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殇（18、我本蛮夷）

汉殇（18、我本蛮夷）

第六节  我本蛮夷

一、鬻熊家系

史前的中国第一大战——涿鹿战役，九黎族被炎黄联盟击败，蚩尤身首异地，九黎族解体，演变为三苗，继续与北方的羌族和夷族作战。

尧舜禹三代，羌夷联盟一直与三苗激战，传说大禹曾和三苗进行过一场长达两个多月的血战，最终三苗被击溃，永远地退出黄河流域，定居于水网密织的长江之畔。

禹之后文献中再无有关三苗的记载，取而代之的是“蛮”。夏商周三朝，长江流域各族被统称为“南蛮”，梁启超认为，“蛮”是“苗”的转音，因此，三苗是南蛮的一个重要组分。商朝时，长江上游是古蜀国，中游是三苗后裔，下游是百越。长江中游与商王国接壤，商军屡屡攻击蛮族，苗人苦于应付来自中原的征伐，他们一直期待着转机。

终于，转机随着一户芈姓羌人来到南蛮。这户羌人的后代建立起几乎覆盖南半个中国的巨无霸——楚。

楚君的祖先是火神祝融，再上溯可以追踪到黄帝。需要说明的是，祝融可能并非某个人，而是一个司火的上古官名。鉴于那时候职业家族化的特点，历任祝融可能都是父子或兄弟关系。

这里再简要介绍一下姓氏的来源。“姓”拆开来为“女生”，顾名思义，原本用来标记母系遗传，因此古姓如姬、姜、姒、妘等许多都带女字旁。人类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后，姓才由母女相传转为父子相传。人类从诞生一直到走出非洲都是近亲繁殖，直到父系社会时才认识到近亲繁殖的危害，我们的先祖定下规矩：同姓不婚。但这样做又出现另一个问题：上古就那么几个姓，长此以往，同姓的人越来越多，到哪里找异姓人结婚？于是，大家族分家时往往增添新姓。据传黄帝有25子，其中12子被赐新姓，流传后世。否则大家都姓“姬”，怎么婚配？

祝融的姓氏不可考，但他的后裔分为八姓，即己、董、彭、秃、妘、曹、斟、芈等，史称“祝融八姓”。芈姓的始祖是季连，季连的母亲出自羌人强族鬼方的嬇（媿）姓。“芈”字羊形，同“咩”，即羊叫的声音，与“羌”、“姜”相若，都从羊衍生而来。甲骨文记载，殷商经常和鬼方作战，也和芈作战，因此，芈姓肯定出自羌族。

商代，祝融部落作为羌人大族，理所当然受到打击。祝融部落解体，季连（芈姓）的后代四处飘零，“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弗能纪其世”。其中一支辗转南下到达丹阳（今湖北丹江口水库淹没区），与南蛮混居，成为祝融后代里的苗裔。整个商代，苗人都在和“商帝国主义”做不懈的斗争，芈家自然也不例外。《诗经》：“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描述的就是武丁时期，殷商伐楚而爆发的一场规模浩大的战役。商苗之间打打杀杀的，一直持续到商末。

纣王时，周部落兴起，姬昌在岐山下招贤纳士，芈家当时的家主鬻熊不顾年老体迈，翻山越岭赶赴周原，为姬昌出谋划策。鬻熊是位了不得的人物，著有《鬻子》一书，此书算来应该是中国史上第一书，唐人评价：“鬻熊为诸子之首”，开子书之先河。不仅如此，书中谈论的政治哲学还首启道家思想的源泉。姬昌拜鬻熊为师，姬昌著名的文王八卦据说也是鬻熊所授。鬻子曰：“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上下相亲谓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谓之信。除天下之害谓之仁。仁与信，和与道，帝王之器也。”这段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政论将中国文化的核心“道、和、信、仁”解释得清清白白，此言亦成为姬昌的施政准则。不夸张的说，鬻熊这个来自荆楚的南蛮已经站在当时中国的文化之巅。

如今想来，蛮夷这个词的贬义属性可能根本就是华夏族当政后对治下民族的一种偏见或污蔑。以殷商为代表的东夷在文化上高出华夏族甚多，楚国的远祖鬻熊作为标准的南蛮或早已蛮化的羌人能做姬昌的老师，而姬昌则是华夏族的翘楚，可以看出，南蛮的文化水平至少不比华夏逊色。西周的中原诸侯有什么理由斥荆楚为蛮夷？

二、周楚结怨

公元前1046年，姬发联合所有可以团结的部落号称“八百诸侯”出击朝歌。那时候鬻熊已死，他的孙子芈狂或重孙芈绎率领族人前来参战，当然参战的还有其他一些南蛮小国。商纣真够背的，绝对靠得上“寡人”级别，精锐大军正在和自家人东夷打生打死，身后的老冤家西羌与南蛮又联合起来，直取心脏朝歌。周没有任何悬念地代商而立。

周初东夷大叛乱，周公旦平叛成功后，成王大封建，凡先人辅助过文王武王的都有封爵。当时的芈家家主芈绎因为先祖鬻熊的缘故被封为子爵（或男爵），封地在丹阳，按那时的规矩“子男田”应该是五十里地。这一分封对芈绎来说是喜怨参半，喜的是终于有个正式的封号，好歹也算一方诸侯，并且大树下面好乘凉，有周王室撑在后面，在部落林立的南蛮，日子会好过得多。怨的是，人家都封个公爵、侯爵的，凭啥到我这就只有子男的份？就因为鬻熊死得早，我芈家不受重视？当然，这个怨气只能往肚里吞，三百年后，才由楚武王芈通爆发出来。

后来，周成王在岐阳召集诸侯会盟，居然派芈绎和不知哪个犄角旮旯冒出来的东胡小部落鲜卑的族长一起“守燎”（看守祭火），连正式参与盟约的机会都没有。人家都在那大鱼大肉听歌观舞，我却和东胡人大眼瞪小眼看火堆。好，这个梁子算结下了。

如今想来，“守燎”远比参加会盟重要得多。楚国自芈绎开始，很快就发达起来，疆土象揉过发酵粉似的，看着看着日增月涨。而那个当时没人多瞅一眼的鲜卑后来居然成为五胡乱华的主力，统治整个中原，并永远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周成王之后，康王继位。芈绎与齐、卫、晋、鲁四国受封之君同在王室供职，而四国受封时“皆有宝器”，唯独芈绎没有。凭心而论，周王室的眼里，芈绎也就一小贵族，五十里地的地主，哪想到用什么礼数对他。但芈绎不这么想，认为是周王狗眼看人低，处处不拿他当回事，这口怨气凝成死结化不开了。

芈绎非寻常人也，在周王室受的气被他一股脑儿转化为动力，回到丹阳披荆斩棘，艰苦创业。《左传》记载：“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说明芈绎对周王室的朝贡还是很到位的，至少面子上过得去。楚国自芈绎始数代君主都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平民作风，身先士卒，跋山涉水，开疆辟土。楚国的国力蒸蒸日上，很快就引起周王室的注意。

西周经历四十年不用刑具的成康之治，到第四代周昭王的时候走起下坡路。殷商好战，养有大量的军队，西周没有商那么喜欢征伐，却养有比商更庞大的军队，宗周驻六师，成周驻八师。周昭王自幼养尊处优，即位后好大喜功，想着怎么扩大疆域，光宗耀祖。这时候楚国越来越强大，周昭王决定对楚国开刀。昭王十六年，他亲率六师，南征荆楚。这是周楚第一次交锋，楚军哪里抵得过周师，昭王大胜，把楚地砸得稀巴烂，当时最贵重有用的是金属，武器、农具都是金属所制，昭王将所有收缴的金属器具全部带走，楚国受到重创。这一战让昭王尝到甜头，三年之后（一说此战持续三年），他再次率六师南征，依然打砸抢势如破竹。楚人对周军恨之入骨，周军渡汉水征集船只，楚人将胶水粘结的船混在上缴的船只里，船行至途中解体，昭王及同船贵族落水溺死。楚军趁势反击，周全军覆没，丧命于汉水。

这一战是西周的转折点，标志着周王室的衰落和楚国的崛起。周能号令诸侯，背后依恃的还是超强的武力，周军尽没，威慑力大打折扣。楚成为第一个能与宗周在军事上抗衡的诸侯，已预示着春秋战国大时代的到来。

三、我蛮夷也

周楚大战，两国之间撕破脸皮，从藩属转为敌对关系。此后周穆王再次伐楚，大胜而归。楚不畏周的打击，励精图治，不断将周边蛮夷之地纳为己有，等到芈渠当政时，羽翼丰满，终于将目光对准周天子封赏在江汉一带的诸侯。此时周夷王在位，居然听信谗言“烹齐哀公于鼎”，这一下各地诸侯都吓得和宗周划清界限，周失去藩篱，实力大减。楚国等这一天已等得太久，芈渠放下胆来攻取庸、杨粤以及鄂等地区，开始兼并西周小国，正式走上称霸之路。

芈渠无论在楚国还是西周历史上都是划时代的人物。他吞并庸、鄂等地后，得了便宜还卖乖，对外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将三个儿子全部封王。这件事无论象征还是实质，意义都非常重大。西周是封建等级森严的一个王朝，除天子外，没人敢称王，中原诸侯都是某某公、某某侯，芈渠不要说王，连公侯都不够格，就是一子爵，居然敢封自己的儿子为王，摆明要造反。当然，他的理由很特别：你中原诸侯不是一向看不起我荆楚，讥讽我是蛮夷吗？我就是蛮夷，你们中原（中国）那一套礼制对我不适用，我就是要封王，看你们怎么的？

周夷王死后，厉王继位，诸侯又去朝拜，宗周恢复实力。此时东夷和南淮夷反叛，厉王率宗周的六师和成周的殷八师两路夹击，将叛军击溃。芈渠见周军声势浩大，害怕厉王以自己僭越封王为借口讨伐楚国，将儿子们的封号又废除。

芈渠称王称霸的愿望直到春秋初期楚武王芈通的任上才真正实现。

中国历史上大凡谥号为“武”的帝王，均有赫赫战功，芈通也不例外。他上任没多久就灭掉了江汉平原西部的权国。权国虽然不大，却是个钉子户，从芈渠开始，楚国数代领导人都在打权国的主意，直到芈通才完成夙愿。灭权这件名不见经传的小事其实意义深远，芈通将权国改设权县，命权国国君斗缗为权尹。斗缗象武庚那样很快又反叛，芈通杀斗缗，将权县迁往那处。此后芈通每灭一国，就改国设县，并将亡国之君的家族迁出，严加监管。县作为中国最基本的行政区划，就是从芈通灭权开始的。

芈通灭权之后，开始伐随。随国是汉阳诸姬之一。所谓汉阳诸姬是周昭王和周穆王为控制淮夷、于越和荆楚，而将一些姬姓亲属从山西、陕西移封到汉水以北，建立起随（曾）、唐、蔡、应、息等数十封国，组成一个庞大的姬姓封国集团，史称“汉阳诸姬”。当然你很可能并未听说过这些诸侯，原因在于它们完全被楚国的锋芒所遮盖，并先后成为楚国的囊中之物。

汉阳诸姬领头的是随国，因此芈通重点伐随，当楚国大军没有悬念地出现在随都城下时，芈通却出人意料地派人去谈和。和谈中，芈通说出一番载入史册的话：“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注意，这段话透露出很多信息：首先，“中国”在当时依然指中原朝廷，楚国并不认为自己算“中国”，而是以蛮夷自居；其次，楚国希望凭自己雄厚的兵力（敝甲）染指中原政局，帮周王室摆平那些不听话的诸侯；最后，芈通希望周天子给自己加爵。原来芈通这场声势浩大的军事入侵是一次独特的外交行动。历代楚君都不满自己的子爵身份，希望能当个公爵、侯爵什么的。但自周昭王开始，周楚便成死敌，几乎断绝来往，芈通想提高爵位，必须找个能跟周天子说上话最好关系紧密的人，于是随侯便进入芈通的法眼。芈通用大军胁迫随侯去周天子那儿做说客，给他加爵。

随侯无奈，派使者向周天子进言，没想到被周天子断然拒绝，芈通大怒：“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意思很明确：鬻熊乃文王之师，就因为早逝，后代只封个子爵，如今楚国已是个大国，蛮夷都服服帖帖的，周王却仍不加爵，我只有自己给自己戴高帽子了。于是芈通自立为王。想当年，芈渠虽有此心，也只敢封儿子为王，且很快又废止王位。如今芈通是真的为王，并一代代传下去。大家熟知的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 楚庄王、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前两个在北方，重礼教，老老实实做诸侯，后三个在南方，“天高皇帝远”，均自立为王。

楚国处处开风气之先河。殷商末期，鬻熊开诸子百家；西周初年，芈绎已锐意扩张，周昭王时，两国兵戎相见，楚第一个脱离周王室的控制；西周中期，芈渠吞并西周封国，并尝试性封王；春秋早期，芈通打下整个江汉平原，并设县管理，正式称王。当然，还必须提一下那个“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楚庄王。

楚庄王继位第三年开始发飙，先灭庸国，后伐麋、宋、舒、陈、郑等国，打遍天下无敌手。公元前606年，他追着陆浑（今河南嵩县北）的西戎，一直打到洛水边，陈兵于洛阳郊野。周定王吓地赶紧派王孙满去犒劳楚君。楚庄王居然问王孙满“鼎小大轻重”，王答道：“在德不在鼎。”庄王说：“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这就是著名的“问鼎中原”。庄王直截了当地说：楚国折下戟钩的锋刃，就足以铸成九鼎。赤裸裸地威胁周王室，我随时可以灭你，取而代之。

整个周代，荆楚这个蛮夷都是中原诸侯的噩梦。楚从建国时的五十里地到后来横跨千里，变为疆域最辽阔的诸侯。楚被中原斥为蛮夷，值得玩味的是，楚国上下对“蛮夷”二字坦然受之，从不否认，相反还以蛮夷为鞭策，五年不出兵攻伐华夏诸侯，即深以为耻，死后无颜见祖先。楚在春秋连灭四十五国，形成以三苗为主体，包容华夏、百越和百濮的超级强国。

四、文化转移

上一节谈到，西周有三个文化中心：周、鲁和宋，其中周最重要，因为周将殷商的百工完整继承下来，有当时最高超的手工业技术。春秋时期，周国衰落，无力养活那么多的官员和工匠。这些知识分子和有一技之长的手工业者陆续流向各诸侯国，诸侯的文化才真正发展起来。成周的文化外流到王子朝之乱达到高潮。

公元前520年，周景王病逝，景王属意于王子朝继承王位，周大夫单旗、刘狄为争权立景王长子猛为王。王子朝攻杀猛，自立为王。其后晋国涉入，立王子匄为敬王。王子朝兵败，退守于京（洛阳西南）。晋军撤，王子朝再次攻下周都。于是东周出现两个天子：敬王在王城以东，时称东王，王子朝驻周都，时称西王。四年之后，晋军再次出动，助敬王攻王子朝。王子朝兵败，逃亡楚国。

王子朝之所以选择楚国，原因很简单，放眼天下，够强够狠，敢跟晋国等中原诸侯叫板的只有楚国。而且楚已特立独行数百年，连周天子都不放在眼里，因此也只有楚国敢接下王子朝这个烫山芋。王子朝事实上早就知道将败于晋军，因此出逃楚国并非仓皇成行，而是计划性撤退。周国的几大宗族如召氏、毛氏、尹氏和南宫氏包括周都的百工全部跟随王子朝入楚，周都数百年积累的典籍也尽数运往楚国，敬王攻下的周都几乎是一座空城。王子朝之乱是先秦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文化转移，周经此乱彻底败落，楚正式取代周成为春秋的文化中心（之一）。

五、秦兴楚亡

中国历史的总趋势是野蛮战胜文明，这一大势早在先秦就已奠定。春秋时楚一枝独秀，战国时秦力压群雄。楚和秦都是地广兵强的大国，是最有希望整合中国的两大诸侯，最终楚败亡，秦一扫六合，将中国推向东方专制主义的绝路。

秦兴楚亡几乎是中国大历史的一个缩影。粗线条地比较一下楚秦二国的发迹史，已能看出问题的实质。楚国的祖先是鬻熊，鬻熊乃周文王之师，是个大师级的人物，鬻熊奠定楚国道家思想的基础。虽然荆楚长期被中原斥为蛮夷，但这个所谓的“蛮夷”更多算一种偏见，也可以视作对楚国屡屡离经叛道的一种无奈的称谓。而王子朝之乱后，楚接下周天子的家当，中原诸侯即使以最苛刻的标准衡量，楚亦成为与宋鲁相比毫不逊色的文化大国。楚从最初的五十里封地发展到后来横卧千里，虽然是靠征伐得来，却从未出现过尸积如山、血流成河那种大屠杀式的骇人场景。楚在扩张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夏商周的优良政治传统，对投降的亡国之君及重臣迁地监管，从不滥杀。远古以祭祀为大，即使是世仇，也不能灭族，而应该保留对方的子孙，让每一族都有人能祭祀祖先，有点“祭吾祖以及人之祖”的意思。这一优良传统被楚国继承下来，到秦时却荡然无存。

 秦国的历史比楚国晚得多。秦国的开创者非子是马夫，因为替周孝王养马有功，被封在宗周以西的秦地。西周覆灭时，秦襄公拥戴平王继位，并派兵护送平王东迁成周。平王为回报襄公，封他为伯爵，赐岐山以西为襄公的封地。秦国至此才有正式的名份，位列诸侯。

西周时，秦国只有巴掌大的一块地，三面与犬戎为邻，只有东面毗邻宗周。东周时，宗周废弃，被戎狄占据，秦国几乎淹没在西戎之中。因此，秦国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整日忙于和犬戎抢地盘，既没有底子，也无力发展文化，直到公元前753年，秦文公任上才开设史官记事。秦从建国始，就和戎狄混在一起，境内亦居住大量羌戎，不可避免地蛮化。公元前746年，秦采用西戎野蛮习俗，立灭三族法，公元前678年，开始用人殉葬。总之，在其它诸侯文化越来越昌盛的同时，秦国却越来越野蛮。因此，整个春秋，秦都被华夏诸侯视为戎狄国。楚国是假蛮夷，秦国是真野蛮，采取的几乎都是戎狄落后的政治制度。

沙俄是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一环，被马克思主义趁虚而入，搞出前苏联这样一个人类文明的公敌。同样，秦国是东周最落后的诸侯，秦类似农奴制西藏那样的蛮风与崇尚严刑峻法的法家一拍即合，开始遗臭千年的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变法，最终导致大一统中国式暴政的形成。

商鞅变法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打击市场经济：重农抑商国策化，使中国永远失去进入资本主义的可能。二、反人类：开始实施将人象牲口一样管理的户籍制度；轻罪用重刑（刑罚轻重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记之一）；实施连坐和灭族，一家有罪，九家必须连举告发，若不告发，则十家同罪连坐（经历过反右和文革的人应该清楚，连坐意味着什么）。三、反文明：燔诗书而明法令，开创中国的文化高压政策，直接后果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总之，商鞅的眼里，秦国只需要两种人：农民和军人，其他所有人包括商人和文人都在专政之列。商鞅变法使秦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山东六国面对这样一个有如后世蒙古帝国般完全漠视生命的嗜血凶兽，除了败亡，又能有什么结局？

讽刺的是，商鞅恰恰死于自己制定的严刑峻法，真可谓“自作孽，不可活”。连坐法规定：住旅店的人必须出示官府凭证，旅店若收留没有官府凭证者住宿，店主也要连坐。结果商鞅出逃时，因为不敢出示证件，没有店家敢留宿他。商鞅死后尸首被处以车裂以泄宗室之愤，商家被灭族。商鞅死有余辜，但他制定的东方专制政策却如附骨之蛆牢牢吸附在中国的血脉里。商鞅式的白色恐怖像枷锁一样桎梏着中国，无数次掀起腥风血雨。

公元前224年，楚亡于秦。楚君的后人为避秦的追杀，改芈姓为熊，因此《史记》记载的楚世家均姓熊如熊渠、熊通，而非先秦典籍记载的芈渠、芈通。中国人为避祸而改姓的事情在先秦偶有发生，但自商鞅变法灭族成为家常便饭后，改姓逃亡几乎变为中国传统。中国的政治环境变得越来越血腥、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