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皇军天下第一” 说到中苏恩仇（十七）毛外交最大的毛病是意识形

从“皇军天下第一” 说到中苏恩仇（十七）
──读萧峰文想到的

芦笛

如前文所述，毛共政权外交最大的毛病是意识形态外交，而不是基于国家民族利益的常态外交。这一点在对苏关系上表现得最突出，两国之间进行的其实不是“邦交”而是“党交”，这必然导致双方关系毫无平等可言。
如所周知，列宁的建党原则就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国际”（芦按，最后这句话是我加的，非如此不能全面客观地描述国际共运）。在斯大林时代，中共和苏共是儿子党和老子党的关系，儿子对老子当然只有服从，这就是刘少奇呈交给斯大林的报告中为何要保证“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
这其实也怪不得我党，乃是马列主义的理论误区使然。国际共运从老祖宗马克思起，就否定国家和民族的存在意义。马列主义历来认为，普天下受苦人同仇共愤，世上只有阶级利益以及阶级利益冲突导致的阶级斗争，没有民族利益，更没有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所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共同的阶级敌人作殊死斗，待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胜利后，“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国家和民族就此消失，阶级弟兄们便就此生活在绵绵无尽的友爱之中。
因此，信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必然意味着彻底否定民族主义。前文已经说过，在世上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时，这问题倒是可以用“苏联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来轻易解决。但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后，再信奉这一套，势必后患无穷。中苏最终破裂，追本溯源，我认为除了毛的心理毛病外，这理论误区也不能辞其咎。
如今人们当然可以痛骂我党卖国，但诸位这么骂之时，使用的乃是民族主义价值观的思考框架，可当初我党使用的根本就不是这套话语系统。在我党看来，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苏联则是率领全世界无产阶级向美帝国主义进行殊死斗争的统帅，这才是大局。中国利益不过是局部利益，完全可以、并且应该为了全局利益而牺牲。
反过来，这理论本身也给了苏联不可推卸的“支持被压迫国家人民的反帝斗争”的“国际主义义务”。于是当中共当国之后，苏联也就有了对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的义务。这在中国同志看来是理所应当的。他们从来没想过，国际上根本没有这种“你必须无私援助我”的怪事──那是列宁发明出来的奇特“道理”，并不是什么能经住实践考验的“宇宙运行规律”。
所以，哪怕是在斯大林时代，列宁主义也让双方吃了苦头。作为精通地缘政治的帝国主义战略家，斯大林根本不愿看到中国统一，更不愿看到它强大起来，但作为国际共运教主，他传播的教义又规定必须向“解放”了的中国“阶级兄弟”提供援助。于是他便只能被自己的理论逼得干违心事，在“新”中国成立后，违心放弃了从“旧”中国掠取的部分特权，并向中国提供有限的经济援助。而这些事根本就违背了他的自由意愿，他不能不为此怀恨在心。
从我党那面看过来，为世界革命大业牺牲自己的局部利益是应该的，但老大哥也有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援助自己。如果苏联在中国掠取特权并不能用反美斗争大局来解释，则中国同志当然不能理解，要逐渐看穿其帝国主义政策实质。
这结果必然是双方都觉得自己吃了亏，双方都怀恨在心。所以，中苏不和的种子，早在斯大林时代就播下了，说到底，这还是列宁主义的荒谬理论造的孽。列同志大概没有看过某位老美诗人的诗句：“A good fence makes a good neighbor.”民族利益并不会因为你否认它就消失。靠否认民族利益人为营造的“阶级友爱”只会使阶级弟兄们最终翻脸，大打出手，比对付阶级敌人还残忍万倍。
如果同志们掌握了这些预备知识，则就可以和我一道审视中苏关系沿革演变中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了。

（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建国”伊始，毛就趁为斯大林庆祝７０大寿之机，迫不及待地跑到莫斯科去，呆了创世界纪录的两个月。这种反常举止，不但在当时引来国内外种种猜测，而且至今国内学者还在争论他到底是否真为签约而去。
我认为，毛之所以迫不及待地跑去朝见斯大林，其动机是多重的，“党”和“国”的考虑都有，主要目标乃是去完成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共产党世界中的定位。
从“党”的角度来说，毛必须在当国后，去取得国际共运教主的正式认证。毛虽然当了国，但颇有点“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的味道。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极度冷淡，甚至连个正式的党政代表团都没派来，我党只好把当时碰巧在中国访问的什么文化代表团拉到天安门上去充数。苏联政府虽然在次日即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那不过是邦交上的承认，并非在国际共运的圈子里承认毛是教廷认可的中国教区的红衣主教。而这一点对毛来说可是至关重要，特别是有南斯拉夫的前车之鉴在那儿摆着，“庶出”不能不去向父皇本人争个血统上的明白。干这种事的最好机会，当然是在所有红衣主教济济一堂的斯大林寿宴上。
从“国”的角度来说，毛信奉的“阶级战争”教义（class war，这是毛唯一掌握的马列主义教条。他自己就承认，他看《共产党宣言》就只取了其中四字“阶级斗争”）规定了他必须和美帝这个世界革命的死敌斗争到底。铁托被革出教门的罪名之一就是和美帝勾结。作为来历不明的“庶出”，他必须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其革命坚定性甚至必须超过“嫡出”们，而这就是他不顾美国政府放出的一系列信号，刻意制造中美紧张关系的意识形态原因。
但毛同时也是个尊重实力的现实主义者。他深知和美帝比起来，“新”中国才是纸老虎。以美国为敌使得他充满了恐惧，觉得“新”中国极度不安全，随时可能被美蒋颠覆。用他回国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来说，就是“我们要找个帮手”，靠苏联的保护伞维护国防安全。
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毛都非访问苏联不可。而他确实达到了此行初衷。根据官方媒体披露，毛第一次见斯大林，即向对方痛说革命家史，抱怨自己当初备受“嫡出”们的排挤迫害。斯大林一笑置之，说“你是胜利者，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一句“成王败寇”的狼羊律，便把毛的满腔委屈消弭于无形。
以斯大林之精明，当然只会根据狼羊律，对中国的块头给予必要尊重，据此调整对毛的态度。在斯大林的７０寿宴上，毛作为第一号贵宾，坐在斯大林旁边，并第一个发表演说。这可跟国务活动毫不相干，乃是教廷内部排座次。此后斯大林更明确规定，中共享有其他共党没有的地位和特权，成了共运内部的“二头领卢俊义”。斯大林当然仍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不过苏共与中共作了国际分工，苏共负责领导欧洲共运，而亚洲共运则由中共充大拿。所有的亚洲土共，此后都得向中共早请示晚汇报。
所以，从党的角度来说，毛此行确实达到了目的，他不再是当初那被人歧视的“庶出”了，而这对他来说可是头等大事，虽然现代读者无法理解这种心理，正如我也无法理解达赖证认“真班禅”，为何会对藏民具有一言九鼎的重大作用。
从“国”的角度来说，毛也达到了他的目的。苏联和中国成了军事盟国，在３０年内负责保卫中国。如果中国遭到入侵，则苏联就要“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不过这个“国”乃是毛的“党国”，它和普通百姓的“中国”概念并不同，和一般理解的“民族主义”并无多少相干。探讨这个问题本身就需要一篇单独的长文，我只能在此随便说几句。
所谓民族主义，在我看来，就是“认为国策、特别是外交政策必须处处从国家利益出发来制定的政治主张”，我本人就是这种民族主义者。
我党的“民族主义”则和这完全不同。在毛共时代，国策和包括外交政策是基于世界革命原则，根据国内外“阶级斗争”需要制定的。毛共彻底否认“国家利益”存在，从不使用这词汇。后毛时代，我党开始走向文明，这个词汇总算在近年中逐渐艰难地出现在党国文告中了。不过对什么是“国家利益”，我党的理解还是和文明世界不一样。在我党，那其实是指“党的利益”，而“国家安全”其实也就是“政权存亡”的同义语。
无论是在毛时代还是后毛时代，常被学者们误认为“民族主义表现”共同的一条，是我党对“干涉内政”的超敏感。在这上头，我党的“民族主义”和慈禧老佛爷的烦恼很相似：两者都不喜欢外人干涉自己的家事，把自己的面子当成了“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为此可以置真正的全民利益于不顾，前段朱成虎将军的表演就最能说明这一点。
爱你喂，从“国”的角度来说，毛也确实达到了访苏的初衷，用他自己回来后在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来说，就是“找到了一个好帮手”──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
可惜这成功只是暂时的。毛在心花怒放签订那“爱国的条约”时，大概做梦也没想到，这条约把中苏结成了军事盟国，却并未增加中国的安全，因为来自美国的威胁不过是他的病态幻想，反倒给自己结下了仇敌──正是那条约把中苏捆成了一安俱安，一危俱危的集体安全关系，才导致了中苏后来反目。
对认证毛是合法红衣主教这问题，斯大林倒很痛快。虽然他在背后和莫洛托夫等人尽情糟蹋“中国的普加乔夫”，但他毕竟还是及时在教廷的正式庆典中给毛“摸顶赐福”了。不过涉及到国家利益时，他可就毫不含糊了。
执政之前，中共出于其“阶级斗争”教义，天真地以为，一旦中国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外蒙的阶级弟兄就会迫不及待地投入自己的怀抱，而苏联也只会乐观其成。类似地，他们以为苏联在东北掠夺特权也是暂时的，一旦中国获得“解放”就会结束。毕竟，从他们的《圣经》里，实在找不到阶级“老大哥”用对待阶级敌人国民党的方式对待自己这个阶级“小弟弟”的理论依据。
因此，早在西柏坡时，毛就对秘密来访的米高扬暗示了这一愿望。因为对方是上级领导，他当然不敢直接提出要求，只是用批驳“民主人士的思想错误”的方式，来委婉地向上级试探有无让蒙古重新统一的可能性。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时，他递交给斯大林的报告也使用了类似策略，借所谓“不明真相的民主党派及学生和工人”之口，抱怨了苏联霸占旅顺和抢劫东北财产的事，并说明我党对这些错误思想进行了严肃批判和耐心解释。
斯大林当然听得出弦外之音，在毛来访时便作了正式回复。他的反应乃是大师之作，既不违反自己制定并传播的教义，又一招就封死了我党的后着。
他直截了当地承认４５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乃是“不平等条约”，但他所谓的“不平等”，只在于在旅顺驻军一条。他说，等到和日本的和平条约签订后，苏军即可撤走。如果中国坚持，哪怕就是现在撤走也行。
关于外蒙问题，他说，这问题早就解决了，外蒙人民投票表示了独立意愿，苏联政府当然应该尊重人民意愿。至于内外蒙是否统一的问题，只能由蒙古人民共和国去解决，苏联无权说三道四。如果蒙古人民愿意统一，则苏联当然不会反对。不过他本人不愿意看到中国丧失大片领土，因为那意味着内蒙加入蒙古人民共和国。
这话说得无比冠冕堂皇，使用的乃是“民族自决”的神圣原则，中共根本就无话可答。但我党就算再不懂马列，此话也绝对无法使之心服口服：大家如今都“姓社”，同为阶级弟兄，为何不能同处一个大家庭？蒙古有什么必要独立？难道这也是世界革命的全局利益需要？马克思不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么？
关于中长铁路（亦即满州里－哈尔滨－绥芬河与哈尔滨到大连的铁路），他说，那是俄国出资建造的，所以苏联政府应该继承那财产（他很方便地忘记了该铁路的大部分早就让他卖给日本人了）。而且，无论是外蒙问题，是中长铁路问题，还是旅大问题，都是雅尔塔协定规定的。如果苏联修改条约，则帝国主义就有借口强迫苏联放弃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
斯大林其实是告诉毛，维持４５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实是世界革命全局的需要。如果单方面修改条约，社会主义苏联就得向帝国主义丧失领土，那当然不符合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难道中国同志就能自私到无视革命大业受损不成？
到此地步，急于表现自己是坚定的马列主义者的毛还能有何话说？于是他只能表态：
“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对这个问题应当考虑周到。但是，现在已经清楚的是，目前不必修改条约，正如不必匆忙从旅顺撤军一样。”
修改条约既无指望，毛只能退而求其次，希望能和苏联签订借款、通商、航空等一系列协定。他还不敢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这希望，而是用献锦囊妙计的方式，给“大老板”提出两个选案：一、召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到莫斯科，签订上述协定。二、只对这些问题进行磋商，暂不履行相应的协定签字手续，周不必来。可惜斯大林立刻就借坡骑驴，在１２月２４日与毛会见时表示同意中共提出的第二案，告诉毛不必将周召来。令毛大为恼火，很向苏方联络人员发了几次脾气。
前文已经介绍过，幸亏恰在此时，传来英国准备和中国建交的消息，让斯大林极为震动。他改了初衷，亲自起草了《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在其中主动表示准备解决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贷款、通商等各项问题，让毛喜出望外：他原已不敢指望改约，只求斯大林能解决贷款通商问题，让他不要空手而归，如今斯大林却不但主动同意考虑贷款和通商，而且愿意考虑另签新约。
不仅如此，次日，苏联报刊发表了由斯大林捉刀的《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同日晚间，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共同拜访毛泽东，征求毛对解决中苏条约等问题的意见。毛仍然不敢直接提要求，只是出了三个选项请领导考虑：甲、签新约；乙、发新闻公报；丙、发政府声明。这种作法，与其说是与外国政府谈判，莫如说是策士给统帅献策还更准确些。
毛随即对两位领导竭力游说了一番甲案的优点，他不知道，两人肯定是秉承斯大林之旨而来的，游说有什么鸟用处？听完他的汇报后，莫洛托夫当即表示接受甲案。毛非常兴奋，当晚便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当我详细分析上述三项办法的利害之后，莫洛托夫同志即说，（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我仍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同志说，是的。随即计算周来及签订条约的时间。”
全靠来自西方的助力，“大老板”总算改了初衷，同意签新约以及贷款、通商等协定了。最重要的是，“大老板”总算批准了周恩来到莫斯科来，而正是人民的好总理改变了毛“献锦囊妙计”的奇特“谈判方式”，为中国争回了一定权益，也使毛“要点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的梦想总算兑现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