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五） 3）草地分裂之谜

3）草地分裂之谜


A、鉴定各方证词的原则

中央何以会与张国焘决裂，这大概是党史上最难查清的疑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张国焘后来投了国府，比投苏联的林副还更无希望翻案。林副还有老部下、女儿以及前未婚儿媳（NND，这算是什么职称，或是什么亲戚关系？）为之喊冤叫屈，国焘则连当年的死党都不敢为他说好话。因此，到底当初发生了什么，中央为何分裂，除了我党铺天盖地的妖魔化宣传外，便只有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以及李德在《中国纪事》里的记述。

但哪怕是从我党的一边倒的宣传中也能看出门道来。它和文革大批判一样，特点是“嗓门大，质量差”。例如张国焘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从毛泽东以下就说不出个道道来，除了“另立中央”、“篡党篡军”、“企图武力解决中央” 外，就是“土匪主义”、“军阀主义”、“逃跑主义”毫无实质内容的辱骂。就连那三条实质性指控中，也只有“另立中央”这条能成立，张本人也从未否认过，其他两条不是捏造，便纯属搞笑。

例如“篡党篡军”这条，张国焘确实提出改选中央（后文还要详论），但那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光明正大地提出的。他也确实取代周恩来作了红军总政委与军委总负责者，由陈昌浩和徐向前分任前敌部队总政委和司令员，但那是张闻天提议并经中央批准的（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15页），难道党中央会批准张国焘篡自己？要说这是篡党篡军，那遵义会议又是怎么回事？

其他人的指控更可笑，诸如彭德怀和聂荣臻都指责张国焘拉拢红一、三军团的将领，想控制这两支军队。张本人乃是中央军委总负责，根据我党“党指挥枪”的神圣原则，他想控制这两支军队岂不是天经地义？彭聂等人反对控制，才是试图搞“枪指挥党”的军阀主义。

事实上，我党的愚笨宣传，反倒证明了在背后搞阴谋的不是张国焘，而是当时控制中央的毛泽东与留苏派，证实了张国焘在回忆录里说的基本是事实。

例如张抱怨说，他满怀热情地迎接中央的到来，然而头一次见面时，“要人们不谈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经过，甚至也没有兴趣听取我关于红四方面军情况的叙述，”只是由毛泽东发挥他的“吃辣椒者最革命”论，博古配合着扯了一阵淡。张觉得中央好不容易才聚在一起却不谈正事，忽忽若有所失。过后他与张闻天谈话时， “我（张国焘）如实告诉他一些四方面军中党的工作的实情，他却不愿多谈中共中央自一九三一年迁到瑞金以后的演变，仅向我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从那时起，中共中央主要考虑的都是军事行动问题，大家都推重毛泽东主持其事”（《我的回忆》，240页）。

这是张的一面之词，然而却得到我党的证实。若干高干为了显示自己的路线觉悟，在回忆录里竟然说张向他们打听遵义会议的情况，而他们又是如何如何富于警惕性，把张碰了回去。此类炫耀我在不止一个高干回忆录里看到过，当时就觉得好笑：张国焘叛变是后来的事，那阵子乃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向他传达遵义会议的内容乃是中央的职责，但他居然也就落魄到一无所知，必须到处去刺探，这到底是谁在搞阴谋？这恰好证明张国焘说的一点也不假：中央就是在向他非法封锁消息。而且还可以推出，中央早在和他见面前便商定了这么做，还对有关知情人士打过招呼，并不是后来关系恶化才采用的应急措施。

又如我党指控张想吞掉红一、三军团，却泄露了想非法夺权的不是张而是毛。官方媒体《新华网》上最近刊出一篇文章《红军西路军历史真相澄清始末》（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5-10/24 /content_3675981_1.htm）
，其中说：

“在执行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张国焘仍有个人的打算。１９３６年６月６日，张国焘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１９３６年７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他企图拉拢刚刚会师的红二方面军支持他的错误活动和主张，遭到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坚决抵制’。‘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二、六军团快要与四方面军会合时，中央迅即下令让他们成立二方面军，就是为了防止贺部被张并吞了去’。”

上文已经指出，张国焘是中央任命的红军总政委与军委总负责，他和朱德指挥军队的权力是中央正式授予的。即使后来中央分裂了，陕北中央也从未正式下文宣布解除他这一职务，褫夺其军权，又有什么“并吞”问题？贺龙部到达西康与张国焘会合时，只有五千人马，而且疲惫不堪，张手下有几万人枪，真要并吞他，效法军阀将其包围缴械不就完了？毛泽东在富田事变后镇压红20军时也使用过这一手，他先以谈判为名，诱捕了20军兵变领导人，将其全体处决，又将20军调入红一、三军团埋伏圈，将其包围缴械，杀害了军长、政委以下700多名副排长以上干部，取消了20军番号，将士兵编入红7军。红二方面军人生地不熟，在哪儿驻扎完全由张安排，要如法炮制有何难哉？岂能是中央一纸命令可以预防的？这种命令，似乎只表明了毛急于控制二方面军的焦灼心情。

同一篇文章进一步泄露了毛效刘邦夺韩信军故事，通过阴谋权术而不是组织手续去夺取四方面军军权：

“中央组织宁夏战役的另一个意图是，在统一指挥时，让彭德怀把四方面军河东部队的指挥权拿过来。１０月２９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强调：‘ 全战役须掌握在你一个人手里’。但彭德怀办不到，他指挥不动张国焘，调不动四方面军，只能向毛泽东报告：‘张对打击胡敌始终是动摇的，企图以四方面军先取（远）方（物）资后再说。’”

这种实话怎么能说出来涅？为何作者就蠢到看不出来，这只能抹黑毛泽东而不是张国焘？

这还算好的了，国内网上某些文章简直就把我党说成是黑社会的流氓，例如《书8226;刊8226;报》所载《长征路上，任弼时和张国焘的斗争》中竟然说，在与红二、六军团（后来命名为红二方面军）会师庆祝大会上，“张国焘刚要起身讲话，坐在旁边的贺龙就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结果，张国焘没敢讲不利团结的话。贺龙说：‘我哪里会打他的黑枪，是他自己心里有鬼嘛！’”

所以，党内团结竟然需要用土匪的黑枪来保证！一个军团长竟然敢对军委总负责、红军总政委作这种赤裸裸的人身威胁！编造这种神话的人，怎么就想不到这是对无耻阶级革命家的丑化？

其实张国焘在回忆录里早说了，他们吸取了与一方面军会合后闹纠纷的教训，待二方面军来时，让两军驻扎在相距很远的地方，避免摩擦发生，哪来什么庆祝会师大会？而且，两军实力相比太悬殊，若贺龙真是作过这种威胁，而张也感受到了这种威胁的话，那只会给贺龙本人带来灾难。当年夏曦在湘鄂西根据地搞肃反，几乎杀光了所有干部，贺龙还不是大气不敢出，任夏曦爱怎么杀就怎么杀，几曾有过“打黑枪”的豪情胜慨？

又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晚年回忆往事，如祥林嫂般历数“十次路线斗争”，数到张国焘时总要说“自恃人多枪多”，这话他老人家一辈子大概说过几十次吧。这到底算是什么罪名？似乎只证明了伟大领袖的嫉妒心理，以及成功以后“某业所就，孰与仲多”的沾沾自喜。就连鬼子都看出这点来了。

记得Short写的《Mao： a Life》上就引用过《跟随毛主席长征》的一段记述，说那流露了毛对张的嫉妒心理。那书是毛当年的警卫员陈昌奉写的，Short引用的是书中描写毛和张首次在懋功附近会面的场景。陈说，那天，中央要人全体出动迎接张国焘。张还未到，他的警卫部队便骑马先至，一色高头大马，器械精良，此后张才骑着马如飞而来，摆足了排场，令欢迎的大员们相形见绌。更别说一方面军将士个个形同乞丐，面有菜色，猿形鹄立，囚首垢面，便有马也早就给吃掉了，几曾见过如许兵强马壮、盔甲鲜明的队伍？张还没露面时，陈呆呆地望着张的警卫骑来的大马，充满了艳羡。毛看见此情此景，顿时打翻了醋坛子，对那个没见过世面的刘姥姥厉声喝道：“不要看那些马！”（说明：以上仅凭记忆，记忆中好像英文译文是“Don’t admire those horses! ”但未必可靠。手上无Short与陈的书，只好等日后有条件再校对，抱歉。即使校对也是看主旨，其中的讽刺性文学描写当然是出自本人）

所以，这些宣传反倒从反面证实了张国焘的无辜。

此外，作出证词的还有另外一个人，那就是李德。该同志对毛和张都无好感，毫无必要说张的好话，何况张还是个无论苏共还是中共乃至德共都不能容忍的叛徒，因此李德可算个相对中立的第三方证人。用他的证词与张的互校，似比杨奎松教授用中央档案来校对张的回忆更可靠。

例如张说，中央的第一次会议上毛作了报告，提出北上方针，张则提出了三个进军方向，毛感到不快，但并未正式讨论与表决，便说了句“从长研究”不了了之，事后中央却把毛的北进主张当成决议实施，过去中央从未这么干过。不同意见都要提到会上经过争论和表决，云云（张国焘：《我的回忆》，232页）。杨教授根据时间地点，判定张说的是1935年6月26日在四川懋功附近召开的两河口会议，又根据中央档案指出张的回忆错误，诸如作报告的应该是三人团首领周恩来，不会是毛泽东，而会议也作了决议，并不是张说的议而不决（《西安事变新探》，10页、14页）。

但李德却如是说：

“1935年6月28日，政治局召开了正式会议，我也被邀请去了，据我所知的‘局外人’都不在场。会议开得出奇的平静，显然最重要的决定已经在预备会议中作出了。”（《中国纪事》，169页）

这与张的指控相符。据张说，在毛儿盖召开的二次会议上，事前不通知他议程是什么，会场警备森严。他到会后，毛泽东即将事先拟好决议发给他，“我读完这个文件，递交给其他到会者阅看，他们回答已经看过了。看情形他们不仅看过，也许还讨论过，只我一个人不知道罢了。会场气氛，好像有些紧张，每人的面孔都是冷峻的，当主席张闻天请大家讨论时，竟无一人发言。当晚会场外警戒的森严和会场上同志们的紧张表情，使我想起了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我的回忆》，257页）。

虽然两人的回忆必然与事实有出入（例如可能把双河口会议与毛儿盖会议混起来，弄错要员们当时的职务等等），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可以据此判定，中央当时确实是在背后先商量好，拟好决议，再请张出席，迫他接受既成事实。若是表决，张只是一个人，当然只能少数服从多数。这种做法完全违反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但中央档案中绝对不会记下这些幕后阴谋策划与会上的气氛。而两河口会议上毛以“从长研究”搪塞张国焘，过后再追补一份决议的可能也无法排除。因此，中央档案当然是确定时间、地点、人物、官职等细节的过硬证据，但若想还原比较全面真实的历史图景，恐怕还须依靠过来人的证词互校。

基于证词互校，我觉得张国焘的证词基本可信。令人瞩目的是，张的态度相当心平气和，并无什么怨毒。他不光对朱德印象极好，还充分肯定过周恩来，就连对毛也没有什么怨恨，其评价相当客观准确，与毛对他的单向嫉恨形成鲜明对比。纵观全书，他最讨厌的还是王明、博古等国际派，但那更多的是鄙视而不是怨毒。即使与李德那相对的第三方相比，他叙说往事时也似乎更少些主观情绪，与我党出于政治需要的宣传相比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我觉得可以参照他和其他人的证词，把笼罩在九寨沟黄龙洞（反正大致是那个地方吧）上空几十年的浓云迷雾理出个头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