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萧峰文想到的
芦笛
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为标志，中苏关系进入了蜜月期，虽然内部裂痕早在５０年代后期出现了，但一直到６０年代初期，双方冲突才公开暴露于国内外人民面前。所以，将中苏蜜月期定为１０年，亦即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大概比较准确。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两个大国作为邻国，彼此之间的冲突必然是千丝万缕的，尤其中苏历史上有过许多恩怨，在二战后冷战双方壁垒分明之际，这种强邻实在不是结盟对象。
就连春秋战国时代的古人都知道这点，提出原始的“远交近攻”理论，而毛要一直到面临苏联的核打击、在国际上四面楚歌之时才明白这简单道理，对李志绥大夫承认，俄国过去从中国掠夺了大量领土和特权，而美国历史上对中国从无恶意，云云。他不知道那其实是地缘政治决定的。历史上侵害中国最烈的国家就是俄国和日本，那不过是因为两国都是中国的邻居而已。哪怕是没有帝国主义传统的美国，在历史上对墨西哥又岂有善良可言？因此，在冷战中和邻国结成盟国，乃是只有丝毫不懂地缘政治学的井蛙才会干的蠢事。
从意识形态上来说，中苏两国同属于一个教门，我党过去乃是莫斯科建立领导的一个支部，党的纪律规定，下级对上级只能绝对服从。国际共运传统决定了中共领导在执政后，一定会在有意无意之间把中国也当成苏联的部下，使得两国关系没有精神上的平等可言。这种把苏联政府当成中国政府上司的作法，在毛首次访问苏联时业已暴露无遗，而不平等的关系迟早要引出麻烦来。
更麻烦的是，既是宗教，教徒们就必然会对教义理解产生歧异，由此导致不同教派产生，甚至引起宗教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以苏联为盟国，就会使两国关系毫无必要地受到意识形态因素干扰，使得意识形态上的争吵泛化升级为国家之间的冲突。正如文革期间许多夫妇因为派性不同而离婚一般，乃是极度可笑的白痴行为。
从苏联的现实情况来看，它也没有能力作中国的恩公、庇护人（我这儿该用的名词应为mentor，可惜中文无类似词汇）和导师。究其本质，苏联乃是为了应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包围，解决紧迫的生存危机，由政府强制集中人力物力于某些领域，进行人为“催肥”，制造出来的一种“应急强国”，和西方那种自然形成的强国完全是两回事。这种国家的特点其实就是军国主义，它具有强大的国防科技、国防工业和武力，但国家的科技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极度畸形的。
苏联在西方包围下，靠一国努力，独立建立了特殊的科学技术体系，在个别领域中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与国防有关的学科畸形发达，诸如数学、物理学的某些分支，但多数领域则还在第三世界水平，诸如化学、生物学、医学等等就一塌糊涂。在工业上也如此，最发达的是重工业，但轻工业、化工、农业、第三产业等就历来被忽视。最严重的弊病还是，苏联的技术水平一直很低下，特别是工艺水平一直不过关，例如电子工业、冶金技术等等从来就是落后的，从未拥有西方的高技术，而是靠“低技术＋数量＋临机应变”来补偿。
二战期间苏联饱受战祸，国民经济遭受了极大摧残，冷战发生、卫星国的出现使得苏联承担了超出它的国力的国防负担。用鬼话来说，该国早已overstretched，它的战略野心和对盟友承担的军事经济义务早就超出了自己的国力。这泥足巨人一直苦撑到８０年代末才轰然倒地，堪称人类奇迹。
总而言之，和许多同志的想像相反，５０年代的苏联根本不是什么发达国家，而是一个经济畸形、重工业产量很高、但技术落后的穷国。即使是几十年后的今天，俄国大概也算不得发达国家。指望这种国家长期无私援助中国这样的大国根本就不现实。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和苏联结盟实属不智之举。早说过了，当时中国应该采取不结盟政策，和苏美实行等距离外交。非要结盟不可，那也该去与和中国没有领土纠纷和其他利害冲突的美国结盟。老美有的是钱，从来是一掷千金，而且科学特别是技术非常发达，要去找mentor，也只有这种国家能胜任愉快。
然而毛却在“建国”之前就已决定“一边倒”，此后又和苏联结盟，更愚不可及地趟进韩战浑水中去，从此自绝于文明世界。这当然是合九州之铁不能为此错，但从共产党的教义来说也还是可以理解的。
早说过了，毛从来不是民族主义者，信奉的乃是马列的“国际主义”，而这玩意乃是该教最大的智力错误，由此导致了无数毫无必要的纠纷和冲突。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乃是世界革命，没有什么“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之说。在他们的简单想像中，全世界无产阶级同时一哄而起，推翻了世界资产阶级，就此实现“世界大同”，国家、民族等等就此消失。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社会主义革命”会只在一部分国家中成功，根本就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
由此便留下了无从填补的两大漏洞：第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准则是什么？支配这些国家之间的外交原则，到底是不讲究民族利益的国际主义，还是强调维护国家利益的民族主义？第二，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到底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敌人关系，还是以民族主义为指导的常态外交，亦即可以谋求和平共处，平等互利？
中苏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完全不同。斯大林从来奉行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搞的其实是帝国主义外交，赫鲁晓夫则对兄弟国家实行国际主义，在处理西方关系时则尊重现实，谋求与西方和平共处。
毛提供的则完全是正统回答。无论对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西方国家，他坚持的都是国际主义原则，即把前者看成是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阶级兄弟，把后者看成是不共戴天的死敌。
中苏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不仅是原教旨留下的理论漏洞造成的，也是国际现实政治的结果。随着苏联在二战中的崛起，西方不得不将其接纳入强国俱乐部，而中国因为极不明智地介入韩战，被排除在国际政治游戏之外。因此，当时的苏联和如今的中国的位置颇类似，而当时中国的处境与如今的痞子国家北韩差不多，同样都是不得入局的国际孤儿。
这就决定了中苏的外交政策必然不同：已入局者希望按规矩办事，不要在国际上乱打超限战制造难题，而未能入局者总是心怀不平，动辄靠乱出牌来吸引眼球，以此提醒强国注意自己存在，希望对方就此把自己当回事。这其实是“指望靠哭闹得到糖果的孩子心理”。
不明白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后来的中苏冲突是如何发生的，那其实是“首着一错，满盘皆输”的瀑布过程（cascade）：毛不顾美国放出的一系列信号，出于意识形态原因，急于显示其世界革命坚定立场，刻意和美国为敌，先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后又愚不可及地介入韩战，亲手把自己造成了西方的仇敌，被人家关在国际社会门外，由此导致毛的“哭闹争糖”战术，这又给企图和西方缓和关系、建立常态外交的老大哥出了难题，导致两者冲突，最终沦入四面楚歌的困境。
这些当然是后话，当在论述中苏破裂时详加讨论，下面回顾中苏蜜月期的重大历史事件。
Ａ、我党按苏联模式建国，并以铁腕强制推行殖民地的奴化宣传教育
和本文其他章节不同，本段不是介绍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并加以评论，完全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写出。但我深信，凡是５０年代的过来人都能为我作证。
这不是为思云攻击的“隧道眼”。只有他那种隧道眼才看不出来，我党实行的乃是“全国一盘棋”，建立的乃是空前均一（homogeneous），彻底扼杀了多元化的社会，因此局部经验和全局经验常常也就是一回事，正如溶液的浓度到处都是一样的，并不需要把一锅汤全喝下去，才能知道那汤有多咸。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５０年代乃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屈辱的时代，在其间我党全面“以俄为师”，不但按苏联模式建立国家政权，建立军队，改造国民经济结构，而且使用镇压暴力，强迫对全民洗脑，实施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殖民地式奴化宣传教育。前者倒不足为耻，后者则是中华民族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只怕是当年的“满洲国”也不曾搞过这套。
如所周知，我党完全是按照列宁的建党方式、由莫斯科控制的第三国际特使建立起来的。在执政之后，我党便将苏联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模式全盘照搬过来，实行相当彻底的“全盘苏化”。
在政体建设上，我党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苏维埃）那个橡皮图章，以及掌握实际权力的党政两大班子，效法苏联实行一党专制，设立了和苏联基本一致的各种部门。党组织就不必说了，至今也是苏共那套。政府各部委都能找出苏联的等价物，例如外贸部、各种工业部、经委、计委、体委、国防工委等等都是西方国家没有，只有苏联专有的部门。
地方政权也是苏联那套，由省委和省人委（人民委员会）控制，后者连名称都是苏联搬来的。唯一的变革乃是没有效法苏联搞虚假的“联邦制”，未成立“加盟共和国”而是代之以换汤不换药的“民族自治区”。
军队也按苏军模式“正规化”，成立了三总部、国防部以及下属各大军区。并把苏联的军衔制度原模原样地搬进来。可笑的是，我党永远拎无清总参和国防部到底是什么关系，以致两家无限扯皮，扯到后来总长粟裕受不了，想去请教老大哥这问题，却被国防部长彭总打为“告洋状”，被老毛指使打手７斗８斗，斗得死去活来，就此蒙冤下台。
文化科学教育事业也完全按苏联模式改建。在文化事业上，中共效法苏联，成立被中宣部控制的文化部，成立作协、美协、音协等衙门，消灭了作家和艺术家这种自由职业，将其统统变成吃皇粮的国家干部。
在科学界则根据老大哥的榜样，取消了私立研究所和私立大学，在全国成立科学院及各地分院，将科研和教育分开，成立各级国立研究所。科研主要由这些研究所承担，除了几个重点大学外，地方大学都不开展科研。
在教育界则实行所谓“院系调整”，将按英美模式建立的综合大学统统解散，关闭了所有的法学院和商学院，把工、医、农从大学里分出来变成单独的学院；废除了西方的跨学科选课和学分制，甚至废除了学衔（最后一条连苏联都没这么做，完全是我党独创）；并废除了各大学原来使用的由教授自己编写的教材，将苏联的教科书翻译过来，作为全国统一教材。我本人用过的中学数理化教科书就是苏联教科书的忠实译本，连插图都和原本一模一样。
此外，我党还高薪聘请了苏联专家在各行各业中充当顾问，指导科研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展。并一度仿效苏联在内战后把干部送入“红色教授学院”的榜样，成立了鬼大一类烂学校（也就是马悲鸣和随便的母校），并向各大学输送了大量的“调干生”。可惜这明智举措后来便中途放弃了。苏联通过这措施将革命痞子们基本改造成了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甚至成了出色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而我党似乎没有什么成功例子。
这些措施如今应该怎么评价？我认为，如果是国民党继续执政就毫无必要，但我党既然当国，那就完全是必要的，因为我党自伟大领袖以下，除了个别同志如周、邓算是低级知青外，统统是缺乏最起码的现代知识亦即西洋知识的痞子，绝大多数党员包括高干在内，连粗浅的文化都没有，完全是个大老粗文盲党，又死也不肯效法历代夺权成功的痞子，将管理国家的权力让给儒生，实行学者治国，而是要坚持“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这种无知群体，岂会有建立现代国家、领导全国经济建设、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能力？
举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吧。５０年代任苏联外贸部主管的科瓦利曾在回忆录中说：
“我和他（米高扬）发现，中方的谈判方式是，让苏方提出苏联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化的方面和范围的决定，并由苏方承担这些决定的责任。按照我的请求，米高扬就谈判进程两次会见了李富春，并对中方没有提出书面建议表示困惑不解，但这种口头方式的谈判经历有增无减。 ”
他俩不知道，这其实不是中方想推卸责任，而是高干们根本就没有能力、甚至也不知道要提供书面建议。他们只会想起来，要在哪儿哪儿建个大项目（工厂、水库、大桥等），然后就向苏联提出这请求，此后万能的老大哥就会从魔术口袋里掏出那大项目来，根本就不知道先得作充分调查研究，作一系列学术论证，查明哪些是中方可以自己解决的，哪些是必须靠苏联帮忙的，而哪些连苏联都做不到，然后再提出书面建议来，具体指明希望苏联帮助解决什么问题。
正因为连这种起码的知识都没有，中方才会和苏联进行“口头方式的谈判”，只知道笼统地提要求：帮我在哪儿哪儿建个大工厂，至于上面说的那些必要工作则一律留给苏联去做，于是连这位贵为部长的科瓦利，都不得不飞到中国来，亲自参加选址等预备性工作。说句良心话，痞子治国弄到这种地步，苏联弄上咱们做夥伴，也当真是晦气。
请苏联派专家也是如此。后来叛逃到加拿大去的苏联化学家Klochko曾在１９５７年被派往中国，根据他的回忆，中方只知道对苏联说：“给我派个物理学家或化学家来”，却从来不知道点名要谁。苏联当然舍不得派出第一流的专家来，一般科学家又不愿到中国去，以免时间呆长了失去自己在本国的实验室，于是最后派出的常常是那种勇敢同志，他们之所以敢来，乃是在本国没有什么搞头，又以为中国和非洲差不多，没什么科学。这位Ｋ教授算是例外，他本人曾经获得斯大林奖金，可惜是落后分子，被派到中国乃是被积极分子排挤的结果。到中国不久后他就发现这个毛病，于是向中国建议，需要某个行业的专家时，最好点名索要该行业的出色专家。但这建议根本就未被中方采纳，那原因很简单：领导内行的外行们根本就不懂行情，提得出什么名单来？
因此，我个人认为，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坚决自绝于西方文明世界之后，中国别无选择，只有实行“以俄为师”，实行“全盘苏化”，此乃在大错铸成之后唯一剩下来的补救措施，不幸的是，我党连这都没坚持下去。
如果说“以俄为师，全盘苏化”算是万般无奈之下必要的弥补措施，那么，以铁腕推行的殖民地式奴化教育就不但毫无必要，而且是对全体中国人民的严重侮辱。
５０年代初期的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一样，其实颇像古代的诸侯国家，效忠于斯大林那个天子，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相当于一个大帝国。我党不但认斯大林为领袖和导师，而且逼迫全国人民去认同并效忠那伟大领袖和导师，为此，我党不但开足了全部宣传机器的马力，而且多次发动政治运动，无情整肃敢对苏联不敬的人士。
在政治宣传上，我党使用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肉麻无耻话语去吹捧斯大林以及苏联。斯大林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是中国人民的“父亲领袖”，苏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灯塔”，是“马列主义智慧的来源”，是“苏联老大哥”，是“社会主义天堂”，“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向苏联学习”成了最重大的根本国策之一。
国庆游行时，斯大林的画像是最大的，比其他人的画像几乎大出两倍去，走在最前面。此后才是朱毛和苏共政治局其他大员的画像，尺寸规格一般大，都比斯大林的小得多。在东北各地更是常有只挂斯大林画像，不挂本国领袖画像的怪事。
斯大林逝世时，中共如丧考妣，不但发了令后世子孙蒙羞的谀词万端的唁电，并派出周恩来去奔丧，而且将其定为国丧，在全国各地举行大规模追悼会，许多群众如同后来在毛的追悼会上一般，痛哭昏倒在现场。
在文艺宣传上，中共全面禁止了西方现代文学艺术流入，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垄断了中国的出版业，在数量上全面压倒西方经典文学作品甚至中国文学作品。中苏１０年蜜月期间，唯一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大概只有苏联、东欧文学以及寥若晨星的西方共党作家或左倾作家的作品，就连歌颂日俄战争的《旅顺口》都给翻译过来并大量发行。除了国产片，５０年代后中国人便只有看苏联和东欧电影的可能，偶然能看到的西方电影也只能是人家的经典名著或左派作品。从西方学来的绘画、雕塑、音乐等等流派被全面禁止，艺术家们被迫放弃从西方学来的技巧，学习“巡回展览画派”、“四大司机”等一系列俄国和苏联名堂。斯大林制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奉为官定文艺方针。
在科研教育上，中共不顾事实，将苏联吹捧为世界上科学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口号声中，禁止学者们学习西方，并紧跟苏联的榜样，将学术问题化为政治斗争，狠批“孟德尔－摩尔根唯心主义”，禁止中国科学家进行真正的遗传学研究，以致“米丘林－李森科学说”那种伪科学竟然成了生物学研究和教育的主要内容。哪怕在苏联人自己抛弃了那伪科学之后，中国还要坚持不改，直到１９６３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中才首次同时介绍了两种学说。
中共的奴化教育甚至到了禁止中学英语教育地步。全国所有的英语教师都被迫改行去学俄语，以致全国大学的外语系除了几个重点大学外，统统成了俄语系。这种野蛮作法延续到中苏破裂之后才突然改变过来。我上高一时学的还是俄语，但后来的高中生就突然改学英语了，让我慨叹早上了一年学。
中共甚至向入关的满族皇帝学习，强行改变人民的发式和服装。中共执政前，中国的时髦服装是两种，一曰传统服装如旗袍，二曰模仿西方特别是美国电影流传进来的时尚。中共上台后便禁止了这两者，女性统统改穿所谓的“列宁装”、“布拉吉”（苏式连衣裙），发型也改为苏联电影上那种土发型，或是从头发根部编起的土到极点的大辫子。
中共还在全国规模内引进了苏联的集体舞，学会那种舞蹈乃是国家工作人员的义务。那时的节日之夜，整个街道或广场常常改成舞场。男男女女穿着苏式服装，在苏联音乐下跳起苏式舞蹈，那情景和苏联的亚洲加盟共和国也没什么区别。
这些其实也算不了什么，最混帐的还是，中共竟然把效忠苏联当成了国民义务，将“反苏”当成了叛国一类大罪，为此铁腕镇压对苏联胆敢心怀不敬的一切人士。
５０年代初，全国知识分子即被我党投入所谓的“思想改造运动”，其目的是清除知识界“亲美崇美恐美”的“反动思想”，承认苏联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文化强国。所有留学英美的“高知”们都得无情侮辱自己并侮辱他们的外国师长，痛骂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歌颂苏联的伟大，这才得以过关。
此后毛泽东更在中央会议上指示：凡是和苏联专家有冲突的，无论曲在何方，中方一律要“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前面已经说过，若干被派到中国的苏联专家并不是该行的翘楚，有的甚至不过是技术工人而已。这些人当然瞒不了中国同行，但如果中国同行“不识做”，不幸和苏联专家发生工作上的争执，则立刻就要祸从天降，背上“反苏”的重大罪名，就此毁了一生。
整肃知识分子在５７年的反右斗争中达到最高潮。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的六条划右标准中，“反苏”就是重要的一条。许多知识分子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都没说，只不过是说了句“苏联抢走了我们的江东６４屯，霸占了我们的唐古乌梁海”，甚至只是说了句把“苏联的科学技术不如美国”，“苏联造的机器太笨重”，就被定成右派分子，从此断送前途，在地狱里煎熬了几十年。
中国历史上还从未见过这种以国家暴力手段强迫进行的殖民地奴化教育。这种事，连入侵中国的蒙古人和女真族都没干过──起码人家没有逼迫汉族去学习他们的文字，认同他们的远祖，更没有废除中国的传统文化。光是用暴力强加给全体中国人的这一奇耻大辱，我党便永远没有资格冒充“民族英雄”。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