馄饨侯
随便写写
心 向 北 方
三云 1营7连
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那些难忘的日子快过去40年了，北方那块黑土地竟然越来越多的使我魂绕梦牵，想得我如痴如醉，想得我心痛。爱，是不能忘记的。
我深深地爱着这片黑土地，以至夜不能寐。
那八月瓢泼的大雨，十月漫天的飞雪，严冬呼啸的北风、雪地上一行行爬犁留下的痕迹，山谷里一片片挂在树上的血红的山丁子、屋檐下一串串透明的冰凌……一桩桩，一幕幕，真切得像昨天发生的事情。
年轻的时候，认为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提到它就十分厌恶，庆幸那段时间已成为过去。人到中年才领悟到那段岁月是如何令人珍惜，向往当年的纯真、当年的迷惘，当年泥泞的散发着各种臭味儿的可爱的小镇，甚至向往当年的苦难。
当女儿坐在膝上听我讲述那段岁月的时候，当战友聚会，灌下一杯杯白酒的时候，曾经想过写些什么，几番提笔，凝眉沉思，顺颊而下的是泪，饱蘸笔墨，滴出来的是血！只能把理想中的著作推到一个又一个明天。今天，先将一件件往事简单记录下来，把真实的素材留给今后真正的作者………
一
我们那儿的人管狼叫作“张三儿”，提起它时，不像提到大灰狼那样恐怖，反倒有几分亲切，“张三儿”这个名字的来历甚至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那年第一次大雪封山后的夜晚，知青们在马号宽敞的土炕上，听着席卷田野、偶尔夹杂着一两声狼嚎呼啸而过的北风，吓得连厕所也不敢去。这时，本地一个叫孙广东的老汉慢悠悠地说：“‘张三儿’是抗日英雄”。于是在我们大家的要求下，他讲起了“张三儿”的故事。
“日本开拓团占领二龙山屯的时候，修了路，打了井，盖了房，还把附近十几个村庄并成一个屯儿，就是现在的团部。十里八乡的人都聚在一起，由一个连队的日本兵管着。人们惦记自己的村子，经常趁晚上偷着回去看看地里的庄稼，日本人不干了，要把出去的乡亲们抓回来，直到大雪封山，还在各村搜索。一次半夜出动，恰恰就撞上了山里饥饿的狼群。
狼群围成一个半圆，向日本鬼子进攻，人喊声、狼嚎声传出几里之外，枪声不断，几乎响了一夜。到第二天天亮前，才没了声息。人们找到出事地点时，都被惊得目瞪口呆，满地都是撕碎的军装和白骨，100多鬼子无一生还。饥饿的狼群不光撕碎了所有的人，连被打死的狼也撕吞了下去，遍地都是子弹壳。看来日本人是打光了子弹后，才被逼上绝路的。不知为什么，日本人再不到这地方来了，也许是太恐怖，也许是在军事上没什么太大价值，甚至从那以后，大群的狼也不知去向，只偶尔拖走老乡的一两只羊，却没有一例袭击人的事情发生“。
老乡们感“张三儿”们的好处，在出事的二龙山河套里，立起一座碑，碑上无字，背面刻着一只狼。后来，我们经常到那儿去喝酒、野餐，“张三儿”的故事就这样在知青中传开了。
二
二龙山这个地方，在1969年共有一万多北京知识青年，加上天津、上海、哈尔滨、鹤岗等地的知青共有两万多人，这些人都清楚地记得1969年的那场滂沱大雨。从7月开始一直下到9月，中间很少有连续两天以上的晴天。当地的老人都说：从来没见过哪一年有这么多的雨。
潘小燕是上海知青，活泼漂亮，天生一副好嗓子，无论是在地里干活，还是在宿舍里休息，总能听到她动人的歌声，她还经常到后勤排和机务排，跟那里的老职工学唱东北地方歌曲，稍加润色，从她嗓子里一唱出来，就另有一番风味。全连的人都喜欢她。
一天早上，我们三三两两到连部门口集合，准备听连长训话后集体上工。这时，背后轰隆隆开来几辆拖拉机，大伙儿边躲边向前走，拖拉机从背后擦身而过。最后一台拖拉机上坐着五、六个机务排的人，他们不愿在泥泞的路上走，全挤在驾驶室里，开拖拉机的小伙子叫张达，由于人多，他坐在一个人的腿上，双手扶着驾驶杆。
潘小燕正在我们前面大概五六米的地方走着，拖拉机快开到她身边的时候，驾驶室里的几个小伙子一起喊：“嘿!小潘，唱支歌。”潘小燕一边笑着一边扬手作为回答。拖拉机从她身边开过的时候，不知是离得太近，刮到了她的衣服，还是她害怕，脚下打滑，竟然跌倒在拖拉机的链轨上!还没等人们发出惊叫声，转眼间，潘小燕就被轧在了沉重的链轨下。
拖拉机停住了，车身有点儿倾斜，一股股鲜血从链轨下混着泥浆喷射出来。我们都被吓呆了，有人甚至想上前用手去抬拖拉机链轨。拖拉机边一片惊呼声。还是车上的一位老职工，发动起机车，向后倒退，把潘小燕露了出来：人已经轧扁了，一半儿陷进泥里，一半儿流着血，有的地方露出了白色的骨头。就这样，我们到北大荒20天后，潘小燕成了死在车轮下的第一个知青。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团。
张达是来自鹤岗的知青，出事的时候，他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浑身瑟瑟地发抖，一双眼睛求助似地在我们每个人的脸上滑过。事后，他被团里的警通连戴上手铐抓走了。
潘小燕在上海的父母和妹妹赶到了兵团，一到连队，全体女生即以一片真诚的哭声迎接了他们。尸体已经无法整容，但潘小燕的母亲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棺材里装的是她那活泼可爱的女儿。在家属再三要求下，我们掀开棺材的一角，这位母亲只看了一眼就晕了过去。我们把棺材盖好，无论如何再也不打开了。
就这样，我们在离连队4里地的南山坡上的一片白桦林中挖了一个大坑，安葬了潘小燕，坟前竖了一块碑，写着：潘小燕烈士之墓。
在这座墓前，召开了我们团第一次公审大会。那天，全连500名战士分左右两排站立，背后是全团各连队派来的知青代表。团长宣布潘小燕被授予烈士称号后，又厉声道：“把犯有破坏上山下乡罪的张达带上来!”张达五花大绑被持枪的警通连战士从车上推下，来到人们面前。几天不见，他消瘦了许多，眼窝深陷，眼里布满了血丝。有人带头喊起了口号，喊些什么我都忘了，只是觉得非常愤怒，不管是不是破坏上山下乡，一条生命毁在他手里，而且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个人。
潘小燕的父母见到张达更是怒不可遏，他们不顾身边人的劝阻，一起扑上去，拳头像雨点一样落在张达的头上、肩上。张达开始愣了一下，当他确认这两个人就是潘小燕的父母时，非但不躲，反而直挺挺地跪了下去，在他们由于气愤而没有踹着他时，竟主动将脸迎向潘小燕父亲抬起的脚。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不知该同情谁更好。这时，潘小燕的妹妹尖着嗓子喊一声：“住手!”跨了一步，用身体挡在张达和她父母之间，拉起父母，把他们从张达身边推开。口号声又响起来，张达被拖上停在一边的吉普车，他被兵团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7年。
事情很快被人们淡忘了。第二年，烈士的坟前长满了青草，开着各种颜色的野花。又过了3年，由于张达劳动出色，被提前释放了。人们再见到他时，已经认不出来了：他比以前高了一头，满脸胡子，沉默不语。回来的当天下午，他就直奔南山，把坟周围的草全都拔光，在坟上重新培了土，把墓碑擦得干干净净，并焚香烧纸。有人说他在那里坐了一夜。以后每隔几天，张达就要到坟上去一次。
每到清明，他都扛起自己扎的花圈，带着铁锹，来到南山。祭奠之后，在坟上重新培土，以至这座小坟越来越高。不知什么时候，墓碑也被换了，上面刻着：潘小燕姐之墓。
回城风席卷整个兵团的时候，张达也回到鹤岗。又是几年之后，张达成了一个公司的经理，听说他每年清明还回二龙山扫墓。
事隔30年了，人生的悲欢离合充满着整个世界。有一天，我的一个上海战友来北京办事，几杯白酒落肚，他突然讲到一件事情，使我非常惊讶：“张达去美国了，前几天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上海，你知道他妻子是谁吗?”我摇摇头。“潘小燕的妹妹，他们的女儿叫张小燕。”
后面的故事是怎么发生的，我一无所知，但能够想象得到，张达费多少苦心才有今天的结果。没有任何冤仇是不能化解的，也没有任何过失是不能被原谅的。我的心里突然升起一种神圣的感觉，潘小燕如果在天有灵，会不会原谅张达呢?
三
到兵团半年后，正好是春节，由于那年雨水特别大，雪也特别大，二龙山屯接连3个月夜间的温度常达到
我突然接到家里一封电报，说母亲病重，非常想念我，让我请假回家，并随电报寄来了住院证明。
母亲1945年参加革命，非常坚强，我知道如果她不是病得很重，不会发电报叫我回去。我心急如焚，马上找到连长家，把电报交到他手里。连长是山东籍的转业老职工，他推开酒瓶，用一双狡猾的小眼睛盯着我，然后“嘿嘿”地笑了起来：“我这儿还有一些电报。”他随手从炕席底下抽出十几张电报，我接过一看，全是“病危”、“病重”之类的内容。看我发愣，连长“哈哈”大笑着说：“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假不能批。”我回到宿舍，把冲锋枪、子弹、手榴弹全都交给排长，告诉他我在七连的哥哥身体不好，我去探望一下。然后，又叫来我班里的两名战士，告诉他们：“我母亲有病，连长不准假，我要逃跑回家了。”班里一共3个人，我任班长，两个战士一个是北京老冯，一个是通县的王东。听到我的情况，他们先是吃了一惊，然后马上表示替我保密。王东还告诉我，他有一个相好的上海知青，也想逃跑回家，问我能不能带着她?我犹豫了一下，就答应了。
第二天早晨，我3点起床，只背了一个书包，书包里是一壶水和几个馒头，还有刚刚开支的32元钱。在厕所边，等了20多分钟，那个上海女知青才由王东陪着走过来。她左右手各提了一个手提包，一包是衣服，另一包是几十斤黄豆。来不及说什么，我就和她一起上路了。
从我们连到团部火车站有40多里山路，平常还要走3个多小时，加上冰天雪地，必须趁天亮之前走到车站。我大步地在前面走，上海姑娘跑在后面跟着。还没走出2里地，她就跟不上了，我回过头，接过装黄豆的手提包扛在肩上，又开始上路，可没走出10里，她又跟不上了，气得我把手提包扔在地上，破口大骂。我说：“你回去吧，这么走，一会儿就得被人抓回去。”她哭着说：“一个人也不敢回去。”我一见到眼泪，马上心就软了，接过两个手提包，用手绢系起，搭在肩上，干脆把她的书包也接过来，左右开弓，和我的书包一起斜背在背上，继续上路。这一来，大大影响了前进的速度，没走一半儿路，我就浑身大汗淋漓。太阳升起来了，我们迎着太阳向山下走。突然，背后传来急促的马蹄声，我们站定，不一会儿，十几匹马一字排开，挡住去路。指导员和一排的战士全副武装，骑在马上，指导员用天津话厉声喝道：“要革命你就回去，不革命你就滚蛋!”我把手提包、书包摔在雪地上，用比她声音大一倍的怒吼回答：“老子要革命，也要回家。”我一把推开他们，向山下跑去，但不一会儿，就被几个人紧紧抓住，挣脱是不可能了。就这样，在早晨7点多开始返回连队，9点多又被送回宿舍，全排的战友用各种不同的眼光盯着我，只有我们班的两名战友赶紧过来，接过书包，打洗脸水。我狠狠地瞪着王东，心里想：要不是带着你的相好，现在兴许坐上火车了。
连里宣布：吃完晚饭后，全连集合开大会。让我准备做检查。我连鞋都没脱，直挺挺躺在炕上一动不动，脑子里盘算着时间：每天上午9点从团部有一辆开往哈尔滨的火车，每到晚上7点有一辆从哈尔滨开往龙镇的火车路过团部。我决定乘这趟火车走相反的方向，先离开二龙山屯，再曲路回北京。
休息了一会，吃完午饭，趁大家都睡觉，我连书包也没拿，便一个人离开了连队。沿着山间小路，快速地走着。两个小时过去，风越来越大，天上飘起了鹅毛大雪，我平生第一次看见下午3点钟的东北山区，竟然与黄昏一样。不到4点，天就黑下来。雪地里出奇地冷，我不断地用手搓着脸、鼻子。风雪太大，看不清路，也辨不出方向，几次走到沟里。后来，我才知道我离开连队不到两个小时，就有人报告了连长。连长从天气预报中得知当天有暴风雪，听到我一个人离开连队，吓坏了，怕我迷路冻死在路上，亲自带了几十人开车来追我。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我听见了背后的马达声，赶紧远远离开路面，趴在齐腰深的雪里。不一会儿，两辆胶轮拖拉机拉着许多人从路面上慢慢地开过去，车上的人在喊我的名字，隔几分钟，就有人向天上放几枪。我把头深深地扎在雪里，等车走远了，马上跃上路面，顺着车在雪地上轧出的辙，向前奔跑。
离团部五、六里地，两辆车又返回来，我又离开路面，趴在树后，等车走远了，便一个人走向车站。晚上7点，我坐上了去龙镇的火车，双手、双脚、脸都被冻伤，在温暖的车厢里滴着黄水儿。
回到北京，上了“大1路”，车慢慢开过天安门，看见久违了的广场，我不由得又想起了那漫天的大雪，喊着我名字的人们和划破夜空的枪声。
四
从小，受苏联卫国战争时期那些作品的影响，我就梦想着能当兵，确切地说是当一名军官。但到了东北农村之后，经历了那些特殊的日子，看见那些还不知自己得了什么病就死了的老乡们，想做一名医生的念头逐渐在头脑中清晰起来。
应该说生长在黑土地上的人们是非常健康的，他们很少得病。从小孩到老人都喝生水，却从不闹肚子。身上、手上的破口随便抓把黄土按上，也从不得“破伤风”。知青和当地的小孩经常被狗咬伤，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叫“狂犬病”。可当地的水不知道是什么成份含量高，还是什么成份含量低，不少人得了“大骨节”病，轻的走路姿势比较难看，行动慢，重的甚至爬不起来。我15岁到那个地方，喝那儿的水长大，回到北京和同龄人相比，骨节也有点大，以至于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时，老师看着我长满了老茧的一双大手，连连摇头。
我做医生的最后抉择，是因为东北人的“中风”。
当地人无论男女老少，全都喝酒，有菜没菜每天晚上都要喝上几两。我和当地的几位老职工同住在马号儿的一条大炕上，本地人有句玩笑话：木匠的斧子，瓦匠的刀，跑腿儿的行李，大姑娘的腰。行李是单身汉们最重要的财富。装在军用水壶里的老白干常常是卷在行李里的。每天晚上，靠着自己的行李，一边喝酒，一边天南地北地神吹。烟味儿、酒味儿、汗味儿弥漫着整个马号儿。许多男女知青来凑热闹，一概受到我们的热烈欢迎。他们经常和我们一起喝酒，实在没有菜时，就把喂马的豆饼掰上一两块儿下酒，人散后，我们才打开行李蒙头大睡。
记得那是我到东北第二个冬天发生的事情，前一天经过一番痛饮，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见相邻的老王头儿鼾声大作，居然还没有起床。老王头儿负责喂马，每天夜里都起来几次，每到清晨给马饮水，从没见他有睡懒觉的时候。其他人都起来了，他还是不动。我们觉察不对，老王头看上去满面红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嘴歪向一边，还一口一口地向外吹气。“中风了!”一位最有经验的车老板儿说。“怎么办?”我吓得有点儿想哭，一边用力抱起老王头儿，一边想往连队医务室走。“放下别动!”车老板告诉我：“千万不能动，你到酒房拉一车热酒糟来，千万别凉了”。我上炕拿起自己的被子，赶紧跑出门，套上马车，直奔酒房而去。
我们连的酒房每天出两锅酒，早上正好是出酒糟的时候，我装好一车酒糟，用被子盖上，就赶回了马号儿。大家七手八脚把老王头儿扒光了衣服，铺上一条褥子，把他连人带褥子放到了酒糟上，上面盖了一床被子。“这行吗?”我问车老板儿。“没问题”，车老板儿说：“咱这地方治中风就这办法，命硬的就能闯过来。”
过了20几分钟，酒糟上的老王头儿开始动弹，并睁开眼睛说口渴，我赶紧舀了一瓢水递上去，送到他唇边。老王头儿喝了几口就又躺着不动了。过了约摸一个小时，老王头儿醒过来，嘴好像不那么歪了，说话也比刚才清楚了一点儿。他说：“太热了，让我下去。”所有的人都伸手按住他，让酒糟的热气继续向上蒸腾。
该吃午饭的时候，老王头儿实在受不住了，开始骂人，要下来。这时候，车老板儿才让我帮他穿上衣服，从酒糟上下来。开始时，老王头儿站不住，最后能一瘸一拐地慢慢走路了。大家松了一口气，车老板儿也开始夸耀自己的机智与勇敢，大伙非常佩服他，而我更敬重得五体投地。
过了些天，我们又和车老板一起喝酒，对他“手到病除”的疗法大加赞赏，车老板儿眉飞色舞，没留神就多喝了几杯。第二天一早儿，我们发现他也口眼歪斜，和老王头儿一样，“中风”了!不等人吩咐，我马上抱起棉被，赶上马车，拉回一车热腾腾的酒糟来。由于有了经验，车老板儿很快被我们放在热气腾腾的酒糟上，盖好了棉被，大家都耐心地等待着奇迹再一次出现。谁知还没到半小时，车老板儿突然一阵手扒脚踹，把棉被掀下地来。我们赶紧把棉被重新盖好，死死按住四角，连一只手还不太灵活的老王头儿也来帮忙。又是一阵乱踢乱蹬之后，车老板儿安静了下来，谁知再一看，嘴里流出很多口水和白沫儿，人已经死了!大伙把车老板儿从车上搬下来的时候，酒糟还很热乎。
事隔多年，当我真正成为一名医生，亲自治疗许多“中风”病人后，才知道了其中的原因。“中风”分为出血性和梗塞性两类。梗塞性病人用酒糟疗法也许能有点效果，出血性病人则是严禁使用酒糟疗法的。当然，北京绝对不会有任何一家医院使用这种方法治疗。不知现在我那遥远的故乡是不是还有人在使用它?
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我偶尔会提到这种酒糟疗法，每次都引起一阵哄堂大笑，但我的心却在流泪：实在对不起了——车老板儿!
五
1971年，全国“学大寨”已经到了最热的时候，兵团党委提出：“当年上纲要，三年过黄河，五年跨长江。”
北大荒一向是靠天吃饭，二三百斤的亩产就算是大丰收，要想提高产量，兴修水利才是根本。六团党委决定在二龙山屯修一座水库，于是从各连抽调知青上山炸石头。
我们每天在山上打炮眼、装炸药、插雷管，再把炸下的石头运到水库边。二龙山并不太高，但绵延起伏，地势开阔。
水库选择在一个三面环山的低洼地里，原来就有一条河从那里流过。夏天，雨水大时，山坳里一片汪洋；冬天，河水干枯，露出河床和许多石头。日本人占领时期，据说也想在这里修一座水库，而且还动了工，但不知为什么，山上看不出任何工程的痕迹。
石头整整炸了一冬天，备料的工作眼看快要完成了。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随着几声炮响，我们走向冒着硝烟的采石场。我突然发现一块石头被整齐地分为两半儿，其中一半儿上面竟然印着一条鱼，图案非常清晰，用手摸上去和石头连成一体，原来是一条鱼的化石。在场的几个知青围拢在一起，谈论着这奇妙的图案。这条鱼有一尺半长，头大，身子小，背上的鳍和身上的鳞片清晰可见，连腹鳍也能容易地分辨出来，尾巴有点像鲸鱼，分成两叉，不像市场上能买到的鱼种，倒很像漫画上夸张了的鱼。“这地方原来肯定是海!”一个女生说。我弯下腰，试着搬起这块石头，起码有100多斤，带回宿舍不太可能，这时候，连长催促我们，搬石头的哨声又响了，大伙散去，我一脚把石头蹬下了山坡。
18年后，我在民政部工作，偶尔一次出差时，和一位考古学家坐在一个包厢里。茶余饭后，和考古学家谈起那块石头的事，专家大为可惜，他不断地用手拍着膝盖说：“在北方的山区里面，鱼的化石是很难找到的，尤其是二龙山屯紧靠五大连池，五大连池是北方著名的火山口，在那附近的鱼类化石标本更有着重要的考古意义。一块石头的价值不亚于一块黄金。”专家不断地摇头叹息，我也后悔得痛心疾首。知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确实是太贫乏了，没文化不光影响了专家的考古，还失去了应该属于我的一块黄金。
再炸下去，又有了新的发现。当我们的采石任务马上要完成的时候，突然在山上炸出了一个洞，一股股冷气从洞里冒出，带着浓浓的工业黄油的气味，我们竟然发现了一座日本人留下的仓库，工地上所有的人都挤在洞口观看。消息快速地报到团党委。团长、政委都驱车而至，几名知青腰上系了绳子，下到洞口，不一会儿就把一个个木箱搬了上来，大家兴奋而紧张，都认为里面是武器和弹药。小心翼翼地打开箱子后，才发现每个箱子里都装有20个瓷瓶，瓷瓶打开全是辣椒酱，瓷瓶原被蜡封着，辣椒上面又有一寸深的油，这辣酱倒在地上，一片红色散发着芳香。经团卫生队化验，辣椒酱质量完好，可以食用。
我们把仓库里的辣酱全部搬出，共有20000多箱，销售部在采石场以10元1箱的价格销售。每个知青都买了一、两箱，我买了3箱，准备带回北京，我妈爱吃辣酱。
漫长的冬天又来临了，水库工程进展不利，整整一个冬天，3000多知青挖了几十万立方的土，修起了四堵长城一样高的墙，但不知什么原因，水库的基底老是漏水，劳动强度越来越大，食品供应也越来越困难，辣酱被一瓶一瓶地吃完。加上各连队的同学不断来索要，一瓶也没带回北京，只有辣酱的香味至今仍清晰记得。
前几年到日本讲学，我在几个超市分别买了辣酱，味道都不如当年的好吃，酿造工艺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中国是这样，没想到日本也是这样。
六
到兵团以后，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不能洗澡。北安县有个澡堂子，洗热水澡成了我们阶段性的一个理想。
有一年春节放假，我和两个战友相约去北安县洗澡。北安是一师的师部，有两条比较热闹的大街，街上主要是商店和饭馆，也有不少照相馆，其中一条街上有个电影院，另一条街上有个澡堂子。我们在一天内尽情享受着城市给予的快乐：下饭馆，逛商店，看电影，泡澡堂。
认真地洗完澡、照完相，回到北安车站时，除了我身上还有一块钱外，另两个战友一分钱也没了。我很不满意，但埋怨他们也没用，只好买了3张站台票混上车，一边在车厢里抽烟，一边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查票。
当年的铁路管理很严，如果逃票被抓住，就当盲流送到劳改农场干活，什么时候挣够了一倍的路费，什么时候放人。我们想大过年的，兴许不会查票，1小时20分钟一会儿就混过去了。两根烟功夫过去了，查票的还没出现，我们把买的烟、糖、啤酒拿出来，准备慢慢享用。突然后面的人穿过车厢跑过来，边跑边喊：“查票了!”我们收起东西，跟着人群一起往前跑。没票的大概有三、四十人，半数是知青，还有些卖花生瓜籽儿的小贩。突然前面一阵大乱，不少人又跑回来，原来查票是从车厢两头一起开始的。我们干脆坐下，拿出啤酒，慢慢喝起来，放下酒瓶，乘警也到了眼前。我们仨被推搡着向中间的车厢走去。
进去的时候，已有20几个人在地上蹲着，我们看旁边有空座位，刚坐下，一个乘警就厉声喝道：“站起来，蹲到过道里!”我们相视笑了笑，慢慢站起来。我突然灵机一动，伸手拉了拉身边的战友，迎着乘警走了过去，乘警愣了一下，没等他发问，就从包里拿出一盒烟，塞在他手上，然后大声说：“我到前边车厢取钱，回来补票!”乘警把身子让了让，我赶紧挤过去，快步离开了车厢。
走了十几步，回头再看，两个战友竟没跟上来!我急了，但又不敢回去，只好站在那边等。这时，离下车的时间还有20分钟，查票已经结束，车厢里恢复了安静。我焦急地张望着，希望他们能够出来，但很快就明白，他们身上1分钱也没有，不可能出来了，怎么办?
我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脑子快速地转着：身上还有7毛钱，补票显然不够，找人借吧，没熟人，偷吧，又不会，唯一的办法就是抢!想到抢，不由得头皮一阵发麻。他们两个还在地上蹲着，我咬咬牙，从靴子里拔出匕首，放进裤兜，握着刀把，四处搜索着对象。
走进一节车厢，昏暗的灯光下，我一眼就看见最后一个座位上坐着一个知青，俊俏的面孔苍白、清瘦，一头黑发向后梳着，比我们六九届的学生略显年长。我看周围没人，便一直走到他的面前，紧靠着他坐下，想着如何开始我的话题。他抬起双眼直视着我，一双大眼炯炯有神。我干咳了一声，试探着问道：“哥们儿，借点钱行吗?”他愣了一下，嘴角向下一瞥，露出一个不易察觉的微笑：“你把手拿出来，把兜里的那个东西也拿出来!”我脸一红，索性连手带刀一起从兜里拿出来，把刀拍在小桌上。我们俩对视着。他沉吟了一下，慢慢地说：“我可能打不过你，但会做困兽之斗，而且可以喊，你想怎么办呢?”说实话，我当年还不太懂什么是困兽之斗，于是脱口而出：“我的两个朋友没买票，给抓去了，我需要点钱。”“是这样!”他从口袋里拿出五块钱，递到我手里，“先去把他们弄出来!”一见到钱，我立刻跑向补票室，补完票，车已到达二龙山屯，要停车3分钟。我和两个战友下了车，向后跑了两节车厢，才找到他坐的窗口。我用拳头拼命地敲着窗子，他把车窗打开一道缝儿，把匕首递了下来。我接过匕首插在靴子里，大声问：“大哥，留个地址吧!我把钱还给你!”他摆摆手：“不用了!”“那你留个名字吧，谢谢你!”“别打听了，打听是块病!”他的最后一句话随着汽笛声送入我们耳中，我们呆呆地看着火车远去，手里还举着剩下的三块多钱……
事过多年，我仍然不能忘记这个战友，五块钱在当时是我们工资的六分之一，也算是个数儿。今天，我也有点儿钱了，10个、100个、1000个，甚至10000个五块都装进过我的兜里，但份量都没有那个五块钱重，我多想把钱还给他，同时说一声“谢谢”啊!
战友，你在哪里?
七
1969年前后，黑龙江兵团的整体生活水平在全国的农村来讲，应该是非常优越的，口粮百分之百是白面，满地是收不完的黄豆、土豆儿。但人们还是觉得苦，仔细想起来，原因之一就是文化生活的贫乏。
当时没有电视，尤其在我们山区，广播收不到几个台，收到的台，节目也极其平淡、乏味。报纸只有过期一个多月的兵团战士报，全是口号式的新闻。书，成了奇缺的资源。
行李里带来的几本书被传得没头没尾，破烂不堪。有一段时间，我实在没有书看，加上当时形势的要求，就硬着头皮通读《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列主义的6本书。但马克思他老人家毕竟离我们的现实太远，且当时年龄也太小，没有任何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读不懂的东西就觉得没意思，所以，最后只会把马列主义的一些辞藻经常挂在嘴上，而根本不懂其本意。
书的缺乏几乎使知识青年变得没有知识，生活的枯燥也促成了大多数人对文化的渴求。于是，各种各样的故事便在知青中流传起来，记录这些故事的即是手抄本。手抄本这个词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由什么人发明的，但知青中很少有人没看过手抄本的。
我们团最初流行的一个手抄本名为《逃亡者》，是我一个名叫义冬的朋友写的，来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年冬天，不知是哪个团的两个女战友路过我们团，吃了一顿饭后，扒上一辆货车去北京。两个女孩子可能怕被人发现，藏在闷罐车厢里一动也不敢动，一夜之间，竟然被冻死了。某货站发现两个人的尸体，从衣袋里翻出我们团的饭票，以为是我们团的人，就打电话让我们去收尸，任务恰好交给我们排。我因为偶尔生病没能去。其他的几个战友连夜出发了，我的一个朋友也在其中，他还穿着我的军大衣。
回来以后，他们一直都沉默着，问什么也不说。过了些天，我和我的朋友一同喝酒，他才把情况说了。他一张口就哭出了声：“太惨了，两个女孩子冻死的时候，抱在一起，身上什么证件都没有，但我凭直觉知道她们一定是北京知青，上面命令把她们拉到兵团所属的最近的地界安葬，刨开冻土，挖完坑以后，我们把大衣脱下来，把她们包上，就下葬了，不能让黄土直接盖在她们脸上啊!”这善良的举动使我在东北以后的冬天没有了大衣，再后来这件事写成了一篇小说，名叫《逃亡者》。故事完全是在想象中虚构的，很快，手抄本被越传越远，越抄就越丰富。许多作者把自己的感情和故事也写进其中，再传回来的时候，竟然已经非常离题。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攻击性语言，被官方得知后，就和《第二次握手》等十几部手抄本一起成了兵团当时主要追查的对象。人民战争的威力是无穷的，追查的范围越缩越小，为了逃避厄运，我的朋友也仓惶逃窜了。
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知青文学作为一代人心灵伤痕的记录，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忽然，我的那位朋友闯进我家，手里举着一本杂志，高声叫道：“《逃亡者》被发表了!”我们一起一口气把小说看完，中间的文字全是熟悉的，其中有的段落一字没变。据说，这篇小说在当时也引起了一些轰动，许多读者为主人公悲惨的故事落泪。
八
中年以上的人也许还记得那如火如荼的年代和伴随着那年代而产生的八个样板戏。凭心而论，每出戏的水平都相当不错，那台词、唱腔、武打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甚至山沟里的人也能哼唱。当然，样板戏被江青一伙人利用，达到他们的一些政治目的是另作别论的。
东北兵团曾经把八个样板戏都唱遍了，853农场的上海知青还排出了整出的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令当地老乡大开眼界，《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更是普及到了各团。于是，“大唱特唱革命样板戏，大学特学革命后来人”的口号被喊得十分响亮。我们连长头脑一热，便决定以连为单位，排一出样板戏，在全团放一颗卫星。
经过连里讨论，先把《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放弃了，又把《海港》、《奇袭白虎团》、《龙江颂》也放弃了，最后在剩下的三个戏里确定了《智取威虎山》。连长选了一个自己满意的角色——常宝他爹，这个角色任务不多，难度不大，在戏里辈份还挺高。正好秋收结束，除了麦场上的活，并没太多的事，戏就这样开排了。
我从12岁开始拉小提琴，这是家里的主意，一开始拉《开塞尔》、《霍曼》等练习曲，一年后，开始拉自己喜欢的《新疆之春》、《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等，经常在小伙伴中得到廉价的掌声。
我把小提琴带到了兵团，但几乎没打开过琴盒，这回普及样板戏，小提琴却派上了用场。这里会民乐的人太少，没办法，就把手风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也加进了乐队。为了少出点儿工，我高兴而积极地加入了乐队，和另一个拉小提琴的女同学一块混杂在二胡中间，认真地为样板戏伴奏。
我们在麦场的大仓库里苦练了一个多月，在新年这一天，正式和全连男女老少见面了，二龙山那地方，只要有场电影或戏，不管是看了多少遍的老片子，全屯都是倾巢出动。
第一场戏开始的那个晚上，全连杀猪宰羊，大大地会餐了一顿，连长化好戏妆上台敬酒，引起一片掌声。
晚7时，大幕拉开，《解放军进行曲》以排山倒海的气势，伴着京戏的锣鼓点儿奏响，演出正式开始。当演员一个个出现在台上的时候，全连男女老少发出惊讶的欢呼声，一个个喊出那些熟悉的名字，报以一片掌声和口哨。
演少剑波的景芝，唱得字正腔圆，现任一个国家级杂志社副主编。演座山雕的北京知青邹杜，动作维妙维肖，现在已经是真正的艺术家，远渡重洋去了美国。一位姓赵的天津知青演杨子荣，从小出生在武术世家，舞台动作中加了不少大成拳的招术，博得阵阵掌声。我们演奏《打虎上山》序曲，两把小提琴整齐地奏出一串串京剧曲牌，指挥怕音量小影响效果，亲自把麦克风举到我们面前，直到演员唱出：“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小提琴的演奏才告结束。
京戏伴奏中，突然出现一段小提琴演奏，犹如沙漠中突然出现一道清泉，犹如浓浓夜色中划破天空的流星，激起老乡们一阵欢呼。演出愈来愈热闹，我出了一身大汗。台上用的都是真酒，前排座位的人都闻到了酒香。首场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
接下去，我们剧组到兄弟连队、解放军驻地、附近农场和县城，演出一场接着一场，我们几乎成了真正的演员。后来，为了演出需要，我们又编排了一些小节目，有独唱、合唱、舞蹈，自然也有小提琴独奏。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从12岁就开始学习的小提琴，终于派上了用场。
年轻人几个月不劳动，又长期呆在一块儿，开始一对儿一对儿地分成小集体，很快地“常宝”爱上了“座山雕”，“白茹”爱上了“小炉匠”，我们乐队里也有几对儿开始日夜谈心。“常宝他爹”大为恼火，于是各种大小批判会不断召开，演出受到了影响，甚至闹出了笑话。
事情是这样的：杨子荣打虎上山献联络图之前，座山雕表演枪法，抬手一枪打灭一盏油灯，而杨子荣一甩手，打灭两盏油灯。演出前，因为搞对象，“常宝爹”把“常宝”和“座山雕”叫到一起痛骂一顿。到了座山雕打枪时，后台扳电闸的常宝心神恍惚误扳了两个闸，两盏油灯同时灭了，座山雕和杨子荣都吓了一跳。杨子荣在台上走了一圈，扣动扳机，“叭”的一声，全场的灯都灭了。八大金刚赶紧喊了一声：“好枪法!把电线都掐断了!”全场哄堂大笑。中央电视台有一年的春节联欢会上，袁阔成讲了一个笑话，就是这个题材。不久，剧组下马了，我们各自回到班排，一切成为美好的记忆，和以前唯一不同的是劳动之余，我开始拉小提琴，偶尔也去找另外那个提琴手做一点交流……
离开兵团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交换了小提琴。
九
我从15岁开始喝酒，到现在整整喝了30年，几乎每天都没落过，记不得喝了多少，也记不得有哪些特殊的日子不曾喝过。
北京站汽笛一声长鸣，我们和送别的战友们高举盛满香槟的酒杯，一饮而尽，然后摔碎酒杯，头也不回地登上列车。想起那一幕是多么的壮烈，多么的年轻而单纯。
北京站那惊天动地的嚎哭声，每个人脸上挂着的眼泪和鼻涕，都似乎和我们毫无关系。我们乘上向北方的列车，疾驰飞奔，一路歌声：
“如果在节日里，
有几个好朋友，
和我们欢聚在一起，
让我们举起杯，
唱一支饮酒歌，
唱起那欢乐的歌……。”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
穿好军装，拿起武器，
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
踏上征途，万众一心，
保卫国家!”
唱这些歌的时候，我们把大杯的啤酒倒进肚里，似乎自己已经成了一名军人，成了一名男子汉。
谁知好景不长，到了兵团以后，才知道生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不都是浪漫的故事。连绵的秋雨，满地的泥泞，成群的蚊蝇，轰鸣的拖拉机，阴影中的“康拜因”，连热水也喝不上一口。于是，绝大多数人开始想家，哭泣，病倒。一切都让人想起北京，想起自己温暖的家。这时候，东北的白酒成了我们知青唯一的朋友。
“世界上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酒是真的。喝一两就是一两的感觉，喝二两就是二两的感觉。”在一次喝了半斤酒之后，我感慨着说的这句话，成了自己生命中第一句至理名言。谁知这句话不翼而飞，传遍了整个兵团，后来又跟着我传遍了香港和台湾地区。
在兵团的那些日子里，酒伴随着我度过了无数日日夜夜。冬天用它御寒，夏天用它解暑，春天喝着它跳进冰冷的水里捞麻，秋天喝着它欢庆田野上的丰收。想家的时候喝酒，节日的时候喝酒，立功、当“五好战士”喝酒，逃跑回家，被连队开除也喝酒。上山伐木离不开酒，打火壮胆更离不开酒。南山放牧，酒伴随着我策马扬鞭；水库运石，酒为我解除一天的疲劳。
我们在一营七连的时候，背靠五大连池，一到星期天，就约几个最好的朋友，到河套去。远处有不知何时爆发过的火山口，天空中有棉絮一样的朵朵白云，小溪清澈见底，草地上开着各种不知名的小花，散发着奇异的芳香。我们在河边垒起石头，架上脸盆，把从屯里买来的鸡、鸭、鹅剁成大块丢进去，撒上几把盐炖起来。有人添火，有人下河摸鱼。当肉香弥漫着整个河套的时候，我们席地而坐，大块儿地吃肉，大碗地喝酒，大声地唱歌儿，然后扯开喉咙猜拳行令。我们学会了东北所有的喝酒竞赛游戏，很多游戏透着深奥的科学，也包含着许多数学和文学的知识。尽情地喝上几个时辰，日落连池时，我们才手挽手，肩并肩地踏着夕阳归去。
1976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在北京的一所大医院工作，有时也会碰上患了不治之症的兵团战友。除了为他们治疗，我还有特殊的政治思想添加剂，那就是酒。虽然我本人是一名医生，但我坚信能够治病的不光是药。我把战友带进办公室，喝酒，谈人生，谈情绪对疾病的作用。酒作为媒介，使战友破啼为笑，我也从中得到无限欣慰。
1979年，一场疾病使我落下严重的残疾，不得不放弃心爱的医疗专业，痛苦得想到了自杀，但我很快就摆脱了寻死的念头，这当然离不开组织的关怀和亲人的体贴，但不能不承认，酒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我真正体会了中国的一句老话：“酒壮宋人胆”。我并不太song，酒也就更壮了我的胆。
重新走上工作岗位，酒也为事业帮了点儿忙。记得一次我去山东某市，下属单位的领导告诉我，主管他们的副市长不但人聪明，敬业精神强，有政绩，而且为人豪爽，酒量过人，只要喝得高兴，什么事都好办。我们的工作有求于当地领导，自然是与他开怀畅饮。酒过三巡，副市长提出让远方的客人先喝三杯，由他亲自端酒。
他倒满三个八钱小杯，我端起来一一喝干，并告诉副市长：“我也是山东人，爷爷奶奶当年闯关东，才到了外地。”“你也是山东人?”副市长睁大眼睛看着我，然后向服务员招招手：“换大杯子!不这么喝了。”他从服务员手中接过两个一两二钱的大杯，“你喝六个，俺也陪你喝六个。”接着上一道海鲜，喝一杯酒，再上一道海鲜，再喝一杯酒，六杯酒下肚，我说：“我家是山东登州府人，还有一些亲戚在这里。”副市长仔细端详我：“俺这里确实有些姓滕的，长相也有些和你相似，反正山东姓滕的不多，500年前肯定是一家。”席间谈得热闹，喝得尽兴。
每人喝完一斤酒，我们到海滩上散步，交流了许多工作方面的事，一见如故，竟成了朋友。事过两年，我又到该市出差，他已经当了市长，老远看见我就大声问：“老乡，这回用大杯还是小杯?”弄得周围的人都莫名其妙，只有我们俩会意地一笑了之。
我的肝脏总算对得起我，30年来，转氨酶都未曾高过。等到
十
刚到兵团时，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少年，似乎转眼之间便长成一个高大结实的小伙子。记得那是1972年秋天的事情，也是我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整满3年的时候。因为我没有请假就回家探亲，返回兵团后，被连队调到后勤排，和本地一个山东籍老职工一起到南山放牛。
南山距我们连队4里地，景色非常美，山上绿草如茵，谷中百花争艳。每天太阳刚刚升起，我就把牛群从山上赶到山下；夕阳西下，再把一群肚子吃得圆滚滚的牛赶往山上。每逢此时，我们连队的羊群在野外放牧归来，总是与我的牛群擦肩而过。
走在羊群最后面的是个扎着两条小辫儿的姑娘，当太阳的余辉把整个草地染上一片金黄色的时候，姑娘优美的歌声便沿着山坡传来：“人将毛主席著作比太阳，我说太阳比不上，太阳照得人身暖哟，毛主席著作照得我心里亮堂堂……”歌声由远而近，响彻整个山谷，增添了草原的妩媚，每当此时，我的心似乎也被夕阳烧得灼热起来。
和姑娘擦肩而过时，她总是向我点头微笑，并不搭话。我也忙从牛背上跳下来，向她招手致意。日子久了，才了解到，她也是北京知青，父母都是部队医院的军医。再后来，我们之间见面多了，彼此熟悉了，交谈的话题也逐渐展开，从小说、散文到诗词、歌曲，从北京传来的各种消息到连队的人际关系，有时也互相交换书看。我还经常把烤熟的土豆、老玉米送给她吃，这些食品在当时可是极其珍贵的礼物。
谁知好景不长，随着第一场暴风雪的降临，满山的草都枯萎了，不能再出外放牧，大雪封山以后，南山的路上就只剩下牛群和孤独的我。
太阳落山，撒在茫茫雪原上的金色余辉，已不能引起我的兴趣。
日子变得越来越漫长，晚上点起油灯，坐在宽敞的土炕上，一边儿和老山东聊天，一边儿却总想着牧羊姑娘。突然想给她写封信，摊开纸笔，又不知该写些什么好。搜肠刮肚，翻来覆去才写了一小段，没办法，便翻小说，摘录与爱情有关的字句。于是，有生以来，第一封中西合璧的情书就这样艰难地大功告成，发出了。
几天后，没见回信，在焦虑中又过了1个多月，仍然没有消息。接下来，随着暴风雪的肆虐，牛群越来越难管理，经常是早出晚归，写信的事儿很快就被忘到脑后了。直到第二年秋天，由于我劳动出色，被提升为后勤排排长，才又被派回连队工作，在那里见到了被我称为“牧羊姑娘”的她。
她似乎比过去显得苍白、消瘦，见面第一句话就说：“我给你的信怎么一直没见回音呢?”我惊讶得蹦了起来：“什么，我什么时候收到你的信了?”她似乎不相信，但证实我真的没收到她回信后，才淡淡地说：“没收到就算了，当时我一直没收到你回信，也就不再……不再想那件事了。”
听她说完这番话，回想起等她回信的那1个月的烦燥心情，又想起同屋的老山东一直在用信纸卷烟，想必是他把那封回信当作废纸卷烟抽了。
这件事过去不久，回城风席卷了整个兵团，我有幸被推荐上了大学，而牧羊姑娘却悄然离去，不知去向，经过4年的大学生活，我从首都医学院毕业成了一名医生。
直到1982年的一天，我刚刚走出地铁车站，迎面碰见一位女军人，我们似乎同时认出了对方，4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尽管岁月流逝，却没有改变她当年牧羊姑娘的动人风采和那独特的气质。她告诉我，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她参军入伍，现在在一所军事院校学习。那天，我们漫步在长安街上，回忆10年前的蹉跎岁月，依依不舍地分手。
时光飞逝，又过了一个10年，正所谓人到中年。1992年，我参加政协会议，刚做完关于卫生工作改革的发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有位记者想采访我。走出会场，迎面一张熟悉的面孔映入我的眼帘，啊!又是她——牧羊姑娘。
经过交谈，我知道她5年前转业后，考入《光明日报》社，经过几年的努力，已经成了小有名气的记者。
20年，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无情，又是多么难忘啊!彼此四目相对，我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扎着小辫子的牧羊姑娘。我们一直谈到大厅内空无一人，分手时她说：“我会将新闻稿寄给你的。”
一星期后，果然有一封信，静静地躺在我的办公桌上，望着这封迟来了20年的信，不由百感交集，我暗下决心，到2002年又一个10年时，如果再见到她，我一定要问问，在兵团时，她给我的回信中到底写了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