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领事裁判权
英国人此前与中国签订的《南京条约》未提司法问题，其后的《虎门条约》只是规定双方必须引渡对方的罪犯，并未赋予英国人治外法权。这特权是美国首先提出来的，《望厦条约》中作了明确规定：
第21条：“嗣后中国民人与合众国民人有争斗、词讼、交涉事件，中国民人由中国地方官捉拿审讯，照中国例治罪；合众国民人由领事等官捉拿审讯，照本国例治罪；但须两得其平，秉公断结，不得各存偏护，致启争端。”
第25条：“合众国民人在中国各港口，自因财产涉讼，由本国领事等官讯明办理；若合众国民人在中国与别国贸易之人因事争论者，应听两造查照各本国所立条约办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
这里的第一条是对中美民间诉讼的处理原则，第二条则是美侨内部以及美侨与他国侨民的诉讼处理原则。
因此，中国教科书把领事裁判权说成是中英南京条约（含附属的虎门条约）首先规定的，似与事实不符。
领事裁判权无疑是对中国主权的践踏，但不幸的是，“主权”这概念乃是洋货，并非土产，它是从“权利”这个西洋概念中派生出来的，其前提假设是国与国之间平等。中国从无平等邦交观念，自然也就不会有派生的主权观念，这才会有官卑职小的袁世凯竟能充当朝鲜监国，并把朝鲜国王之父大院君抓到中国问罪的事。
实际上，当时举国无一人觉得这是丧失主权，反还觉得华夷各人自扫门前雪，少了许多麻烦。因此，不能指责签订这条约的耆英卖国，盖他与后世民族英雄毛泽东（鞑虏后代？）完全不同。毛与斯大林秘密缔约、授予苏联专家治外法权可是百年之后（1950年）的事，此前已经有过无数爱国运动，国人早就学得主权观念了。因此，耆英是无知误国，毛泽东则是故意卖国，两人的区别是有无明确的犯罪意图，类似于“过失杀人”与“谋杀”之别。
尽管后人未便苛责耆英，不过用如今的眼光来看，第21条根本就缺乏可操作性。这岂不是说一个案子必须掰成两半，分别审理：张三打了山姆，张三给捉将官里去，山姆被领事审讯，fine，证人又该怎么瓜分？若目击者全是中国人，美国领事没有证人又如何审判？就算双方都有证人，中国知县根据中国证人的口供，吆喝一声，扔下一根竹签来，如狼似虎的衙役便除下张三裤子，以大板伺候他的贱臀，而美国领事判决张三必须赔偿医疗费，那该怎么办？由领事去向知县要钱？可张三已经挨了板子了呀？难道能重复惩罚？若坚持要他赔钱，则他医治棒疮的医疗费又该谁付？
由此可见，要坚持实施该原则，其结果只可能是凡中外争讼，都由领事组织陪审团审判。
这规定的炮制者是美国第一任公使顾盛，但并非美国政府原意。相反，这是他违背政府训令，自作主张提出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此前发生了极为荒诞的暴力冲突：美国人在广州领事馆前面的花园里竖了一根旗杆，上面有个风向标。英勇的广州人民顿时群情愤激，说那是洋鬼子的妖法，引起了瘟疫，于是就向美国领事抗议，领事赶快取下了那妖标。但英勇的广州人民还不依不饶，先后袭击了英商（NND，老美的妖法跟老英有何相干？）和美商。而中方官府都不出来制止暴乱，保护外侨。美侨在遇到暴民以碎砖投击时，被迫以手枪自卫，不幸打死了一个中国人。顾盛照会耆英要求保护，耆英回文表示，百姓可能会要求以命偿命。顾盛不同意，遂找美侨组成陪审团审判该案，判决为正当自卫。于是他通知了耆英审判结果，指出暴徒和警察应该对命案负责。因为死者是外地人，无人为他伸冤，耆英也就默认了美方判决（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368-369页）。
这就是促使顾盛提出那条款的直接原因，现代人也不难理解他的动机：若是尊重中国的司法权，则广州知府或知县派出衙役将一众鬼子锁了去，不管是英鬼美鬼，一律大板伺候，直到他们供出开枪的人来。若三四人都开了枪，则以大板加强伺候之，再不行就飨以夹棍站笼，直到其中意志最薄弱者再也挺不下去，承认杀人者就是他，最后给押赴市曹，开刀问斩。至于必须首先确定他有无犯罪意图，再证明死者确实是他打死的，这些“普世价值观”那时还没来得及从西洋进口呢。
所以，要顾盛不提出这荒唐条款，也实在没有可能。
就本质而言，鬼子坚持治外法权，与坚持他们见皇帝时采用西方礼仪、拒绝行三跪九叩大礼并无不同。后者同样也是对中国法律的践踏与对中国国家尊严的忤犯。所以，我们若要实行一重标准，则在谴责治外法权的同时，恐怕也得谴责鬼子拒绝向皇帝叩头才是。可国产史学家却采用了两重标准，似乎中国当时的司法要比向皇帝叩头光彩得多，所以咱们要维护司法权，却不便坚持“要求跪拜权”。其实在我看来，前者比后者更不光彩。若让我选择，我宁要磕头，也不要站笼夹棍。
这是从道义上看，从功利上来看，实行治外法权确实起到了避免不必要的中外冲突的客观作用，林则徐与鬼子纠缠不休的“具结”问题反而妨碍了禁烟就是证明。
我在《林则徐》文中已介绍过这具结问题，但不够全面。如所周知，林大帅派兵包围商馆，要求洋商交出鸦片，并写下保证书，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据当时的《澳门月报》披露，当时很多外商写了个声明，保证自己不再贩卖鸦片，也不企图输入鸦片，但又声明他们无力禁止别人这么干，要求中方将这要求向各国代表提出。但林则徐的意思是让义律代表所有商人具结，除保证所有来船不再夹带鸦片外，还要请本国政府下令禁止鸦片贸易。义律拒绝照办，甚至撕毁了英商签了字的声明，夹在中间的外侨总商会因此解散（同上，257页）。僵局由此形成，最终导致战争。
外商当然只能管好自己，并无权力担保其他“来船”。他们自己已经做了保证，林大帅何以还不罢休？他乃是按照 “连坐法”的常规办事。自商鞅发明此法后，它就一直是传统社会的司法实践。据此，你若是吊死在仇人家门口，则他家以及左邻右舍都要负责。这种严峻的惩罚，逼得所有的人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而主动维持治安。两千多年来，它一直是当局维持统治的强大武器。
这就是林大帅何以要让义律代表所有的商人具结，这样以后一旦有事，就可拿他是问，如此即能逼迫他为了自己的性命，严禁其他商人走私鸦片。这也是林为何要规定日后若发现来船夹带鸦片，不但要处死行商（也就是户部特准外贸的中国商人），而且连翻译都要处死（同上，266页）。那思路完全是同一个，让行商和翻译们为了保命去禁止鸦片走私。
由此可见，若中国不实行这野蛮的连坐法，则外商早就具结了，后来也不至于有那么多事。类此，不难想见，若耆英拒绝了领事裁判权，坚持让中国阴天大老爷们草菅鬼命，不知道还要引发多少次中外战争。盖西方政府和中国政府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家对人民的生命财产负有保护责任，因此绝不会如中国政府一般，听任侨民被侨居国政府任意蹂躏杀害。
6）开放通商口岸与外人入城
在亲历经济奇迹、尝到改革开放甜头之后，国人若还要将这当成帝国主义侵略大罪，就未免太可笑了。若咱们具有正常思维能力，应该追悼的是“解放”后又闭关锁国长达30年 。可如今的教科书还在吹嘘“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完全是在歌颂反动的暴民骚乱。
如我在《林则徐》文中指出，所谓“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后患无穷，最主要的是它让广州人民坚信，自己是顶天立地的好汉，而失陷的其他城市诸如宁海、厦门、镇江等等的居民都是孬种。服了摇头丸的士绅、愚民与丧失了垄断敲诈特权的行商以及海关贪官污吏们结合在一起，就演出了反动的“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
虽然《南京条约》规定英人可以到广州居住，英文本更明确指明那是指城镇之中。然而广州人就是不许英人进城，只许他们挤在城外的商馆中。1842年至1848年间，广州发生了十几次侮辱、殴打甚至杀害外国人的暴民骚乱。针对这种毫无意义的骚乱，耆英与巡抚黄恩彤曾连衔发布布告，说“所有其他五口既皆准英人入城，并无事端发生，广州自难独予抗拒”，劝谕“绅民人等捐弃疑虑，停止反对”。但次日城内便到处贴出署名为“广东全省绅民”的大字报，痛斥官吏畏葸无能，英夷悖逆凶残，宣布蛮夷中若有谁胆敢进城，人民就要“先歼灭此丑类，再焚毁其巢穴”。第二天广州知府上街，竟然遭到暴民袭击，暴民甚至追打到衙门里去，抢劫并纵火。吓得督、抚、藩、臬都发布告示，表示他们与百姓采取同一立场，绝不会出卖百姓。（同上，426页）
这些愚民暴乱不但毫无意义，有的还非常凶残，例如1847年12月5日六个英国青年被暴民残杀后碎尸，而他们唯一的过错不过就是想到乡下散步。这种令人发指的罪行，就算是最爱国的愤青也无法为之辩护吧？然而这还不是问题所在，浮嚣民意逼得地方官只能对夷人采取强硬立场，而这就是徐广缙、叶名琛为何要大规模组织民团抵抗英人入城，最终导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得中国承受了巨大损失。
当然这其实是英国人的错，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已经占领了广州城外的四方炮台，马上就要攻城了。义律却因为收到广州官绅献上的600万元赎城费，下令军队撤退，在三元里人民汹汹而来时，又因为已经达成停火协议而如约退走。以后英国政府又反对在广州用兵，认为那地方离北京太远，起不到震慑作用。广州因而免于沦陷，绅民一致陶醉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驱赶蛮夷的动力”的幻觉中。
可惜历史证明广州人民并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其胆气与别处相比似无显著差异。1856年10月28日，英军以百多人的小股武装就轻易冲入广州，大摇大摆列队进入总督衙门，然后又从容撤出。次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再次轻易攻陷广州，实施统治几达四年之久。这两次三元里人民大概都到夏威夷度假去了，没功夫大显“尽诛丑类”的神威。而当年同仇敌忾抵抗外人入城的广州人民，在联军占领广州后，还帮助英国人把藩台衙门的库银抬上英国轮船（《蒋延黻：《中国近代史》）。香港苦力还积极应征，参加英军运输队，随军出征广州，以后又跟着联军一直打到大沽口，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受到英军军官的由衷赞颂：
“啊，那些强壮耐苦耐劳的苦力们！在攻击的那一天，他们背着军火，紧跟在我们队伍的后面；当一颗炮弹把他们当中一个人的头打掉的时候，别的人只是喊一声‘哎哟！’跟着就大笑起来，随即同过去一样欢乐地工作下去了。他们的行为始终是令人敬佩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564页）
香港原来并无多少人居住。所以那些人虽是香港招募来的，仍然来自于英勇的广东人民。他们表现出来的忘我献身精神，在中国军队里根本就看不到。可惜那并非什么崇高爱国情怀，不过是英军的优厚报酬与周到待遇使然。
广州人民反入城的英勇斗争，不但坑害了全国，对他们自己也毫无好处。同期开放的上海原来不过是个极小的县城。人家没搞什么反入城，但外人进去住了几天，觉得既脏又挤又臭，于是主动出城去租下大片荒地，自己兴建房屋。这结果就是城建与外贸一道突飞猛进。1846年的交易额就达到进口 5,117,625元，出口7,329,410元。到1855年，光是海关收入就猛增至2,270,884元（同上，402页），为国家带来巨额收入。上海从此成长为世界一流大都市与金融中心。而广州却始终死样怪气，默默无闻。
综上所述，我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和英美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当然是不平等的，但除了割地赔款外，所谓 “不平等”，只反映在违反了中国自由意愿这点上。中国喜欢闭关锁国，拒绝与文明世界接轨，坚持传统烂污生活方式一万年不走样，这当然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他人干涉。从这个角度来看，以武力胁迫中国签订这些条约，确实属于侵犯中国主权的侵略行为。
不过，愚以为，时至今日，还要拿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煽动仇外思潮，就有点不知耻的味道了。前文已指出，若干咱们丧失的主权诸如司法权、海关不定量敲诈权、官商垄断敲诈权等等，并不是什么光荣的东西，比“要求磕头权”还可耻。
虽然爱国志士们至今拒绝“普世价值观”，坚持中国传统价值观，但也总不至于认为敲诈勒索、连坐法、肉刑逼供、枭首示众等等，是什么必须英勇捍卫的国粹吧？国人至今还在追悼丧失这些神圣主权，难道不是丧失羞耻心的表现？要怎么样才能做到平等？是不是让鬼子也搞这套，才算实现了 “世界大同”的千年梦？如果要中外自行其是，那么咱们还有什么理由指责耆英与顾盛联手发明 “一国两制”——国人搞自己的肉刑逼供，老美搞他们的公平审判？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鸦片战争前后发生的中外互动，论本质是西方使用武力，逼迫中国进行西化改革（也就是现代化运动）。如果这暴力出自中国皇帝，则他一定会被咱们歌颂为千古一帝，正如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若是中国人，则他一定会被写入种种民间传奇，如包龙图爷爷一般被人民歌颂至今。不幸的是，这些改革的动力却来自于异族，于是就反而变成了国耻。
这种感情我能理解，不过其中究竟有何种高妙理由，就不是我这迟钝者能领悟的了。在我看来，这些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情绪反应，只反映了中国人缺乏与泱泱大国相称的博大襟怀，更为文化诱导性智障顽症所苦，因此在一个半世纪过去之后，还是无法建立正常的羞耻观。
（全文完）
作者：芦笛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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