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老哥

我至今为止也没弄清台湾老哥与我家的关系，听父亲说，他是我祖父堂兄的儿子，至於为什么是姓罗不姓姚，据说是姓了他外婆的姓。总之这种解释依然把我丢在了雾里。不过这位老兄倒是一表人才，身高一米八二，奶油小生的外貌，在美国拿了个硕士学位。第一次是和他的父亲一起来的，那时他的父亲已是七十九岁，但腰板笔直，走路似风，这名老军人见到我祖母立刻拉住儿子双膝跪下，号啕大哭，说我的祖母和他的母亲极像。我小时候去苏州见过他的母亲，是个瘦瘦小小的会抽烟的四川老太，她去世后葬在苏州天池山下的一座小山上，旁边种了两棵小树。去上墳时，他们父子又是号啕大哭，刚拉起老的，又哭倒了小的，而且是披麻带孝的引人注目。不知怎的，我感到他们有点做作，既然如此，当年去台湾时为何不带上老母一起走，妻儿都带上了，也不多老母一个呀。后来他的母亲就因为这当兵的儿子吃尽了苦头，大家闺秀的糊过纸盒，扫过大街，一天糊上几百个纸盒，才有八毛钱的收入，一毛一包的劳动牌香烟抽不起，捡些香烟屁股，买些烟草揉碎了，用报纸卷起来抽。但那满是皱纹的脸却会讲出几句英语，会讲起大户人家的规矩，而我小时候极不愿意接近她，那满是青筋的双手，那满是皱纹的额头，那无牙的瘪嘴，给人一种沧桑，给人一种死亡的气息。现在她的儿子、孙子总算来看她了，她却一点也没有享受到他们的孝心，死於贫困死於凄凉。而她的子孙见了一家亲戚便送上两百美金，真像冤大头。一次又要给一个亲戚红包时，我父亲要我告诉那位老哥，文革时就是因为他说我父亲是兰衣社的特务（军统前身），弄得我父亲死去活来，其实十六岁时的父亲不过对他说"兰衣社在上海杀了汉奸，大快人心"，可是这位台湾老兄不听，还是给了他两百元，说大家都不易，他是被打得没办法才乱说的。

第二次见到时已是八三年，一进门后他便拱手作揖，礼数十分周全，楼下邻居老太来看时，说他像极了"上海滩"里的许文强。而讲起话来，他说"考量"我说"考虑"，他说"用命"我说"拼命"，他说"理念"我说"信念"，他说"认同"我说"认可"，他说"永续"我说"永继"，他说"尾牙"我说"年底"，他说"都有见"我说"都看见"，他说"餐厅好吃"我说"饭菜好吃"，他说"吃人够够"我说"吃人太多"，有时几个不同说法的字一用，顿时卡壳，双方表情迷茫，於是笑着拿起笔来，他的繁体我的简体，便是搞不清了。不过他的书法倒是很有功底，似乎练过欧体、颜体、赵体，笔划中有功力有飘逸，看他写字倒是种享受，相形之下我只好自嘲是半瓶醋，都给文革给革掉了。

每次带他去游山玩水，总爱看古建筑，看自然风景，逛文物市场，而一见到被拆除的破庙屋，总是跳脚大叫可惜，说洋房能象搭积木一样造起，但文物古迹推倒了就再也没有了。一次在苏州乡下看中农民家的雕花红木大床，那传了好几代的木床又笨又重，四个角的铜帐钩已经生锈，床头的木雕倒是十分精致，动物人物形象生动，衣裙树木飞逸飘扬，有的似乎是西厢记的故事，有的似乎是幼童嬉戏，有的似乎是鲤鱼跃龙门，有的似乎是山水风景，但想想多少代人睡过，说不定还有人死在这床上，心里很不舒服，可是他老兄左转右转就是不走，不管司机在门外等着要去其他景点，一个劲地要我去问价钱，我经不住他的缠磨，问那门口抽烟的老头，老人抬眼看看我，"你要？"我说"他要！"那老头瞟了台湾老兄一眼，伸出一个指头说，"一百元人民币！"我一听拉了老哥就走，"我外婆家的沉香木雕花床才卖八十，太贵了。"而台湾老兄满脸通红，脚下不动，对我轻声说，"便宜便宜，我要我要。"我说，上海淮海路上旧货店，华山路旧货店的比这便宜，硬把他拖走了。

然而，整个下午他都灵魂出窍，吃饭喝酒时都走神。时至二○○三年十月十四日见面时，他还直叹可惜，"你当时硬不让我买。"我说"睡在这样的床上你要梦见人家老祖宗，会做恶梦的。"他却说我不识货，后来在江阴觅到的一张床，款式雕功没有苏州的好，而以后去过那里，已是苏州工业园区。这位台湾老兄确实有意识超前的优点，当大陆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四处大兴土木，大造洋楼洋房，市民都以告别老屋，有空调有大哥大为荣，他老兄倒是立足长远，真正知道历史的价值，文化的价值，在古董文物市场下了不少投资。

八四年夏天他又来上海，是决定和几个台湾朋友在上海加定县建童车厂，依照他的说法是"把劳动密集型企业搬到大陆，利用大陆的资源人力和香港的自由港贸易优势，两岸三地一起把蛋糕做大。"而台湾的企业着重生产"产值高的高科技产品。"时间证明，这位老兄有眼光有魄力，思路对头，当然二十年来他的生意也是坎坷，一会儿合伙人闹翻，一会儿关系摆不平，不会儿货柜沉到了黄海里，但他老兄的精力依然不减当年，大江南北，世界各地的到处跑。九五年一月参观过他的童车厂，规模不小，品种不少，他对工厂的前途"信心满满"，美国Kmart、Walmart也有他的童车。

九九年以后每年回去，他不管再忙总要请客，实在抽不出身也会请男助理女秘书负责接待，"尽地主之谊"。有次他问我，八五年我申请美国学校时，想请他办担保，没有办成，不知我是否还在生气。我亦直言，当时有点难过，但出国后能理解他的处境，已时过境迁的了。况且，他的拒绝方式比起另一位台湾亲戚的回绝方式要好的多，那位在信中说："像我这种身份的人是不可以替你担保的。"时至今日，我父亲依然对此耿耿於怀，说当年两家如何如何的。富亲戚的眼光不带点势利，也是难得很，关鍵要自己争气才靠得住。

二○○○年以后，每年总见他发达许多，车子越来越好，房子越来越大，秘书越来越漂亮，对大陆的许多事越来越精，比我这个"假洋鬼子"更是高出许多档次。

然而，去年回去时，却"联络"不上了，打他的手机和住宅电话，总是年轻女子来接，真把我父亲和我搞糊涂了，想想他是有素质有修养有见地的人，应该不会因一时之快而把多年的辛苦付之东流，但又想想能当关云长的没有几个，或许他也脱不了俗罢。

记得那年和他唱"外婆的澎湖湾"情景，他的嗓音富有磁性，吐字清晰、乐感好，台风自然。"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冲沙滩，没有椰林映斜阳，只有一片海蓝蓝。"一曲唱罢，大厅里掌声雷动，后来又唱"一剪梅"、"三百六十五里路"、"橄榄树"等歌曲。坐在东方明珠的旋转餐厅里看着夜上海的万家灯火，不知哪一盏灯后，有他的身影，不知他是否又"信心满满"地到处"打拼"。听说有人出一千万美元买下汤恩伯在虹口多伦路的官邸，两百万美金买下巨鹿路的老洋房时，又想起他对那雕花大床的执着，对古宅的认真。阿陆看阿台，有点穷亲戚看富亲戚的羡慕、酸楚，但也有种说不清的亲切，或许是那段扯不断的沉重历史，或许是模仿大陆官腔，台湾官腔，美国官腔时的轻松、幽默。说不一定哪一天他又会拱手作揖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来一句"仁兄，别来无恙乎？"令我一惊，然后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