馄饨侯
随便写写
青春的记忆
孔建国 二营11连
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那些带着我们青春记忆的往事，经常会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在眼前闪过。
一、 一群大孩子来到了北大荒
1969年8月，我们登上了前往北大荒的火车，这一刻起，我们成为了知青。
北京站告别时的一幕，许多有过相同经历的同代人，恐怕终生难忘。火车鸣响汽笛，开动的一霎那，车上车下哭声一片，告别的场面真有点“惊天地、泣鬼神”的感觉。多少年后，我们也大都已为人父母，才真正理解了父母和家人当时的感受。当年我们才15、6岁，在父母眼里还是孩子，被发送到遥远的北大荒，不知前途如何，家人无法照顾，而又无力改变这一切，无奈、担忧、心痛交织在一起，父母那时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啊？！
但孩子就是孩子，火车刚刚开出不久，分别的悲伤很快就过去了，火车上的我们，感觉就像平时在学校参加春游活动，车厢里逐渐又热闹起来，甚至两个学校的学生为一点小事，相互打起架来。
由于是临时加车，我们的列车走走停停，一直开了三天三夜，沿途经过的锦州、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些的城市，当地都组织了些敲锣打鼓的小学生，欢迎我们这些来自北京的知青。当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二龙山火车站时，已经是3天后的半夜，各个连队接人的拖拉机、马车已经等待在那里。我们这些“大孩子”在黑暗中，甚至来不及告别，懵懵懂懂地就在点名后，分别坐上马车、拖拉机被拉到不知身处何地的各个连队，开始了我们的知青生涯。
多少年后，我们的这段知青经历，成就了我们这一代人吃苦耐劳的品格，也成为了我们特殊的精神财富。有时走在街上，看到建筑工地的民工成群地坐在路边吃饭的时候，我曾开玩笑地对夫人和儿子说，他们比起我们当年来，要强上不知多少倍，我们当年吃的苦，受过的劳累是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所无法体会的。儿子15岁保送浙江大学，临行时我和他妈妈诸多的担心：怕他年纪小，没出过远门，不会照顾自己，会受委屈等等。“爸爸，当年你不是和我一样大时，就离开奶奶到北大荒了吗？你能行，我也行，你们放心吧。”儿子的一句话，感动得我差点落下眼泪。是啊，艰苦的环境未必都是坏事，只有经过艰苦环境锤炼的人，才会懂得珍惜，才会在生活中自强不息，愿我们的这种品格能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二、 麦收的锻炼
来到连队的第一天早上，我才看清自己身处的环境，由于知青来的太多，当地根本没有能力在短时间里做好准备工作，新盖的宿舍还没有安装门窗，男女宿舍之间挂个麻袋片算是门帘，那时恰好是雨季，宿舍周围一片泥泞，走起路来鞋子总被泥水粘掉。这群半大孩子不由得想起家来，原来在学校时男女生之间根本不说话，这时也都成了亲人，不知是谁先哭了起来，很快就感染了大家，宿舍里不由得哭声一片。可哭归哭，生活总还要继续，第二天我们就被安排下地了。北大荒种的是春小麦，按常规应该是7月中下旬麦收，由于当年遭遇涝灾，加之黑土地的特殊土质，所有的机械根本无法下地收割，小麦到了8月末，还泡在水里。我们这些知青成了从水中抢收的生力军。每人一把镰刀，踩着没膝深的淤泥，一点点地往回收着已经被泡的发芽的小麦。北大荒的气候，早晚温差比较大，早上下地时，泥水冰凉刺骨，到了中午，太阳暴晒，晚上收工时成群的蚊子、小咬的围攻，这些都给了我们这些从小就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一个下马威。尤其是蚊子和小咬，那种叮人的凶猛劲是我们以前从没见识过的，蚊子可以隔着衬衫、尼龙袜叮咬得你顾此失彼，小咬钻到你的头发里，叮得你满头起包。特别是在黄昏时，蚊子小咬成群，你根本拍不过来，越拍越出汗，越出汗蚊子越多。有的大小伙子给咬急了，把镰刀一扔，坐在地头哇哇大哭。没经历过的，可能会觉得夸大其词，可当年我们刚到那里时，确实如此。后来和老乡学了个土办法，点着了“卷大炮”（旱烟）吸着，蚊子小咬怕烟薰，围着你的也就自然少多了。（我学会吸烟，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吧，以至于回到北京后，提起这段往事，我夫人总是讽刺我为自己吸烟找借口。）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全团1万多知青，硬是从泥水里把小麦抢了回来，虽然吃了不少苦，但当时我们心里还是颇感自豪的。
在麦收中，还有段令我难忘的记忆，那就是第一次跟车装小麦。在比较干燥些的高地，收割机可以进行收割、脱粒，收割机上带着许多空麻袋，装满一袋后，扔在地里，一路走一路扔，然后由跟在后面的汽车和拖拉机再沿途装车拉回麦场，我和李平、李瑞海、三成子四个人跟着“铁牛55”装车。半干的小麦装满麻袋再扎紧袋口，重量大约160斤左右，我们四个虽然个子长得不小，但毕竟年纪小，还没有发育完全，没有那么大力气，四个人提着麻袋往车上扔，费了半天劲也没装上几袋子。要是这个进度，一天也装不了几车，这时开车的司机急了，从车上跳了下来，“你们四个人，抬起来往我肩上放，我来装。”我们抬起麻袋，司机就势往里一钻，麻袋就稳稳地扛在了肩上，简直把我们看得目瞪口呆，同时也臊得满脸通红。为什么呢？司机是个比我们早来才两年的哈尔滨女知青，名叫曲秀波，外号“大轱辘”，其实也就大我们一两岁，在我们这些半大小子眼里，是个大姐姐式的人物，长得人高马大。一车装下来，让我们崇拜佩服得不得了。99年到哈尔滨，见到曲秀波，提起这段往事，她说已经记不得了，可这段经历却牢牢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人的适应能力是强大的，经过劳动的锻炼，很快我们这些半大小子也逐渐强壮起来，也能扛起180多斤的麻袋一溜小跑，登上三级跳板也不再腿打颤了，一个麦收下来，我们都成了个顶个的壮劳力。曾经有个哈尔滨知青和我们连当时扛麻袋最棒的老职工打赌，扛起三个180多斤的麻袋上跳板，楞是把跳板给压断了，至今感到后怕。
三、 我们连的“右派”老于
1969年，正是文化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我们这些刚刚进入连队的知青，在全连的一次大会上第一次被告知连队里还有一些“阶级敌人”，要我们随时提高警惕，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当时被点名的好像有三、四个人。其中一名叫于得水的“右派”，在我的记忆中非常深刻，此人出身“贫雇农”，当过兵，还上过朝鲜战场，按道理应是根红苗正的自己人，怎么会是阶级敌人呢？后来听老职工讲，老于嘴不好，见到什么不满意的事情总爱嘚嘚出来，尤其是对干部的一些做法有意见时，就要不分场合的提出来，为此得罪了不少人，在反右中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在连队监督劳动。别小看这顶帽子，当年它可让老于本人和家人吃尽了苦头。那时中苏边境紧张，我们武装连经常夜查行动。和于得水的初次接触，就是在一次半夜紧急集合的夜查行动中。那夜连队里的重点户，都被敲开门，巡查一遍，看看是否窝藏了什么特务、坏人之类的。敲开老于家的门，一家人战战兢兢、地接受着盘查，老于家给我的感觉是“家徒四壁”，贫困到了极点。尽管那个年代普通百姓家都不富裕，但老于家更甚，家中只有两床破棉被，几个孩子挤在一起，身上盖的是用化肥带子拼在一起的所谓被子，唯一赖以取暖的就是做饭时火炕的余温了，真不知这一家人如何捱过这北大荒的漫漫严冬。
老于有5个孩子，老伴常年多病，没有工作，因为是监督改造，所以老于的工资永远是32元（当时农工工资级别中最低的一级）。32元要养7口人，贫困程度可想而知，好不容易老大初中毕业安排了工作，屋漏偏遭连阴雨，在参加工作的第一年麦收，就遭遇事故被拖拉机压死了，因为是右派家庭，没有得到任何赔偿。那时老于赶牛车，我们一排经常安排跟车的活，和老于接触的机会就多了起来，闲暇时老于会讲起在朝鲜战场的一些往事，接触多了慢慢地对老于的看法就有些改变，怎么看也不像“阶级敌人”，反而对他的遭遇生出许多同情。记得70年的初冬，气温已经降到零下十几度，我和北京知青李平，跟老于的车往地里送粪。我们装车时，老于在那里不停地跺脚，往返的路上，我们坐在车上，老于跟在车后小跑着。这时我们才注意到，老于居然没有棉鞋，脚上穿着一双不知从哪里捡的元宝口的雨鞋，那么低的气温，如果不是不停地运动，脚冻得肯定受不了。回到连队后，我和李平一起，从知青宿舍的床底下，勾出了几双知青遗弃的棉胶鞋，给老于送了过去，身在逆境，别人给与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关心，老于那感激的眼神，令人至今难忘。虽然连队的所谓“坏分子”由我们一排看管，但对于“右派”老于，知青们总是給与关照。
再后来，我离开了北大荒。改革开放后，曾经想起老于，全国的右派都得到了平反，老于也该过上好日子了吧？93年回访二龙山农场，向连队的老职工提起老于，准备去看望，才知老于在“右派”平反的第二年就因病去世了，让人不胜唏嘘。特殊的年代，给了老于那一批人诸多的痛苦和劫难，但愿那将成为永远不会再发生的历史。
四、 一排的“百鸡宴”
1972年临近春节，能够得到探亲假的知青都已离开连队，一排32个人还剩下20多人，这个春节要留在北大荒不能回家了。那时我们也就18、9岁，精力旺盛，而当地文化生活又及其贫乏，劳动之余只能自己找乐，用我们知青当时的语言叫“穷欢乐”。都是半大小子，有时就不免生出事端来。当时 “八个样板戏”整天播个不停，听得多了，所有台词我们都能背出来。这时不知是谁提议，既然回不了北京了，春节我们一排留下的，也学《智取威虎山》中的座山雕搞个“百鸡宴”吧！大家轰然叫好，一致赞成。
可是到哪里去弄100只鸡呢？拿钱去买，那是不可能的，都是穷光蛋，谁兜里也掏不出钱来。一帮“坏小子”这时就盯上了当地老乡的鸡窝。说干就干，当天晚上，几个夜班在团部弹药库站岗的知青，下岗后提上麻袋，向二龙山火车站的家属区出发了。白天去火车站拉煤时就看好的两个鸡窝先遭了殃，一气儿掏了20多只。洋洋得意地回到宿舍，在宿舍睡觉的知青，听到鸡叫，都爬了起来。连夜拔毛开膛，装在麻袋里往窗外一挂，零下30多度一会儿就冻成了冰坨。大家还盘算着：再有几个晚上就能凑够１００只了！
谁也没有想到，第二天“东窗事发”，我们被不知是哪个想要求进步的知青给告发了，团里的参谋长发了火，责令连队严肃处理，我和李平承担了主要责任，分别在团员大会和连队大会做出检查，并被责令带着褪好了的冻鸡，登门去向老乡道歉。到二龙山车站的一个老乡家里，我们想赔偿些钱，老乡说什么也不要，“你们知青还是孩子，远离父母来到北大荒，不容易，几只鸡不算什么。”“两座山不能碰在一起，两个人总有碰面的时候，就算我们做个朋友吧。”一席话让我们这些做了坏事的半大小子感动不已，至今难忘。
年轻时做出的荒唐事，现在回想起来还感觉对不住二龙山的老乡，那个年代，谁都生活得不容易。９３年回访时，特意来到二龙山火车站，想去看看当年被掏了鸡窝的老乡，已是人去屋空，让人不免生出许多遗憾。事情虽然荒唐，但也算是一段青春时代的记忆吧。
五、 与虱子的“战斗”
来到北大荒，远离了家人，我们这些半大小子30多人挤在一个不大的宿舍里，一长溜的大通铺，住宿条件非常拥挤。又不像在北京随时能洗个热水澡，男孩子生活自理能力普遍较差，宿舍里的卫生状况可想而知。尤其是晚上收工回来，勤快些的还知道洗个冷水澡，懒些的倒头就睡。那时我们宿舍里烧的是火墙，（半个汽油桶做成的煤炉，带一段红砖砌成的砖墙），火墙在晚上放满了我们白天穿的棉胶鞋，准备烤干第二天接着穿。宿舍里臭汗味、臭棉胶鞋味混合在一起，那种奇异的味道，恐怕城里人初次进门能给薰个跟头。我们身处其中，久而久之倒也不觉得怎么难闻。
卫生状况不好，自理能力又差，很快我们就受到了惩罚，不知在谁的身上首先发现了虱子，迅速蔓延到了全宿舍，连我们排最讲卫生的杨柱（如今已是北京大学的知名教授）也没有幸免。晚上，睡觉前脱下内衣，衣缝里随手就能捏出几个吸血吸得滚瓜溜圆的虱子，丢在火里烧得啪啪响。虱子这个东西，光靠手捉是不行的，它繁殖能力强，产的卵（虮子）又不易发现，很快不光衣服被子里有虱子、虮子，有的连头发里也发现了虱子的踪迹。怎么办？生活条件不好，营养本来就贫乏，我们的血总不能养着这样一批吸血虫吧？一定要彻底消灭之！经过全排的讨论，一致决议在休息日统一、彻底治理，这样才能有效果。首先每人把所有穿过的内衣裤，被里、床单等全部集中在一起，跑到伙房借来一个大号的铝盆，放在火炉上，把所有可能带有虱子和虮子的衣裤统统放在大盆里，水烧开后爆煮一天。为了消除头发里可能残存的虱子，我们一排全体战士在排长高兴运带领下，全部剃成光头。以至于在全连集合时，一排的光头居然成了连队的一道风景，引起哄堂大笑。
说也奇怪，经过实施我们自己琢磨出的治理办法，倒也效果显著，虱子居然被彻底消灭了，加之后来人长大了些，也知道勤换衣服，讲究卫生了，在后来的北大荒生活的日子里，我们身上再也没有出现过虱子。
后来战友们聚在一起，提起往事，有人笑称：“如果谁在北大荒没有生过虱子，就不能说真正接受过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六、 我们连队的文艺宣传队
在北大荒的日子里，文化生活是匮乏的，加之文革的特殊年代，能看到的电影就那么几部，现在都能背出来：国产片《地道战》、《地雷战》、《英雄儿女》，朝鲜影片《卖花姑娘》，阿尔巴尼亚影片《宁死不屈》等等寥寥几部，但是偶尔能看到这几部老掉牙的电影简直就是一种奢侈了。
每逢团部放映露天电影时，知青们总是走几十里路也要去看，那时既是享受看电影的乐趣，同时也是各个连队之间多日不见的同学间聚会，所以团部一到这时就格外热闹起来。
放映电影的次数很少，一年也赶不上一、两次，而我们这些知青正是精力旺盛的年龄，除去出工劳动、站岗放哨，业余时间总要想办法打发掉，这时我们连队里自发组织的“文艺宣传队”也就应运而生了，连队领导居然也表示支持。知青里人才多，吹拉弹唱的人才一应俱全，邓国庆出任队长和总导演，徐婉、赵大陆的小提琴、手风琴，张安生和木匠小李的二胡、京胡，我的笛子，居然很快就组织起了像模像样的乐队，担当舞蹈演员的有黄三秀、刘中苏、李士英、孙国庆、邢志勇等人。节目紧跟当时的潮流，有样板戏选段、歌唱毛主席的歌曲、还有舞蹈等等。凑出了一整台在当时感觉还不错的节目。宣传队的成员收工回来后，都到连队的大食堂里业余排练，有时连队领导也破天荒地在举行演出前允许宣传队可以占一部分工作时间排练。占用工作时间能暂时离开艰苦的劳动，也引起一些人的羡慕，后来知青聚会时，有的知青开玩笑说，你们这些当年“从事”文艺工作的，逃避了不少劳动。
清楚记得宣传队第一次在连队亮相，连队的所有人员还有职工家属等几百人，早早地就都挤在400米大食堂里，等待着欣赏我们连队知青自己的演出，居然有些节日的气氛。节目的顺序现在已经忘记，但舞蹈《亚非拉人民要解放》，赢得了满堂喝彩，为追求演出效果，出演非洲人民的邢志勇用鞋油把自己的脸和脖子抹得漆黑，（真是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后来用了许多肥皂才洗干净。）《智取威虎山》选段中，黄三秀出演“小常宝”，我们连的贫下中农代表老肖出演她爹，一段唱腔，一声呼唤，也感动得大家热泪盈眶。邓国庆出演的“李勇奇”，一大段唱腔后，应该有出演老乡的演员出场，拉住出演“少剑波”的演员孙国庆的手，叫一声“长官”；由于人员不够，只好由我客串。我出场后，一身破棉袄，弓着腰，朝着孙国庆低沉的喊了一声“长官——！”，我是乐队成员，从没登过台，出场后就一句台词，给大家逗得哄堂大笑，前仰后合，笑得简直直不起腰来。演出结束后，全连給与了我们热烈的掌声。
现在回忆起来，我们的演出水平并不高，乐器也破旧，又没有音响设备，但在文化匮乏的当时，我们这只业余宣传队给连队里带来了不少的活力和欢笑，也算是苦中作乐吧，现在回想起来还颇有些自豪感呢。
七、 对于“寒冷”的记忆
我们下乡的那个年代，北大荒的冬天特别的寒冷，白天零下30多度，到了夜里，最低气温曾经达到过零下40多度。一泡尿撒出去，还没等流散开来，就已经结成了冰，那才叫真正的“滴水成冰”呢。
我们连队是武装连，当时组建武装连的目的，按照官方说法叫“屯垦戍边”，是打算一旦中苏开战，我们这些武装也能抵挡一阵子。所以我们的建制和武器装备完全是按照正规部队配备的。日常的训练也是必不可少的，冬天趴在雪地里练射击，一趴半天，起来时腿冻得没有了知觉，活动半天才缓过来。一次半夜紧急集合拉练，走在我前边的知青老朱，皮帽子没有系紧，耳垂露在了外边，寒风一吹，耳垂眼看着就变成了白色，回到宿舍后，变白的部分迅速膨胀出一个鸡蛋大的水泡，治疗了好长时间才痊愈。后来老乡告诉我们，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不能进屋，要用雪地的雪使劲揉搓冻处，直到出现血色，才不会被冻伤。我们的邻居15连有个北京知青，小时候得过脑膜炎，落下个夜游的毛病，三九天半夜犯病，光着脚从宿舍里跑了出去，被冻倒在铁路旁，被夜间巡道的铁路工人发现，赶快给团部打电话，送到师部医院，命保住了，双腿从膝关节处被截了肢。后来被父母接回了家，户口也随之转回北京。那时不少知青还觉得他是因祸得福呢，都没想想他这辈子怎么过？
北大荒最可怕的天气是刮“大烟泡”，大烟泡是当地人的叫法，其实就是狂风裹着雪漫天飞舞，让人睁不开眼睛，几米之外看不到东西，能见度极低，气温急剧下降，这个时候如果在野外，那就惨了，根本找不到道路，只能在风雪里瞎转，最后由于寒冷而冻毙。听当地人讲附近村里就曾发生过刮大烟泡时冻死人的事情，事后发现那个人倒下的地方已经离村子很近了，就是没有能摸回去。
那时候，我们冬天穿的就是臃肿的棉衣棉裤，羽绒服等防寒用品从没听说过，那年代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能有件毛衣的都寥寥无几。空心棉袄居然也扛过了寒冷的冬天。出门前，棉大衣、棉手套、狗皮帽子、大头鞋一件也不能少，脸上要捂上厚厚的大口罩。回来时都是一个模样：皮帽子和眉毛、头发上挂满白霜，口罩外边冻成了硬梆梆的冰壳，每个人不用经过职业训练，都挂着一样的笑容，那是脸部肌肉被冻僵硬后呈现出的表情，就像安徒生童话里卖火柴的小女孩。
现在全球变暖，北大荒也没有了当年的超低温严寒，2006年春节假期，和夫人一起去黑龙江亚布力滑雪场，由于防寒服、防寒鞋等穿戴齐全，没有觉得寒冷，反而有冷得很舒服的感觉。当年我们小小年纪就在北大荒的严寒中劳动、训练，也没有觉得如何的不能忍受，大概就像我们开玩笑时所说的：“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吧。
八、 动物也通人性，需要和谐相处。
牲畜是帮助人进行生产劳动的帮手，虽然不会表达，但人对待它的态度好坏，其实它是有数的，有时会通过某种方式表达出来。一年冬天，记得是我和北京知青刘玉峰一起跟着马车去很远的地方拉木柴。车老板是连队里技术和人品都口碑不好的人，名字忘记了，平时好喝酒，喝多了就打老婆。去的路上是空车，但路程远，他就不停的抽打着拉车的马匹，总让马车一溜小跑着，不给牲畜喘息的时间，还没装车，牲畜已是大汗淋漓。到了山里，用了不长的时间，我们砍好的木柴装了高高的一车，勒好刹车绳，我们爬到装好木柴的车顶，准备往回走，盼望能在天黑前能赶回连队，要不然在野外碰上狼群那可就糟了。
马车出发后，车老板依然像来时那样，不顾现在已经是重车，用鞭子啪啪的驱赶几匹马快些走，还没有走出树林，辕马突然罢工了，四条腿死死地钉在地上，任你怎么抽打，再也不肯挪动半步。车老板拿出一根粗木杠，让我们在后边驱赶架辕的马，他在前边用鞭子狠狠抽打着拉套的三匹马，企图靠暴力强迫马车前行。我们不忍心打那匹辕马，只是用木杠轻轻敲打着马屁股，前边三匹马在鞭子的驱赶下，拉套的绳子被绷得紧紧的，可辕马身体后倾，四条腿撑在地上，一副“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干了”的架势，车老板折腾得满头大汗，马车再也挪动不了半步。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距离连队还有三、四十里的路程，我们心里暗暗着急，不由地朝车老板发起火来，不许他再死命地抽打马匹，大概车老板也是筋疲力尽了吧，跑到一边喘着粗气。我们两个知青跳下车，用手轻轻抚摸着马头和脖子，对辕马进行抚慰，辕马紧绷着的四条腿才渐渐放松下来。可我们发出前进的指令，辕马依然不肯前行，我们跑到车前面仔细看看装好的满车木柴，不由得心中大怒，原来由于车老板在码放木柴时给装偏了车，整车木柴的重心完全压在了辕马的背上，而且还向右侧倾斜着。这样的车怎么拉？几十里山路岂不是要把辕马累死？！天已经黑了下来，重新装车根本来不及，我们爬上车，七手八脚地把车上的木柴卸下大半，压在辕马背上的车辕渐渐抬高了，重量不再完全压在辕马背上，辕马轻轻的打着响鼻，似乎是在表示着感谢。马车继续前行，一路上我们无语，那天我们很晚才赶回连队。
现在回想起来，那匹辕马是在用“罢工”对不能善待它的赶车人进行着无声的抗议，马虽然是牲畜，但在与人的合作中也需要善待和关爱，那样才会建立起相互之间的和谐，它才能努力地为你工作。可悲的是有些人可能永远也明白不了这个道理。
九、 对“饭票”的记忆
前段时间看了部电视连续剧《血色浪漫》，描写的是在陕北插队北京知青的遭遇，剧中有一段情节：一群北京知青和当地老乡一起，由于村中断粮而出去乞讨的故事。剧情我相信在现实生活中也是绝对真实的。由于都有过下乡的共同经历，我的情绪在随着剧情的发展而跌宕起伏，看到感人处禁不住热泪长流。一段我自己在黑龙江的经历也不禁浮上心头。
和那些在陕北和山西插队的北京哥们儿、姐妹儿们相比，我们在黑龙江的知青要幸福多了，最起码大白馒头管够，随便往饱了吃。虽然副食不好，但吃饱是毫无问题的。
十六、七八岁这个年龄段，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我们承受着超出那个年龄不该承受的重体力劳动，使我们这些半大小子饭量惊人，一般一顿都能吃个四、五个馒头再加一大盆菜汤。我在同龄人中，当时算是比较强壮的（不然也不会给我分到机枪班）。所以饭量更大一些，2两一个的肉馅大包子，一顿能吃10个，馒头最少也要吃5个。好在不限量，使劲往饱了吃就是了，胃也越撑越大。
可好景不长，第二年由于一师的其他团遭灾减产，我们团要节约出粮食支援兄弟团。结果是我们人人都要限量供应粮食，每人45斤定量，饭票发到手里，凭饭票到食堂打饭。一开始，我还能算计着手里的饭票，看看一顿应该吃多少合适。可毕竟劳动强度大，消耗也大，那时副食又没有什么油水，所以总感觉饥肠辘辘。后来干脆先吃饱再说吧，要不然哪有力气干活。一天，从麦收的地里回到宿舍，干了一天，人人都很疲劳饥饿了，大家争先恐后地拿起饭盆就往食堂跑去。我一摸兜才发现，30天的定量不到20天已经吃光了。只好垂头丧气地一个人回到宿舍，想想后边还有十几天呢，该怎么过啊？！要是在家里，在父母身边该不会这个样子吧，越想越委屈，忍不住一个人在宿舍里“哇“的一声哭出声来。刚刚17岁，还是个孩子，请大家别见笑。这时同宿舍的战友们刚刚从食堂回来，大家纷纷围了过来，有的赶快跑出去给我打饭，有的拿出自己也剩的不多的粮票塞到我的手里，不知是谁跑到女生排那里又凑了不少粮票（女生毕竟饭量小些），居然给我凑出了下半月的粮票还有富裕，在战友们的帮助下我度过了难关。
人在危难中，战友之间的相互关心、支持和帮助，那份纯真的感情，那份不求回报的真诚相助，使我至今历历在目，不能忘怀。尽管至今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给我凑的饭票，但我知道他（她）们都是我同甘共苦、患难与共的兄弟姐妹！永远忘不了你们，我的好兄弟好姐妹们！你们的战友情谊，是我一生最为宝贵的财富。
十、 知青情结
知青情结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是深入到骨髓里去了，知青的经历对我们产生的影响，其实很难用语言描述清楚。前些年出现过许多知青题材的作品，我个人比较喜欢梁晓声的小说和影视作品，毕竟是黑龙江的知青作家，有过亲身经历，作品让人感到真实亲切。知青生活也不是像有些作品描述的那样始终充满苦难和悲惨，毕竟我们的青春年华是在那时度过，还有许多值得我们留恋和回味的东西。那里既留有我们在革命传统教育下的青春激情，也留有我们对艰苦生活的无奈。这两样情绪其实是矛盾的，但却是实际存在的。记得一次看凤凰卫视主持人鲁豫的一次访谈节目，被访者是当年云南插队的上海知青，说到一件事情，是我们几乎所有知青都曾有过的经历，那就是一个梦境，回城多年后不断重复的梦境，梦中都是一个情景，就是又回到了当年下乡的地方，而且再也回不了城了，结果都是从梦中惊醒。这个情景共同发生在有过知青经历的大多数人身上，很值得心理学家研究。其实那是在我们当时尚未发育完全的身心上一次深深的恐惧烙印。与此相反的一种情绪，就是所有知青对当年下乡的地方都有着深深的眷恋，许多知青一有机会，就拉家带口地跑回去看看。无论是内蒙、黑龙江、山西，还是陕北、云南，知青们无不把它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当年黑土地的老乡到北京来，北京知青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无比热情地接待，坐在一起有着拉不完的家常话。
最值得我们珍惜的是知青之间的浓浓战友情，无论是上海还是北京、天津，当年的战友聚在一起，没有贫富贵贱，没有地位高低，虽已都年过半百（有的已经做了爷爷、奶奶），相互叫着外号，拥抱在一起，仿佛又都回到了年轻时的纯真年代，那种感觉是如此的美好，以至于我们都忘记了时间，分手时又恋恋不舍地相约着下一次的聚会。平日里一个电话，一封短信，相互的问候里带出的是浓浓的战友情谊。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这一代人最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愿我所有的知青战友们永远保留这种纯真友情，再过20年我们虽然不再年轻，但那时聚在一起我们会依然充满着欢笑。
孔建国 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六团十一连
现在北京雁栖经济开发区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