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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原上的天阶---党大建 3营39连

(2008-07-20 10:14:40) 下一个

回忆青春时光, 留恋那块土地,

并不等于我们希望回到那个扭曲的年代。

最后一场雪

                          

    1978220傍晚。我最后一次站在二龙山屯火车站的站台上,天地一片洁白,鹅毛大雪还在沉沉坠落,将远处的兴安岭、荒草甸、团部机关、造纸厂的大烟囱雕琢得影影绰绰。

昏暗的灯光下,两条锃亮的铁轨向南北延伸,像一条分界线,预示着我同北大荒的告别和新的人生的起程。

一晃儿,8年半过去了。来时,玩兴甚浓的16岁少年,别离时,已是两手老茧、前途未卜的青年。

透过结霜的车窗,我看到送别的战友,身上落满雪花,眼中闪着泪光······。

火车徐徐开动。二龙山皑皑的雪原渐渐消失在视线中。此时的心情,既无解脱的兴奋,也无留恋的感伤,隐约于心的是莫名的惆怅。

由龙镇开出的火车带着我远离了二龙山,此时靠在椅背上,还未意识到——这段蓄势已久的光阴将永远悬挂于记忆的窗口,北大荒原野天然朴实无华的美;生理极限上的农耕劳作;豪放纯朴的北疆民情;拜读过各学科书籍;猎获带来的野性喜悦;知青集体生活和城乡多元文化的熏陶,已经潜意识地注入了我的思维、价值观、审美观中,与我如影相随,骨断筋连。

望着北大荒迅速逝去背影,初来时的情景恍如昨日。

    

                   兴安岭之韵

1971年春末夏初,工程连改编成339连,我们上山建点,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此时,正是北大荒的万物更新,生机勃发之时。

    39连西以16连为邻。东北方与部队农场遥遥相望。

东面与南面是覆盖着浓密森林连绵不断的小兴安岭。一条由密渐疏的白桦林从山脊延伸到连队的菜地边。

小兴安岭身躯低缓,线条柔美,没有泰山、黄山的雄伟奇峻,却有广阔、雄浑、柔和的风韵。她丰饶、宁静、纯朴,没有一寸裸露的黄土和尘世的嘈杂。

遮天蔽日的森林和脚下松软厚实的腐叶层,使这里的空气和流水永远纯净清新。

山体与荒原的结合部长满了身形各异的杂木,亭亭玉立的白桦、黑桦,细高挺拔的白杨和色木,山坡上,是粗壮苍劲的柞树,山榆、水曲柳……,置身其间,心灵宁静、安详。

    北面是中国唯一一条从东向西流向,宽达5华里的讷莫尔河。站在岸边远眺,河套如平原上一条突陷的大裂谷。浓绿的树冠与河岸齐平, 山丁树、王八柳、榆木、色木长满了河间空地。几条小河蜿蜒流淌,何止九曲十八弯。大大小小的水泡子泛着粼光。灰鹤、白鹤在岸边漫步,野鸭、大雁成群结队的在河套里起落盘旋。

    与河套相接的湿地里,还存活着从远古遗留下的野葱、野韭菜。尤其是盛开的芍药花,在黑绿色湿地映衬下,显得夺目耀眼。她花色润白,形如雪莲,大过牡丹。仔细端详,花瓣上隐约可见淡淡的红晕,悠悠清香,沁人心脾。她气质高雅,端庄艳丽,是只有大自然这位艺术家才能创造,而非人工可以复制的。

在连队农田与讷莫尔河之间,横着一大片长满灌木、高草的原生态荒原,这里是野鸡、野兔、狐狸、狍子的家园。每当红日初升,阳光潮水般泻来时,百灵鸟开始鸣叫,它挺立在荒原中枝杈的最高处,神情专注,高傲,银铃般的叫声婉转清脆,长久地回荡在荒野里。

养鹿点位于东南山脚下的柞木林。通往那里的路要穿过一片宽阔的大草甸。夏日的清晨,草甸深处弥漫着一层轻纱般的白雾,这时,总会有一群狍子沿着草甸向山里奔去,它们从薄雾中轻盈地跃起,头颈高昂,前腿收拢,后退笔直,身姿优雅地在空中划出一条条弧线。

战友们从附近山上和草甸里抓来了各种小动物。床底下是几窝灰黄色的小野兔;头顶上悬挂着小松鼠的木笼;两只雏鹰安静地卧在屋顶支架上,瞪着金边大眼好奇的看着我们;脚下,几只小狗窜来窜去。门外,有一只被我们收养的小狍子,它与知青为伴,像一只快乐的精灵在帐篷前的草地和麦垛上玩耍跳跃。

          

           初猎告捷

冬季,万物萧瑟,到处冰清玉洁。荒原、山川成了"林海雪原"。空旷沉寂的雪地上,处处是大小动物的脚印。狩猎的最佳季节到了。

头两次独自踏雪探山,第一次,我在山沟里检到了一只雌野鸡,第二次在山后发现了一只被猞猁藏到草丛里的半只狍子。我成了连队里第一个“知青猎户”。

在德都县城,我买了两个捕狼用的钢夹。第一次布阵,精心选择了养鹿点前方山脚下,在一片色木林中的雪地里埋下了夹子,为吸引狍子,还特地撒了些大豆秸。第二天清晨,我迫不及待地钻进树林,雪地上一片狼藉,钢夹已不见踪影。沿着清晰的血迹找寻,十几米外的大树下躺着一只前腿带着钢夹和绊棍,身体还散发着余温的棕黄色的大狍子。周围留下很多狼的脚印,大概是钢夹的缘故,狼只是围观,未敢上前。

    丰饶的小兴安岭让我首战告捷。从此周围的大小林地成为我与野兽斗智斗勇的狩猎场。连队多次改善伙食,我的床下也多了一张又一张兽皮。

难解之迷

   

  在北大荒所有的动物中,狼最凶残,智商最高,给我留下了败将之耻和难解之迷。

   1974年冬天,我是连队司务长,饲养的牲畜经常被狼群袭击。趁着夜幕,狼拖走了正在哺乳的母猪,马、牛的屁股被狼咬伤后无法治愈。为了报仇雪恨,我和指导员李春林决定持枪隐蔽在马厩边的谷堆里,打一场伏击战。

    皎洁的月光洒在雪原上,清亮透明的夜色中,5里以外的山林清晰可见,山林与马厩中间宽阔的雪原洁白平坦,任何大型动物的行踪都会一览无遗。我和春林身上覆盖着厚厚的谷草,黑洞洞的枪口对准雪原。宁静的夜空没有一丝风,寂静得只剩下自己的心跳。

    几个小时过去了,一切如旧。困倦和寒冷迫使我们回到宿舍。十几分钟后,知青养的两条大狗“二虎”和“傻子”挠门低吼,我知道这是狼群来袭的信号,迅速持枪奔向马厩、猪舍,两条狗始终与我们保持紧密距离,不敢单独前行。但除了牲畜的骚动,一切还是那么的空旷宁静。

这种人等狼,狼耍人的游戏持续了几天,始终没看到狼的踪影。我始终不解,从山林到连队的路程,不可能只用10几分钟?如此空旷的雪原,狼藏在何处?它们怎能如此准确知道我们的行踪?

    其他战友也想尽了各种办法,狼道上下套,死猪旁埋夹,挖陷阱等,全都被狼识破,连狼毛也未见一根。

    俗话说“歪打正着”, 战友袁宝林、张建国在连队附近埋下的打狍子的钢夹被狼误踩。因为夹子上未带绊棍,这条狼带着夹子逃进山。为了避免在雪地上留下拖痕,它选择了连队通往南山采石点的车道,在被车辆压实的路面上,隐约可见钢夹的痕迹。

    聪明的狼为了节省体力,迷惑捕猎者,并未长途跋涉,而是在鹿点旁的一座山上布下迷魂阵。它往复交叉地在雪地和山坡上行走,留下数不清相互交错的圆环和弯路。使人无法分清它的行进方向和藏匿之处。两位战友花去6天时间上下追寻。第7天,当张建国和老职工王甲平搜索到山后荒草丛时,这只7天未进食,腿上带着钢夹的恶狼突然从草丛里扑向他们。建国抬枪射击,但冲锋枪卡了壳,拔刀已晚。危急时刻,甲平的猎枪响起,恶狼应声倒地。

    这支狼,毛驴般大小,毛色灰黄,身材健硕。微睁的眼睛散发着阴森恐怖的余光。这是我们8年中,39连知青唯一捕获的“傻”狼。

我体会到,人并非自然界的主宰,狼在千百年的适应性进化中,已经有了认知与把握这片荒原的最高智慧。面对其智慧的顶端之谜,我们这些外来者只能望而兴叹。

肉食动物与草食动物、杂食动物之间在习性、食源、体形、智慧等方面的差异形成的互补与制约,达到难以想象的巧合与平衡。

     在这片荒原中,我见到过野生的狍子、梅花鹿、野猪、狼,它们的毛色、神情是那样的柔美,它们的体态是那样舒展、矫健。山野中的它们,自由、快乐地生活,上演着庄子《逍遥游》里大鹏和小鸟的故事。相比之下,它们那生活在动物园里的同类们就几乎是呆傻的侏儒了。

    森林中,不同树木杂居的林子从没有病虫害,人工种植的树林则不行。

    雨水大时,森林里的腐叶层和草甸、湿地将多余的水吸收储存,天旱时,再将水分释放到天空。所以,这片土地很少有大涝和大旱。

“道法自然”,无智慧才是大智慧。

原生态自然界的和谐有序虽然不是智慧的产物,但精妙程度和效率远胜过人类的刻意安排。我坚信,原生态动植物才是这片大自然里真正的主人和精英。

     我经常梦游般地徘徊在这片荒原、山林里,与自然界宁静无华的美丽为伴。彼时的我,身心与大地、苍穹浑然一体,似乎也变成荒原上的一株草、山林中的一只鸟。

    身处如此壮美、秀丽、神秘、有序的大自然中,从小就喜欢探究自然奥秘的我,更加感到“造物主”的不可思议。原本作为政治读物的恩格斯《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渐渐成为我寻找自然之迷的拐杖。

    这两本书,论及了生命的本质与起源,物种分类与进化等多学科知识。初读时,感到晦涩艰深,一旦理解又有茅塞顿开之感。渐渐地,我被带入了比群山和荒原还要辽阔的知识与思想的世界。

 兴安岭荒原的丰饶与神秘引导我步入了知识的圣殿。从此,读书成了我主要的业余消遣。探亲时,我从通县一中王复宗老师那里,借来了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赫胥黎的《天演论》。从原工程连技术员赵长脖那里借来了苏联毕德鲁舍夫斯基的《心理学的哲学基础》、罗森塔尔的《哲学词典》等。让在北京工业大学工作的姐姐给我定了当时仅有的自然科学杂志《科学与技术》和《自然辩证法》……。二龙山八年读过的书坚实了我的知识基础,在那种无人辅导、少有交流的特殊环境下,求解自然之迷的心态读书,养成我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和宏观、辨证、实证的思维方式。

    感悟"平等"

文革伊始,能用平等的身份、平和的心态,无须防范与自卑地与他人相处,就成了我——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渴望而不可求的奢侈品。

初入六团工程连,听到天津战友常说的一句俏皮话是“这倒霉孩子”。那特有的尾音上扬的津腔,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我是一个“可教育好的子女”。父亲官不大,只是一个重点中学的校长,却首当其冲地领教了文革的疯狂,三天一顿打,两天一批斗,浑身的血迹与伤痕。家里多次被抄,一贫如洗。最倒霉的是,小学毕业,我又被分在了父亲任职的中学。作为学生我不能不参加批斗他的大会,作为儿子,一次次目睹父亲被毒打,沮丧和压抑远远超出了一个少年所能承受的负荷。我只好与那些不知文革为何物的小屁孩儿们混在一起,以弹弓打鸟,潮白河钓鱼的傻玩来逃避这一切。

回避痛苦的现实,到兴安岭打鸟狩猎,就成为我报名去黑龙江兵团最主要的目的之一。

北大荒以其博大如天的胸怀接纳了我。

当我第一次站在知青宿舍前,向远处眺望时,充满屈辱压抑的心,第一次被造物主的杰作抚慰与震撼————湛蓝的天空下,白云朵朵,蜿蜒起伏的二龙山绿林尽染,从山脚延伸至铁道线是一片南高北低,舒缓宽阔的大草甸,星星点点的黑白花牛群散落其间,盛开的不知名的各色野花随风摇曳,在蓝天白云下,显得那么妩媚、安详。深绿色大草甸为衬底,一片片红、黄、蓝、紫交织的野花组成各种不规则图案。远远望去,如同仙人随手抛向人间的一块彩色地毯。

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二龙山人,神情坦荡,目光真诚,朴实热情,喜形于色,嬉笑怒骂来的猛,去的快。很难在他们身上看到文革时城里人的狂躁、斗者和被斗者的张狂与压抑。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当地人开会传达了事,也无敲锣打鼓上街游行的狂热。因为他们身上只有常年耕作的纯朴。

我们连的北京知青以海淀区11中学和通县一中为主体,一水儿的69届冒牌初中生。其中有不少部队大院、部委机关、大专院校的干部和高知子弟。“可教育好的子女”能编成一个排。幸运的是,我所在的连队从未拿什么家庭出身、政治背景、海外关系对知青区别对待。

兵团战士的身份使我们平等的相处在一起。和泥、挑灰、砌砖、抹墙,同住一间拉合辨的宿舍,同吃一锅大碴子、同拿32元工资,相同境遇,淡化了知青之间的政治差别,知青们从城市带来的政治狂热在沉重的劳动、壮美的大自然中很快被吸收掉了。

连里的老职工,多数是辽沈战役俘获的排以上国民党军官。要是在北京,他们个个都是被斗得死去活来的“历史反革命”。在这里,他们只是普普通通的职工,是带着我们建房,技术精湛的师傅。在北大荒,我们最先接受的不是什么“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是这批国民党军官,特殊老职工的熏陶。他们穿戴举止与当地人无异,但文化水平和专业技能超群,靠着他们在建房、木匠活、武术、书法、打篮球、种地、修车、做烟筒、盘炕、杀猪时显露的一手手绝活,这批老职工赢得了知青的尊重,他们的某些战斗经历,被知青改编后,成了传奇故事,至今还是战友聚会的经典话题。

连里也有几个“四类分子”,国民党校官金义、"伪警"老修头等,但从未开过他们的批斗会。老修头与知青在一起时,经常插科打诨。他一缕的山羊胡,头顶稀疏,脸颊狭长,有点像“坐山雕”,不同的是一脸红光。他炫耀说,这是自制的鹿茸血人参酒喝出来的。

老修头怀里的酒让他和我的几个战友成了酒肉朋友。

连里仅搞过一次“路线分析会”,分析对象是一位哈尔滨老大学生白里。其父是黑龙江某所大学的教授。大概是家境优异,此人大大咧咧,体态见方,说话咬文嚼字,喜欢插科打诨。他的毛病是“吃心不改”,几次旷工做小锅饭,被抓个正着。大食堂里未见群情激奋,墙上也无大标语。台上台下均以同志相称。白里同志的“检查”甚有“水平”。一句“我好吃,香嘴,臭屁股,犯了路线错误”引得满场大笑。“路线分析会”成了“单口相声表演”。

回想来兵团前半年,我贪玩不长眼,用弹弓打坏了通县西站附近高压输电线杆上的电瓷瓶,被学校军宣队队长审讯。此领导十分严肃地让我交待:“是不是受你父亲指使,破坏‘抓革命、促生产’?!”。

相比之下,北京、二龙山真是冰火两重天,一边是心理的重负,一边是精神的解脱。在这种“阶级阵线不清”到处鸟语花香的地方,再也不用担心有人骂我“狗崽子”;再也看不到学生把老师打的血肉横飞的惨状;听不到斗争会上打倒父亲的口号;周围人的目光中也再无狰狞、歧视与躲闪

人在最匮乏时,一旦得到了最需要的东西,定会加倍的珍惜。从那时起至今,无论处在逆境还是顺境,平等、平和地待人,就成了我的习惯。

北大荒人对政治身份差异的淡漠,对人的热情宽厚,是特殊农业与自然环境造就的结果。

物产丰饶能使人慷慨;辽阔壮美的自然环境让人心境开阔;大机械化农业耕作形成大生产意识;这三点深深影响了北大荒农场人的思想和性格。也潜移默化地渗入到我们的观念和情感中。

                

麦海苦战

    北大荒不是只有宽厚、丰饶与壮美,还有艰苦环境和劳作的极限考验。

19698月上旬,我们到来的前半个月。老天爷似乎要考验这批初到北大荒的城市孩子。六团所在的黑河地区终日乌云密布,一场接一场的大雨接踵而至。六团几万亩正待收获的小麦本应机械收割晾晒,此时只能泡在泥水里。

当我拿着镰刀,第一次站在北大荒的麦地前,惊呆了:这哪里是地,这是海,放眼望去,视力所及,满眼枯黄,麦海的尽头与铅灰色云层相接,在遥远的天际留下一条可望而不可及的平行线。手工割麦,何日是头?

那毕竟是充满革命理想和斗志的年代,况且我还背负着政治包袱,一种强烈的“翻身求解放”的欲望,促使我扑向麦海。

一场对自我生理与心理极限的挑战开始了。此时,我们还只是156岁的少年。

地里,除了麦子就是泥水。脚和腿终日泡在黑泥浆里。一天下来,脚被泡的惨白,像去了皮的白薯。

8月的北大荒,早4点钟迎朝阳,夜里10点看晚霞。一天十个小时重复动作,弯腰,左手搂麦,右手挥镰,归堆,打捆。到了中午,腰酸背痛,镰刀在手中发颤。前后见不到战友身影时,才放开腰身,躺倒在麦秆上,短暂地伸展一下极度疲惫的四肢。空气中充斥这甜香的麦秸味。周围,仍旧是无边的麦海。

    由于远离地头,喝水成了问题。炊事班的开水往往送不到我们这里。极度干渴的我,拨开雨水坑表面的草叶,看到里面游弋翻滚的蚊子幼虫—孓孓,迟疑一下,俯身喝了下去。

傍晚,灿烂多彩的晚霞,映红了半边天。金红色的太阳像是留恋大地,迟迟不愿沉入天边的地平线。

好不容易收工了,迈着灌铅似的双腿走在泥泞的田间路上。这时,一团团灰黑色的蚊团向我们袭来。在洒满落日余晖的北大荒原野上,战友们——这一群衣冠不整、挥舞着艾蒿、衣服、草帽,张牙舞爪惊恐万状的孩子,在蚊团的轰击下,奔跑,惊叫、笑骂、哭喊着。随着我们的远去,喧闹的原野逐渐沉入宁静和昏暗。

晚饭。我突破胃容量的极限,吃了7个大馒头,两碗粥,半碗不留克腌菜。

三天过后,身体已经麻木。手上的血泡已经把镰刀把染成了暗红色。

7天下午,我抬头望去,前边只有三个战友,百米外是另一翻景色。一条小水溪静静的流淌着,两边长满了绿油油的小草和点点黄花,对岸坡地上是一垄垄挂满豆荚的大豆。回望自己割出来的“路”,一种从未有的自信与胜利感涌上心头。

我知道,我不但征服了麦地,也战胜了自己。

                     

赤膊战严寒

与夏日相比,北大荒的冬夜漫长寒冷。

10月初第一场雪落下,北大荒冬季的原野、山川、连队、道路就会被晶莹洁白的冰雪覆盖。一切立体景物的轮廓,都呈现出白色柔和的曲线。只有到来年的4月下旬,大地才能显出点点绿色。

    晚上,室外气温接近零下40度,呼出的哈气立刻变成帽子上的白霜。

    大轱辘拖拉机行驶在通往河套的路上。为了避寒,我们4个人挤在不大的驾驶室里。国产55拖拉机没有减振簧,任何一点颠簸都刚性传导在屁股上,身体始终摆动和起伏着。颠簸突然停止,拖拉机开进了河套,行驶在平整的冰面上。

车窗外,月光与雪原相互映照,夜色清亮透明,能见度极佳。远处的山峦和部队营房轮廓,清晰可见。一丛丛王八柳站立在岸边高坎上,光秃秃的枝条伸向群星闪烁的夜空。车停在一处黑黢黢、没有积雪的沙堆前。

在零下40度的冰河里干活,最佳选择就是加强肢体运动,以最快速度装满车斗,然后钻进车头逃走。

铁锹在空中快速舞动。3分钟后,身体发热,脱掉大衣。此时,我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想与严寒较劲的亢奋,脱去了厚重的棉衣,只剩下绒衣。战友们也纷纷效仿。在内热外冷的夹击下,我们进入一种疯狂状态。

最后,我的上身只剩下一件白色的衬衣。战友韩凤来、王德新比我还邪乎,只剩下背心,赤膊上阵。这时,奇妙的情景出现了。每个人都被白色的蒸气笼罩着,像是刚出锅的大白馒头。身上的汗水,口中的哈气,不再结成冰霜。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周围形成了热力场,热值传导的局部空间内温度高于外部,严寒已经无法直接作用我们的身体。

热气腾腾的场面延续了十几分钟。装完一车河沙,我们大汗淋漓,严寒似乎已不存在。毕竟在北大荒度过了两个冬天,我知道寒冷会加倍袭来,大伙赶紧穿衣上车。拖拉机还未驶出河套,被汗水浸湿的内衣已经紧贴在了身上,我感到阵阵钻心的内寒。

那晚,我们一共拉了4趟河沙。

自从经历这种极限锻炼后,我感到体内注入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拖不垮、打不碎的蛮劲。这种蛮劲在今天看来,就是人格心理学讲到的对困难、挫折的承受力与超越力,以及对自己潜在能力的自信。

                   

 重温久远的梦

每个人都由肉体和精神两个生命体组成,肉体的能量能用大卡或牛顿力学统计,而精神的能量属量子力学范畴,具有核能般的威力。

极限挑战就是对这些潜在能量的释放。

1977年,我在六团团部机关当干事。大概是在年中,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这一消息,是强心剂,是号角,强烈搅动了一大批在北疆奋斗了近10年,来自天津、上海、哈尔滨等大城市的老三届知青。他们不少来自当地的重点中学。这批战友文化基础扎实,十年以后,化学元素周期表随口而出,解析方程式如同做游戏,诗词歌赋信手拈来。

与老三届相比,我是机关干事中为数不多文化程度最低的北京知青。怎么办?在39连积淀的“蛮劲”上来了。他奶奶的!大不了拼命苦读3个月,最起码,落个不后悔,还能学点东西。

大学,毕竟是多年在北大荒奋斗的知青能够改变命运的最佳出路,它如同天堂对圣徒的召唤。巨大的引力能激发出惊人的能量,包括自己智力、情感和外部的一切有关事物,统统被卷进“高考”这个黑洞。

面对“高考”,我是五无“考生”:无学校、无老师、无课本、无时间、无文化基础。我的文化课程终点是:中学一年半,还是二部制,数学到一元一次方程,物理讲到杠杆,语文是毛主席诗词。

对我来说,老师就是身边的战友,课本就是当时上海和北京革命委员会发给知青的文化系列读本,靠挤压一切与复习无关的事情争取时间。白天和黑夜消失了,生物钟全部紊乱了。办公桌、炕头、餐桌,甚至厕所都成了学习的地方。战友们在一起,绝大多数话题是方程式的计算、主、谓、宾语法结构分析、历史朝代的区分等。宿舍的炕头,被子就成了利用率最高的“写字台”。

三个月里,我从百分比和分数开始,自学到了导数。把中外历史主要时代、事件、人物及其意义编成顺口溜,强化记忆。从未整明白的语法结构在头脑中清晰了,各种成语、名句背了成百上千······。最可笑的是,分不清文科与理科考试范围的我,花了宝贵的10天时间自学了部分初中物理化学。

没有考卷,同宿舍的几位“高考生”,互相出题。没有习题纸,就用报纸和公文纸替代。大脑被超强的激活了,记忆力变的十分高效,达到了过目不忘的程度。原来头脑中各种杂乱的知识和读过的书籍,全部按“高考”划定的学科重新组合。

随着中学知识的“大跃进”,我发现,与那些老三届知青文科考生相比,差距迅速缩小。这大大增强了我的自信心,自学的效果更加高效。

1977年秋天,我走进了设在场部中学的考场。眼睛扫过平铺在课桌上的试卷,心情平静。因为考卷上的内容没有未知。我知道,这三个月的苦读、苦记没有白费。

印象最深的是数学考试,相比之下比较艰难。在做一道开方题时,监考的组织股干事,天津战友郑俊富看了一眼我的卷子,用手轻轻敲了两下桌子。但我不解其意。考完以后,刚走出考场,郑干事就大声对我说“你的开方题答案对,但是忘了‘验根’,至少扣2分”。什么是“验根”?,当时我还是一头雾水,可见突击自学的知识水平确实有限。

不久,场部广播站公布了通过考试的考生名单,我在其中。入冬后,这批人还要参加黑龙江第二次统考。我知道,自己离目标接近了。但心理总还有些忐忑不安,想干点能区别于其他考生,以证明自己实力与诚意的事情。于是,我利用一个星期时间,用我平时积累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在北大荒写下了我至今都难以达到和想象的,有关量子力学认识论的论文《辩证唯物主义在微观世界的胜利——论扬振宁‘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衡定律’》,并寄给了省招办。

    我运用哲学方法,竭力说明“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衡定律”的局部实证性与宇宙统一场论、运动与能量守恒定律的关系。

这是一篇外行人的冲动之作。由哲学灵感和杂乱的知识体系混合而成,但论证结构自成体系。被少数阅读者高度认同。

参加完第二次考试后不久,我困退回京。到家没几天,收到农场转寄来的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阴差阳错,未能成行。半年后,我参加了北京的1978年高考,后被北京师范学院录取,终于圆了大学梦。

自然界中存在着“位能”变“动能”的能量转换机制。如水电站,水位越高,位能越大,发的电就越多。屈从命运,自卑、自怜,你的能量等于被封存。如果是激发,“位能”会变成巨大的“动能”,其能量之大,自己都会为之惊叹。

如果把大学比做知青心目中的“天堂”,那么,北大荒就是蓄积和激发能量,帮我步入“天堂”的阶梯。

1992年起,我几乎每年夏天都要重回那片故土,拜访旧友,到三营萧家围子的松林里,在长眠的几位北京、上海战友的墓碑前,送上野花和思念。朝拜式的呼吸那里的清新空气,忘情地巡游跃进水库、39连周围的群山……,此时,我觉得心灵得到滋补,精神得到慰籍。

我曾经不止一次问自己,世界如此之大,为什么如此留恋此地?这是语言难以表达的心灵深处的一种需要和呼唤,这不仅仅是怀旧和青春的反刍,它包含着一个曾在这片土地历练,而后又久居都市的人对乡情、沃土与壮美自然最原始最深厚的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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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说真的... 回复 悄悄话 真没想到党大建的经历是这样的.
sohu3811 回复 悄悄话 比张维维有脑
闲人Filiz 回复 悄悄话 经历丰富啊!
群思 回复 悄悄话 好文,才知老兄在兵团待了那末多年,不容易,积蓄了能量和勇气。敢叫日月换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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