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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殇(23、飘摇的汉统)

(2011-01-13 20:58:33) 下一个

第十一节  飘摇的汉统

 

中国有一套奇特的奴隶史观,具体说来,我们的教育一向灌输“亡国有益论”,教科书上白纸黑字写着社会永远向前发展,因此元比宋好,清比明强。并且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骄傲地宣称,满族经“我大清”的统治已被汉人同化,汪精卫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认为日本统治中国最终也会像满蒙那样为汉族所同化,汪的思想至今依然有相当数量的拥趸。当年的抗日英雄算白死了,他们按照现代的观点都是开历史倒车的,他们阻挠了倭族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影响了倭族被我们同化的民族融合大业,瓦解了日本列岛与中国大陆统一的丰功伟绩,真正罪大恶极。至于我们被日本奴役,有啥大不了,再来一把“康乾盛世”不是挺好,反正最终都是兄弟民族嘛。

中国究竟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还是亡国主义教育?下次中日再起战端,我们该端着枪还是捧着鲜花去迎接皇军?

中国的这套奴隶史观淡化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亡国要付出惨重代价的。具体说来就是民族文化的摧折,而语言乃民族文化的第一特征。当我们最金牌的播音员赵忠祥,这位满族兄弟的八旗口音被誉为汉语标准音的时候,纠缠不清的汉同化满还是满同化汉的问题,答案不言而喻。

本节我将简要梳理汉语流变的历史,如果说中国是一部被草原民族征服的历史,那么汉语就是一部胡化的历史。我们先来看看胡化前的汉语吧。

 

一、上古汉语

我中学时代一直纳闷:古人为何造出如此艰涩难懂的文言文?后来随着对语言问题的深入了解才恍然大悟:没人能凭空变出一套书面语,文言文实乃上古口语,我们今天对文言文陌生的原因在于现代汉语与上古汉语已属两种不同的语言。

中国文化尤其汉语总给人绵延不绝,一以贯之的错觉。错觉的根源在于我们每天使用的汉字。汉字表意,同一个字能够对应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语种的多个发音,因此用汉字撰写的文稿具有跨越时空的生命力。受过教育的中国国民能读懂一些两千年前的著作,在全球堪称奇迹。除中国之外,就我所知只有犹太人能读两千年前的希伯来文。当然,我不得不承认,犹太人比我们更神,希伯来文为拼音文字,两千年来犹太人失去家园,希伯来语仅仅作为宗教语言在读经和祷告中使用,二十世纪尤其是以色列复国以来,希伯来语死而复生,重新作为口语在以色列通行。今天的以色列说着和两千年前同样的语言,汉语虽然文字保留下来,其他的却已面目全非。

文言乃上古口语证据在先秦诸子有很多,比如《论语》乃语录体,由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载录孔子生前说过的话,很多内容为对话。基于对老师的尊敬,书中记载的应该都是孔子的原话。再比如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同样是对话体,一会儿“黄帝曰”,一会儿“岐伯曰”,曰的内容均用当时口语写就,如今看来已成标准的文言。

当然儒家和医家均为知识分子,遣词造句可能都有润色,说服力不够。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儒家的死对头墨家。墨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帮会,成员多来自社会底层,纪律严明,强调刻苦俭朴,极力反对儒家的繁文冗节。儒家重文史哲,墨家擅理工,重武艺。战国后期,墨家一分为二,一派研究逻辑学、几何、光学、静力学,这一派的水平达到当时世界科技的巅峰,墨家的逻辑学与古希腊、印度并列,成为世界三大逻辑学之一。另一派坚持操练武艺、行侠仗义,逐渐转化为后世的“游侠”。基于这样的背景,不难理解《墨子》几乎可视作半部科技著作。由于墨家的来源多为小工商者,并且其坚决的反儒家态度,因此《墨子》的行文浅显直白,既不需要也无意愿搞得文过饰非,《墨子》与《论语》、《黄帝内经》相似,同样用对话体写就,当时应该念出来文盲都能听得懂,属真正的大白话,可今天即使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能读懂多少?

一般而言,语言最容易变化的为语音,其次乃词汇,最后是语法。今人看先秦典籍,文字多半认识,意思却不知晓,因为词义语法与现代汉语大相径庭。比如《论语》中不断重复的“子曰”,子是先生的意思,先秦时用于对士大夫的尊称,这个含意在现代汉语已经消失,没人敢称自己的老师为“子”;而“曰”已完全淡出现代汉语,今日无论口语还是书面语都不再用“曰”这个字。先秦最常用的语气词“之乎者也”均已退出历史舞台。常用词汇和词义发生那么大的变化,更何况语音,不知道差了十万八千里。如果汉字不是表意而是拼音文字,传至今天,古汉语大概已成绝学,普通国民教育不可能从单词、语法开始教授一门远古的语言,好比欧美,没听说哪个国家在义务教育里教授拉丁语的。现在的网络上,穿越小说十分流行,事实上,穿越第一个碰到的是语言问题,谁能听懂古代人说话?现代汉语中,最接近先秦语音的是粤语,如果项少龙精通粤语,穿越到战国学起话来会相对容易一些,如果他仅会国语,拜托,穿越过去好像变为聋哑人,考虑到他已成年,几乎没可能学会一口字正腔圆的战国话,又如何纵横捭阖?

上古汉语从先秦持续到汉朝,随着东汉南匈奴的内附,阿尔泰语系渗透进来,入声开始弱化,汉语走上胡化的不归路。

 

二、南逃

永嘉之乱,北方士族南逃如过江之鲫,流窜到建邺后,名士们遭遇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听不懂吴语。

当时的南北士族形同水火。吴国被灭后,南方士族处于极度压抑的状态,西晋朝廷为北方士族把持,京官里没一个荆州和江南士人。如今北方大乱,朝廷搬到江南,这群北方士人逃过来继续为官。北方士人操一口洛阳话,以文化正统自居,看不起南方士人。南方士族认为北方士族纯系败家子,把自己的地盘糟蹋完了,现在又跑到南方来折腾,同样鄙视北方士族。于是,捣浆糊大师王导横空出世,开始挖空心思调和南北矛盾。

东晋号称“王与马,共天下”,王犹在司马之前,可见王导才是东晋真正的缔造者。王导初至江东,为拉拢南方士族,向名士陆玩请婚,被陆婉拒。陆玩曾在王导家食酪,回家后生病,给王导的信里写道:“仆虽吴人,几为伧鬼。”伧是粗鄙的意思,当时南方士族讥北方人为伧夫,陆玩居然敢把这样的词写在给王导的信里,一方面说明他蔑视权贵,真具名士风范,另一方面也说明南北士族的矛盾表面化,难以调和。

如此困局王导怎么解决?答案很简单:学吴语。北方名士刘惔久闻王导大名,上门拜访。当时正值盛夏,见王导用肚子在弹棋盘上熨来熨去,一边很享受地说:“何乃渹?” 渹是吴语,冷的意思。刘惔出来后,别人问他:王导怎么样?刘惔答道:“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

洛阳音与吴语在东晋士族阶层一边斗争一边融合。大名鼎鼎的谢安擅用洛阳书生腔诵读吟诗,还能随心所欲变换节奏腔调,时称“洛生咏”,盛行一时,当时的名流争相效仿。谢安有鼻疾,语音重浊,别人为学出这种效果,甚至用手掩住鼻子作洛生咏。南方士族顾恺之对此不屑一顾,有人问他:“何以不作洛生咏?”答曰:“何至作老婢声。”他把语声重浊的洛生咏讥为老妇的声音。

虽然北方士族以洛阳音为荣,但并不妨碍他们的后代学说一口流利的吴语。名僧支遁在会稽,见到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和王献之用吴语交谈。有人问支遁:王家的孩子都挺优秀吧?支遁回答:没什么,只见到一群白脖儿乌鸦在那哑哑地叫。支遁讥吴语为乌鸦叫。不管南北怎么互相讥讽,几代之后,北方士族都会吴语,南方士族同样会洛阳腔。隋唐乃南朝文化的延续,因此李白有诗:“闷为洛生咏,醉发吴越调。”洛生咏与吴越调正好是南朝乃至隋唐文化的两面。

 

三、汉化?胡化?

与南朝的经济文化极度繁荣相对应,北方陷入无穷尽的战乱,哀鸿遍野,饥荒连连,人几乎成为食物链中的一环,经常沦为唯一的军粮。像样的士族都已逃到南方,剩下的在胡人奴役下苟延残喘。

中原士族随晋元帝衣冠南渡的有百家,这百家被贾弼之集为《百家谱》,把持朝政,地位极高。前面说过,南方士族讥北方士族为“伧”,滑稽的是,衣冠南渡之后再南逃的士族,同样被第一批南逃的百家人呼为“伧”。很显然,东晋文化发展太快,早已瞧不上滞留在北方的士族。

南朝的南方士族与北方士族明争暗斗,北朝则为激烈百倍的胡汉矛盾。从永嘉之乱到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登基,中原已被五胡蹂躏了整整一个半世纪,鲜卑语是北魏当然的官方语言,直到拓跋家族出了一个异类——拓跋宏。

拓跋宏继位时只有5岁,由祖母抚养成人。他从小醉心汉文化,24岁亲政后便顶住鲜卑贵族的极力反对,强行汉化,规定朝堂之上禁鲜卑服,穿汉服,禁鲜卑语,说汉语,另外提倡鲜卑贵族与北方士族通婚。为方便汉化,他不惜耍计谋迁都洛阳,鲜卑贵族不但改汉姓,并一律改籍贯为洛阳,死后也只能葬在洛阳周边的邙山,不准运回旧都平城安葬。

拓跋宏成功地将鲜卑贵族转化为汉族式的士族,但他死的时候显然没有料到这么做的后果是亡国灭族。鲜卑入主中原后,战略上亦相应由攻转守,提防着依然在草原上晃荡的柔然,花木兰的故事就脱胎于魏柔战争。北魏建都平城(山西大同),当时塞外有柔然,塞内有高车和山胡,为抵御柔然和压制高车及山胡,北魏自东至西先后设六镇戍边、拱卫京师。六镇的镇民主要为鲜卑拓跋部,后来又迁入各族豪强,在北魏颇具地位。然而随着迁都洛阳,六镇被边缘化。鲜卑汉化,好的没学到,魏晋士族的那套骄奢淫逸、清谈斗富倒是不学自通,并且拓跋宏的汉化覆盖面不够,范围仅限于洛阳一地,六镇镇民依然保持着鲜卑旧俗。汉化的鲜卑自觉有点文化,开始瞧不起六镇,呼他们为“北人”。而六镇为军事编制,镇民世代为兵,不得迁移。这样一来,北魏在文化上分裂为两大集团,南部通行汉语,六镇依然说鲜卑语。六镇造反仅仅是迟早的事情。

六镇的将领世代戍边,没法升迁做京官,久而久之,便将镇民视作自己的奴仆,为所欲为。终于在523年,怀荒镇及沃野镇镇民几乎同时杀镇将造反,北魏的剧终“六镇起义”拉开帷幕。

“六镇起义”这个名字不知道谁起的。事实上,这个所谓的义军比流匪还要可怕。他们因为王朝的汉化而遭受歧视,因此坚决反对汉化甚至汉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到处屠杀,五胡的野蛮和凶残在南北朝收官的时刻又一次爆发出来。“义军”由胡人或胡化的汉人组成,没一点仁义廉耻的概念,叛降无定。“六镇起义”决定了南北朝最终走向,当时的三个关键性的人物——东魏(北齐)的缔造者高欢、西魏(北周)的缔造者宇文泰、南朝的毁灭者侯景,均出自所谓的“义军”。

先说势力最大的高欢。他的鲜卑名叫贺六浑,世居怀朔镇,是完全鲜卑化的汉人,其妻娄昭君为鲜卑人。北魏因汉化招致起义,起义被尔朱荣镇压后,尔朱氏掌权的北魏180度转弯,否定汉化,全盘鲜卑化。高欢讨灭尔朱氏夺权后,对文化采取中立态度,既不汉化也不鲜卑化。当时胡汉矛盾极深,高欢就像王导那样和稀泥,对鲜卑人讲:汉人是你们的奴仆,男人为你们耕作,女人为你们织衣,上交粟帛赋税让你们温饱无忧,为什么还要欺凌他们呢?又对汉人讲:鲜卑人是你们的雇佣军,得到你们一些衣物吃食,为你们防盗击贼,能保你们安宁度日,为什么还要恨他们呢?高欢走的依旧乃胡汉分治的老路,胡人从军,汉人耕织,军事上完全仰仗六镇鲜卑的班底。当时无论东魏还是西魏,都认为汉人打仗太熊,只能干后勤。有一次高欢甚至对部将高昂说:“高都督纯将汉儿,恐不济事,今当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杂,于意如何?”挑明了表示对汉人战斗力的怀疑。枪杆子里出政权,东魏的胡汉斗争,鲜卑占明显的上风。

再看西魏,宇文泰和高欢一样,军事上只信赖鲜卑人,因此部队中大都六镇鲜卑或鲜卑化的汉人(如李渊的祖父李虎和杨坚的父亲杨忠),不单如此,他还对军队进行完全鲜卑化的改革,废除汉姓,恢复鲜卑姓,废除单姓,恢复鲜卑复姓,原本没有鲜卑姓的汉族将领全部赐鲜卑姓,李虎赐姓大野,杨忠赐姓普六茹,汉人直到杨坚掌权后才恢复汉姓。不单汉族将领改姓,汉将手下的汉兵也全部改为主将的鲜卑姓,总之,一个军团所有人都一个姓,好像草原部落似的,宇文泰就想营造出这种血缘纽带的氏族部落感觉。他创建的府兵制,大体仿效鲜卑原本的八部之制,立八柱国,将鲜卑早已灭绝的大小部落名赐给汉将做姓,形式上延续鲜卑各部落的香火。

宇文泰据陇西,地狭国贫,他发家的时候手上只有数千人,后来连战连捷,不断收编东魏的战俘,逐渐壮大到约十万人,未料邙山一战惨败,损失六万余人。西魏再也找不出鲜卑人从军,只好打汉人的主意,开始征募汉族豪强的武装,大量汉人涌入西魏的军队。随着北周争霸天下的战争日益激烈,鲜卑人越打越少,部队里汉人的比例越来越高,最终占压倒性的优势,因此杨坚篡位时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拦,毫无悬念的改朝换代。

 

从北魏到北齐和北周,一会儿汉化,一会儿鲜卑化,但胡汉通婚一直延续下去,以至于在贵族阶层,鲜卑与汉族完全融合。到隋朝时,几乎所有的鲜卑贵族都可以称作汉化的鲜卑人,因为他们基本都有汉族的母亲和(或)妻子,而所谓的北方士族至少在血统上都已鲜卑化,因为他们大都有鲜卑族的母亲和(或)妻子。比如李世民,母亲窦氏乃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外甥女,妻子长孙皇后乃北魏拓跋氏之后。

北齐、北周与南朝的新三国演义,与魏蜀吴的老三国如出一辙,老三国由魏的实际控制者司马家族篡位立晋一统天下,新三国由北周的权臣杨坚篡位建隋整合中国。杨坚的成功有必然也有相当多的偶然因素:首先,军力最强的北齐自高欢的儿子高洋开始,陷入混乱,昏君佞臣辈出。高洋嗜酒如命,每日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杀,宦官、宫女、亲信,见谁杀谁,荒淫凶残方面,绝对能和石虎媲美,并且跟石虎一样,屡屡对汉人举起屠刀。高洋31岁醉酒而死。高洋的弟弟高湛和高湛的儿子高纬同样迷恋酒色,宠信佞臣,高湛32岁酒色过度而死,高纬23岁被周军俘虏,塞辣椒而死。因此,北齐属于不战自溃。

其次,富庶发达的南朝被六镇出身的羯胡侯景破坏殆尽,无力自保;最后,经一百多年的混战,胡人作为战争专用种族,消耗殆尽,北周的军队里,汉人自五胡乱华后第一次占绝对多数,杨坚代周立隋水到渠成。

公元589年,陈朝覆灭,南北近三个世纪的分裂又走回到一起,灿烂的隋唐文化即将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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