箕放在门外。

这党主任日后升到公社任职，居委会便由一名工人家庭的许姓主妇接任。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她上任后便将堂间与两个边房之间的隔墙拆掉，只留下顶梁柱，感觉宽敞多了。又在一侧布置出宣传栏，旁边架起报架，的确吸引了不少人，我亦因此成为居委会常客。

许主任身材矮小，喜欢热闹，有什么事都要组织锣鼓队在街上走一遭。所谓锣鼓队，就是圆鼓一口、大小堂锣各一面，再加上几个嘻嘻哈哈的妇女。于是每年人武部招兵，许主任总要带人敲锣打鼓，上门道贺，张罗着贴“军人家属”门联。逢着评比卫生、五好家庭等，街上也都听到锣鼓声。

居委会主任官不大，权利却不小。那时当兵、招工、分配家庭副业等，都由居委会安排。好象也有走后门什么的，但不象现在这么普遍；也有威胁耍赖的，亦不及现在这样走极端。某日，居委会来一高头大马的雷姓麻脸女人，进门便嚷：“我家根林侯要当兵，凭什么不让他体检！”样子极是凶煞且夹着各种辱骂。许主任和几个委员和颜悦色劝了许久，不知使了什么法招，才把这个耍赖闻名的女人劝走。后来居委会安排根林侯进了工厂，麻脸女人逢人便夸许主任人好，秉公办事。

许主任识字不多，因此十分倚重原来不怎么受待见的会计。这会计极象小人书中的帐房先生，戴老花镜，夹算盘，腰里挂着居委会的钥匙，惟不穿长衫。帐房先生占住居委会一隅，整天待在室内，且管事极多。首先是管帐，有事无事，便听到他的算盘响，但见他左手几个指头在算盘上飞快地弹拨，右手握笔记帐。一笔帐算完，就将四个手指捏住中档杆，拇指顶住下端，微微抬起算盘，潇洒地只一抖，“哗”一声，所有算珠便整齐归位。每周读报纸学政策，许主任负责将家庭妇女们拢到居委会，坐到板凳上，这位老先生则负责读报念文件，不管女人们听不听，他总是认真从头读到尾，决不偷工减料。他的帐桌上还常备着砚台和毛笔，随时听从主任指示，书写布告和通知。

不久文化大革命，工宣队进驻居委会，不知怎的，那麻脸女人竟当上主任。麻脸主任不仅身高马大，而且声音洪亮，占住居委会，的确威风八面。又有货真价实的板车工人做丈夫，还有工宣队撑腰，西大街上再深的门堂，她都敢往里踩。

闲着无事，她便坐在办公桌上，和工宣队长打情骂俏：“麻怎么的？身子个头，哪里比人差？再麻也麻不到那里头去。”再无事，便带着工宣队走访，这里看看，那里瞧瞧。不多时日，便有许多家户主乘着中午人多，走到街心，或将一人高的花瓶摔碎，或将许多旧书焚烧。我父亲亦选个星期天中午，把摆放在堂屋案台上多年的福禄寿三尊寿星搬到大街上，当着众人一一摔碎，并烧毁了一本我们从未见过的祖宗族子（族谱）。

我家原只属小商成份，比资本家及小业主低一档，又扮出这些主动革命的行动，因而未被居委会列入抄家名单，躲过抄家浩劫。抄家队总在午夜行动，夜深人静之际，大街上突然响起急促的队列脚步声，铁长矛在石头路上拖得隆隆作响，十分恐怖，犹如阴间阎王派小鬼拖着铁链来人间捉人。家家户户乌灯熄火，凝声屏气，生怕自家门户砰砰响将起来。第二天，却见麻脸主任敞着居委会大门，谈笑自若：“怕什么怕，我伲没金没银没四旧，一觉睏到大天亮。”那神情极是坦然。

麻脸主任不住正街，只在某大宅的后院搭个砖瓦披棚过日子。儿女不少，都只最多读完小学就辍学在家，有的帮父亲拉车，有的摆烘山芋摊子。既算不上知识青年，也就不必下乡插队，后来竟个个进了工厂，惹得许多人羡慕不已，直叹不该让自己儿女上中学。

街上有个寡妇陈老太，寡言少语，身世不详，甚是干净，在正街上独守两间房子，一自住，一出租。看到我们这些顽童在门口打闹，也不驱赶，只是慈祥地笑笑。上山下乡风暴将临时，她突然被居委会揪了出来，挂上“国民党军官遗孀加破鞋”的大牌子，每日挪着小脚扫街。过两天，牌子上的“遗孀”二字被划掉，改成“姘头”。不多日，听父亲说，她被送乡下去了。去她门前，果然看到“光荣下乡”的喜报贴在门上，名字上再未打叉，也不见了脖子上挂的那牌子上的头衔，反而成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模范。再后来，其中一间房子成为麻脸主任大儿子的新房。麻脸主任终于在正街上立住了脚。

众人都怕这麻脸主任，却也有不识相的。街上过去开茶叶店的单姓人家有个儿子，眼斜得厉害，娶不上媳妇，因托人去乡下说媒，招来个眉目不错的女子。这媳妇原在乡下已有一个当兵的情郎，如今守着个扶不上秤盘的城里斜眼丈夫，如何甘心？不久便在家里闹事，甚至把那复员的情郎请到城里家中做客。

单家老爹于是请居委会出面干预。麻脸主任原本和她有过龊语，便带几个人上门叫骂：“下作坯，翻天了，敢在西大街上会相好的，把你捆了送回乡下去！”乡下媳妇也是好角色：“你不是乡下上来的？居委会里敞着门偷人，撒泡尿先照照自己的麻脸去！”来来往往，甚是热闹。后来乡下媳妇的父亲随农民棍子队进城参加武斗，乒乒乓乓从西大街上进出，还押走了好几个鼻青眼肿的学生。棍子队是否光顾麻脸主任的家则不得而知，但那麻脸主任的确在这乡下媳妇面前收敛了些。

自六八年到七五年，我家兄妹中有四人下乡，劳居委会敲锣打鼓上门送了四回喜报。他们前脚走，我母亲立刻将贴在门上的红喜报揭下，一把火烧掉。是啊，对他们而言，何喜之有？原本盼望儿女门上大学，然后坐帐桌（办公桌）做体面事，现在才十六七岁，身子还没有发育完全，就一个个被送去乡下种田。

文化大革命见证了居委会的角色转换，从抓街道卫生、治安、邻里纠纷、协管副业加工等居民生活事务，转为抓阶级斗争为主。改革开放开始后，西大街居委会的作用逐渐淡化，最后随西大街被各色大楼肢解而寿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