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读萧峰文想到的
芦笛
苏联主子制订的这一方案，让走狗无比振奋。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主子和走狗想的可不一样。
斯大林的想法是，苏军只能暗中为中共提供一切方便，不能公开干，免得引起国际舆论大哗，所以主要任务要靠中共去实现。也就是说，仗要靠中共自己去打，如果中共和国民党大打出手，成功地把国军关在门外，那苏联就可以说那是中国人内斗，和他们毫无相干。
日近龙颜的东北局比远在陕北的中央更明白主子的心事，于是发电给中央，敦促中央“下最大决心，立即从各区抽调三十万主力，于一个月内赶到，用尽一切方法控制此间。”
其时中共兵力在东北境内已达将近１５万，按此计划，则中共在东北的兵力将在１月内达到４５万，根据苏军的估计，以５０万之众扼守南满，便足以“御敌于国门之外”了。
可惜当时国军正沿平绥、同浦、平汉、津浦等铁路星夜向平津、东北前进，前去接收东北和热察绥地区，中共必须阻击这些北上兵力，力图歼灭一部，才能派３０万部队出关。这任务完成前，中共只能派出１５－１８万兵力进入东北。因此，毛决定共军的主要兵力应该放在平汉、津浦等八条铁路线上，阻击国军北上，并在辽南“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
因为中共力有所不逮，便希望主子帮他们“御敌于国门之外”，中央给东北局下令，要他们迅速派兵控制一切重要飞机场，接收各主要城市的政权、工厂、兵工厂及武器弹药，更再三强调要请主子上阵，把国府国军挡在关内：“东北方面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在两个月内拒止蒋军登陆、着陆及接收政权，此点如无苏军协助则不能成功”，“非常重要的是要求辰兄（指苏军）拒止蒋方在两个月内登陆、着陆。至要！至要！”
但主子却不会考虑走狗的难处，反倒责怪走狗不卖力，杨教授的论文介绍道：
【（十月）二十五日，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宣称所有兵工厂、武器弹药和工业中心统统交给中共，并要求中共准备抵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包括封锁所有机场。他甚至表示，如果在十一月十五日之前国民党方面发动进攻的话，苏军也将协同中共军队作战。随后，中共向苏军提出三点：
第一，推延撤退时间；
第二，在十一、十二两个月内拒绝蒋进入东北；
第三，允许我方立即接收政权及民选自治政府。
对此，除推延撤退时间必须由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以外，政权问题苏方一概允诺。苏军代表并强调，只要地方政权全都在中共手里，国民党即使派来一两个大官也毫无妨碍。 】
这里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条，只要苏联拖延撤退，则国军绝对不敢贸然进驻。苏军这保护伞存在一天，能安全进入东北的共军就多一批。但这第一条苏军代表就难以答应，第二条他们也不能直接上阵，只能暗助中共阻止国军出关。
因为沿陆路运兵被共军基本阻断，国府只好从海路运兵，但苏联悍然拒绝国军在大连登陆。国府只好把登陆地点改为营口和葫芦岛。苏联再无理由拒绝，便迅速把这两个港口交给共军设防，并告诉如果国军来了，只管放手大打就是，他们决不干涉。苏联一面又通知国府，苏军已从该两地撤退，如果那儿发生武装冲突，与苏军毫不相干。
１０月２５日，国军由美国军舰运载抵达葫芦岛，但该地早被共军占据，无法登陆，只好改在秦皇岛登陆，１１月３日，国军从秦皇岛出发，通过由美国陆战队抢修的秦皇岛至山海关的铁路，向山海关中共守军发起进攻，东北战争就此打响，苏联炮制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计划受到了严峻挑战。
很明显，完成这任务的前提，还是我党开的那三条锦囊妙计的前两条：要么主子赤膊上阵打退入侵的国军，要么延期撤退，好掩护共军继续出关。
但要主子做到这两条可不那么容易。苏联和中共在东北串演的把戏并没有糊弄了美国人。１０月１４日杜鲁门致函斯大林，表示他对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登陆和接收主权问题的关注，苏方不得不确定了国军进入东北的日期和具体的推进路线，并通知中、美两国政府。
至此，苏联主子订下来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妙计落空，他们当然只会责怪走狗没出息。苏军代表向东北局直率批评了中共，说他们早该下决心调５０万主力出关固守。东北工业发达，东西北三面国防安全，完全可以独立。有了满州，即可进取全中国，可惜中共自己错过了这个机会。他们此后只能帮助中共在离开主要铁路干线的地方建立根据地，要歼灭国军就得靠中共自己了。为此，苏军接连向中共提供大批武器弹药，包括重型武器和运输工具，如坦克、飞机、火车、汽车等，还把自己控制的兵工厂和武器库交给中共。
国府和美国的反应，逼得苏联不能再继续肆无忌惮地捣鬼。１１月１２日，国府代表在长春机场和城内发现大批中共军队。１５日，国府通知苏联大使，鉴于苏联公开违反《中苏同盟条约》，中方决定将东北行营和一切接收人员撤回关内。１７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总统，举报苏联的一系列违约行为。２０日前后，美国舰队开到大连附近海域示威。在某种程度上，东北问题已经国际化，而这乃是国府政府对付毫无信义的帝国主义强邻的最后的籍仗了，而它确实也使斯大林一度有所收敛。
与此同时，国军精锐攻破山海关，突出关外，攻占锦州并逼近沈阳，形势开始向国府一方有利的方向发展。苏军虽然尽一切努力援助走狗，甚至不惜从旅顺和北韩向中共提供大量军火援助，并应中共请求，拒绝国府请其协助国军在葫岛、营口等地登陆的要求，但他们也看得出来，当初“御敌于关内”的计划已经破产，不得不另打主意了。
这主意便是再度试图与国府合作，逼迫国府承认苏联在东北享有特殊地位。据杨教授研究，截至１９４５年１１月底，苏军已经抢走了东北１／５的工业设备。但作为重工业基地，东北的潜力还很大，斯大林原来想让其全部落在走狗手里，现在既然没了指望，便向国府建议组织一个中苏合营公司，经营东北所有的工矿企业，苏方得占有５１％的股份。
这本是效法沙皇和清朝合办“华俄道胜银行”与“东清铁道会社”故智，乃是标准的帝国主义手法。区别只在于当初沙皇办那些联合企业还掏了腰包，而斯大林则完全是无本生意。他那意思是东北的所有工矿企业都是苏联的战利品，应视为苏联财产。这就是苏方和中国开办公司投入的“股本”。
如此蛮横无理的要求，自然遭到国府拒绝。１１月底，美国决定增加对华援助并派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内战。斯大林觉得尽管自己大力扶持，走狗却连个东北都抢不下来，夺取天下想必更无指望。如果在中共身上下的注太大，可能会激怒美国，导致美国向东北派兵，反倒弄巧成拙。因此，他采取了谨慎的观望对策，甚至拒绝了中共请其参与和平调处的请求。
在这种大气候下，苏联和中共的战略便从原来的“把国府关在东北门外”的阶段，进入“争取与国府平分天下”的第三期。毛准备与蒋介石谈判，“到联合政府里去做官”。
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经过马歇尔的艰难斡旋，国共双方终于同意在全国范围内停战。虽然国共双方同意通过和平谈判，成立联合政府，分享权力，但双方所指的范围并不一致。共党认为应该适用于他们控制的一切地方。不管在全国哪个地区，只要为共党控制，那个地区就是他们的；在他们不能完全控制的地方，共党也该在当地政府内有席位，这就是他们在抗战结束后四面出击，疯狂大抢地盘的原因。
但国府则认为，如果中共占据的地盘是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的，那当然有权利主控该地区。但东北的情况与关内不同，抗战期间无论是共方国方都无一兵一卒在那儿，共军对光复那儿的领土无尺寸之功，不在谈判范围内，因此必须必须恪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杜鲁门的一号命令以及中共自己参与签字的停战协定，由国府全面接管。
这就是国共双方最大的分歧所在，在我看来，导致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再起的原因当然很多，但东北乃是主要原因之一。有时我异想天开，寻思如果国府在东北问题上的立场灵活些，同意和共党瓜分东北，不知道历史会不会是另一模样。
这也就是为何内战首先在东北爆发的原因：停战协定只限制双方在关内调动兵力，但丝毫不限制国府运兵出关，以行使国际国内条约赋予的权利，接管东北各地政权。
从法理角度来说，这对中共在东北“插一只脚”（芦按，这是毛的原话）的计划非常不利：国军可以不受限制出兵东北，而共军却毫无法理依据运兵增援。中央于是指望主子参与和平调处，为他们说话，但斯大林却又拒绝了这一请求，宁肯在幕后捣鬼，不肯走上前台去趟浑水。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当然只有执行伟大领袖的教导“武装斗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用武力来解决政治难题，以武力阻止国军合法接收东北全境。
但内战爆发之初，共党的野心还是有限的，只是想“以战迫和”，指望打上几个歼灭战，让国府吃到苦头后，不得不承认对方的实力，在东北也实行停火，并同意通过和谈瓜分东北。
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报中，把这一点说得清清楚楚。电文首先承认“我方亦不能不承认蒋军进入东北接收主权”，因此，我党在东北的方针只能是力求和平解决。但因国府不愿意承认我党在东北的地位，所以不能不坚决予以武力打击，迫使国府与我党谈判。这在我党看来，乃是“历史新阶段中之最后一战”。（附带解释一下：这儿的“历史新阶段”也就是后来在文革中当成刘少奇滔天大罪的“和平民主新阶段”。）
但国府仍然坚持东北只是接收主权问题，不存在军事调处问题，于是武装冲突便不可免了。恰在此时，英美为了反击斯大林逼迫国府在东北开“合营公司”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单方面公布了雅尔塔密约。这一消息在全国引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苏爱国群众运动，斯大林的经济侵略计划就此破产。他恼羞成怒，认定那是蒋介石的阴谋，便决定再把走狗放出来乱咬一番，为他出气。
这一招其实不新鲜，早在１９２９年的“中东路事件”时就玩过一遭了。当时他为了报复中国，竟然通知中共“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令中共在全国各大城市发动起义，在中共轻率冒险失败后，斯大林却又转过来谴责奉命行事的李立三、周恩来等人犯了“机会主义错误”。
斯大林的招数是瞒着国府，突然秘密从东北撤军，将其控制的大城市和交通线全部交给中共接管，并鼓励教唆走狗，让我党解放思想，破除顾虑，放手大打。苏军代表明白告诉东北局，凡是苏联撤军撤出的地区，中共都可以去自由破坏。
有趣的是，此时走狗反倒没有主子热心了。苏军已把吉林、抚顺等城市交给中共，但把沈阳交给中共时，我党反而不敢去接。中央明令东北局，不但不要去接收沈阳，而且“即沈阳至哈尔滨沿途苏军撤退时我们都不要去占领，让国军去接收。…只有在国军向我军进攻时，我们应在防御的姿态下组织有力的回击。”毛还特地对在重庆谈判的周恩来交了底：“我们内心的盘子，长春路的主要部分（即沈阳至哈尔滨）及抚顺、鞍山、本溪、营口、辽阳等数地，是要让给国民党的。”
中央当时的电文交代得很清楚：如果按苏军的意思去办，就意味着公开违反国际国内的一系列条约协定，将使我党在政治上陷于被动。而且，共军虽然占有绝对数量优势，但当时的武力其实并不强大，即使接管了也守不住。因此，我党真正热心的，还是原来和国府瓜分东北的计划。在毛看来，美蒋并无在东北大打的勇气，而我党兵力也不足以吃下整个东北，因此，东北问题最终只会是和平解决。
根据中央的指示，东北局便直接向苏联主子提出和国民党瓜分东北的两个方案：其一就是恢复日露战争后的南北朝局面，由国方在长春至营口一线驻兵，中共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驻兵；其二则是毛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也就是他告诉周恩来的“内心的盘子”：由国方占沈阳至哈尔滨一线，长春线两侧包括辽阳、鞍山等地归中共。东北局并请苏联主子指示，该采取何种方案才最有利。
苏方倾向于第一案，但对中共的懦弱非常不满，认为现在根本不是让步的时候，一再责问东北局：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为什么会容许国民党派五个军到东北来？他们强调：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街，我可放手大打，并希望我放手大打”，而长春以北，如哈尔滨等地，则应坚决控制，不让国民党驻兵。甚至抚顺、营口等，也应力争双方不驻兵。
在主子的鼓励教唆下，东北共军将领士气大振，主张和国军血战一场。此时乃是莫斯科走在东北局前面，东北局走在中央前面，中央又走在在重庆谈判的中共代表团前面。当真是小学教科书里说的，小花猫拉着小花狗，小花狗拉着小姑娘，而绳索最后一端的，则是线牵木偶戏大师斯大林。
最后东北局书记彭真实在等不得了，便在“如同小脚女人一摇一摆地走路”的中央背后“击一猛掌”，建议“在辰兄（苏军）同意下及时夺取四平街、哈尔滨及其他长春路支线小城市”。在主子反复催促下，毛终于下定决心“宁可战而失地，不可在谈判中失地”，命令东北共军进驻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之苏军撤退区。同日又发电令东北局“速与辰兄（苏军）接洽，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驻一兵一卒。”
几天后，苏军从四平撤退，共军立即攻占了该城并俘虏了国府任命的辽北省主席刘翰东等人。东北大规模内战从此开始，进入了“放手大打，和国府全面争夺东北”的第四阶段。
尽管共军在东北占有绝对数量优势，又获得了日本关东军和朝鲜占领军的全部装备，并直接得到苏联供应的飞机大炮坦克，具备了中共梦想十几年的“技术条件”，但所谓“东北民主联军”仍然是只会打游击战的土八路，抗战八年，其拿手好戏乃是游而不击，连运动战都没打过，遑论阵地战和攻坚战。相比之下，国军和日军血战八年，一直在打正规的攻防战，从血的教训中获得了攻坚、防守的丰富经验，于是出关以来虽然以寡敌众，但所向披靡，迭克名城，收回了落到共党手里的南满大城市，一直打到四平，在重创林彪部队后攻克该城，锋芒直逼北满，以致林彪准备撤出毛发誓要“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驻一兵一卒”的哈尔滨，转到农村去打游击。
可惜此时马歇尔却出来调停，压迫国府停战，于是蒋公便下令白崇禧停止前进。双方在东北停火。借此期间，共军转向农村发展根据地，巩固了被其占领的北满和东满，通过这两个根据地接受苏军源源不断的军火支援，并训练部队掌握这些现代化武器，建立了共军第一个炮兵军、第一只坦克部队和空军，从过去的土八路迅速成长为现代化的武装力量。
与此同时，国军却忙于应付关内特别是华北的共军而处处分兵，使得国军在东北一直处于兵力极度单薄的状况。双方力量对比此消彼长，再加上蒋介石指挥无能，便最终导致国军在东北的彻底失败。东北既失，关内的大局也就只能糜烂了。最后引起雪崩效应，终于导致兵败如山倒的不可逆转局面。哪怕是连伟大领袖本人，在１９４６年初期也不敢梦想，后来的胜利会有如此辉煌。
如今回首这段历史，不能不承认，苏军出兵东北，对我党最终抢到天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贡献简直无法估量。老大哥不但让我党凭空获得了全国最发达的地区，用关东军和朝鲜占领军的整个武库装备了共军，让我党收编了伪满洲国军４０万人马，从而具备了雄厚物力与人力，而且更在关键时刻为我党拨正船头，指明航向，及时鼓励教唆我党践踏国际国内协议，大胆接受他们慷慨送给的地盘，并放手与前来合法接收的国军大打出手。
不难想见，如果东北局执行伟大领袖“放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将东北重镇从哈尔滨直到沈阳、营口等地拱手让给国府，则后来的北满和东满根据地未必会建立起来，我党也就既无法获得工业生产能力，也无法从两地得到苏军源源不断的军火供应。那么，东北可能很可能如毛原来设想的那样，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达成妥协，使得国家避免了全面内战。那么，今日中国也就决不会是这窝囊样了。
大海航行靠船长，中国革命全靠斯大林。中共的父亲斯大林（按，这是５０年代中国报纸上普遍使用的谀称）才是真正在关键时刻为中共革命拨正船头，指引方向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
众所周知，无庸置疑，中共起家，始于西安事变，而当时中共中央的大部分领袖都主张杀蒋，毛正是其中之一。如果不是斯大林强迫中共放蒋，蒋真被杀了的话，则何应钦率领的讨逆军一定会攻破西安，即使不是全歼红军，也一定会把他们驱逐到苏联去，后来也就绝对不会有翻身之日了。
４０年代，毛又心血来潮，居然想以重兵奔袭重庆，又是斯大林严令制止这种自杀政策。不难设想，如果共军真这么干，则必然自绝于全国人民，后来也就无法冒充抗日英雄了。
抗战结束时斯大林又制止了毛的轻率冒险。如果按毛的原定计划，全国共军大举攻击国军，则必然要引起西方强烈反弹。西方就不会被国共合作的和平烟幕麻痹，会更直接有力地援助国府，莫斯科也会对不听命令的走狗深恶痛绝，则东北未必会如后来那样，圆满地交给中共。
一直到共军过江前夕，斯大林还为中共出了最后一个高招。当时蒋介石引退，让副总统李宗仁摄政。李异想天开，竟然想与虎谋皮，提出和谈建议。毛本拟一口拒绝，但请示主子时，斯大林却不同意，说这么干太蠢，不如满口答应和谈，但开出让对方无法接受的条件来，使得国府只能拒绝。如此一来就能争取舆论同情，让谈判破裂的责任全落到对方头上去。他还特地为中共拟定了声明草稿，可毛竟然迟钝到无法理解那诡计，尚自哓哓不休，直到斯大林耐心解释说：我们也并不主张和谈，其实和你们的意思是一样的，这只是更高明的策略罢了，毛这才终于悟过来，按主子的草稿原文发了声明。
所以，毛这个伟大舵手，如果离开了船长的指挥，早就几次把中共革命的航船开到暗礁上去撞得粉碎了。斯大林才是真正的中国革命之父（包括所谓国民革命与中共革命），中国从来也就没有出过他那个级别的真正的战略家。没有斯大林，就没有中共的胜利，无怪乎马悲鸣要求全体中国人对苏联感激涕零，谁胆敢不这么做，谁就是狼心狗肺。
可惜，苏联粗暴干涉中国事务，为实现其帝国主义战略目标，几十年如一日地在中国打代理战争，最终颠覆了中国合法政府，虽然使我党坐了天下，却改变了远东的政治格局。苏联虽然成功地在其周边建立一系列缓冲国家，却把灾难像瘟疫一般带给了十亿以上的亚洲人民。
苏联出兵的直接后果，就是亚洲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不光是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灾难，凡是红旗所到之处，随之而来就是战争、饥荒、屠杀、暴政与奴隶劳动。朝鲜半岛先是卷入战火，后又饿死了大量人民。印度支那人民更是灾难深重，以佛国柬埔寨人民的遭遇最为触目惊心。如果苏联不出兵，则这一系列灾难都不会发生。从这个角度来看，请苏联参战，乃是罗斯福犯下的最不可原谅的错误。 (
芦笛
苏联主子制订的这一方案，让走狗无比振奋。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主子和走狗想的可不一样。
斯大林的想法是，苏军只能暗中为中共提供一切方便，不能公开干，免得引起国际舆论大哗，所以主要任务要靠中共去实现。也就是说，仗要靠中共自己去打，如果中共和国民党大打出手，成功地把国军关在门外，那苏联就可以说那是中国人内斗，和他们毫无相干。
日近龙颜的东北局比远在陕北的中央更明白主子的心事，于是发电给中央，敦促中央“下最大决心，立即从各区抽调三十万主力，于一个月内赶到，用尽一切方法控制此间。”
其时中共兵力在东北境内已达将近１５万，按此计划，则中共在东北的兵力将在１月内达到４５万，根据苏军的估计，以５０万之众扼守南满，便足以“御敌于国门之外”了。
可惜当时国军正沿平绥、同浦、平汉、津浦等铁路星夜向平津、东北前进，前去接收东北和热察绥地区，中共必须阻击这些北上兵力，力图歼灭一部，才能派３０万部队出关。这任务完成前，中共只能派出１５－１８万兵力进入东北。因此，毛决定共军的主要兵力应该放在平汉、津浦等八条铁路线上，阻击国军北上，并在辽南“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
因为中共力有所不逮，便希望主子帮他们“御敌于国门之外”，中央给东北局下令，要他们迅速派兵控制一切重要飞机场，接收各主要城市的政权、工厂、兵工厂及武器弹药，更再三强调要请主子上阵，把国府国军挡在关内：“东北方面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在两个月内拒止蒋军登陆、着陆及接收政权，此点如无苏军协助则不能成功”，“非常重要的是要求辰兄（指苏军）拒止蒋方在两个月内登陆、着陆。至要！至要！”
但主子却不会考虑走狗的难处，反倒责怪走狗不卖力，杨教授的论文介绍道：
【（十月）二十五日，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宣称所有兵工厂、武器弹药和工业中心统统交给中共，并要求中共准备抵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包括封锁所有机场。他甚至表示，如果在十一月十五日之前国民党方面发动进攻的话，苏军也将协同中共军队作战。随后，中共向苏军提出三点：
第一，推延撤退时间；
第二，在十一、十二两个月内拒绝蒋进入东北；
第三，允许我方立即接收政权及民选自治政府。
对此，除推延撤退时间必须由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以外，政权问题苏方一概允诺。苏军代表并强调，只要地方政权全都在中共手里，国民党即使派来一两个大官也毫无妨碍。 】
这里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条，只要苏联拖延撤退，则国军绝对不敢贸然进驻。苏军这保护伞存在一天，能安全进入东北的共军就多一批。但这第一条苏军代表就难以答应，第二条他们也不能直接上阵，只能暗助中共阻止国军出关。
因为沿陆路运兵被共军基本阻断，国府只好从海路运兵，但苏联悍然拒绝国军在大连登陆。国府只好把登陆地点改为营口和葫芦岛。苏联再无理由拒绝，便迅速把这两个港口交给共军设防，并告诉如果国军来了，只管放手大打就是，他们决不干涉。苏联一面又通知国府，苏军已从该两地撤退，如果那儿发生武装冲突，与苏军毫不相干。
１０月２５日，国军由美国军舰运载抵达葫芦岛，但该地早被共军占据，无法登陆，只好改在秦皇岛登陆，１１月３日，国军从秦皇岛出发，通过由美国陆战队抢修的秦皇岛至山海关的铁路，向山海关中共守军发起进攻，东北战争就此打响，苏联炮制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计划受到了严峻挑战。
很明显，完成这任务的前提，还是我党开的那三条锦囊妙计的前两条：要么主子赤膊上阵打退入侵的国军，要么延期撤退，好掩护共军继续出关。
但要主子做到这两条可不那么容易。苏联和中共在东北串演的把戏并没有糊弄了美国人。１０月１４日杜鲁门致函斯大林，表示他对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登陆和接收主权问题的关注，苏方不得不确定了国军进入东北的日期和具体的推进路线，并通知中、美两国政府。
至此，苏联主子订下来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妙计落空，他们当然只会责怪走狗没出息。苏军代表向东北局直率批评了中共，说他们早该下决心调５０万主力出关固守。东北工业发达，东西北三面国防安全，完全可以独立。有了满州，即可进取全中国，可惜中共自己错过了这个机会。他们此后只能帮助中共在离开主要铁路干线的地方建立根据地，要歼灭国军就得靠中共自己了。为此，苏军接连向中共提供大批武器弹药，包括重型武器和运输工具，如坦克、飞机、火车、汽车等，还把自己控制的兵工厂和武器库交给中共。
国府和美国的反应，逼得苏联不能再继续肆无忌惮地捣鬼。１１月１２日，国府代表在长春机场和城内发现大批中共军队。１５日，国府通知苏联大使，鉴于苏联公开违反《中苏同盟条约》，中方决定将东北行营和一切接收人员撤回关内。１７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总统，举报苏联的一系列违约行为。２０日前后，美国舰队开到大连附近海域示威。在某种程度上，东北问题已经国际化，而这乃是国府政府对付毫无信义的帝国主义强邻的最后的籍仗了，而它确实也使斯大林一度有所收敛。
与此同时，国军精锐攻破山海关，突出关外，攻占锦州并逼近沈阳，形势开始向国府一方有利的方向发展。苏军虽然尽一切努力援助走狗，甚至不惜从旅顺和北韩向中共提供大量军火援助，并应中共请求，拒绝国府请其协助国军在葫岛、营口等地登陆的要求，但他们也看得出来，当初“御敌于关内”的计划已经破产，不得不另打主意了。
这主意便是再度试图与国府合作，逼迫国府承认苏联在东北享有特殊地位。据杨教授研究，截至１９４５年１１月底，苏军已经抢走了东北１／５的工业设备。但作为重工业基地，东北的潜力还很大，斯大林原来想让其全部落在走狗手里，现在既然没了指望，便向国府建议组织一个中苏合营公司，经营东北所有的工矿企业，苏方得占有５１％的股份。
这本是效法沙皇和清朝合办“华俄道胜银行”与“东清铁道会社”故智，乃是标准的帝国主义手法。区别只在于当初沙皇办那些联合企业还掏了腰包，而斯大林则完全是无本生意。他那意思是东北的所有工矿企业都是苏联的战利品，应视为苏联财产。这就是苏方和中国开办公司投入的“股本”。
如此蛮横无理的要求，自然遭到国府拒绝。１１月底，美国决定增加对华援助并派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内战。斯大林觉得尽管自己大力扶持，走狗却连个东北都抢不下来，夺取天下想必更无指望。如果在中共身上下的注太大，可能会激怒美国，导致美国向东北派兵，反倒弄巧成拙。因此，他采取了谨慎的观望对策，甚至拒绝了中共请其参与和平调处的请求。
在这种大气候下，苏联和中共的战略便从原来的“把国府关在东北门外”的阶段，进入“争取与国府平分天下”的第三期。毛准备与蒋介石谈判，“到联合政府里去做官”。
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经过马歇尔的艰难斡旋，国共双方终于同意在全国范围内停战。虽然国共双方同意通过和平谈判，成立联合政府，分享权力，但双方所指的范围并不一致。共党认为应该适用于他们控制的一切地方。不管在全国哪个地区，只要为共党控制，那个地区就是他们的；在他们不能完全控制的地方，共党也该在当地政府内有席位，这就是他们在抗战结束后四面出击，疯狂大抢地盘的原因。
但国府则认为，如果中共占据的地盘是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的，那当然有权利主控该地区。但东北的情况与关内不同，抗战期间无论是共方国方都无一兵一卒在那儿，共军对光复那儿的领土无尺寸之功，不在谈判范围内，因此必须必须恪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杜鲁门的一号命令以及中共自己参与签字的停战协定，由国府全面接管。
这就是国共双方最大的分歧所在，在我看来，导致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再起的原因当然很多，但东北乃是主要原因之一。有时我异想天开，寻思如果国府在东北问题上的立场灵活些，同意和共党瓜分东北，不知道历史会不会是另一模样。
这也就是为何内战首先在东北爆发的原因：停战协定只限制双方在关内调动兵力，但丝毫不限制国府运兵出关，以行使国际国内条约赋予的权利，接管东北各地政权。
从法理角度来说，这对中共在东北“插一只脚”（芦按，这是毛的原话）的计划非常不利：国军可以不受限制出兵东北，而共军却毫无法理依据运兵增援。中央于是指望主子参与和平调处，为他们说话，但斯大林却又拒绝了这一请求，宁肯在幕后捣鬼，不肯走上前台去趟浑水。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当然只有执行伟大领袖的教导“武装斗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用武力来解决政治难题，以武力阻止国军合法接收东北全境。
但内战爆发之初，共党的野心还是有限的，只是想“以战迫和”，指望打上几个歼灭战，让国府吃到苦头后，不得不承认对方的实力，在东北也实行停火，并同意通过和谈瓜分东北。
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报中，把这一点说得清清楚楚。电文首先承认“我方亦不能不承认蒋军进入东北接收主权”，因此，我党在东北的方针只能是力求和平解决。但因国府不愿意承认我党在东北的地位，所以不能不坚决予以武力打击，迫使国府与我党谈判。这在我党看来，乃是“历史新阶段中之最后一战”。（附带解释一下：这儿的“历史新阶段”也就是后来在文革中当成刘少奇滔天大罪的“和平民主新阶段”。）
但国府仍然坚持东北只是接收主权问题，不存在军事调处问题，于是武装冲突便不可免了。恰在此时，英美为了反击斯大林逼迫国府在东北开“合营公司”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单方面公布了雅尔塔密约。这一消息在全国引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苏爱国群众运动，斯大林的经济侵略计划就此破产。他恼羞成怒，认定那是蒋介石的阴谋，便决定再把走狗放出来乱咬一番，为他出气。
这一招其实不新鲜，早在１９２９年的“中东路事件”时就玩过一遭了。当时他为了报复中国，竟然通知中共“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令中共在全国各大城市发动起义，在中共轻率冒险失败后，斯大林却又转过来谴责奉命行事的李立三、周恩来等人犯了“机会主义错误”。
斯大林的招数是瞒着国府，突然秘密从东北撤军，将其控制的大城市和交通线全部交给中共接管，并鼓励教唆走狗，让我党解放思想，破除顾虑，放手大打。苏军代表明白告诉东北局，凡是苏联撤军撤出的地区，中共都可以去自由破坏。
有趣的是，此时走狗反倒没有主子热心了。苏军已把吉林、抚顺等城市交给中共，但把沈阳交给中共时，我党反而不敢去接。中央明令东北局，不但不要去接收沈阳，而且“即沈阳至哈尔滨沿途苏军撤退时我们都不要去占领，让国军去接收。…只有在国军向我军进攻时，我们应在防御的姿态下组织有力的回击。”毛还特地对在重庆谈判的周恩来交了底：“我们内心的盘子，长春路的主要部分（即沈阳至哈尔滨）及抚顺、鞍山、本溪、营口、辽阳等数地，是要让给国民党的。”
中央当时的电文交代得很清楚：如果按苏军的意思去办，就意味着公开违反国际国内的一系列条约协定，将使我党在政治上陷于被动。而且，共军虽然占有绝对数量优势，但当时的武力其实并不强大，即使接管了也守不住。因此，我党真正热心的，还是原来和国府瓜分东北的计划。在毛看来，美蒋并无在东北大打的勇气，而我党兵力也不足以吃下整个东北，因此，东北问题最终只会是和平解决。
根据中央的指示，东北局便直接向苏联主子提出和国民党瓜分东北的两个方案：其一就是恢复日露战争后的南北朝局面，由国方在长春至营口一线驻兵，中共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驻兵；其二则是毛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也就是他告诉周恩来的“内心的盘子”：由国方占沈阳至哈尔滨一线，长春线两侧包括辽阳、鞍山等地归中共。东北局并请苏联主子指示，该采取何种方案才最有利。
苏方倾向于第一案，但对中共的懦弱非常不满，认为现在根本不是让步的时候，一再责问东北局：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为什么会容许国民党派五个军到东北来？他们强调：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街，我可放手大打，并希望我放手大打”，而长春以北，如哈尔滨等地，则应坚决控制，不让国民党驻兵。甚至抚顺、营口等，也应力争双方不驻兵。
在主子的鼓励教唆下，东北共军将领士气大振，主张和国军血战一场。此时乃是莫斯科走在东北局前面，东北局走在中央前面，中央又走在在重庆谈判的中共代表团前面。当真是小学教科书里说的，小花猫拉着小花狗，小花狗拉着小姑娘，而绳索最后一端的，则是线牵木偶戏大师斯大林。
最后东北局书记彭真实在等不得了，便在“如同小脚女人一摇一摆地走路”的中央背后“击一猛掌”，建议“在辰兄（苏军）同意下及时夺取四平街、哈尔滨及其他长春路支线小城市”。在主子反复催促下，毛终于下定决心“宁可战而失地，不可在谈判中失地”，命令东北共军进驻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之苏军撤退区。同日又发电令东北局“速与辰兄（苏军）接洽，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驻一兵一卒。”
几天后，苏军从四平撤退，共军立即攻占了该城并俘虏了国府任命的辽北省主席刘翰东等人。东北大规模内战从此开始，进入了“放手大打，和国府全面争夺东北”的第四阶段。
尽管共军在东北占有绝对数量优势，又获得了日本关东军和朝鲜占领军的全部装备，并直接得到苏联供应的飞机大炮坦克，具备了中共梦想十几年的“技术条件”，但所谓“东北民主联军”仍然是只会打游击战的土八路，抗战八年，其拿手好戏乃是游而不击，连运动战都没打过，遑论阵地战和攻坚战。相比之下，国军和日军血战八年，一直在打正规的攻防战，从血的教训中获得了攻坚、防守的丰富经验，于是出关以来虽然以寡敌众，但所向披靡，迭克名城，收回了落到共党手里的南满大城市，一直打到四平，在重创林彪部队后攻克该城，锋芒直逼北满，以致林彪准备撤出毛发誓要“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驻一兵一卒”的哈尔滨，转到农村去打游击。
可惜此时马歇尔却出来调停，压迫国府停战，于是蒋公便下令白崇禧停止前进。双方在东北停火。借此期间，共军转向农村发展根据地，巩固了被其占领的北满和东满，通过这两个根据地接受苏军源源不断的军火支援，并训练部队掌握这些现代化武器，建立了共军第一个炮兵军、第一只坦克部队和空军，从过去的土八路迅速成长为现代化的武装力量。
与此同时，国军却忙于应付关内特别是华北的共军而处处分兵，使得国军在东北一直处于兵力极度单薄的状况。双方力量对比此消彼长，再加上蒋介石指挥无能，便最终导致国军在东北的彻底失败。东北既失，关内的大局也就只能糜烂了。最后引起雪崩效应，终于导致兵败如山倒的不可逆转局面。哪怕是连伟大领袖本人，在１９４６年初期也不敢梦想，后来的胜利会有如此辉煌。
如今回首这段历史，不能不承认，苏军出兵东北，对我党最终抢到天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贡献简直无法估量。老大哥不但让我党凭空获得了全国最发达的地区，用关东军和朝鲜占领军的整个武库装备了共军，让我党收编了伪满洲国军４０万人马，从而具备了雄厚物力与人力，而且更在关键时刻为我党拨正船头，指明航向，及时鼓励教唆我党践踏国际国内协议，大胆接受他们慷慨送给的地盘，并放手与前来合法接收的国军大打出手。
不难想见，如果东北局执行伟大领袖“放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将东北重镇从哈尔滨直到沈阳、营口等地拱手让给国府，则后来的北满和东满根据地未必会建立起来，我党也就既无法获得工业生产能力，也无法从两地得到苏军源源不断的军火供应。那么，东北可能很可能如毛原来设想的那样，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达成妥协，使得国家避免了全面内战。那么，今日中国也就决不会是这窝囊样了。
大海航行靠船长，中国革命全靠斯大林。中共的父亲斯大林（按，这是５０年代中国报纸上普遍使用的谀称）才是真正在关键时刻为中共革命拨正船头，指引方向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
众所周知，无庸置疑，中共起家，始于西安事变，而当时中共中央的大部分领袖都主张杀蒋，毛正是其中之一。如果不是斯大林强迫中共放蒋，蒋真被杀了的话，则何应钦率领的讨逆军一定会攻破西安，即使不是全歼红军，也一定会把他们驱逐到苏联去，后来也就绝对不会有翻身之日了。
４０年代，毛又心血来潮，居然想以重兵奔袭重庆，又是斯大林严令制止这种自杀政策。不难设想，如果共军真这么干，则必然自绝于全国人民，后来也就无法冒充抗日英雄了。
抗战结束时斯大林又制止了毛的轻率冒险。如果按毛的原定计划，全国共军大举攻击国军，则必然要引起西方强烈反弹。西方就不会被国共合作的和平烟幕麻痹，会更直接有力地援助国府，莫斯科也会对不听命令的走狗深恶痛绝，则东北未必会如后来那样，圆满地交给中共。
一直到共军过江前夕，斯大林还为中共出了最后一个高招。当时蒋介石引退，让副总统李宗仁摄政。李异想天开，竟然想与虎谋皮，提出和谈建议。毛本拟一口拒绝，但请示主子时，斯大林却不同意，说这么干太蠢，不如满口答应和谈，但开出让对方无法接受的条件来，使得国府只能拒绝。如此一来就能争取舆论同情，让谈判破裂的责任全落到对方头上去。他还特地为中共拟定了声明草稿，可毛竟然迟钝到无法理解那诡计，尚自哓哓不休，直到斯大林耐心解释说：我们也并不主张和谈，其实和你们的意思是一样的，这只是更高明的策略罢了，毛这才终于悟过来，按主子的草稿原文发了声明。
所以，毛这个伟大舵手，如果离开了船长的指挥，早就几次把中共革命的航船开到暗礁上去撞得粉碎了。斯大林才是真正的中国革命之父（包括所谓国民革命与中共革命），中国从来也就没有出过他那个级别的真正的战略家。没有斯大林，就没有中共的胜利，无怪乎马悲鸣要求全体中国人对苏联感激涕零，谁胆敢不这么做，谁就是狼心狗肺。
可惜，苏联粗暴干涉中国事务，为实现其帝国主义战略目标，几十年如一日地在中国打代理战争，最终颠覆了中国合法政府，虽然使我党坐了天下，却改变了远东的政治格局。苏联虽然成功地在其周边建立一系列缓冲国家，却把灾难像瘟疫一般带给了十亿以上的亚洲人民。
苏联出兵的直接后果，就是亚洲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不光是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灾难，凡是红旗所到之处，随之而来就是战争、饥荒、屠杀、暴政与奴隶劳动。朝鲜半岛先是卷入战火，后又饿死了大量人民。印度支那人民更是灾难深重，以佛国柬埔寨人民的遭遇最为触目惊心。如果苏联不出兵，则这一系列灾难都不会发生。从这个角度来看，请苏联参战，乃是罗斯福犯下的最不可原谅的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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