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旧作:《如果日本没有“进入”中国》的余波
(2007-01-10 21:07:19)
下一个
拙文在《多维观点》上刊出后,赵无眠先生在《大家论坛》上贴出若干珍贵的史料。说
珍贵,是因为在共产党中国长大的人如笔者根本就没机会看到过这些东西。令笔者惊讶
的是,赵先生披露的日本右派关於侵华战争的某些观点,竟与拙文大致吻合。最近又在
《》上看到赵先生给的一封信。赵先生在信中说:有人竟引用日本右派的
观点来批判我,但我看他的中文写得那麽好,不象是日本人,所以只好算了(大意)。
如果不是笔者多疑,这儿的“有人”,指的大概就是我了。如果我理解不错,赵先生的
意思是,他并不同意笔者的“批判”,因为笔者引用了日本右派的观点,但笔者看来是
同胞,所以只好忍住不作反批评了。
这里必须声明,笔者跟赵先生一样,是大陆长大的血统纯粹的中国人。本人及所有的亲
人中,无任何一人到过日本或与日本人有任何牵连。本人不懂日文,看过的历史书全是
中国人和英美作家写的。迄今为止,惟一见到的日本人的观点就是林思云先生和赵先生
贴出的那些。
虽然如此,赵先生如果不同意笔者的观点,完全可以驳斥。和赵先生一样,我对网上那
种“豺狼似的起哄”、充满霸气的毒骂非常反感,对赵先生的谦冲的学者风度十分钦佩。
我写那篇文章,是想就教于赵先生,文中并无时下流行的恶骂式的“批判”。而且,该
文的“文眼”,其实并不在於“批”先生的文章,而在于《重要的启示》那一节。赵先
生如不以笔者为弃,完全可以以文会友,和我心平气和地讨论,这里不存在“打内战”
的问题,不必因笔者是中国人就投鼠忌器。
拙文中所谓引用的日本右派的观点,按先生在帖子里的总结,当是:日本并无灭亡中国
的野心和相应的战略计划;七七事变是共党间谍的奸谋;中共上台是日本入侵一手造成
的;太平洋战争是日美矛盾的必然结果,等等。这些观点是笔者长期阅读国内出版的文
史资料、共干回忆录、毛泽东内部讲话(如《毛泽东思想万岁》)、《毛选》、《李宗
仁回忆录》、《张国焘回忆录》以及若干英美作家写的二次世界大战史,经过独立思考
得出来的结论。如果它们与日本右派观点不谋而合,笔者仍然只能认为因为那是事实。
按西方治学的传统,应该是以事实为立论基础,不应因人废言。如果先生认为这些观点
是错误的,似应列举事实批驳,而不能贴一个“日本右派观点”的标签了事。
关於日本没有灭亡中国的野心和战略计划一条,拙文已经讲过,这是从日军在华作战的
混乱无章中推导出来的。而且,日本是战败国,所有的战争档案都被盟军查获。如日本
确有系统的征服中国的战略计划,应该早已曝光。两次世界大战中各主要交战国的战争
计划,如一次大战德国的“施列芬计划”,法国的“X 系列计划”,二次大战德国的
“巴巴洛莎”计划,日本入侵东北的“九一八事变”的密谋和偷袭珍珠港的“虎!虎!
虎!”等都早已大白于天下,不再是什麽秘密,为什麽就找不到“七七事变”是日本人
密谋的证据,找不到日本征服中国的全盘计划呢?
至於中共靠抗战上台,这连毛泽东都如是说。毛多次在党的内部会议上承认这一点,并
先后对日本社会党访华团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表示对“大日本皇军”的感谢,感谢他们
间接帮助中共上台。《毛选》中说:抗战爆发后我党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大党(大意)。
芦沟桥枪声一响,被关押在华北反省院的高级共干如薄一波、安子文等被释放,奔向各
地明火执仗地拉起“抗日”武装,连北京城外的西山都出现了他们的人马,更不用说薄
一波在山西拉起的“决死队”和项英、陈毅在江南靠国府的提供的粮饷军火组建的“新
四军”。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和“七七事变”,中共又怎会从□北的死地中一夜之间
扩散全国?毛自己说:“长征两万五千里,剩下两万五千人”。可等到抗战结束,中共
已指挥百万大军,数百万民兵,统治上亿人口。如果不是洛川会议上定下的“用七分力
量扩充实力,两分对付国民党,一分对付日本人”的战略方针,以及“七大”上加以确
认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的总路线,这样的奇迹又怎能实现?如果不是苏
联红军在日本投降后一面阻止国军在东北登陆(最后不得不在葫芦岛登陆),一面放华
北的共军大举入关,接收八十万关东军的全部装备和四十万“满州国”伪军的全部人员,
共军又有什麽实力问鼎中原?
最后想给先生的《二十世纪谁是》提点意见。先生在文中披露的若干史实,如孙中
山与日本人的勾结,毛泽东在南京失陷后大喜若狂等,令人耳目一新,开了眼界。以先
生掌握的史料,本可以写成严谨的学术著作。遗憾的是先生将严肃的论述和幽默的调侃
混在一起,使读者无法揣摩先生究竟是郑重其事还是插科打诨,不必要地减低了作品的
价值。例如先生指鲁迅为,证据一是引余英时先生的话,说鲁迅什麽人都骂,就是
没骂过日本人,二是鲁迅称赞日本儿童活泼,三是鲁迅与藤野和内山的私交,等等。很
明显,这些所谓证据,特别是有关藤野“那个黑黑瘦瘦的家伙”的调侃,与文中列举的
其他人如孙、毛的行为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这一段完全是鱼目混珠的败笔,只
能冲淡其他史料的严肃性,让读者以为先生是在开玩笑,而不去思考文中揭示的其他历
史人物的复杂性,悟出在史学研究中使用脸谱式的“两分法”之荒唐。
关於鲁迅,这里还想说两句。笔者素来敬佩余英时先生,但余先生强烈的反共情绪有时
导致他偏离学者的客观立场。他说郭沫若抄袭钱穆,最近国内就有人提出反驳(详见
《文库·新到资料》)。他说鲁迅什麽人都敢骂,就是不敢骂日本人。其实鲁迅
也没有骂过“普罗”、没有骂过苏联、没有骂过“毛泽东先生”,只说过这些人的好话。
诚如他说,鲁迅算不上什麽思想家(中国其实从来就没有出过思想家,至少在战国之后
如此)。但鲁迅最大的贡献,是他对“国民性”鞭劈入里的解剖促使国人第一次反省自
己的劣根性。鲁迅造的最大的孽,是他开创了“骂人文学”,流风余韵至今无从消除。
胡适先生说:“骂人骂的巧妙,便成了艺术”,鲁迅是将骂人化为艺术的古往今来第一
人。因为骂得巧妙,骂得刻毒,骂得高明,其中的艺术魅力就风魔了一代又一代,制造
出一批又一批的模仿者,使我们的青年变成轻狂浮躁,不去踏踏实实做学问,只知开口
骂人的痞子。我想,这才是鲁迅的功与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