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在纳粹的魔力中（1-2）

（注意：教会用的是复数）

作者：Helmut Steuerwald

今天我们有越来越经常听到一种说法，就是，教会从其基督教的理解出发，始终反对不信上帝的国家社会主义，反对中了魔的希特勒，虽然有少数基督徒很遗憾地被希特勒的宣传机器所诱惑，但是，教会本身与纳粹意识形态毫无关系。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实在不可能用其他词汇来形容这种说法。虽然历史学家、宗教学家、甚至个别诚实的基督徒极力反对这种谎言，可是直到今天，教会及其头面人物与纳粹国家、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同流合污依然被掩饰，至少被轻描淡写。

非常明确，确实有少数基督徒和基督教小组积极参加了反对纳粹的抵抗运动，这一点不可忽略！这些人至今受到我们的尊重，因为，他们用实际行动表明，即使作为一个好的基督徒也可以反纳粹统治。希特勒攫取政权后，教会被排挤出了许多领域，首要原因是为了防止教会间因信仰引发的争斗，使教会直接支持纳粹政权。但是这一点不成功。教会当然受到了纳粹国家机关的监督。教会领导人很少对新的国家提出批评意见，而这些批评意见几乎全部是为了维护教会自己的权力机器。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主教Hans Meiser，一个激情反犹分子，进行的所谓“教会斗争”，他为了反对把自己的教区并入帝国教会，与纳粹在法兰克区的领导人Julius Streicher发生冲突。

事实是，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官方教会、教会组织和教会的领导层对纳粹政权的罪行几乎是完全支持的。

我的论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为法西斯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提供便利的宗教与教会观念
2、希特勒与教会——希特勒的发展及其与教会和反动-保守势力的联系
3、教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希特勒夺权的行为
4、同流合污——纳粹统治下的国家和教会
5、教会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6、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教会

 

 

1、为法西斯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提供便利的宗教与教会观念

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性支柱之一一直就是与“世界犹太人”的斗争。与其他的一些意识形态观念一样，这种反犹太主义也是从基督教继承来的。

 

基督教随着自身的发展和壮大，对犹太人和文化的斗争不断加强。一切严重的疾病、鼠疫、天花、荒年、井水投毒、杀害孩童等，都被教会方面归罪于犹太人，对犹太人的迫害很早就出现了。迫害犹太人不仅仅发生在基督教统治下的中世纪，而且直到近代还在发生。信教教会的行为无异于天主教会。

 

比如路德就仇视犹太人，尤其是在晚年。他在1538年发表的"Wider die Sabbather"，或是“犹太人及其谎言”、"Vom Schem Hamphoras"、“基督家族”等，都充满了针对犹太人的煽动。按他的说法，犹太人应该受到迫害、被奴役，他们的房屋和会谈应该被放火烧掉，如果不顺从还应该被杀掉。他对犹太人的谩骂可谓穷心极欲，比如：

 

犹太人，这一锅浑汤，这团恶劣的酵母，干了的泡沫，发霉的汤汁，朽掉的木桩，无非就是坏掉的、臭烘烘的、被扔掉的渣滓。

 

我不想在这里讲述犹太人迫害史，关于这个话题，我推荐我们的朋友Gerhard Cyermak的书"Christen gegen Juden. Geschichte einer Verfolgung"（基督徒对犹太人——一部迫害史）我只是想强调，教会正是在19世纪随后一直到20世纪很长时间都打着反犹主义的烙印，教会的领导圈子总是与反动的民族主义运动、最后与国家社会主义联手。所以，纳粹帝国在迫害犹太人是偏偏以路德为依据，尤其是象Julius Streicher在他的“冲锋队员报”所作的那样，这并不令人惊讶。

 

著名的新教反动史学家Heinrich von Treitschke (1834-1896)在19世纪大力促进反犹主义，比如通过“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等口号。另外，对无神论者和自由思想者及其团组，他同样充满敌意。

 

基督教团体不仅支持反犹主义，同样支持种族主义，即使蓄奴也被理所当然地看作上帝所欲的秩序，其反动势力宣扬直到今天还被殖民主义者宣扬的白种人优越性，称无神论观点为魔鬼的杰作，对无神论者进行迫害。

 

国家至上的思维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盲目顺从同样也属于国家与教会、反动政治势力与教会的邪恶联盟，这些尤其在纳粹帝国得到了体现，而且受到了教会的欢迎和支持。

 

在这一反动背景下，19世纪的德国还在被误解了的浪漫主义和强化的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产生了一种美化了的日耳曼精神，许多为宗教性质的政治团体形成。他们反对一切外来的陌生物，特别强调反犹主义，同时又提高所谓的日耳曼精神，对其加以种族主义的拔高。除了德国，奥地利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比如1908年，工业界人士和贵族成员成立了维也纳基多·冯·里斯特协会，以反对低等人和劣等种族为目标。在这些圈子里，神迷崇拜起着很重要的作用。Jörg Lanz von Liebenfels （1874年生）创立了一套二元世界观，实际上是一种为宗教，其的核心是黄发雅利安人。此前，他在 1900 年就成了新神庙骑士团Ordo novi templi，其他的组织紧随其后。1912年，德国成立反犹色彩强烈的日耳曼骑士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18年，冯·瑟波滕多夫伯爵 (Freiherr von Sebottendorf)在慕尼黑成立图勒骑士团 (Thule-Orden)，关于这个组织我们随后还会提到。

 

 

2、希特勒与教会——希特勒的发展及其与教会和反动-保守势力的联系

继续叙述之前先夹叙关于希特勒的青少年与发展的几点。开明天主教徒Friedrich Heer写有《阿道夫·希特勒的信仰》这一奠基性的著作，我的叙述在许多方面都是以这个作者为依据。

 

阿道夫·希特勒，1889年生，是奥地利布劳瑙一个信天主教的海关官员的儿子，儿童时代在奥德边境地区度过，此间经常到德国境内的帕索。他周围环境里有非常强调德意志化的势力，这些势力对孩童时代的希特勒影响很大。他上过的学校首先包括Lambach的本笃修道院学校，他是童声合唱团成员和弥撒辅助。修道院的主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修道院的入口处是一个艺术化了的万字形十字架，这是后来希特勒的纳粹标志的雏形。随后他在Linz就学，那时，这个地区已经有反对所谓的异化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势力活动。希特勒在其《我的奋斗》也强调，和其他许多学生一样，他在这里作为中学生已经成为泛德意志民族主义分子、俾斯麦崇拜者和军国主义分子。在这所学校里，对犹太人的抵制也已经开始，其天主教信仰具有很深的约翰信仰的印记。众所周知，四福音的最后一部是约翰福音，耶稣死后70年才写成，那时的基督教已经深受罗马的影响，有深刻的葛诺斯印记和反犹太倾向。葛诺斯思想把人分为光明与黑暗的孩子，把世界分为善与恶。这种思想我们在希特勒的思想里也不断看到：一边是善的、被他捧上天的纯种的雅利安人，另一边是被他妖魔化的、堕落的犹太人。就在这些年里，希特勒也已经开始听瓦格纳的歌剧，为其音乐与当时的舞台设计所折服。希特勒没能中学毕业。随后他尝试当画家，画明信片，最想做的还是设计宏大的建筑。他后来的巨大狂当时已经有所显现。他后来到维也纳，想上艺术学院，但没能通过入学考试。1908-1913年，他生活困苦，住在无家可归者的避难所，但作为一个海关官员的儿子，自认为当有更好的命运。这段时间里，他继续忠于官方，反对自由思想，与接受马克思思想的工人打斗。他当时就已经开始把问题的主要原因归与犹太人，归于种族的混合、社会民主思想、马克思主义、自由思想和民主运动。他认为维也纳已经犹太化，所以对维也纳深恶痛绝。他把基督教的学说同种族主义的观念结合起来，像其他极右分子一样代表相应的拯救观。虽然没有任何历史依据支持这种做法，耶稣还是被雅利安化：他成了被迫害的非犹太人，犹太人成了他的迫害者。这种历史的篡改到了纳粹帝国首先体现在Streicher的《冲锋队员报》。希特勒的神择信仰是在基督教的框架内发展出来的。Jörg Lanz von Liebensfels的二元论伪宗教和雅利安种族信仰对希特勒产生了重大影响。希特勒虽然与神秘主义崇拜组织的关系不密切，但是接受了他们的二元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在慕尼黑。作为25岁的年轻人，他在Odeonsplatz经历了充满战争狂热的人群。Friedrich Heer就此写道：

 

“在这里，在人群的狂热中，希特勒经历了‘民族的共同体’，一道进入战争的兄弟的集体。在这里，希特勒经历了自己的圣餐仪式，实实在在的圣餐仪式……在这里，希特勒爱上了战争……在这里，希特勒后来在自己的战争信仰中同战争复员的人交流，这些人从1919年开始，年复一年地举办战地弥撒、布道、在纪念英雄和祭奠战争协会的旗帜以及战争纪念碑时发表政治演说，通过这种形式回忆战争，回忆他们的现实圣餐，回忆对他们精神-灵魂存在最深刻的震荡。”

 

希特勒成了战争的自愿参加者，在战争中负伤。战后，他把战败的原因归于世界犹太人，归于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叛变’，归于自由思想。

 

仪式对希特勒来说意义越来越大，许多仪式他都是从自己在天主教会的经验中借鉴而来，这使得他在20年代与天主教会有一种很矛盾的关系。但是，他在新教圈子里为自己的理念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同样，也在民族主义圈子里获得了追随者，尤其是在信奉日耳曼崇拜的圈子里。

 

随后，希特勒参加了极右组织，开始施展自己的演说天才。

 

通过这种方式，他与图勒骑士团建立了联系。后来日耳曼骑士团和图勒骑士团合并，成为图勒协会，协会积极分子包括后来臭名昭著的纳粹 Julius Streicher。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神择信仰及其他的神秘主义观念和行为是协会的核心，其会刊是“民族观察者”。希特勒、Rosenberg、Streicher以及其他许多后来的纳粹头面人物都在图勒协会，同时也受到了这圈人的影响，相应的思想观念在纳粹头面人物身上也得到了体现。图勒协会还成立了“德国工人党”，1920年，这个党改组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1921年，希特勒当选该党主席，实际上是具有广泛权利的领袖。当时他声明：

 

“抵抗犹太人就是我在为主的事业奋斗。”

 

1922年，他在另一次演讲时阐释了自己的基督教观：

 

我告诉你们：我的基督教感情引导我向着主和救世者，让我成为斗士，他向我表明，他就是曾经孤独地……认清了这些有犹太人并号召与他们斗争的人，真正的神不是最大的忍受者，而是最大的斗士！怀着无边的爱，我作为基督徒和人通读了圣经中描述主如何振奋起来拿鞭子把那些高利贷者赶出神殿的章节……两千年前，有一个人也被这同一种族出卖……他反对的是犹太人的“上帝”，而这个上帝就是金钱。

 

1923年，希特勒认为推翻民主选举的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发动了向Feldherrnhalle的进军。众所周知，这场政变失败，希特勒被关进监狱。他被判监禁5年，但是，如同那个时代典型的情况，半年之后他就被释放。在监禁期间，他写下了《我的奋斗》的第一部分。

 

他在《我的奋斗》中认同一种“积极的基督教”——不论这个概念该怎么理解吧——要克服各教派间的争斗。他写道：

 

国家社会主义运动认为，两大宗教系统对我们民族生存是同样珍贵的支柱，所以要与一切试图把我们民族实体的伦理宗教与道德稳固的这一基石贬低为政党利益的工具的政党斗争。

 

1928年，希特勒在解释纳粹运动时说：

 

我们不能容忍我们的队伍中任何人伤害基督教思想……我们的运动实际上是基督教的。我们衷心地盼望，在我们自己民族最深重的苦难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能够团结起来。

 

对于希特勒来说，不信教的人不可容忍，而且意味着堕落，所以，学校的宗教课起着特别的作用，尽管希特勒并不一定希望宗教课由教会来上。1933年4月26日，希特勒攫取政权不久，就对Berning主教说：

 

……世俗的学校永远不能得到容忍，因为世俗学校不开设宗教课……我们急需士兵，有信仰的士兵。有信仰的士兵是最宝贵的，因为他们勇于献身……

 

希特勒发展了自己独立的宗教世界观，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忘记，就是，希特勒一生都是天主教徒，一直在交教会税，也一直登记为天主教徒。他支持取消教派区别，但是从来不支持非基督教化。他极其厌恶两大教会相互间和各自内部的争斗。但是，在攫取政权后，希特勒更注重对神选的信仰。对他来说，一个有种族主义思想的上帝强调对德意志民族的拣选，而他自认为是上帝的工具。两大教会对他的这种态度几乎没有批评看法，所以从来没有对他提出指责。天主教会虽然不同意希特勒信仰的转变，但是，当希特勒变得强大的时候，两大教会都支持他的事业：支持他的反犹斗争，支持他的反自由运动斗争，支持他在二战中的战争行为，尤其支持他进攻苏联。无神论对他来说是眼中钉，比如，他在1935年5月21日的大型演讲会上就说：

 

“我们永远不允许无宗教、无信仰状态”。

 

这一表态受到了两大教会热烈的支持。希特勒坚决反对自由思想运动。对他来说，“有信仰的人”是世界观的主要承继者，而“不信的人”、“持批评态度者”、“怀疑论者”、“唯物主义思想者”或是“自由思想者”都是魔鬼的产物，必须得到铲除。

 

希特勒直到最后都公开反对歧视教会，即使他在小范围内偶尔对教会的作用发表批评性强一点的看法。

 

关于希特勒这个人先讲这么多，随后我们还会更多地谈到他。

 

关于希特勒手下的纳粹头面人物也可以说很多，现在只说这么多：多数纳粹头面人物对各自的基督教信仰保持忠诚，不论是多还是少。比如希特勒的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他在1929年写道：

 

再来看基督。德意志的信仰问题与基督是不可分的……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就如同一个没有呼吸的人。

 

希特勒内阁的几个部长与教会有距离，甚至试图为难教会，尤其是 Martin Bormann。戈培尔在1941年曾经反对他：“Bormann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散发关于教会问题的文件呢？教会问题不是对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希姆莱的上帝信仰也一样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他同样厌恶唯物主义思想，最坚定地代表领袖是上帝所派遣的观点。他写道：我们相信民族，血液的承载者，相信领袖，他是上帝为我们指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