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老了,爱回忆,再来写写以前公司里的两个老总吧。
邬工后来是总公司的总经理,因为我们认识他的时候好象还没有宣布呢,就按普通工程师一样的叫法叫他邬工,后来就习惯那样叫了,好象跟他平级似的。
最初认识邬工是因为公司搞的英语考试,考试是他决定的,当时澳大利亚的一个项目要在北京二外搞个英语培训,要求各单位推荐人,推荐的人还要通过考试选拔才能参加,邬工比较英明,自己公司先通过上海外语学院搞一次考试来选拔推荐,这也就使得我们后来去北京是五考五中(总体录取率1/2)。
他第一次见我们就是在我们被选上后开始临时去总公司复习迎接真的考试的时候,他使人感觉很是和蔼可亲,一来就和我们一一握手,见面就能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说出是哪个分公司的等等,好象做了不错的 homework,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特别好。
那时跟他还不太熟,就感觉他很通情理,能为我们考虑。复习时专门派了个外语专业毕业的来给我们指导,专门在公司外的一个地方安排了一间房间给我们集中复习,特别是去考试的时候,他让我们提前几天去习惯一下,但要求我们要在北京也好好复习,答应我们考完后可以安安心心地玩几天再离开,跟我们说考不上不怪我们,但不要因为玩而影响了考试。
那次我们最后全部被取了,他当然很高兴,走时提出要让自己的车跟着送我们去火车站的车一起来我们一家家接,后来我们因大家住得太分散而叫他免了,我们中的一位很搞笑地拍拍自己的肩膀说"感觉到了感觉到了(压力)",蛮有意思的。我们在北京期间他还叫总公司来出差的人顺路来看看我们带些我们需要的东西给我们什么的,就是特别重视我们的感觉。
英语学习后我们本来在基层的几个也被弄到总公司去了,都暂时放在总公司科研室,有的专业比较对口的直接参加了澳大利亚援助的那个项目,我就在科研室有什么做什么,没事自己继续学习。邬工是科研室的常客,除了工作外还来找资料看什么的,常有机会跟我们聊聊天,发现他什么书都看而且看得特别快,看后还都能讲点什么出来给我们听,特佩服他。
我那段时间好象没什么事,突发想到去考研究生了,邬工当时没想什么就给我签了字,单位这一关就过了。我自己认为自己数学不错,加上英语培训过也应该行,考上的把握似乎挺大的。可是因为我不是应届生,要考的一门专业课我们那届没学过,我几乎所有时间都用在复习那门课上了最后还是没考上。邬工给我签了字后就直说后悔,我拿到成绩后给他看了成绩说那门课考得太糟了没考上,他很给我面子地说"放心了,放心了,这回你不会走了"。
没多久邬工就把我叫到了经理室,要求我下一年不要再考研究生了,说是有个机会让我和王总一起去一次澳大利亚短期访问。我其实也没有很确定想再考,考也应该更难考上了,就接受了邬工的这个提议,他说只是给他点面子不要回来后马上以什么理由离开就好了,没有要留我一辈子的意思,又是挺通情达理的。
邬工对我的总体印象也有点难说明白,最初他说我是科室最令人羡慕最潇洒的,说我什么事都不管,只顾self-developing,好象没有不好的意思,之后打交道多了又说那是我的缺点了。我们那次出国时他到机场送我们碰到过我的家人,跟我妈妈聊过几句,之后他竟曾说过我该向我妈妈学习,我让他直接说我什么地方该改进就可以了,他说不出来,说我是个"让你买四斤米就不会买四斤半的人",我晕啊,让我买四斤半米为什么不说四斤半呢,哈,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说我不主动。
王总是我们公司的总工程师,也属于经理室的,邬工的英语非常不错,但他最早先是学俄语的,在英语上王总更权威些。我在跟王总那次出国前和他只是认识,偶然问过些问题。出国中号称我是兼当翻译的,可实质上都是王总自己在交流甚至当翻译,那次跟着王总自己的提高是挺多的,也很感激王总对我非常迁就。
那次出国之后我的头头好象就变成是王总了,一段时间后他觉得我在科研室太懒散了,没有什么对口的事可做,又把我下放到过另一个分公司。我去那分公司一段时间后很不喜欢,也以为总公司已经把我忘了,就自己联系了一个设计院来调我,没想到那分公司的组织科在我的名字上有注解说不可以放走的,我只好去找王总跟他闹。
那时王总讲的什么我都听不进去,只是一心要离开。王总其实挺诚恳的,他了解我要去的那家设计院,说我不适合,坚持说他们对我比较了解。甚至说他们都很快要老要退下的,硬留下我对他们并没什么好处,完全是为我考虑,我其实也是这么想才跟他们闹的。
我跟王总没有再谈下去的余地后,叫我弟弟去找王总谈了一次。谁知道我弟弟那次跟王总谈后被花倒了,他对王总的感觉极好,回来跟我说,你们那么好的头头,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拼命为他干。什么意思啊,他又没在我的位子上混过,就那么两小时的谈话就下结论了呀。我弟弟告诉我说,王总一见他就先说了他们认为我为什么要离开的理由,好象列了五六条,我弟弟听了句句在理,然后跟他说了公司对我并不是没有安排,很具体地说了曾打算过什么没有成的,也说了还有几个可能仍在考虑和争取中的,反正我弟弟说人家一个老总对你了解得那么仔细,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头头啊。我弟弟还印象很深的是他离开的时候王总把他送到电梯,按了朝下开的按钮,跟他一面握手一面说让他好好劝劝我,说他们的确也有责任,把我弟弟感动得不得了。
王总后来见到我也说了我弟弟找他的事,说我弟弟很通情达理,比我好多了。真是的,这邬工王总两个,一个说我妈妈好,一个说我弟弟好,可就是硬把我压在那里不放走,什么事么。
后来我当然没有走,一直到自费出国,邬工和王总两个其实是一直很关照我的,后来也参加了不是太对口但我也做得不错的中瑞合作项目,也因课题去了瑞典两个星期。自费出国的事他们都很支持的,说明他们真的是希望我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去处,我至今非常感激这两位曾经的头头。
哈哈,真会说话。
现在国内可能也变味不少。
你们是小字辈啦。
他们是文革前的知识分子,那批人很多都相当不错。
羡慕盒子有这么好的领导。
没错,那些人很有才,也爱才(有点夸自己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