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一）E、真情

E、真情

至此可以总结草地分裂的真相。窃以为，过错基本在中央一边。

早在会师前，洋房子先生们便和润之结成同盟，将国焘当成最大的敌人，制定了对付他的三项方针：（一）封锁消息，对一位政治局委员隐瞒既往挫败以及中央内部分歧。（二）先发制人，谴责张的“西北联邦政府”和四方面军的“军阀习气”。（三）和张只谈军事不谈政治，以封官笼络他后迅速北上。

从政治上来说，这完全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阴谋活动。以美学眼光视之，这些计策很笨拙：封锁消息是不可能的，盖一方面军将领就对中央的领导怨气满腹，消息必然要走漏。事实表明，无论是遵义会议还是会理会议的情况都未能瞒过国焘。这策略非但没有奏效，反而引起他的极度反感；谴责联邦政府只证明洋房子先生们不懂马列，老张可不是只看古书的润之，唬住他可没那么容易；辱骂四方面军是“军阀”、“土匪”只能为渊驱鱼，激起广大红军战士的极大愤怒，使得他们紧紧团结在张主席周围；只谈军事不谈政治是一厢情愿，无法禁止对方谈。封了官后能否迅速北进就更无把握了。国焘同志取代恩来作了党内军事的总负责，又牢牢控制了前敌指挥部，是北上还是南下，他有最后决定权。这是中央定下的规矩——在是打鲁班场还是打鼓新场的争论过后，中央曾决定军事决定由新三人团元首拍板，不由政治局表决。老张是军委总负责，当然是最后下决心者。

这些笨拙的阴谋活动并未奏效，反倒引来老张的有力反击。中央对四方面军的歧视和诬蔑迅速败坏了会师的蜜月气氛，招致两军对立与摩擦。在此情况下，润之却把事情越搞越糟，竟然在芦花会议上拿丧失鄂豫皖根据地与主动放弃川北根据地说事，激起广大四方面军指战员的义愤。如徐向前指出的，会师前四方面军可是竭诚拥戴中央的，陈昌浩还大吹特吹中央红军，将其人数吹到30万。为了策应中央红军，人家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根据地倾巢而出，在川西北听说中央红军向他们靠近便立刻派出主力部队，由徐向前亲自率领前往救应。此后又负责阻击追击中央红军的敌人，确保中央红军能安全撤入四方面军防区。人家对中央红军一片赤诚，堪称仁至义尽，最后却是热脸贴在了冷屁股上，功劳成了罪行，是人都无法忍受这种冤屈、羞辱与歧视。

即使如此，老张也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据徐向前说，他就任总政委后，从四方面军中抽调了3800名士兵去补充一方面军，又从一方面军抽调了干部到四方面军。前文已经说过了，硬要说谁想控制谁，那也只能说是派出干部的一方面军想控制派出士兵的四方面军。事实上，想控制对方军队的不是张国焘而是邓发，他想派出保卫局特工去监控四方面军的指挥员，被老张断然拒绝。

中央这些蠢动，造成了四方面军与中央的尖锐对立，这反过来又吓坏了中央，加剧了他们的不安全感，使得他们如临大敌，生怕张国焘动粗。令人无法理解的是，既知自己实力薄弱，务必避免武力摊牌，却又蠢到将张的住处安排得远离中央居所，指望靠中央警卫团的森严戒备来抵挡张的大军！这除了助长张的反感外，还能有什么效果？

即使如此，老张也没动武，而是光明正大地进行列宁式党内斗争。与润之不同，他久居党内权力中枢，熟知中央人事变迁史，在忍无可忍时便扔出了杀手锏，直接质疑党中央的合法性，要求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迫使中央不得不让步，接纳了四方面军高干进入中央乃至政治局。他取得这一胜利，靠的不是阴谋诡计，也不是武力威胁，而是符合党章的政治斗争，其理由根本就无法驳倒：多数政治局委员来历不明乃是事实，这本身就违反了党章。如果不接纳张系人马，则根据同一原则，就该把那些非法混上高位的同志清洗出去，让政治局里只剩下张国焘与周恩来。为避免这种结局，中央当然只能让步，让陈昌浩、周纯全进入政治局。

然而张抛出的重磅炸弹也杀伤了他自己。他和毛在遵义会议前面临的情势相似，目的相似，但毛知道“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因此“忍着巨大的痛苦”，去接近他看不起的王稼祥与张闻天，这才在遵义会议挤进了书记处。张却不愿“忍辱负重”，更重视推行自己认为正确的路线，不讲究“分化瓦解，重点争取”的斗争策略，因而逼得洋房子们为保高位和毛抱成团，以致最后跟着毛星夜出奔逃苏联。

张反对北上也是拖泥带水毫无魄力。若毛处在他的位置上，一定会以军事上最后下决心者的身份否决毛儿盖会议决议，坚持按原定方针办。但他却没有充分运用自己的权力，反倒被中央催促得进入草地。读者可从Google地形图（比卫星地图更清楚）上查知，从阿坝刷经寺（红原县附近）去班佑（若尔盖附近）可不是右路军走的从毛儿盖（松潘县上八寨乡）去班佑的路，后者基本是在草地的边缘走，只有一段穿过草地，而左路军要去班佑，大部分是走穿过草地那长征史上的地狱之路。

从徐帅披露的张与右路军的电讯中，不难看出老张的挫折感与愤懑之情：

“（葛曲河）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

“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且恐多阻碍。”

“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从不见于革命回忆录，想来与“四渡赤水”一般，是伟大领袖的“平生得意之笔”之一。但这不会是老张的捏造，因为那是埋怨中央的电报。

徐帅说老张不想渡河，盖左路军有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队，“就地取材，营造简便渡河工具，不成问题”。草地里上哪儿去“就地取材”？他还说他们准备派人带粮食去接应，这就连常识都没有了：就算左路军几万人个个练了辟谷术，能在原地坚持绝食斗争，熬个半月一月，直到右路军送粮来，隔着大河，来人又怎么把粮食送过去？即使送过去了，又怎么把大军接过来？难道陷入绝境还不能回头，就因为必须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比王明更左（这是李德的观察）的革命路线？

既然左路军不能北上，当然右路军也就失去了奥援，会被敌人轻易消灭，因此只能让右路军回来。即使如此，他还是没有下令右路军立即班师，只是让他们立即开始南下准备。等到中央去电劝止时，他仍未动用“军事上最后下决心者”的权力，直接给前指下命令，而是作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开展说理斗争。比较双方所作的利弊分析，不难看出何方更有说服力。

毛泽东等人的去电，主旨无非是一句话：“南下没有发展前途，没有战略退路（也就是无法逃苏联）”。确实如此，藏边地区离苏联很远，人口与资源都稀缺，藏胞不会参军，部队只有损耗没有补充。这些客观事实都无从否认。

但老张说的更有理：红军极度疲惫，大量减员，北上将遇到指挥统一、装备精良的中央军。而且敌人运兵方便，只要一停留下来，敌人就会源源而至，越打越多，很难立足，势必重蹈长征时在贵州与云南的覆辙，老张的质问非常有力：“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

而南下则不过是打四分五裂、勾心斗角、装备窳劣的川军，又是深山密林，利于四方面军那些惯走山路的川娃子，不利于敌人快速运兵。虽不利于扩展，却也不至于灭亡。兵法避实击虚，理所固然。史家指责张害怕胡宗南，却又歌颂毛泽东军事原则，耻笑李德的拼命主义，不知是何道理？

一言以蔽之，在北方没有根据地的前提下考虑问题，则北上有着被歼灭的实实在在危险，唯一好处是有跑苏联的希望，但忽略敌军封锁不计，光从地理上看都是梦想。西安与中蒙边境最南端相差大约十个纬度，直线距离大约是1100公里，其间有几百公里的沙漠，能活着穿越的人大概不到十分之一。而南下虽无发展前途，只能缓慢自毙，但毕竟没有立即全军覆没的危险。

老张还有其他理由：北上必须扔掉伤病员，这是一方面军而不是四方面军的光荣传统，也不能策应和救援兵力非常单薄（仅五千人）的二、六军团（即后来的二方面军）。拒绝考虑这些问题，还谈得上什么起码的阶级情谊？

这些论证说服了陈、徐，他们是前敌指挥官，原来看到的只是驻扎在包座的胡宗南部被歼灭，北上通道业已打开，机不可失，因此都是北上派，没想过老张提出的战略问题。向前同志后来为了“政治上正确”，把自己说成是个违心服从者，那当初老张的来电令时他俩为何又不服从，要与毛周张等人联衔反对涅？难道老张商量的电报比军令还严峻？

陈、徐的态度转变，对毛泽东是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如果右路军南下，中央当然也只能跟着南下，逃往苏联的希望就再也没有了。毛泽东在与张第一次会面时就打开窗子说亮话：红军有被消灭的危险，如果没有飞机大炮，那就再不要说“打倒蒋介石”这句话了。逃往中蒙边境，请苏联出兵打过来，当然是制造革命高潮的捷径，盛世才不就是这么当上新疆王的么？至不济也能如冯玉祥那样，取得“技术条件”，要钱有钱，要枪有枪，还怕招不到吃粮人？

因此，外逃不但是打败蒋介石的唯一希望，也是逆转张国焘“人多枪多”优势的唯一希望。如果还跟张混在一起，中央迟早要被他掺沙子掺到饱和。这是明摆着的事：政权和党都是枪杆子造出来的，谁捏住了枪杆子，谁也就把持了党干培养基。一方面军就四个主力部队：一、三、五、九军团，只有头两个是他的嫡系，五、九军团都靠不住。如今连他亲手提拔的林彪都有跳船迹象，遑论一向受歧视的五、九军团？洋房子们本来和他就是同床异梦，虽因共同利害暂时抱成团，时间长了，眼见国焘无法阻挡，谁知道他们会不会纷纷倒戈？

毛泽东相对于张国焘的优势是没有书生气，虽然不懂马列，但一直在精研劣质旧小说，对社会的阴暗面了解之深之广，绝不是那位前北大学生可以望其项背的。与外强中干、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的张某不同，他有一种泼皮胆气，一股子不顾一切豁出去的赌徒狠劲。他鄙视一切循规蹈矩的谨小慎微之徒，以无法无天自傲。当按规矩赌博明摆着要输时，他有那魄力掀翻桌子，让谁都玩不成，宁肯同归于尽，也决不愿为人之后。几十年后搞文革，他几次郑重地对王力等同志说：这次文革要是失败了，我和你们一起坐牢杀头。这种气魄岂是动不动掉眼泪的国焘能想象的？他在回忆录中几次记录了他耳闻目睹同志丧生而伤心落泪，徐向前也曾说他因为和部下陈昌浩吵架而淌眼抹泪。就这种主观气质，还想去跟他老人家较量？

据德怀同志说，秘密行动是他最先开始的。为了统一指挥，“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一、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芦注：毛当时根本不是军委主席，连副主席都不是）通报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部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三军团准备了电台，另编了密本，也只能说是要与一军团联络，而未说是为了防止突然事变。派武亭同志（朝鲜同志）带着指北针寻找一军团走过的行踪，务必把电台密本送给林、聂。正好送到林彪处，这天，事情就发生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真是洪福齐天哪。当时一军团是前锋，向甘南俄界一带探索前进，三军团是后卫，住在巴西、阿西一带。彼此相距甚远，如果密电本不是及时送到，秘密出逃难免要受到影响。

据敬爱的彭总交代，他还向伟大领袖献计，用扣留人质的办法强迫占优势兵力的四方面军部队放行：

“我……问毛主席，我们坚持北进，拥护中央，他们拥护张国焘南进方针，一军团已前走了两天，四方面军如解散三军团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在这种被迫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主席想了一会儿，答曰：不可。当时我难过：如强制三军团南进，一军团不能单独北进了；中央不能去，一军团单独北进也起不了作用。一同南进，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采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

张国焘仗着优势兵力将中央搞掉纯属虚构，彭总和毛主席郑重策划绑架人质可是白纸黑字。那人质是谁？当然只可能是政治局委员兼前敌政委陈昌浩同志，他小人家其时在党内的位置恰相当于遵义大捷后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虽然这阴谋未能付诸实行而彭总为此难过，但主席可是“想了一会儿”的哦。之所以答曰不可，当然不是顾忌党的组织原则，而是知道洋房子们可能会反对，那就无法用假情报吓得他们跟自己一起仓惶出奔了。君不见博古事后反应过来上了当，还跟李德表示“ 非常疑虑”？

彭总自我感觉不错，竟然以为伟大领袖的革命警惕性还没他高：“当时使我感觉：张国焘有野心，中央似乎没有察觉。”这未免太小看毛疑神疑鬼的天赋了。毛主席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要不住在包座的叶帅怎么能与住在巴西的彭总密谋？最后出逃成功的，不是靠彭总的扣押人质，靠的还是那个假情报。

恩来和稼祥是否知道真相？这只有起死人而问之了。这就是历史和科研的区别：没有可重复性，有的事永远只能猜。我的猜测是周可能知道“兵变”是假情报，而王则未必。他俩都未和前指住在一起，而是住在三军团部。两人都害了病，周是打摆子，王是负伤后打吗啡打成了瘾君子，三军团部可能有个医院。毛肯定通过常去中央驻地的彭，向周、王秘密传递过信息。但毛出逃的决定是灵机一动作出的。真正要密商也是毛从包座到了巴西之后，那就是党史上的所谓“巴西会议”，其实参与的顶多也就是原来的三人团。彭和叶都未必参加，因为两人各有各的事：彭虽与毛一道去了巴西，但得去调动部队，叶则负责留在包座偷东西，并通知中央大员们和中央纵队立即出发。大员们不可能参加“巴西会议”，盖他们都和前指住在一起。据彭总说，前指所在地距三军团部相距大约百里。大员们全体出动，先跑到百里外的巴西去开会讨论表决，决定出奔后，再令人传令让中央纵队从包座秘密开出来，这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出逃成功倒不稀罕，难得的是陈、徐下了死命令：谁打就枪毙谁。事起仓促，大家半夜被人唤醒，稀里糊涂跟着跑，跑到林副驻扎的俄界才开会，这就是党史上的“俄界会议”。到了这阵子，我想闻天、博古等人都反应过来那兵变的消息是润之捏造的。但开弓没有回头箭——难道能受正义感支配，跑回去跟前指的同志们说：对不起，我们受了润之的骗，冤枉你们了？上了贼船，就再也下不去了。他们不但得跟着润之跑，而且得一条道跑到黑，日后在延安和润之一道把国焘往死里整。

连不懂中国话的鬼佬李德都看出了这一点：

“红军分裂的历史，从毛泽东口中听起来是如此简单和无足轻重。实际上，他是唯一从中得到了利益的人。他摆脱了来自张国焘方面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压力，赢得了时间去继续巩固和扩充他个人的权力地位。现在，他作为数量虽少但对他惟命是从的一方面军的独一无二和无可争议的领袖，在政治局实际上可以通行无阻地施加决定性影响。政治局尽管缩小了，但毕竟包含着政治局中最强有力的成员，因此，它有权以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说话了。”（《中国纪事》，188页）

俄界会议上第一次响起了伟大领袖决定性的声音：

“现在由于情况变化，1、3军团的行动方针应有所改变，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再向东发展。从地形、敌情、居民等各方面条件看，实现这个新方针，无疑是可能的。”（人民网长征纪念馆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8298/68304/4611599.html）

这是官方对毛在俄界会议上的讲话的介绍，杨奎松教授的介绍更详细些：

“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过去中央曾反对这个方针，（因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在陕甘川创造苏区。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所以应该明白指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更新装备，再以“更大规模更大力量打过来”，只要能够“保持（存）数百干部，若干千的战士……就是很大的胜利”，“我们完全拒绝求人是不对的，我想是可以求人的，我们不是独立的共党，我们是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丁之：《中央红军北上方针的演变过程》，转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23页）。

这个豪赌也太豪放了些。诚然，原驻包座的胡宗南部被四军和三十军（均为四方面军主力）全歼一个师，北上的通道已被打开，前面没有多少敌人。但当时一、三军合起来不过五、六千人，只能编为六个团。据彭德怀估计，一个团只能对付中央军的一个营（《西安事变新探》22、23页）。更何况中央机关还有许多老弱妇孺，行动缓慢，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掩护他们而不是作战，毫无主动权可言。要从俄界（甘肃迭部县附近）打到中蒙边境，即使按直线前进，也得且战且走 1000多公里（按杨奎松教授说是2500公里，可能是实际路程），其中还有将近一半路是沙漠（请参看Google卫星地图）。

毛当然不会看不到这些。他的对策是将红军先改称“北上先遣队”，后改名“陕甘支队”，籍以迷惑国军，让他们认为那不过是一支偏师，中央还和主力在一起（这是张国焘比较痛恨的事，说毛泽东以此把国军的注意力全集中在他们头上，四方面军成了诱敌的诱饵）。

但就算前途毫无拦阻，沙漠又怎么办？伟大领袖高瞻远瞩，早在两河口会议上就已想到了：“如果在宁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干部，也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种子，将来还可以再起。”哪来的汽车？当然是苏联人的。后来中央发动宁夏战役打通国际路线，就曾请苏方将汽车队一直开到定远营（今内蒙阿拉善左旗，在银川市西北70多公里处，距中蒙边境最近处约300公里，请参考Google卫星地图）一带（《西安事变新探》，241页）。所以，他的指望乃是苏联人派车深入中国内地来接。

问题是那阵子中共和莫斯科断了电讯联系，怎么通知大老板派车前来？难怪陈昌浩与徐向前要致电下属林彪、彭德怀和聂荣臻，谴责中央在毛周张会议包办之下，企图用数千名战士来掩护各个中央委员跑到蒙古苏联去找出路，预言不出两三个月，红一、三军团必然会在冰天雪地中不保（同上，22页）。这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生最黑暗的时刻。

然而吉人自有天相，北上先遣队离开俄界，经腊子口，过哈达铺，越岷县，渡过渭河，直奔蒙古边境而去。占领通渭县的榜罗镇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从国民党《大公报》等报纸上，了解到日本侵略我国北方的形势以及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大公报》上刊载：‘陕北则有广大之区域，与较久根据地’，还报道，陕北的延安、延长、保安、安塞、靖江5座县城为红军所占领，‘现在陕北的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从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一个大的苏区根据地，有一支活跃的红军，还有游击队和很好的群众基础。于是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召开会议。会议讨论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和陕北的军事、政治、经济状况，认为陕甘支队应迅速到陕北同那里的红军会合。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取得国际帮助，创建根据地的原定战略方针，作出了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正确决策，提出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新的战略方针。会议还决定派一支部队，与国际联系，取得国际的技术帮助。后来因为条件不具备，主观力量达不到而未能实现。”（人民网长征纪念馆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8298/68304/4611598.html）

陕甘支队随即改北上为东进，从甘肃进入陕北，“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进驻陕甘革命根据地吴起镇。随后又同十五军团胜利会师。至此，中央红军胜利地完成了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行程2.5万里的长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终于找到了长征立足点”（同上）。

这就是敬爱的高岗副主席教导我们的：“陕北救中央。”伟大领袖的豪赌竟然赢了，是岂非天意哉？是岂非天意哉？

当然必然论者可以说，“偶然是必然的表现”，如果国民党如我党一般严格管制舆论，严禁发表一切叛乱消息，那林彪同志不是早在30年代就葬身大漠了么？由此可见，中央及时得知有个救他们的陕北根据地是必然的，而国民党的垮台也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