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三）B、南下与北上

B、南下与北上

卓克基会议后，四方面军随即南下，在川西南发动了一系列战役。在这些战役中，朱德都充分行使了总司令的职权。向前同志把这点说得很明确：

“朱德总司令……在军事行动方面，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定下决心。……朱总司令在逆境中不当‘空头司令’，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完全是从爱护和发展红军力量出发的。” （徐向前回忆录，电子版，下同）

朱德这辈子，也就是这段时间作了名副其实的总司令吧？向前所谓“逆境”，当解读为他一生难得的顺境才对。过了此山无鸟叫，此后他便只有几十年如一日地当空头司令作花瓶了。其唯一的存在方式，就是被供在“井冈山神庙”里，跟三圣母一般寂寞（参考文献：赵青主演民族舞剧《宝莲灯》）。

四方面军兵锋所向，节节胜利，先在大小金川地区击溃刘文辉、杨森部六个旅，毙俘敌三千余人，接着又在“十多天内连下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城，共歼敌五千余人，击落敌机一架。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及懋功以南的川康边广大地区，均被我控制，造成了东下川西平原，直掠成都的战略态势。成都告急，重庆震动，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大小军阀，无不惶惶然”。

惜乎好景不长，据向前说：“我军南下川西南作战，与蒋介石的‘剿匪’大军，碰个正着。”的确如此，蒋介石一直在考虑对日抗战，早就选定西南作为战略后方，立意经营西南。正如向前指出的那样，1935年10月间，也就是中央到达陕北时，蒋公成立重庆行营，宣布“指挥剿匪之军事重心，即移于重庆”。随即派大批军政要员入川，并对川军进行了整编。

因此，四方面军在川西南猖獗活动，转移了蒋介石的注意力，使得那儿成了剿共重心，中央也才能生存下来。如果当初全军随毛北上，那也就没这种好事了。须知陕北与川西南不同，没有高山密林可以藏身，唯一的“战略退路”便是逃外蒙，而穿越大漠可是凶多吉少。中央逃过了这一灾难结局，与四方面军坚持在川西南发展分不开。官修党史一笔抹煞了四方面军这一伟大贡献，实在说不上公道。

然而四方面军迅即从胜利走向失败。据向前同志说，张国焘主张主力向西，重点夺取康定、泸定，将来以道孚为战略后方，在西康地区发展，而他和昌浩主张东进，夺取天全、芦山、名山、洪雅等地区，进窥川西平原，以获得人、粮补充。张国焘不是老毛，尊重前敌指挥的意见，陈、徐遂挥军向名山、邛崃地区进击。

刘湘唯恐红军窜入川西平原，急调八十余团兵力扼阻，在百丈镇与红军激战七天七夜。红军毙伤敌一万五千余人，自身伤亡亦近万人。双方都打得筋疲力尽。但中央军薛岳部随即从南面压了上来。红军只好转攻为守。此后，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和川军主力大举进攻天全、芦山地区，红军不支，被迫撤向康定、炉霍、道孚，在当地休整，直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红军先胜后败，原因何在？据向前说，主要是蒋介石向川军各部队派了政工人员，多数军官又经峨嵋军官训练团的训练，战力极大地加强了。国焘则认为失败似乎证实了毛泽东的“敌人飞机大炮厉害”论。他说，在攻打天全时，红军本已突破川军防线，县城唾手可得，却遭到敌机轮番轰炸，以致攻势被阻。三百几十名伤亡中，竟近三百名死于空袭。敌军的碉堡阵地威力也比过去大多了。他因此也觉得飞机与碉堡确非他们的力量所能摧毁，不过，占据那一带也不会如毛泽东所说的变成瓮中之鳖，盖该地区幅员辽阔，无法封锁，地形险要，交通阻塞，敌军也不敢深入。（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278-279页）

张说确为平实之论，一方面军打不破碉堡，对付不了飞机大炮，四方面军当然也只会如此。此乃客观情势使然，非人力可以逆转。毛和张都看出了这一点。毛的对策是外逃搬兵，张的对策是蛰伏在地形险要、人口稀少的藏边，因此他才主张西进。陈、徐见不及此，主张东进，去川西平原吃大米，却不知道好地方根本轮不到他们下脚，因而给部队造成不必要损失。向前不自我检讨，反赖到国焘头上，说什么“百丈决战，是我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转折点，也是张国焘南下方针碰壁的主要标志”。

四方面军尚在宝兴、芦山一带时，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到了陕北，给国焘发了电报，促使国焘取消了临时中央，同意北上。此事的内幕官修党史业已披露，乃是张浩“假传圣旨”。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载黄禹康著《反张国焘分裂斗争中的关键人物——张浩》一文披露，张浩到达陕北后，于1936年1月间给国焘去过两封关键电报。第一封是：

“请转四方面军张国焘同志：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 林育英 16日9时。”

第二封是：

　　“国焘、朱德二同志：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提交国际解决。 林育英 24日” （《中国共产党新闻》， 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7507/5410548.html ）

其要点是：共产国际派他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国焘可成立直属国际的西南局。

作者正确地指出，这完全是“假传圣旨”。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披露：

“（1934年6月间）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李竹声和盛忠亮叛变后，上海局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中断。”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44410/8708509.html）

所以，红军草地分裂、一、三军团北上等等，莫斯科根本就不知道。莫斯科之所以要派张浩来，就是为了恢复联系，哪来什么“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的鬼话？

国际共运本是一神教，斯大林就是上帝，乃是裁决一切争论的最高权威。国焘闹的主要就是中央政治路线错了，北上是逃跑主义。如今“天使”张浩却说，上帝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那他还有什么理由闹下去？

更重要的是闻天和张浩在2月间发给国焘的电报。据向前同志回忆，该电报说：“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中央并就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提出了三个方案，供他们选择。一是北上陕甘。二是就地发展。三是南下转战，与二、六军团会合，甚至转向云贵发展。

据向前说：“我们讨论的结果，一致赞同继续北上的方案。”既然是“一致”，国焘当然也在内——“并不反对靠近苏联”的诱惑力无人可以抗拒。在当时的中国，毛子是个纲，纲举目张，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盛世才、冯玉祥、孙文、蒋介石等人就是正面例子，吴佩孚、张作霖、张学良等人就是负面例子。国焘岂有不知之理？何况张浩还给了他一个体面的台阶：成立直属于共产国际的西南局，与陕北中央平行联系。

于是国焘等人决定暂留西康，待二、六军团（后改称二方面军）前来汇合后，再共同北上。此时却又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转折。据向前说：

“不知怎么搞的，张浩来电，反对这个计划，说：‘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并说：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北出陕甘的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切勿失去南下机会。那时，中央红军主力已东渡黄河，向山西地区转战。形势错综复杂，方针变来变去，我们感到迷惑不解。多亏朱总司令决心不变，坚持四方面军仍在现地休整训练，待与二、六军团会合后，共同北上。”

此事官修党史从未提及，看来反对二、四方面军北上的不是国焘，而是张浩。他是否出于毛泽东授意，尚待考证，但官修党史说什么二方面军逼迫张国焘北上云云，却完全说反了。

国焘和向前都说，他们如同策应一方面军那样，再度派出部队南下接应，阻击追敌。两军于7月间在甘孜地区会合。两人都谈到会师后任弼时对草地分裂一事作了调查。国焘说任的调查结论是：

“（一）四方面军之策应一方面军是真诚互助的行动，不能说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早有反中央的倾向；（二）双方都有成见，最先表现这种成见的，却是凯丰的文章；（三）一、四两方面军彼此的批评很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平的；（四）没有改政治路线以前，毛儿盖的争执势所难免；（五）毛泽东等自毛儿盖率一三军团北上，没有事先通知我和朱德等是不适当的。但他觉得这件事的酿成，一方面是毛泽东等人的疑忌太多，另一方面也是四方面军的反对呼声，加强了这种疑忌；（六）卓克基会议决定成立临时中央，似乎太过分了。”（《我的回忆》，第三册，302页）。

这当然是孤证。但向前的证词，似乎也不支持官修党史所谓“二方面军领导与张国焘斗争”的说法。他披露了任弼时给贺龙、关向应等人的一封信，该信只是表达了他本人“努力促成我党的完全团结一致”的意愿，以及争论双方都认为“党在组织上的统一建立最高集体集权领导”迫切性与重要性，相信“在这一基础上我党团结一致想可能得到顺利的成功”。除了只是要求“这边同志”在六中全会上作“客观冷静正确的自我批评”之外，并没有谴责国焘以及临时中央的只言片语。

就这样，两军分道北上，经一个多月的跋涉，到达川北若尔盖县包座地区，继而向甘南挺进，连克漳县、洮州旧城、洮州、渭源等县。1936年8月间，红二、四方面军终于来到北国。

C、臣服

此时正值伪蒙军队进犯绥远，两广军阀发动“两广事变”，蒋介石无暇顾及红军，胡宗南部南调。二、四方面军本来大有可为，却因毛泽东毫无章法的指挥，遭受了巨大损失，陕甘苏区更因此陷入绝境。

不过，毛似乎也情有可原——形势苍黄反复，计划不如变化快，难免捉襟见肘。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原拟趁虚向东南发展，中央却通知他们，中央已与张学良商定了“西北大联合”的秘密计划：第一步，红军配合东北军进据甘西。第二步，三个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打通苏联。给二、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尽可能夺取岷州，以甘南为临时根据地，休整补充。据此，陈昌浩便指挥红军攻打岷州，却久攻未下。

此后因东北军久无动作，中央又改了计划，要二方面军在甘南、甘中策应，以四方面军独力进取青海及甘西，联系新疆边境，询问他们有无把握。徐向前觉得独力取甘西无问题，正欲动手，两广事变却已和平解决，胡宗南部回开兰州。于是中央又令他们停在当地，把甘南陕南发展为战略根据地，和陕甘北根据地相呼应，并将西归的胡宗南部挡在甘肃以东，准备冬季打通苏联。

此时胡宗南部正源源西进，陈昌浩乃提出，集中四方面军主力，伺机北出通渭、静宁、会宁，与一方面军南北夹击西进的胡宗南部。朱德和张国焘都同意了该计划，但徐向前不赞成。他认为红军将在西（安）兰（州）公路附近与敌决战，敌人运输方便，调兵迅速，红军南北夹击不成，反会遭到敌人左右夹击。而且，三个方面军都向陕甘北集中，那里人口稀少，无法养活大军。

向前这考虑确实有理，陕北完全是死地。中央当时就曾通报他们：“陕甘宁苏区版图颇大，东西长约一千二百余里，南北亦六百里，现有盐池、定边、靖边、安定、安塞、延川、保安、环县、豫旺九城在我手中。”“各县论地情则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不宜大部队运动。人口总数只四十余万，苏区内当红军的已超过三万，物产一般贫乏，农产除小米外，小麦及杂粮均缺，不能供给大军久驻。”

四方面军到甘南后仅个把月，占领地区的人口就有约八十万，为陕甘宁根据地的人口两倍。向前说：“相比之下，我们的处境还好些。”微言中似有大义在焉。官修党史口口声声北上是活路，可中央折腾了足足一年，还是在死水里扑通，其安全度甚至不如国焘相中的西康，至少那儿山深林密，不会被敌人轻易消灭。

有鉴于此，向前建议主力西进，渡过黄河，进据古浪、永登、红城子一带，与驻兰州的东北军配合，控制这一战略枢纽地区，休整补充，以策应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打通苏联。

这本是更合理的计划，看一眼Google地形图便知：陈昌浩提出的作战地域，正处于西安到兰州的通道地带。其时陇海线虽未修到那个地段，但西兰公路早就修通了。红军南北向运动，远不如国军东西运兵方便。选那个地域作战，正是“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

然而这背时计划毛竟然也就批准了。但他又迅即变卦，说一方面军兵力有限，必须固守现有根据地，因此决定只派出红一师向静宁、会宁一带出动，策应四方面军主力北进，在通渭、庄浪、静宁、会宁地区迎敌。徐向前至此叹曰:“这样，一、四方面军主力南北夹击敌人的计划，就变成了四方面军北进，在西兰通道地区，独立迎击胡敌。我明白这一仗很难打，但准备硬着头皮干。”（徐向前回忆录，电子版）

张国焘觉得，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独力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决战就很不利。而且，陕甘北地瘠民穷，不便大军解决就粮问题。如果转移到河西兰州以北地带，情形会好得多。因此他主张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

这计划（似乎就是徐原来提过但被否定的建议）遭到陈昌浩等人反对，却得到徐向前、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人赞成，于是他们制定了新的方案：以一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脚点；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敌；以两个军继续布于漳县、岷州地带，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而后这三个军再渡河北进。主力出靖远、中卫方向，配合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这计划最终也得到了朱德和陈昌浩的同意，于是张国焘一面起草电报向中央报告，一面令部队开始行动。

以上是徐向前的说法。据杨奎松教授介绍，朱德可没有同意。他单独急电中央，撇清责任：“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转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233页）

或许就是因为内部出现了纷争，连陈昌浩都和他发生共事以来的首次尖锐争论，气得他伤心落泪，一度扬言不干，国焘终于向陕北俯首称臣了。本来张浩的安排是，国焘将临时中央改为直属于国际的“西南局”（北上后改名“西北局”），与陕北是平行关系，但此时他再也挺不下去了。9月26日，他与朱德、陈昌浩、徐向前联衔致电张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请洛甫等同志即用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西北局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军事应如何领导，军委主席团应如何组织和工作……我们当遵照执行”（同上，235页）。

就这样，坚持了一年后，国焘终于乖乖缴械投降。若要说这一年内真有过抵制反对他的斗争，那也就只是在到达甘南之后。他投降之容易，恰好证明当初另立中央并非他一意孤行，而是多数决定。

国焘缺乏敢作敢当的痞子劲（或曰丈夫气概），还在于他之所以臣服，乃是怕日后承担责任。他明知中央的北上计划是扯淡，他们制定的“西渡计划确系站在整个红军利益的有伟大意义的正确计划”，但他怕日后被当成罪行，因此竟在强调了这一点后又说：“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请求中央明令禁止，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同上，235-236页）。

既然他如此说，毛还会跟他客气？次日即以中央名义下令：“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从宁夏兰州间渡河，夺取宁夏、甘西。”（同上，236页）

徐向前的证词则是：“中央来电，明令禁止四方面军西渡。电文说：‘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达不到任务的危险。’”

这理由才是胡扯。既然要渡河，何处不可渡？既然要北上，河西又胡不可北上？如果朱德等人一开头就听取了徐向前的正确意见，四方面军早就渡过黄河了。即使是按张国焘后来的计划行事也不迟，那时胡宗南部尚未西归，循化、永靖一带空虚，全军渡河仍不是问题。事实上，先头部队已在循化附近的河道试渡过几次。当时天气还没后来冷，既然后来能在北面的靖远渡河，当然也能在该处渡河。四方面军过河后，蒋介石怕他们北上打通苏联，必然要分兵拦阻，就无法合围河东的红军，张、徐设想的在河西策应一方面军自靖远渡河也就有可能实现。即使不能实现，四方面军也完全可以在甘西、宁夏一带建立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互为犄角之势，不至于如后来那样，三个方面军被铁壁合围在一个狭小地带，延颈待毙。

可惜毛却否定了向前-国焘的正确计划，让四方面军坐失先机，去与一方面军合力对付胡宗南进攻，指望着打上一个歼灭战再从容渡河。最后什么也没顾上：打仗被中央军重创——二方面军受损严重，几乎彻底丧失战斗力，四方面军董振堂的红5军遭到敌机狂轰滥炸，伤亡惨重，红4军与31军也节节败退；渡河也渡了个半拉子——30军、9军、5军两万多人渡过河西，就此被隔断。就这半拉子，也全靠国焘见机快，在战役计划失落后，迅即决定北上抢占靖远渡口抢下来的。如果不是彭德怀坚持要把31军留在河东，该军也渡过去了。那么，即使4军留在河东，四方面军的大部分力量也到了河西。若陈昌浩过河后不听毛瞎指挥，自主行动，也未必会全军覆没。

这就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又一光辉范例。当然也是张主席自找的。若他有点魄力，径自按原计划行事，趁敌人防守空虚，抢过黄河，在河西策应一方面军，形势也不至于如后来那么绝望。他的担忧果然兑现了：陕甘北根本就养不了那么多兵，只能沿门托钵，到处化缘。到了11月间，中共已向张学良借款共60万元，但甘北寒冬已至，河东近6万红军每日所需，除了粮食、弹药和药品消耗之外，光是棉衣一项就耗费甚巨。洛甫不得不急如星火地连连向莫斯科催款：“你们多延迟一天，则红军饿死冻毙者就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也。”“你们答应十一月底在沪交款，究竟实行了没有？第一次交了多少？是否交给了孙夫人？我们派人本月十五日由西安乘飞机到沪取款，决不可使落空，八九万人靠此吃饭！”（同上，256-257页）

哪怕是在藏边与喇嘛活佛作伴，也没这苦楚吧？这就是北上的伟大光荣正确？天下哪有靠向军阀借钱干革命的？伟大领袖怎么会想出把八九万人集中在只有 40万人口的寡苦地域内，专等莫斯科发钱来买米下锅？这种神机妙算可不是一般人能想到的哦。他老人家只看到“合则力厚”，看不到合则嘴多，而力是要嘴来养的哦。如此高聚焦隧道眼，倒与后来的“以钢为纲”有一拼。若不是西安事变马上就爆发了，国民党就是不围剿，只需维持铁壁合围，饿也便饿死困在那拉屎不生蛆的绝地里的八九万人

作者：芦笛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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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不断胜利，就是中国的理性温和力量不断消退，而疯狂和野蛮不断生长的历史。 -- 沧浪之水 - (0 Byte) 2009-6-25 周四, 下午11:06 (4 reads)
* 说斯大林就是上帝，吹牛大了，顶多教皇。 -- 新大陆人 - (223 Byte) 2009-6-25 周四, 下午6:20 (76 reads)
o 教皇就是人间上帝。 -- 沧浪之水 - (0 Byte) 2009-6-25 周四, 下午11:08 (2 reads)
+ 教皇岂可跟斯大林毛泽东辈比？新大陆人网友可能不是大陆人，无法理解这些事，因此以为是吹牛 -- 芦笛 - (0 Byte) 2009-6-26 周五, 上午4:18 (6 reads)
# 本人是认同中华民国的大陆人，来自江南。 -- 新大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