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国杂感

作者：芦笛
正文：

东道主殷勤好客，听我说想上网，立刻就提供方便。国内科研机构的条件，和我走时真
是不能比。那时连传真都没有，更别说妹儿。如今进“yahoo”、“hotmail”都毫不是
问题，这网络技术让人走遍世界都随身带了信箱，实在方便。不过＜大家＞这次却又看
不到了，也不懂是什么缘故。

只是这酒池肉林一路吃将过去，国外来的人实在是缺乏锻炼，没两天超负荷的肠胃就闹
开了别扭。每次都是几桌人陪我一个，吃完纷纷打包，看来请我是“项庄舞剑，其意常
在沛公”吧。不知他们陪正宗老外是否也如此动作。倘如此，恐怕要让人小看了。我是
自己人，当然不在乎，要是我留在国内，没准要去抢最大号的塑料袋。而且“王朝”白
葡萄做得甚好，堪与洋酒比美。他们又不大会喝，以为不但不甜，还是酸的。如果是我
作东道主，定要拎上四五瓶回家。

环境还是极脏，空气质量尤差，上公共厕所都需防毒面具。收钱倒是“现代化”了，有
时“过路人等不得”，就只有五块的零票也只能匆匆扔下不待找补。头上还是那似阴似
晴、不阴不阳的灰天，却没人觉得难受，顶了那块脏天其乐融融。我每次回国都要生病，
是让国外的乾净环境弄得没有抵抗力了。这次倒还没发作，但愿能坚持下去。

学术界的种种倒行逆施，真是一言难尽。现在忽然兴起提拔儿童团，什麽主任、院长全
是嘴上没毛的俊俏小伙子大姑娘。实验科学这玩意儿是经验积累起来的，出不了高斯那
样的神童。弄些毫无学术地位的人来作官，就如同当年提拔王洪文一样。接待我的某个
院长连个博士学位都没有，又没有什麽文章，这样的人也居然会成学科带头人，真是不
懂是怎麽回事儿。

碰上几位老科学家，都是骂不绝口，说是现在的年龄如同当年的家庭出身，不管你学术
成就怎样，到年龄就一刀切。我看他们骂也是白骂，干部年轻化似乎是国策，然而这国
策推行到学术领域里来倒也别致。咱们的毛病是从头到尾一元化，全国按一个步子走，
不管是什么领域都奉行一模一样的政策。以年龄作为学术提拔甚至给科研经费的标准，
恐怕环球独此一家，“世界当惊殊”了。

咱们不论办什麽，似乎总脱不了那股暴发户气息，眼睛里只看得见能看见的东西。好象
一个现代研究所的标志，就是最先进的设备装在最漂亮的大楼里。我参观了好几个实验
室，似乎装备都比我单位的强。有的设备之昂贵，我看了只有咋舌的分。然而如此先进
的装备似乎却出不了多少活。如果咱们的军队也这样，恐怕打台湾就更没戏了。可笑的
是人们似乎根本就没有“软件”的概念。有钱盖房子买设备，却没钱订杂志，难道设备
摆在那里自己就会下出蛋来？不知道国外同行在干什么，又怎么去设计自己的课题？据
说可以从网上看摘要，然而仅仅是摘要就够了么？这种“唯武器论”似乎和热爱高楼是
同样的暴发户心态。连老赵那样的有识之士都会认为大阪不如珠海，看来要纠正这种观
念还有些日子。

当然，物质崇拜狂似乎还是比以前好些。记得我在国内时，要用个仪器比登天还难。那
时的道理似乎是：既是硬通货买来的宝贝，最好的使用方法就是不让人使用它。我当初
为了使用某设备，虽然不抽烟也去买了无数的“大中华”去孝敬那个管设备的祖宗。咱
们的所谓公有制，其实是分割为无数小块的私有制，公用的设备从来是负责管理的人的
私产。如今这欺行霸市的现象似乎是好些了，不过不同实验室的设备还是不许互相用。
谁的钱买来就是谁的，咱们的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而且，复印机似乎还是
不许随便用，仍然有个百眼巨龙在那儿虎视眈眈地守护。不过这也不奇怪，要是象国外
敞开了让人随便用，恐怕马上就要被人拿去复印＜上海宝贝＞。说到底，还是个社会公
德的问题。

人才流失实在严重。据说有的设备闲在那里没人会用，因为培养出来的会用的人出了国。
培养一个走一个，这样下去国家怎么会昌盛！说也奇怪，在国内，如何使用仪器似乎成
了一种学问似的。其实那些东西多半都是“idiot proof”，挂个香蕉在上头猴子都会盘
弄。说到底还是小农意识，对神秘的洋货充满敬畏心理，更怕弄坏了承担不起责任。一
面人才流失，一面又不让老科学家充分发挥作用，把钱都给了没有研究经验、连怎么花
那钱都不知道的年轻人，这算是哪家孙子的兵法？本来想看看能否找个合适位置从此回
家，现在看来还是别打这个主意。一旦回来，所谓“洋科学家”的光圈立刻消失，人家
不由分说就要认定你是在外头混不下去才回来招摇撞骗的。又是这把年纪，只有打入冰
箱的份儿。还是等到退休再说吧。

崇洋媚外似乎成了千年国策，溶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过去说中国是半封建半殖
民地，我看咱们从来是忽而全封建，忽而全殖民地，没有什么半对半之说。就是那些说
“不”的爱国志士，也不过是封建的包装、殖民地的肚肠。对东道主的热情，我心头雪
亮。这年头，只要跟洋人（哪怕是我这样的伪军）攀上了什么合作关系，要起经费来就
容易多了。咱们那些管科研经费的头儿，怎么就会认定中国人没有搞科研的能力，非得
洋大仙们拉一把？那天院长带我去见某财神，毕恭毕敬地介绍：

“这位就是我跟您说过的美籍华人科学家芦笛教授，与我们有长期合作关系，我们的合
作项目非常成功。。。”

“是吗？”财神爷肃然起敬，立刻站起来握手，“请坐！请坐！”

“对不起，”我彬彬有礼地纠正院长，“我不是美籍华人，还是中国籍，也谈不上是什
麽科学家，只能算个研究人员，更不是什麽教授。”

财神爷那十分容光焕发的脸骤然去了五分光彩，院长也显得非常尴尬。出来后他似乎有
些郁郁不乐。我完全知道自己闯了什么祸。

“怎么样，院长，是不是我说错了话，你要不到钱了？”

“唉，”他欲言又止，沉吟了半天，大概是既怕得罪了我，又怕不说我还要继续闯祸，
最后还是开口了，“国内的风气您也知道，跟国外沾上关系钱就好要多了。他又不来看
您的护照，怎么会知道您是哪国人？”

“可我已经不习惯撒谎了。”

“这怎么是撒谎？您是美国来的不是？是scientist不是？我怎么撒谎了？”他这下是
真生气了。

我赶快道歉。最后我们达成协议：他以后介绍我，就说我是美国来的芦笛博士，别的话
不必多说，国籍问题更是存而不论。

这种科研基金的分配方式，似乎加重了研究人员内心深处的那种奴性。我参加了几个学
术讨论会，发现如今在国内搞科研就如同时髦女郎追逐时装，什么课题在国外时髦就搞
什么玩意儿，而且全是“短平快”。那天听了一个博士生的报告，随便问了点问题，小
伙子却一问三不知。下来后他对我说：

“芦教授，我跟您说实话，这个题是导师要让我搞的，我自己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您的
问题我一个也答不出来。”

“为什么要搞这个题呢？我不理解的是：没头没脑的来这么一杠子，搞出点结果来又没
有什么后续研究来扩大战果，这是为什么？打一枪换个地方，不是智力浪费吗？而且，
恕我坦率地说，你刚才的报告我觉得漏洞很多，结果滑不留手，使人难以相信。告诉我：
你是不是只挑支持结论的数据？”

小伙子脸红了，忸怩了半天，吞吞吐吐地承认他对数据作了点艺术处理。他一面恭维我
目光锐利，一面央求我别告诉他的导师。我很喜欢他的直爽，便爽快地答应了，不过劝
他以后若出国可千万别再那么干，那样会身败名裂的。至于搞那课题的真正原因，他的
解释是：

“我导师说，那是国外眼下最时髦的东西，报上去好要钱。钱要到了就行，再继续干下
去没什么意思，因为热点又转移了，不如另找新鲜热门的干。”

我长叹一声。看来国内如今这钱已经成了“纲”，有钱就有一切，丧失金钱就丧失了一
切，这就是伟大领袖说的“主要矛盾”，抓住它就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而想得到钱，
最直接的路似乎就是炒洋人的冷饭。难道我们所谓“迎头赶上”，就是这么个“迎头”
法？

记得当年在国内做小媳妇时，想出了个绝招，兴冲冲地跑去找导师献计。不料导师匆匆
看过我花了几个晚上写出来的设计，不屑地说道：

“你能想到的，人家国外就想不到？哪会有这种事儿？我告诉你，人家肯定想到过也试
过了，失败了的东西当然就不会发表。花时间去摸人家试过了走不通的路有什么意思
？”

我气得脸红筋涨，然而只能默默走开。要是在国外，我就会同他大吵一场，然后带了那
个主意另找个导师高飞远走。可惜那是在中国，官大一级如同父母，何况是我的导师。
一年后，我在国际上最好的杂志上看到了一篇论文，其思路跟我当初的几乎一模一样。

那时国内的科研界还没流行眼下这种“挟外要钱术”，骨子里的奴性就这么足。眼下再
加上这“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咱们这根深蒂固的奴性恐怕就更没治了。

肠胃叽哩咕噜之中，拉杂写了上面这些感想。不知道那些吐痰救国的壮士们看了会有什
么感想，大概拿不定这回该给“芦老红卫兵”戴上“左”还是“右”的帽子吧。“芦老
红卫兵”这个洋奴居然会反起“崇洋媚外”来，恐怕只能说明他的自相矛盾。令人欣慰
的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丧失了智力，嘟嘟小姐就能看出本老红卫兵说话尽管绕来绕去，
其实说的全是一个道理。记得老邑说他是“崇洋而不媚外”，如果咱们都能象他那样，
这个国家就有戏了。

说起老邑来，顺便再说句话：你一面号称主管不让你再上网，一面却又去赏月赏到乐不
思蜀，到底这饭碗危机存不存在？你说我疑心生暗鬼，不是这么回事，我不是疑心，是
小心。本老红卫兵是伟大领袖一手教育和再教育出来的，实在是见多见怕了，因此天性
格外谨慎。何况因为总是想老死在父母之邦，坚持没入籍，一旦出了事可没法象宋永毅
那样有美国护照保驾护航。当然，本老红卫兵的心理，你们年轻人是没法儿理解的，因
为你们有幸成长在改革开放的宽松岁月，不知道自己多有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