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文
上个世纪发生在中国国土上的文化大革命到今年五日十六日,巳经整整四十周年了。文化大革命发生,不是中共历史上偶然的一幕,它是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延续和发展,其根源在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制度本身。
在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它打着民主的旗帜,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把一大批向往民主的知识份子都吸引和团结在它的周围,象闻一多等许多知识分子,虽不是共产党员,在面对死亡的威胁下,都毫不畏惧地选择站在共产党一边。知识份子天真地认为,一旦共产党取得胜利,它会象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对黄炎培所说的那样,用找到的新出路—民主来克服历代政权更替都走不出的旧循环轨迹。不幸的很,事实很快就给了天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严厉的教训。
毛泽东取得政权后，立即马不停蹄地开始清理知识份子的资产阶级思想。一九五一年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并把这一批判推向社会科学,文化教育。从此,文学艺术和学术理论失去了独立的地位。随后,又借批判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进一步开展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如果说这几次运动还仅仅停留在清理思想的层面的话,毛泽东很快发现,思想的批判必须结合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才能使知识份子俯首贴耳的听话。一九五五年二月正式在全国范围展开的批判胡风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的运动,就是毛泽东对知识份子进行思想批判和专政结合的先声。这次运动的结局,是由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签发逮捕令,将胡风反党集团逮捕法办。胡风本人被判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二千多人受牵连,七十八人被定为胡风反党集团成员,被送劳改,劳教或开除工职,遣送农村劳动。反胡风运动之后,接着而来的是肃反运动,先后有几千万人被卷入,几十万人被定为反革命,遭到逮捕,批斗。
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爆发了反共产党的大规模流血事件,毛泽东在收拾了知识子之后,把他警觉的目光投向了共产党内。为了防止匈牙利事件在中国发生,动摇共产党的统治地位,他一反常态,号召知识份子帮共产党整风。毛泽东完全没有料到,被他接二连三修理过的知识份子和奄奄一息的民主党,竞然敢不按他的思路走,向他提出什么民主,法制,轮流执政等等动摇共产党政权根基的要求。这简直就是匈牙利事件的再版。他立即调转方向,在全国范围反击右派的进攻。这场运动,打了五十五万个右派,几百万人受牵联。这些人被开除工职或学籍,有的送去劳改,劳教,有的被发配到农场或农村,在随后而来的大饥荒中,不少人被活活饿死。
除了整治知识份子外,毛泽东进行了剥夺农民的第二次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共产党夺取政的斗争中,分得土地的农民曾帮了大忙。但要建立政治上高度集权的统治,他不得不剥夺农民分得的土地私有权，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从而把经济大权也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接着进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试图把农村公有制和生产经营权推向更高和更集中的程度，结果导致了全国性的饥荒。被饿死的人有几千万之多。
人民公社化后，不论在共产党内和农村，毛泽东的这套做法都开始遭到反对或抵制。毛泽东在五九年的庐山会议罢了公开反对他的彭德怀的官。一九六三年底又利用“四清”和“社教”运动，在全国农村开展清除农民要求分田单干的资本主义思想。由于对农村经济和政治的不同看法和主张，导致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
运动一个接一个，规模越来越大，问题越来越多。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使他进一步感到，党内和党外，农村和城市，反对他的人越来越多。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我们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中，掌握在敌人手中。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毛泽东试图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组织上全面清除反对势力的总攻击，是历次政治运动的延伸和总汇。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造神运动，使毛泽东的独裁地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了中国革命的上帝。疯狂的群众运动，使毛泽东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组织上的各种狂想都得到迅速的贯彻。国家陷入了长达十多年的浩劫，国民经济临于崩溃。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
现在反思文革，值得关注的是，为什么中共取得政权之后，毛泽东要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地搞下去？毛泽东死后，以不同名称，不同内容，但性质相同的类似运动还会不会出现呢？
社会主义的制度，是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属于公有，社会的经济运作，完全依靠国家的计划和指令。经济上的高度集中，要求政治上的高度集中和垄断，即无产阶级一党专政。
社会主义是典型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中，主导的政治和经济思想，是独裁的，不充许其他思想的存在和争鸣，对它而言，没有任何风险制约，不论行不行得通，会不会给人民带来灾难，它还是唯一的真理。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一党专政。在这里，党掌握了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的权力。其他政党是不允许存在的，即使允许在在，也是按照共产党划定的范围活动，决不允许与执政党竞争。共产党没有竞争，不受约束，没有政治风险的制约。即使它滥用权力，腐化堕落，把人民带入贫困和死亡，也不会有被取代，没有下台的风险。在共产党内，领袖是至高无尚的，共产党内部绝对不允许真正的民主，它所强调的是绝对的集中。任何形式的党内民主，都有可能动摇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基础。所以，共产党的领袖要么就是独裁者，要么就会被赶下台。象前苏联的赫鲁晓夫和中国的胡耀邦试图把民主引入共产党内部，结果都在很短的时间被赶下台了。党内没有竞争的后果，是独裁的领袖无法无天，个人不受制约，无须承担任何政治风险。从而不断给人民带来灾难，而不必引咎下台。
毛泽东其所以要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地搞下去，以至最后发动一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都无法收场的文化大革命，除去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枝枝蔓蔓，本质上都是要维护这种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三位一体的独裁统治。尽管每一次运动都祸国殃民，但他都可以击败对手，稳坐江山，这都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的。庐山会议上，真理明明在彭德怀一边，但最后他不得不认错，其理由是要维护毛泽东的威信，维护党的团结。说穿了，也就是要维护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毛泽东就是人格化的共产党。
有人把文革以及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各种运动，归结为毛泽东的个人品质，这未免过于简单。社会主义制度要存在下去，这些运动就不可避免。就连毛泽东本人，也是这种社会制度的产物。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来看，任何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其最高领袖都是独裁者，如前苏联的列宁，斯大林和北韩的金日成。中国如果当时不出个毛泽东，也会出个李泽东或王泽东，来搞毛泽东一样的运动。事实上，前苏联和北韩也是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也是不断地在精神和肉体上消灭反对者来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
毛泽东死后，粉粹了“四人帮”，中国较为成功地进行了经济改革。人们更为关注的是经济问题，似乎有了以住的教训，不用再耽心任何运动了。经济改革，改变了所有制单一的公有制形式，联产承包制在农村和城市企业的推广，削弱了执政党对经济的具体运作过程的控制，从客观上为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一个起点。但是，如果到此止步，仍然走不出毛泽东时代的循环。
其实，在粉粹“四人帮”不久，中国开展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和“六四“对天安门学潮的镇压，就是历次运动和文革的继续或循环。邓小平虽然对经济改革有重大贡献，但当党内和社会上的民主思潮，危及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政治框架时，他也不比毛泽东心慈手软。胡耀邦，赵紫阳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下，试图走出独裁的轨迹，结果导改了自我政治生命的毁灭。
要想彻底走出文革这类劳命伤财的运动的循环，必须借助于经济革，逐步实现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使执政党逐步失去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经济私有化可以为不同的政党的出现提供经济层面的支撑。政治也是个市场，不同政党的出现，使每一政党在执政时，要受到制衡和竞争，使之难以形成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垄断政权的局面。军队在多党并存的情况下，将脱离政党的支配，归国家所有。也就是说，要想走循环，必须走出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或社会主义的框架，任何指导国家走向的主义，执政党和执政的领袖都要受到风险机制。否则，象毛泽东说所的那样，文化大革命过七、八年又来一次并非不可能，虽然形式和内容会有所不同，但性质却不会改变。
