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皇军天下第一” 说到中苏恩仇（十六） 毛的奇特行为的根源

从“皇军天下第一” 说到中苏恩仇（十六）
──读萧峰文想到的

芦笛

要明白毛的奇特行为，必须根据此人的特殊经历，去透视他的内心。
毛乃是一个特殊时代造出来的畸形知识青年。此人天分极高，却生在一个愚昧自私横暴的富农家庭，从小就养成了“憎父情结” 。正在求学年华，专制的父亲却逼他作回乡知青，直到１８岁才能到东山小学堂去，和子侄辈同窗，受尽富人子弟的嘲笑挖苦。后来在长沙读师范学校，却又天生缺乏掌握数理化以及外语的兴趣和能力，以致所有的自然科学科目考试都是零蛋。据他的同学萧干说，幸亏当时的学校还在新旧交替之中，秉承了重视“写文章”的旧传统，所以文科成绩出色也能毕业，否则毛早就给开除了。
这先天缺陷铸定了毛的畸形知识结构，决定了他终生只能是一个旧式造反儒生，具有的只是传统旧知识，根本无法理解接受西方文明包括马列主义。要了解西方文明，必须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及西方社会发展史包括自然科学发展史的粗浅知识。毛的旧式儒生知识结构，决定了他绝对没有能力学会马列主义，只能如马悲鸣一样，用中国的貌似物来穿凿西方输入的洋词汇。正如我在《张春桥永垂不朽》一文中剖析的那样，所谓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根本就毫无相干，无非是借用了马列名词的儒、道、释的杂拌儿，其哲学本质是唯心主义的。
更糟糕的是，作为知识界的边缘人，毛一直备受知识分子们的鄙弃。继东山小学之后，他又在北大尝到了傅斯年等学术界翘楚的冷落，为此怀恨在心，多年后还对斯诺抒发了怨恨。入了共党后，又备受莫斯科回来的海龟们的轻慢和侮辱。博古曾老大不客气地教训他：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你不过是懂点孙子兵法罢了！山沟里是不会出马列主义的！
到了延安后，为了篡党夺权，毛也曾苦读马列，但正如毛选四卷生动展示的，他根本就没有明白马列主义是怎么回事，所做到的不过是我上面说的，借用马列词汇来把国学杂揉包装起来罢了。马列主义包括三部分：科学社会主义，哲学以及政治经济学。毛毫无掌握这些学科所需的预备知识，对政治经济学一无所知，对科学社会主义也毫无理解，只能在哲学里蘸上两指头，但once again，他最爱卖弄的“辨证法”不过是原始的道家哲学罢了，与马克思主义实在没有多少相干。
毛对此也心中有数。据国内学者考证，他在抗大讲演马列主义哲学时，曾将讲稿送给海龟张闻天过目，文稿前写的请求非常谦恭，请张帮他仔细看看有没有什么错误，对马列的理解是否正确，云云。建国后他特地向斯大林请求，把苏联哲学家尤金派来作驻华大使，为他开哲学小灶。他大概不知道，苏联《真理报》上曾不点名地批判他毕生引为得意之作的《两论》。不过他自己倒是在党的八大会议上自承“啃不动马列的大部头”。
总之，毛乃是那个特殊时代制造出来的知识怪物：知识完全是旧式的，终生只能看懂线装书，终生梦游在秦汉时代，却又为最时髦的国际宗教吸引；具有改造旧中国的勃勃野心，却又丝毫不具备现代视野，只能从陈旧的古籍中去发掘建立现代社会的蓝图。因此，他必然要在莫斯科归来的洋知青面前，暴露自己的知识缺陷以及内心世界的陈旧落伍，在那些人眼中变成封建僵尸。
这结果便是造成了毛进攻性的自卑情结。一方面，他对学不懂的“大道”充满敬畏，对能随口引用《资本论》并深得教主宠信的“天使”王明等人充满艳羡和嫉恨，另一方面，他又深深鄙视那些无用的书生和“洋教条”。对远方的教主斯大林，他具有一种非常复杂矛盾的情愫：又是充满敬畏，又是怀恨在心并时时反叛。在很大程度上，斯大林成了他那横暴的父亲，而留苏海龟们则成了当年和他争宠的弟弟。
毛虽然不懂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但简单口号式的教义却是牢记在心的。他信奉的是国际宗教，它否认有超越于阶级利益的民族利益。斯大林乃是传播这种教义的好手，早在１９２７年，他就完成了有关理论，认定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苏联的利益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任何不被莫斯科控制的世界革命，都只能是反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马列主义的。
明眼人一望即知斯大林之狡猾：他巧妙地把马克思“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变成了“苏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就此把全世界共产党变成了为苏联国家利益服务的工具。这样，他成功地解决了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对苏联来说，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苏联的民族主义也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想出这种巧妙的道道来，不可谓不聪明，只是他没有预见到，这理论只能适用于世上只有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一旦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则它就再也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了。民族主义是不可能被国际主义取代的，世上并没有什么超脱于民族利益的抽象的无产阶级阶级利益。
其实斯大林本人也明白这点。根据蒋经国回忆，他和斯大林曾有如下对话：
【斯大林立刻批评我的话说：『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
我就追问他说：『为什么呢？』
他答道：『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个民族，更不会消灭。』
我又问他：『德国投降了，你占领了一部分；是不是德国还会起来？』
他说：『当然也要起来的。』
我又接著说：『日本即使会起来，也不会这样快；这几年的时间你可以不必防备日本。』他说：「快也好，慢也好，终局总是会起来的；倘使将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五年以后就会起来。』
我说：『给美国人管，五年就会起来；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
他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五年。』 】
不难看出，作为战略家，斯大林确有远见卓识。
然而毛却丝毫不明白这点，全心全意地接受了教主的“国际主义”欺骗宣传。
这也很正常，我早就在旧作中反复说过了，革命家和国务家不同，革命党和执政党完全是两回事。前者必然卖国，后者必然“爱国”。这道理再简单不过：非卖国不足获得革命必需的外援，所以近现代革命家自孙文以下，无一不是卖国贼，此所谓“崽卖爷田不心疼”，卖的反正不是他的财产，何乐而不卖？但一旦革命成功，革命家成了国务家，天下就成了他自己的私产了，那时就非心疼不可，必然要讲究“爱国主义”，变成爱国英雄，还要逼迫全民都去跟着爱那与自己毫无相干的私产。
斯大林早就完成了这种转变，在极短时间内便从革命家变成了新沙皇。毛的特殊问题是，他终生没有完成这种转变，一辈子都是革命家，一辈子都没有变成称职的党国领袖，一辈子都不具备治理国家的基本能力。
就连秦汉之际的古人都能看出这区别来，贾谊早就在《过秦论》中指出：打天下和治天下需要的智能完全不同：“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术不同也。”（兼并天下靠的是诈术和暴力，治理国家靠的是顺时权变，这说的是取天下与守成所用的方略完全不同。）
古代治国要比现在简单到不可胜计，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极度简陋原始，政府也没有改造社会、发展经济的任务，只需君王节用爱民，天下即能安定。即使如此，古人尚且知道治理国家不能再靠打天下用的那套诈力，何况老毛面临的是大幅度的社会改革，建立一个能赶上西方先进水平的现代国家？所谓“现代国家”，其实就是“按西方模式建立的国家”，但无论是真正的西方模式还是其变种俄国模式，从线装书里都根本就无法找到。
所以，按毛的陈旧腐朽知识结构而言，建立新中国的任务完全超出了他的主观能力。但此人绝不肯服输，一定要“老子就是不信邪”，蛮干到底，于是便只能终生作革命家，以打天下那套“诈力”来治天下。
在外交上也如此。许多人将毛误解为民族主义者，大谬不然。执政前，毛信奉的完全是斯大林教给他的“苏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的简单教义，这才会公开拥护苏日中立条约以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１９４９年，毛在西柏坡秘密会见米高扬时，竟然称赞《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一个帮助了中国对日战争的爱国条约！
这对毛来说是天经地义的：因为那两条约对苏联有利，当然也就对他这“世界无产阶级”有利。他的所谓“爱国”，就是爱苏联那个“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执政后，毛仍然没有及时抛弃这国际主义笑话，连地缘政治的起码观念都没有，这才会天真地相信，过去让外蒙独立没关系，现在中国“解放”了，大家都是阶级兄弟，还有什么分家的必要？外蒙自然会回到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来。
正因为此，毛和他的战友们才会在执政之后，思想仍然停留在革命时期，把中苏关系当成了一种党际关系，不是把斯大林看成邻国元首，而是继续看成教主兼“大老板”。
但他们糊涂，斯大林可不糊涂，他深知“亲兄弟，明算账”的市井道理。中共尚未正式当国，斯大林就立刻调整了态度，准备用对待外国的态度来对待中共了。米高扬回去后，他给毛发了电报，说穿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乃是不平等条约，并允诺：“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形势将会发生重大变化。苏联政府已经决定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
有趣的是，连他都看出了中共在行将执政之际还不懂把党际关系和国际关系分开。就在连斯大林自己都承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之后，中共竟然还继续向“大老板”输诚。１９４９年６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和斯大林进行了几次会谈。会谈前中共代表团毕恭毕敬地给斯大林呈交了一份“报告”，表示中共愿意继承国府和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因为它在过去和将来都对中国人民有帮助。报告还表示，不管斯大林如何决定，中共都“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
中共的“国际主义精神”如此彻底，让斯大林大感意外，他向刘少奇再度表示，１９４５年苏联是同国民党打交道，因此中苏条约不得不采用不平等的形式，但现在情况不同了，所以苏联政府准备在毛访苏时解决该条约问题。更有趣的是，他拒绝了中方“服从联共决定”的表态，指出每个党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并几次教训刘少奇：
“要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保护民族的利益，……这个你们不懂，因为一百多年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人民利益都是任人践踏的！”
国际教主本人说出这番话来，当真是神机莫测。其时南斯拉夫共产党和苏联公开破脸，其罪名之一就是“民族主义”。当时西方特别是美国正在热衷于猜测毛泽东会不会是又一个铁托，许多老美的“中国老手”言之凿凿地认定，毛并非正统的马列主义者，不过是个农民革命家，必然是民族主义者。斯大林不会不知道这些评论，他天性多疑，西方对毛的革命家本质的评价又与他的不谋而合，毛在他眼中当然只会是可疑的民族主义者，天然的铁托候选人。
而今他却公开教育刘少奇要讲究民族利益，不要那么轻易地就“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决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真是教育我党学会把党际关系和国际关系分开，还是试探？
斯大林的意思当然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但我个人觉得，毛是按后者来理解的。斯大林对他百般猜忌，怀疑他是又一个铁托，他对此心头雪亮，多年后还在党内说：斯大林不相信我们，以为我们是铁托，直到抗美援朝之后，才开始信任我们，云云。
我个人觉得，正是铁托那民族主义者横空出世，打破了斯大林的一统天下，才更加坚定了毛对教主的赤胆忠心。
记得郑义曾在回忆录里写道，老毛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他正在高干子弟红卫兵私设的监牢里受煎熬。为了表示他热爱伟大领袖的神圣权利不是那些红崽子们可以剥夺的，他把毛主席像章的别针刺进了胸膛，直接别在血肉上。这种事，也只有“狗崽子”们才会干，而如果红色恐怖不发生，即使是狗崽子也未必会干这种事。这种极端行为乃是给刺激出来的：他们实在是对“嫡出”们憋足了气：谁说我不革命？老子比谁都革命！
老毛其实也是这个心理：在以斯大林为教主的国际共运中，他从来是个面目暧昧、来历不明、血统可疑的“庶出”，对他是否真是自己的种，父亲斯大林一直满腹狐疑。如果不出铁托案，问题还没有那么突出。铁托案一出来，他便别无选择，义无反顾，必须用“肉体戴像章”一类过激行动，来表白自己的忠诚和“革命的彻底性”，而这正是共产党人唯一相信的至高无上美德与大义。
我认为，只有把握了毛这种特殊经历产生的特殊心理，才能明白毛在中苏关系的演变过程中那一系列极度乖张、不可理喻的表现。正是在这种心理驱使下，毛才会在建国之初便宣布“一边倒”，才会迫不及待地、不顾身份地跑到莫斯科去朝见，才会在和斯大林的会谈中大诉被嫡出们排挤、迫害的辛酸史，才会对斯大林的帝国主义政策表示“服从并坚决执行”，才会愚不可及地介入朝鲜战争，才会与赫鲁晓夫破脸，使两国关系恶化到了核大战边缘。
可惜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明白这个思路，就连我非常尊重的那几位国内学者，似乎都没看出道道来。所以，他们始终不明白毛对斯的真实态度究竟是什么，始终不明白毛究竟是不是民族主义者，更无法明白为何毛可以忍受斯大林的轻慢与无视，却在苏联在斯大林死后放弃帝国主义政策，不但平等相待中共，而且竭尽全力援助这兄弟党之时，反倒要和老大哥闹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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