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在纳粹的魔力中（4）

四、同流合污——纳粹统治下的国家和教会

只有依靠了教会的支持，希特勒才攫取了政权，而在他攫取政权之后，两大教会都明确表示了对纳粹政权的好感。

由州主教Meiser主持的州教会领导层在1933年4月13日发出通知，要求各教堂在16日的复活节祈祷时宣读以下声明：
“一个重新开始按照上帝的戒律管理的国家不仅仅应该得到教会的掌声，而且应该得到教会喜悦而实际的合作。教会满怀感激与喜悦地体会到，新的国家在抵制对上帝的亵渎，反对非道德，强力维护秩序与规矩，召唤对神的敬畏，坚持婚姻的神圣，对青年进行精神教育，重新敬仰父辈的功绩，不再侮辱对人民和祖国的爱，而是要在成千上万人的心里点燃这种爱（……）我们只能请求教会的成员，为使强大的建设力量（……）顺利取得胜利而严肃自愿地尽力。”

希特勒自己则表现为一个充满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的基督教徒。他在1933年五·一节宣称：
“我们不会乞求全能的主：‘主啊，让我们得自由！’我们要自己行动起来，工作，要兄弟般地和解，共同奋斗，这样，在我们到主的面前的时刻，我们就可以企求：‘主啊，你看到了，我们改变了自己。’德意志民族不再是一个没有荣誉、只有耻辱的民族，不再是内斗成性、小气而俗气的民族。不，主啊，德意志民族重新获得了坚强的意志，坚强的忍耐心，坚强的承受一切牺牲的精神。”

希特勒在后期的狂妄中首先是传播普通的神择论信仰，把自己看作德国人的拯救者，在这种意义上，他的狂想压抑了教会的作用，偶尔陷入与担心自己的利益和权势的教会的冲突。

攫取政权后，希特勒依然认为两大教会是自己重要的支柱，而不是以Alfred Rosenberg和其他纳粹头面人物所鼓吹的民粹主义伪教会和“德意志-日尔曼世界观”为支柱。纳粹政权容忍后者的存在，甚至为他们披上信主的外衣，但是他们在希特勒眼里意义不大。同时，Rosenberg的民族种族主义神话又得到了纳粹宣传的利用，希特勒所宣扬的种族主义、北方民族的优越性和其他种族的劣根性、所谓英勇就义的神秘主义等，由此得到了一种只能说是胡扯的科学说明。

希特勒自己依然看重教会的意义，认为教派间的斗争有害。1936年，他在慕尼黑的一次地方领导会议上声明：
“我不希望看到任何针对教会和神甫的斗争。那位Rosenberg先生的神话不是党的官方文献。另外，我告诉你们，天主教会拥有超越我们在座的所有人的生命的生命力。“

倾向于天主教的中心党为希特勒攫取政权出力菲薄。这个党一直到1932年参加了历届政府的组阁，越来越支持反动政策。这个党与信使Eugeneo Pacelli，就是后来的教皇Pius十二世，关系密切，并且与他协调自己的观点。同属于这个党的有帝国总理Franz von Papen。双方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一致：要与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斗，当然更要同一切鼓吹政教分离和无神论的斗。所以，双方在1932年就已经取得了禁止自由思想运动及其他的成果。希特勒上台也是得力于中心党，von Papen 最初是副宰相，然后就理所当然地支持希特勒的授权法。天主教会内的这股反动势力促使希特勒和梵蒂冈在1933年7月20日就签署了帝国协议，以便“巩固和促进圣椅和德意志帝国间现存的友好关系”（协议总纲）。

这一协议向天主教会做出了许多让步，让纳粹帝国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引人注目的是，这项协议还有一个“秘密附件”，其中已经考虑到了普遍义务兵役制的问题而没有引起世界的注意。天主教会与纳粹签署的这一协议今天依然有效。而当时，这一协议的签署意味着纳粹国家第一次在国际上得到承认。Karlheinz Deschner（研究教会史的德国学者——译者注）写道：
正是枢机主教Faulhaber 1936年在一次布道时承认：“教皇Pius十一世作为第一个外国元首与德意志帝国正式签署了帝国协议，目的是“巩固和促进圣椅和德意志帝国间现存的友好关系”。Faulhaber说：“实际上，教皇Pius十一世是新帝国开始的时候在国际上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朋友。世界上千百万人开始的时候对新的帝国充满疑虑，保持观望，帝国协约签署后才对德国政府产生了信任。”

（此处译者省略一段关于帝国协议对纳粹政权意义的引语）

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受到了两大教会的支持。新教方面可以以巴伐利亚州主教Hans Meiser为例。他是一个激情派的反动的反犹主义分子，一段时间曾因反对加入帝国教会而与Julius Streicher发生冲突，但过后重新为希特勒和战争欢欣鼓舞。

1932年，希特勒攫取政权的前一年，所谓的德意志基督教徒成了新教方面的一个广泛运动，倡导希特勒的纳粹思想，随后受帝国主教Ludwig Müller的领导。

许多教会的领导人公开站在了纳粹政权的一边。新教主教们在1936年11月20日声明：
”在德国人民与布尔十维克主义的斗争中，我们与帝国教会委员会一道站在元首一边……“

即使在帝国水晶之夜过后，当迫害犹太人的系统活动已经大规模进行的时候，依然几乎没有神职人员出来抗议这种普遍的反犹主义，随后也没有抗议对几百万犹太人的屠杀，尽管教皇和其他高级人员非常清楚奥斯威辛和其他地方发生着什么样的事。当被占领的波兰和荷兰的神职人员向教皇反映这些事的时候，他们被勒令闭嘴。

多数的教会头面人物和两大教会的领导人一直支持纳粹政权，甚至向纳粹政权争宠，希特勒自己却几乎没有受到批评，梵蒂冈想都不想开除希特勒出教。另一方面，梵蒂冈认真审查德国持批评意见的作家Oskar Panizza，在30年代把他的书列入禁书单，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列入禁书，却是连做梦都想不到的。

著名的天主教徒兼经济专家Franz von Papen 1933年11月9日在科隆的“德国天主教徒工协”声明：
“……国家社会主义的结构因素不仅不违背天主教的生活观，而且几乎在每个方面都符合。”

各教会在不同的文件中欢呼希特勒，特别是在希特勒的生日，他准备战争的政策得到了支持。

纳粹头面人物在反对犹太人的奋斗中很乐意引用教会的决定和教会领袖人物的说法。特别严重的是纳粹在法兰克地区的领导人Julius Streicher。

奥地利与德国合并，受到了奥地利的主教们和其他教会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我们满怀喜悦地承认，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为德意志帝国和人民，尤其是最贫穷的阶层，在民族与经济建设和社会福利政策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我们坚信，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努力一定能够阻挡毁坏一切的、不信上帝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希特勒自己如此评价兼并奥地利：
愿（……）每一个德国人都认清并衡量这一时刻，谦卑地在全能的神的意志前鞠躬，他在短短的几个星期之内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奇迹。

希特勒理所当然地支持天主教会通过弗朗哥摧毁西班牙共和国，没有穆索里尼和希特勒以及天主教会的支持，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天主教会与谦信的弗朗哥的关系非常紧密，梵蒂冈的赞美唤来了长枪党在内战中的残酷和德国的支持。弗朗哥政权是谋杀数十万人的原凶，是靠了教会以及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的支持才攫取政权的，而天主教会至今未对这一政权的谋杀提出过批评，也没有对自己的行为道歉。

西班牙共和国被镇压后，刚刚成为教皇Pius十二世的Eugenio Pacelli在1939年4月1日向弗朗哥发出祝贺：
我们心向主，与阁下您一道为天主教会所希冀的胜利的到来而喜悦。我们希望，您的国家在重新获得和平后能够以新的能量重新继承基督教的老传统。

希特勒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行为在德国受到教会的欢迎，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当然更受欢迎。就在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不久，教皇Pius十二世在1939年4月25日致信希特勒，写道：
我们为德国的强大、崛起和富裕而高兴。要说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繁荣强大的德国，那是不正确的。

顺便说一句：令人瞩目的是，20世纪几乎所有的重要独裁者都出自天主教的氛围：Pavelic（克罗地亚）、Codreanu（罗马尼亚）、希特勒（戈贝尔和其他几个纳粹头目也是）、穆索里尼（意大利）、Degnelle（比利时）、Tiso（斯洛伐克）、Pétain（法国）、Szalasy（匈牙利）、Salazar（葡萄牙）、Primo der Rivera和弗朗哥（西班牙）。另外，斯大林和慕加贝（津巴布维）也都是天主教徒。他们中的多数是上过耶酥教士学校的。

回头再看德国。

德国给领袖的赞歌不断，尤其是在希特勒1939年50岁生日的时候。1939年4月，新教改良派的半月刊“青年教会”的文章写道：
祝领袖50岁生日
为官方祈祷是基督教徒的义务，在充满历史意义的时刻，祈祷就有了特别的深度：基督教徒在祈祷中也能被命运的脚步而感动，上帝派遣历史性的人物来正是做命运的执行者。今天，最新的启示是，领袖这个人物，强有力地冲出旧世界，内心怀着新世界并努力为新世界的实现而拼搏，是世界历史上为新时代所保留的有限几页纸上必提的。德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使命现在被一只强健而稳重的手重新投入了历史的天平，永恒不变的平衡的设想在消失，教会里的人也必须重新审视自己迄今为止的思想观念。领袖的形象同样为教会带来了新的义务。 感受到全能的上帝对命运的掌管和在世界变革中的脚步的基督徒，都会听到召唤，在平时和星期日更忠诚地信仰，更深沉地爱，更强烈地希望，更坚定地承信： 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基督教信仰的真实。我们祈求上帝为领袖祝福，愿上帝用他的灵来引导他，用他的意志的力量来充实他，为他所着手的一切带来神的成就，就如同祈祷词所说：“永恒的上帝，万民之主，用恩惠来照看我们的民族、领袖和成员。愿你留我们在你的力量里，在你的戒律里，让你的祝福认可你也存在我们之中的永恒的秩序。凭耶酥基督的名，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